转型期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中国大陆论文,城市居民论文,阶层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与分层结构变化，近年来一直是社会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无论是对分层结构特征的揭示，还是对分层机制变化的探讨，学者们都主要是从客观方面进行的，对阶层意识这一主观方面的问题则关注不多。我们于1996年4-5月在武汉市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问卷中除了有关分层流动的客观指标外，还专门设计了一组阶层意识的测量指标，本文就是对有关阶层意识调查结果的初步分析和报告。
资料搜集方法如下：首先，我们从武汉市所辖的82个市区街道中随机抽取20个；然后从每个街道中按该街道所辖居委会的个数占全部居委会的比例，随机抽取2-3个居委会；最后由调查员在每一居委会的居民中随机入户调查。调查以结构性访谈方式进行，共回收有效问卷754份。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人数
%
0.女 339
45.0
1.男 415
55.0
1.20-24 476.2
2.25-29 8911.8
3.30-34 134
17.8
4.35-39 112
14.9
5.40-44 120
15.9
6.45-49 9512.6
7.50-54 456.0
8.55-59 476.2
9.60-65 658.6
1.小学及以下 314.1
2.初中
157
20.8
3.高中／中专 284
37.7
4.大专
173
22.9
5.本科及以上 109
14.5
1.非技术工人 184
24.4
2.技术工人
145
19.2
3.职员／办事人员 100
13.3
4.党政企干部 138
18.3
5.专业技术人员
171
22.7
6.未回答和其他
162.1
二、阶级意识与阶层意识
本文所讨论的“阶层意识”(strata consciousness)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学家的“阶级意识”概念是不相同的。这两个概念的内含分别与社会不平等结构的两种理论模型相联系。“阶级意识”同强调利益冲突关系的阶级理论模型相呼应；“阶层意识”则同视社会为阶梯结构的分层理论模型相联系。马克思的阶级意识概念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指一个阶级作为一个集体对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利益的觉悟。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的核心是经济利益的对立关系。阶级关系建立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马克思，1974/1894:1000-1001）。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使得它的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阵营，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1972/1872:251）。但是，仅仅是大批工人的共同经济地位和他们与资本家的共同利害关系，只能使他们对资本来说形成一个“自在阶级”；只有在他们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和冲突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共同处境和利益，并团结起来，才能成为一个有意识的“自为阶级”（马克思，1965/1847:196;1972/1852:693）。显然，这种意义上的阶级意识，指的是一种集体意识；其基础是物质经济利益的对立和冲突。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思路，有人对马克思的阶级意识概念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界定：(1)对本阶级利益的理性认识；(2)对其他阶级利益不合理性的认识及有意识地反对；(3)对运用集体政治手段达到集体政治目的以实现自己利益的认识，及随时行动的准备（米尔斯，1987:363-364）。（二）指一个阶级的成员所具有的相似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等。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阶级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一个阶级的成员会通过传统和教育不自觉地承袭和接受这些情感和观点（马克思，1972/1852:629）。这些情感和倾向，有人称之为“阶级心理”（布哈林，1983:243、249）。
本文使用的“阶层意识”概念与马克思的阶级意识的第二个方面的含义有相似之处，但也不同。笔者认为，阶层意识并非一个集体意识的概念，它所指的是居于一定社会阶层地位的个人对社会不平等状况及其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意识、评价和感受。所强调的是个体的心理和意识状态；其基础也并非仅仅建立在物质经济利益的基础之上，各种经济、权力、文化、技术资源的不平等分配，都可以成为这种意识的基础。具体说来，阶层意识概念的操作定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人们是否有阶层认知，也就是人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社会存在着不平等的地位结构；（二）如果有阶层认知的话，人们观念中划分阶层地位高低的主要依据是什么？（三）人们是否把自己归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
