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词是一种主要的社会语言现象，它是世界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交流的必然产物。外来词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汉语，已经成为现代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既是一种语言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还是一种社会现象，很有研究价值。但是在研究这一现象时，如果对外来词的定义和范围界定不清，就不能准确反映外来词给现代汉语和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对外来词的界定再作审视。
一、学术界的观点
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外来词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的、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开始早，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它直接影响到有关外来词研究的各个方面。目前，汉语言学界对这个问题仍有较大争议，较具代表性的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
其一是以高名凯、赵正琰、王力等几位先生为代表的传统语言学观点，他们认为外来词是指连音带义都来自其他语言的词。1956年，高名凯、赵正琰先生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指出：“外来词仅仅是那些所表示的概念或意义是本民族语言所没有的，同时它被翻译成本族语言时应该是‘连音带义’搬到语言中来。这种词才是外来词[1]。”王力先生1993年在《汉语词汇史》一书中也明确指出：“只有连音带义借过来的词才是外来词，而意译词，即利用汉语原有的构词方式把别的语言中的词所表示的概念或意义介绍到汉语中来的词不应算作外来词。”在他们看来，只有译音词和半译音词才算外来词，如克隆（clone）、酷(cool)、冰淇淋(ice-cream)、夜总会(night club)、电话(telephone)、蜜月(honey moon)、超市(super market)等词。理由是：“音译词是把别种语言的词直接地基本上照样搬来使用的，意译词只是吸取外来的概念，用我们自己的造词材料和方法重新创造的新词，前者借用别人的，后者是我们自己创造的[2]。”
另一种观点认为：意译词和音译词都应该是外来词。持这一观点的有王立达、郑奠、潘允中等几位先生。王立达先生的理由是：“应该从来源上而不是从构词法上辨别外来词，即判别外来词的依据应是‘词的创制权’究竟谁属[3]。”潘允中先生在《汉语词汇史概要》中认为“意译词所表示的概念，在汉语里是没有的，翻译时按汉语构词法创制新词来表示这个概念，这类词也属外来词。”按照这一观点，外来词的数量将变得很大，因为现代汉语中大部分的外来词都是意译过来的，而且意译的外来词稳定性好，极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上述几种对外来词界定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学术界或倾向于此或倾向于彼。笔者在现代汉语外来词中还发现有这样一类词，它们兼而有之音译词和意译词的典型特征，如胎（tyre）、踢踏舞(tittup)，我们可以说它们是音译词，也可以说它们是意译词，对这一类词的归属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反映出这些界定的不科学性。
二、对外来词界定的一点主张
对外来词的界定，学术界不应仅从构词法、词形和词义几方面加以考虑，还应考虑两个环节：词的时间性和词的使用范围。
首先，词的时间性。不管是音译词还是意译词，它们进入汉语的时间跨度都很大，早在公元前的古丝绸之路上就已经开始了。丝绸之路开通后，中亚文化大量涌入中原，西域对于汉人来说，不但语言、饮食、文化不同，而且还有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异类奇木怪兽，这些东西进入中原，并没有合适的汉语词来表达，于是或借用中亚现成的伊斯兰语原音来称呼，或用类似于汉土原有事物的名称再冠以“胡”字来表达。比如“葡萄”，源于大宛国语，本被音译为“蒲桃”或“蒲陶”，几经转写成了今天的模样。在汉唐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大批僧人来到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汉译佛经，佛教词语以不可阻挡之势进入汉语词汇，这些佛教词语主要源于古印度的梵语和俗语。如“佛”，全译佛陀，意为觉者。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此外还有菩萨、罗汉、和尚、正宗、世界、实际、轮回、平等、烦恼等。近代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后，“西学东渐”、“民主革命”等促使外来词又一次大规模引进。如：塞因斯、德莫克拉西、阿斯匹林、卡通、布丁、沙龙、布尔什维克等等。其中一些词音节多、发音不同，语素之间又没有任何联系，不适应中国人习惯用意译词的习惯，或因为历史的原因，到现在有很多词已经被淘汰了，如阿斯匹林、塞因斯、布尔什维克等。
上述这些外来词，有些是借音，有些是借意，经过漫长的时间的演变和交融，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完全融入汉语词汇中去了，还有的也已经消失了，以致今天除了语言文字学家外，人们几乎很难察觉它们并非正宗的汉语词语。既然如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汉语词，这既可以缩小外来词的范围，利于外来词的研究和规范，且对社会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理由是：世界民族的大融合是历史趋势，同时必然带来语言的融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融合已经形成就没有必要再将它们人为地割裂。再者，语言本身是向前发展的，汉语作为世界最重要的语言之一，应该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应该随着时间的进程不断丰富自身，这将有利地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于文化传播也是有利的。再把这些词当作外来词研究已经没有社会现实意义，对那些已经消失的词进行研究更是有悖于历史规律的。因此，笔者认为时间性也应作为界定外来词的标准之一。
其次，词的使用范围。同上的道理，对于那些进入汉语后应用范围广泛的“外来词”进行研究同样没有价值，如电脑、经济、过去、未来、银行等一些词。理由是：由于使用范围的广泛性，人们已无从知道这些词是外族借来的词语，它们在广泛的应用中已基本上用汉语的构词和理解方法同化了，甚至具备了认定现代汉语词汇的几个基本特征，即稳固性、能产性和全民常用性。黄伯荣、廖序东在《现代汉语》中将现代汉语词汇的组成分为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认定稳固性、能产性和全民常用性是基本词汇的基本特征。目前，已有相当数量的“外来词”进入了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如现在、世界、吧、经济等词。让我们分别来看它们是否符合基本词汇的特征：第一，稳固性是指“词汇在千百年间为不同的社会服务，并且服务得很好”。前面论述时间性时提到的“佛”、“现在”、“世界”等词无疑是符合这一条定义的。第二，能产性是指“用基本词作语素创造出来的新词，最便于人们了解和接受，最便于流传，有很强的构词能力”。像“吧”、“的”、“屋”等“外来词”就十分符合这一点。我们已熟知网吧、书吧、酒吧、休闲吧、打的、的哥、面的、摩的、发屋、饼屋、书屋等派生词，可见其构词能力是很强的。第三，全民常用性是说它“流传地域广，使用频率高，为全民族所共同理解”。这一类的词就更多了，如电话、超市、咖啡、巧克力、银行等词语。这些词日日使用，妇孺皆知，实在无必要划入外来词的范围。
将外来词按上述两方面的性质加以限定，其数量、范围大大缩小了，使得对其研究工作更加方便易行，既丰富发展了汉语，也体现出汉语的包容性和兼容性，无疑会促进语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在对外来词的界定的进一步研究中，我们应该从推动社会进步的角度，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注释
[1]高名凯 刘正琰 《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2]史有为 《汉语外来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王希杰 《这就是汉语》.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参考文献
[1]高名凯 《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301-305。
[2]史有为 《汉语外来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91，97。
[3]王希杰 《这就是汉语》.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237。
[4]吴传飞 《词汇系统来源分类新说》.武陵学刊，1996，12，15。
论文作者:高勇
论文发表刊物:《中小学教育》2017年7月第284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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