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历以前诗风尚奇之审美旨趣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风论文,大历论文,旨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491(2003)01-0001-06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自此，研究者一般都注意到了中唐主要是从贞元、元和始，由于时代风气的影响以及贞元后期韩愈、孟郊等一派诗人自觉致力于“搜奇抉怪，雕镂文字”，因而诗风显著呈现出奇、险、怪的一面。对从贞元中至长庆末时期尚怪奇的诗歌思想，罗宗强先生《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作了精到透彻的论述。不过，通过对大历以前现存唐人选唐诗的两个优秀选本《河岳英灵集》和《中兴间气集》的考察，我们注意到两位选家在品藻诗人及诗歌作品时，实际上已经把“奇”作为了一个广泛性的美学标准。选本虽然会带有选家个人的主张和偏尚，但很大程度上也是时代审美风尚的反映。在传播媒介极其有限的唐代，它们在给当时文人提供某种诗歌范式的同时，通过文人或普通读者的诵习与揣摩，有效地张扬了诸如好奇之类的诗美旨趣。
一
《河岳英灵集》所选二十四家均为盛唐诗人，与殷璠属同时代。全集直接用“奇”字来品评诗人诗作的有以下5项：
评李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
评刘
虚；情幽兴远，思苦语奇。忽有所得，便惊众听。
评王季友：季友诗，爱奇务险，远出常情之外。至如《观于舍人西亭壁画山水诗》……甚有新意。
评高适：多胸臆语，兼有气骨。……至如《燕歌行》等篇，甚有奇句。
评岑参：参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至如“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可谓逸才。又“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宜称幽致也。
另，虽没有直接用“奇”字但用相同或近似的表述品评诗人诗作的例子也不少，试举数例：
评常建：（《吊王将军墓》）属思既苦，词亦警绝。
评王维：词秀调雅，意新理惬。……一字一句，皆出常境。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
评储光羲：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道，得浩然之气。
评王昌龄：（在摘引数十佳句之后，叹道）“斯并惊耳骇目”。（按：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1评王昌龄诗则径用“奇”字来把握其艺术特质：“王稍声峻，奇句峻格，惊耳骇目。”）
关于殷璠论诗标准重“奇”的例子，还可以他稍早于《英灵集》所选编的《丹阳集》来参证。入选《丹阳集》的包括包融、储光羲等十八位润州（汉丹阳郡）籍诗人，均为殷璠同里，故《丹阳集》实是一部乡邦诗选。（注：《丹阳集》原书已佚，今傅璇琮先生主编《新编唐人选唐诗》中有陈尚君先生辑校本。）其中以“奇”来品评诗人诗作的即达三处：
评包融：融诗情幽语奇，颇多剪刻。
评蔡隐丘：体调高险，往往惊奇，虽乏绵密，殊多气骨。
评周瑀：瑀诗窈窕鲜洁，务为奇巧。
从上引诸例，可以梳理出殷璠对于“奇”的描述和理解：首先，殷璠将“奇”与“险”、“新”、“峻”“巧”等字连类使用，也就说明“奇”具有与之相近的美学特性，它与“常”相对；第二，就“诗”或“文章”而言，“奇”的范围涉及“语”或“句”，用殷璠的表述即是“语奇”、“奇句”，也就是遣词造句要奇，要“削尽常言”。殷璠品藻诗人诗作时，也特别重视“警绝”或“警策”语句的摘引，这种方式甚至给后人提供了一种诗文批评的范例。如果说，追求“语奇”或“奇句”还只是一种局部性的要求，那么，对于“篇奇”和“意奇”的称许则说明殷璠对整个篇章的构思立意也着意从“奇”美高度要求，整首诗的篇章结构、立意造境和抒情均要“远出常情”、“皆出常境”。第三，通过追求奇语、奇句、奇章、奇情、奇境，最后使诗篇呈现出“体调新奇”的艺术效果，即要呈现出“惊众听”、“惊耳骇目”等奇警不凡的整体艺术风格，给人以强烈的感染。
殷璠对所选诗人诗作中“奇”的美学特质的敏锐把握，对“奇”美内涵及其美学效果的细致精到的分析与体验，实际上表明“奇”在当时诗人的诗作中已经是不容忽视的一种美学特质。《英灵集》对于盛唐最重要最杰出的几大诗人如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等的品评都或显或隐地使用了“奇”的标准。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创作个性各不相同，但诗作都部分或全部合乎“奇”美的要求。入选《丹阳集》的诗人除储光羲、包融等外，其余大多位卑名微，远离当时权力及文化中心，在《全唐诗》中存诗亦不多。如蔡隐丘存整诗一首，余二首为残句，周瑀存诗三首，就是这些中小作家，其诗也有“奇”之特质，这样看来，好“奇”就不仅是盛唐个别诗人的追求。