西方不少社会学家常常把“阶级”、“阶层”这两个概念混同使用，因而，“阶级意识”这一概念也就变得十分宽泛，它既被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学家的“阶级意识”的意义上使用，也被在我们所说的“阶层意识”的定义上使用。比如，A.达伦多夫(Dahrendorf,1959)、A.吉登斯(Giddens,1973)、M.曼(Mann,1973)、E.O.赖特(Wright,1976,1985)等人主要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的基本含义；而R.森特斯(Centers,1949)、J.戈德索普(Goldthorpe,1987)、杰克曼夫妇(Jackman & Jackman,1984)等人在使用该词时则与笔者所定义的“阶层意识”概念十分接近。笔者主张将表明这两种不同的意识类型的概念区分开来使用。
三、武汉居民有没有阶层认知？
对于人们的阶层认知，我们采用了“在您看来，武汉市的居民是否可以按照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分为不同的阶层”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了询问。结果见表2。
表2 武汉居民的阶层认知
可以分层不可以分层
不知道
人数
579
158
17
百分比 76.8 21.0 2.3
有大约四分之三的人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这一结果，与卢汉龙等基于1991年对上海市民的调查资料得出的“中国社会目前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卢汉龙，1993）的结论，有了相当大的差距。
为什么人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有不同的阶层认知？学术界已有的观点可归结为两种基本取向（刘欣，1999）：具有结构主义取向的“静态”模型，强调人们在生产和劳作中的关系以及人们所得到的客观阶层地位对阶级／阶层意识的决定作用(Mannheim,1936;Wright,1978;Venneman & Pampel,1977;Robinson & Kelley,1979)；而“动态”模型则强调社会流动和生活机遇变化的影响（马克思，1972/1849;Weber,1968;Lockwood,1966;Marsh,1996）。笔者认为，人们在社会转型时期生活机遇的变化，尤其是社会地位的相对变动，对阶层认知的差异会有更大的解释力。分层机制的变化，必然使一部分人在社会经济地位或生活机遇上处于相对剥夺状态，即丧失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或者未获得充分的改革新收益；而当人们处于相对剥夺地位时，无论其占据的客观分层地位是高还是低，都会倾向于作出社会不平等的判断。我们姑且称之为“阶层意识的相对剥夺论命题”。对这一命题，笔者会在专门的文章中作具体检验。
四、武汉居民主要根据什么判定阶层地位的高低？
对中国社会作阶层分析时，学者们常常不顾研究对象的价值取向，套用对西方社会适用的分层“标准”，为中国社会成员贴上分类标签。然而，阶层地位的基础是多元的，任何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都可以表现为阶层差异；而社会资源之有价性的程度是同一定社会的制度安排和价值观念相联系的。人们观念中阶层划分的标准体现着一个社会对不同资源重要性程度的评价。在进行阶层分析时，若将这些评价同那些客观分层指标结合起来，则会更准确地揭示一个社会的阶层结构。
对不同资源重要性程度的评价，我们采用了两种方法进行测量。为了避免调查诱导，首先采用了开放式问题询问，之后又使用了关闭式问题提问，让受访者对列出的社会资源要素对决定阶层地位的重要性程度作出判断。两种方法的测试结果分别见表3和表4。
表3 武汉居民的主观分层标准
（非引导性提问，N=754）
表4 武汉居民的主观分层标准
（引导性提问）
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虽有差异，但一致性是主要的。首先，二者都表明收入／财富、权力／权势、教育三类因素最重要。其次，职业在两个结果中，都不是主要因素。还有，两种方法得到的非主要因素是一致的。由于开放式提问暗示少，更能了解真实情况，以下讨论将主要依据开放性问题的结果。
对上述数据做简要归纳，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有启发意义的结论：
（一）在城市居民的观念中，收入、权力和教育是决定阶层地位高低的主要因素。其中，经济因素是最主要的标准，其次为权力因素，教育因素位居第三。但与前两项相比较，教育的重要性要小得多。可见，在城市居民的观念里，社会阶层不但是一个经济地位高低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权势大小的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权力、特权在中国社会的分层机制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吉拉斯等人的论述和研究，对理解中国社会的这种现象颇有启发意义。吉拉斯认为，社会主义并没有消灭阶级，而是形成了一个借助强大的官僚政治力量对生产资料和经济利益享有控制权的“新阶级”。其产生过程使之具有同以往阶级不同的特点，也使之在社会主义的阶级结构形成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以往的阶级，都是在旧社会获得经济权力，然后借以获得新社会的政治权力。而社会主义的新阶级则相反，它是在通过革命获得统治权力后，建立与权力巩固和分配机制相适应的经济秩序的(Djilas,1957)。这样一来，在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力、特权对于分层来说，无疑成了最重要的因素，其作用甚至在经济因素之上。
在市场经济转型中，权力继续对社会资源的分配起着作用，也对分层机制产生着影响。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权力精英，在社会转型中依然是最主要的收益者(Oi,1989;Shirk,1989;Rona-Tas,1994;Bian and Longon,1996)。一方面，干部可以将借助权力经营建立起来的网络资源转变为经济资源，在流向经济精英的过程中比其他阶层背景的人有更大的优势(Rona-Tas,1994)。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引进后，产权结构、利益分配方式虽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市场是在既有的权力结构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拥有政治控制权的人可以率先在市场体制中获得经济利益(Bian & Longan,1996)。可见，在城市居民的阶层观念中，权力／权势大小所占据的比重，是与社会现实状况相一致的，并非无中生有。
（二）职业并非衡量阶层地位高低的核心指标。在西方社会分层分析中，职业常被作为核心指标。如，布劳和邓肯(Blau & Duncan,1967)就认为，在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都十分发达的现代社会里，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划分都以职业分化为基础。罗茨曼(Runciman,1966)甚至认为，仅用职业指标来衡量一个人的阶层地位就已经足够了。这种观点在对西方社会的阶层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大量的研究证明了其有效性。这是因为，在市场为主要资源配置手段的情况下，劳动力资源的分配依赖市场机制。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回报同职业相联系。人们的绝大部分经济利益通过职业途径实现(Lenski,1966)，此外，职业还同社会声望、权力相联系。从而，在工业社会里形成了以职业为核心的分层体系。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职业仍然是分层的核心指标吗？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在城市居民的观念中，职业并非衡量阶层地位差异的核心尺度。我们认为，就1996年武汉的情况来看，由职业不同所导致的对社会资源占有的差异对于分层地位的影响，与制度性因素（劳动人事身份、单位、行业）、人力资本因素（教育水平）所导致的差异相比较，恐怕要小得多。因而，不应作为一个核心的分层指标。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1996年在武汉进行调查时，单位制的基本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比较完善而又较充分地由市场分配的劳动力分配和流动机制仍然没有形成。而在资源（包括劳动力）仍由国家通过单位控制，劳动力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劳动分工只表明工作性质的不同，并不表明地位的差异。职业分化还没有充分体现出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Lin & Bian,1991)。其次，对城市居民而言，收入（工资、岗位津贴、奖金、福利待遇）的差异同职业的联系并不大。基本工资虽然有一定的职业差异，但岗位津贴、奖金、福利待遇等收入，是同行业、单位相联系的。此外，传统社会主义下的宣传教育灌输给人们的“工作无贵贱，只有性质的差异，没有地位高低的差别”的观念，依然影响着人们的认识。
（三）在人们的观念里，武汉既不是一个注重门第的等级社会，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并非阶层之间的主要界限；它也不是马克思的概念所说的阶级社会。在非引导性问题的回答中，只有不到3%的人认为家庭背景对人们的阶层地位的确定有重要作用。在引导性问题的回答中，认为家庭背景重要的人的比例也很低。这表明，武汉居民很大程度地摆脱了封建等级社会的身份观念。这种主体意识折射出，世袭因素在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达成中不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国内一些社会学者的研究，也揭示了我国城市社会阶层之间的开放性程度是比较高的。如戴建中(1994)的研究发现，城镇居民亲子两代之间的循环流动率已经超过20%，传统社会的阶层之间的封闭性已经被打破。
马克思是由产权关系来廓清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在我们的开放性的提问中，只有8.5%的人提到资产、产权。这表明，一方面有人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义上来看待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具有这种意识的人的比例是很低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将自己所处的社会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刻画的那种阶级社会。