与李白、杜甫、高适同时代且有诗文交往的任华，也有意识地在诗文创作中推重新奇，其《与庾中丞书》：“况华尝以三数赋笔奉呈。展手札云：‘足下文格，由来高妙，今所寄者，尤更新奇。’”（注：《全唐文》卷376，中华书局1983年版。）又《唐诗纪事》卷22载任华《杂言寄杜拾遗》云：“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奇。……杜拾遗，知不知？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任华本身为诗亦风格奇崛。（注：《中国文学大辞典》“任华”辞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中唐皇甫湜《唐故著作佐郎顾况集序》曰：“吴中山泉气壮，英淑怪丽，太湖异石，洞庭朱实，华亭清唳，与虎丘天竺诸佛寺，钩号秀绝。君出其中间，翕轻清以为性，结泠汰以为质，煦鲜荣以为词，偏于逸歌长句，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最为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将谁欤哉？”（注：《全唐文》卷686，中华书局1983年版。）他认为顾况诗能汲取大自然的怪丽秀绝之质性，形成意外、新奇的风格。并认为其与李白、杜甫一脉相传。这说明皇浦湜亦认为李、杜诗学旨趣有尚奇险之一面。或许因皇浦湜追步韩愈、孟郊奇险一路，对李、杜的鉴赏亦有可能出以滤色的眼光，那么中唐走“尚实”、“尚俗”一路的元稹的看法当较为公允。《旧唐书》卷190下杜甫本传载有元稹论李杜之优劣的一段话，其云：“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元稹指出，李白的诗，时人以“文奇”目之，而元稹自己亦认为，李白诗“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脱弃凡近”，即具有“奇”的美学特质。
由盛唐向中唐过渡的大历时期被称作盛唐诗的“接武”。（注：高秉《唐诗品汇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版。）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专选大历诗人作品，其评诗人诗作，也有重“奇”的特点：
评钱起：员外诗，体格新奇，理致清赡。且如“鸟道挂疏雨，人家残夕阳”……皆特出意表，标雅古今。……士林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
评李嘉佑：中兴高流，与钱郎别为一体。
评皇甫冉：冉诗巧于文字，发调新奇，远出情外。……又巫山诗，终篇奇丽。
评郎士元：员外，河岳英奇，人伦秀异。……右丞以往，与钱更长……两君体调，大抵欲同。
评刘长卿：诗体虽不新奇，甚能炼饰。
上面所引诗人，都是大历诗风的主要代表，其中钱起、郎士元、刘长卿是大历时期最重要的诗人。对钱、郎，高仲武目为王维之后的承继者，并以“体格新奇”许之。而对刘长卿，高氏认为“诗体虽不新奇”，这里用了一个转折词，言外之意，高氏是以“新奇”作为论诗宗尚的。高氏从“体调”、“体格”、“体”、“调”等方面强调“新奇”、“奇丽”即是对作品整体艺术风格方面的要求。当然从所选诗作来看，他较偏重于局部的艺术技巧特别是语言的清新、工巧。大历诗人本身也表现出对“奇”美的推崇。如钱起《送陆三出尉》云：“盛才仍下位，明代负奇文。”（注：以下所引唐人诗均出自《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刘长卿《送元八游汝南》云：“元生宝奇迈，幸此论畴昔。刀笔素推高，锋芒久无敌。”这两首赠诗虽是分别用“奇文”、“奇迈”来称赞友朋，实际上也表明了他们自己的诗美趋向。
皎然《诗式》对贞元中以前包括大历诗风进行了批评。在构思取境方面，贵精思，好奇险。如“取境”条说：“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评论”条说：“或曰：诗不要苦思，苦思则丧于天真。此甚不然。固当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趣，写真奥之思。”但在“诗有六迷”条中又明确指出，“以诡怪而为新奇”为一迷，这也从侧面说明，“新奇”是时人所尚，以至于偏于诡怪之途。皎然在“诗有六至”中，提出“至险而不辟，至奇而不差”，以及“自然”、“无迹”等主张，以救时尚之偏弊。《诗式》从艺术技巧方面对“奇”作了进一步的探求和总结。
至于初唐，由于未见成系统的文学批评，关于尚“奇”的文献资料也较零碎。王绩《晚年叙志示翟处士（正师）》自称“弱龄慕奇调”。《唐诗纪事》卷1载唐太宗《咏司马彪续汉志诗》云：“文囿雕奇彩，艺门蕴深致。”又卷11“阎朝隐”条：“（朝隐）性滑稽，属辞奇诡，为武后所赏。”这说明唐初最高统治者也是嘉赏“奇”这种风格的。卷15“张九龄”条：“释皎然《读曲江集》诗云：‘才兼荆衡秀，气助潇湘秋。逸荡子山匹，怪奇文畅俦。沉吟未终卷，变态纷难数。’”诗风醇厚的张九龄也有“怪奇”、变态纷出之一面。
至此，可以初步得出结论，至少大历以前，尚“奇”一直是唐代诗坛人们自觉追求的并且广为流行的一种审美趣味，而且还是盛唐、大历诗人一种主要诗学趣尚。