五、武汉居民的阶层地位认同
“阶层地位认同”(status identification)，在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文献中也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Kluegel,Singleton,& Starnes,1977)。不少人都把它与阶级地位认同(class indentification)不加区分地使用。有人甚至把阶级地位认同，进而将阶层地位认同，当作是阶级意识的同义语(Hodge & Treimman,1968;Guest,1974)。有的人则视之为阶级意识的一个方面，或阶级意识的一个测量指标(Morries & Murphy,1966)。对阶层地位认同较具权威性的定义，是由杰克曼夫妇给出的。他们认为，阶层地位认同指的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的感知”(Jackman & Jackman,1973)。笔者赞同这一定义，但主张对这一定义加以延伸。他们把阶层地位认同看作是单一维度的，并没有同阶层结构的多维度状况相联系。如果像韦伯那样，我们确信客观现实的阶层结构是多维的，可以分解为经济地位、声望地位、权力地位等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方面来考察；那么，阶层地位的认同，也应当与这种客观的阶层结构的状况相对应(Morries & Murphy,1966;Kluegel,Singleton & Starnes,1977)。在考察阶层地位认同时，我们有必要区分出人们的经济地位认同、声望地位认同、权力地位认同。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出阶层地位认同的丰富内容。同时，这种测量也避免了笼统地作出“如果把……社会划分为五个阶层，你认为自己属于哪个阶层？”这样一种无实质性分层依据的提问。
由此，我们在调查中使用了多维度阶层地位认同指标进行了测量。首先从经济、声望、权力三个维度测量了阶层地位认同；然后又用一个综合尺度，衡量了人们对自己综合社会经济地位的认同。由于我们在问题设计中，都作了“按照”某种标准分层的提示，我们有理由相信所设计的指标从不同的维度反映了被调查人的阶层地位认同。表5展示了阶层地位认同的状况。
表5 武汉居民的阶层地位认同
从考察表5-6可以发现：
（一）在综合阶层地位认同上，中间层是众数，占47.3%；但认同中等偏下层的人，与其他社会相比较却明显偏高。根据奥索夫斯基(S.Ossowski,1963)的说法，如果人们在社会不平等结构的认知上倾向于阶梯式的分层模式而非两级对立的阶级模式的话，则表明社会成员的大多数居于中间阶级／阶层位置上。引申一下奥索夫斯基的观点，我们认为，当大多数成员认同中间阶层时，他们所处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也不太可能是两级对立的。中国城市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可能主要是一种阶梯式的分层结构。但从认同中等偏下层的比例明显偏高这一结果来看，现实中国城市社会中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阶级分化，甚至冲突和对立。
（二）在经济地位认同上，多数人倾向于中、下层，占48.2%。认同中间层的人有43.6%；8.3%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等偏上和上层；而认同上层的比例只有0.3%。
（三）若以经济地位认同为参照，声望地位认同有向上“位移”的倾向，多数人倾向认同较高的声望地位。认同中间及上层的人超过了60%；而认同中等偏上、上层的人占16.4%，在三个维度认同的百分比中，比例最大。
（四）与声望地位认同表现出的趋势相反，人们在权力地位认同上有向下“位移”的倾向，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权力地位属中等以下层次。认同中下、下层的人占了66.6%，其中认同下层的多达40%；而认同上层的只有0.4%。
权力地位认同与声望地位认同的分布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不妨归纳为“权力地位认同的相对剥夺感”，和“声望地位认同的向上‘攀附’倾向”。人们何以有“弃”权势而“附庸”声望的倾向？相信个中既有现实社会分层结构、分层机制的影响，也有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回到奥索夫斯基的观点，我们据调查结果推测，在权力分配结构上，中国城市社会中“有权者”和“无权者”，是两个基本的利益集团；两者之间尚缺乏缓和紧张关系的中间层，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冲突和对立。在声望地位上认同中间层的比例很高，表明社会声望的分配很可能是阶梯式的，与权力分配结构有很大的不同。这些猜测虽尚不足为论，但与单纯以“客观”指标为社会成员贴分类标签的结论相比较，所具有的启发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或许有必要对分层结构的不同维度，采用不同的理论模型来分析。比如，对声望资源的分配结构，采用阶梯式的分层模型；而对权力资源的分配结构，考虑使用“二分模式”。
表6 阶层地位认同的国际比较
注：(1)根据渡边雅男《现代日本的阶层差别极其固化》第333-334页有关资料整理而成。
(2)武汉资料于1996年搜集，其余国家的资料于1979年9-11月，由Gallup International公司搜集。原始文献见日本1980年国际价值会议事务局编《十三国价值调查》。
此外，考察综合阶层地位认同与三个维度的阶层地位认同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发现，三个维度的阶层地位认同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其中，经济地位认同与社会地位认同之间的关系最紧密，r=0.505。权力地位认同与声望地位认同的相关系数为r=0.491，权力地位认同与经济地位认同之间的相关系数r=0.456。三个维度的地位认同对综合阶层地位认同均有显著的贡献（表7）。其中，贡献最大的是经济地位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阶层地位认同与经济地位之间的紧密关系。
表7 综合阶层地位认同对三个维度地位认同的回归分析
说明：括号中的数字为Beta的标准差；[***]p<0.001。
六、总结和讨论
本文以对武汉居民的抽样调查资料为主要依据，在区分阶级意识与阶层意识概念并给出后者的理论定义和操作定义后，从阶层认知、阶层划分的主观标准、阶层地位认同等几个方面，概述了城市居民阶层意识的基本状况，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中国城市居民绝大多数具有明确的阶层认知。对这一结果的进一步分析，引发了笔者对阶级／阶层意识产生的社会机制的思考。笔者认为，阶级／阶层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同社会变动的剧烈程度有关。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里，阶级／阶层分化的程度可能会相当的显著，但未必导致明确的阶级／阶层意识；而在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里，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化，使之敏感于自己的得失，更有可能导致明确的阶级／阶层意识的产生。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去研究，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与阶级／阶层之间的相对地位变化，对阶级／阶层意识的影响究竟是怎么样的？这两者对阶级／阶层意识的产生、发展哪个更重要？
关于城市居民对阶层地位高低的判断标准的调查结果——比如，权力的重要性仅次于经济因素，职业并不具有重要性，则促使我们思考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理论模型来模拟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笔者认为，一个社会的客观分层结构、制度安排、价值准则以及分层机制的变化，无疑会反映在人们的主体意识之中。对一个社会的分层结构的理论建构，应当建立在理解该社会的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国内外社会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分层时，多直接采用基于西方社会建构出来的理论模型，将一些指标直接套用在中国社会的研究上。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这些理论背后隐含着的是西方社会的价值体系。我们这里得到的中国城市居民观念中的分层标准，较明显地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征；这对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建构适合中国社会的分层理论或指标体系，应当是有启发意义的。此外，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成员对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的重要性的评价，也处于变化之中。而这些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我们将阶层意识的产生、发展同分层机制的变化联系起来研究，尝试为当前学术界“社会转型与分层机制变化”这一热点问题的探讨另辟了一条思路。
关于阶层地位认同，我们不但从总的方面，还从不同维度进行了测量，这种做法在已有的研究中并不多见。一些结论——比如，权力地位认同的“相对剥夺感”和声望地位认同的向上“攀附”倾向——提出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它促使笔者考虑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不同维度应分别采用不同的理论模型。比如，对声望地位的分层结构采用“阶梯式”模型，对权力地位的分层结构考虑使用“二分”模式。由地位认同的一些调查结论引出的其他一些问题，也值得进一步探讨。认同中间阶层的人的比例并不高，这个比例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客观分层结构？阶层地位认同的不同维度与客观分层结构之间究竟有何关系？中国城市的分层结构无疑正在朝着中间阶层不断壮大的方向转变，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中间阶层意识的形成，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既有学术价值，也值得关注社会稳定的人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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