需要提及的是，《河岳英灵集》除以“奇”论诗之外，还格外重视“风骨”、“声律”、“兴象”，以及“雅”。这几组概念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在风骨声律兼备，而整首诗又呈现出兴象玲珑、浑然一体的意境时，这首诗实际上可以“奇”来品评之。但在盛唐，最重要的是内具“风骨”始可言“奇”。《唐才子传》卷1“崔颢”条：“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状极戎旅，奇造往往并驱江、鲍。”又卷3“岑参”条：“放情山水，故常怀逸念，奇造幽致，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与高适风骨颇同。读之令人慷慨怀感。”这两条材料都是“风骨”、“奇造”并举，从一个侧面反映盛唐以“风骨”作为“奇”最重要的内质。“雅”则是与“奇”平行的一个诗美术语。在殷璠看来，既“奇”而“雅”当然是诗美的一种极至。以选本中评价最高的诗人而言，王维、储光羲恰好“雅”、“奇”兼具。弄清了“奇”与其他几组重要概念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明了同样是尚“奇”，在唐诗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中，仍然具有不同的特点：初盛唐，“奇”美渐臻极至，并与“风骨”渐备同步。而安史乱后的大历诗坛，尽管从总体上以“新奇”为尚，但那不过是追步盛唐余韵，由于时势变易，“神情未远，气骨顿衰”（注：胡应麟《诗薮》内编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实际上只具“新奇”形貌，转而求于“理致清新”之词，以至于为新奇而新奇，在艺术技巧上苦心雕琢。
二
初盛唐诗尚“奇”之诗学旨趣的出现，与大的时代文化背景、士人的精神面貌、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与其他艺术门类，以及文学本身的流变密切相关。
唐朝天下一统，中外陆海路畅通，外交频繁。如《全唐文》中，有不少关于外国贡物的表、赞等。如常衮《中书门下贺文丹国献白象表》即载“文丹国王来朝，并献白象十一头”，（注：《全唐文》卷416，中华书局1983年版。）张九龄《狮子赞序》记西域国献狮子一事等。（注：《全唐文》卷290，中华书局1983年版。）盛况若杜甫《洗兵马（原注，收京後作）》云：“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大唐帝国之内，各地方长官也投上层统治者之所好，争献奇珍。《新唐书》卷112《柳泽传》载：开元中，“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旧唐书》卷51《后妃传上》记“扬、益、岭表刺使，必求良工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因致擢居显位”。总之，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祥异瑞”、“方物”“宝货”，不仅更加激发了最高统治者的好奇之欲，也必然大大开阔了唐人的眼界，激发诗人的好奇之心，诗人们以猎奇的眼光满心欢喜地接纳着。如李白《天马歌》写道：“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又如杜甫《蕃剑》：“致此自僻远，又非珠玉装。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其《渼陂行》又言：“岑参兄弟皆好奇”。其他诗人的笔下也不乏对“奇”的矜赏与描述。
唐代经济繁荣，兴起了一批商业都市如洛阳、广州、扬州、洪州（今南昌一带）、泉州等。当时的长安更是堪称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城里有东西二市，东市“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更加繁华，“商贾所凑，多归西市”，（注：宋敏求《长安志》卷8，1970年台北成文书局据民国20年(1931)铅印本影印。）“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注：宋敏求《长安志》卷10，1970年台北成文书局据民国20年(1931)铅印本影印。）另外唐五代小说中还出现了商人群体形象，尤其是胡商（包括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国商人）的出现相当频繁，（注：参见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第六章《唐五代小说创作与商品经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他们大多经营珠宝奇货的生意，以获取丰厚的利润。《唐国史补》卷下“师子国海帕”条载：“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很多商品货物的流动不再局限于本土范围。商业经济的发达使得各种奇珍异物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包括普通诗人的视野。同时商业的繁华和人员的流动性相关，都市邸舍之多，珍奇之积集自然是应南来北往人口众多之需求而产生的。以长安西市言，“浮寄流寓，不可胜计”。这里还涉及到唐代士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漫游。由于整个封建社会处于一个上升时期，士人们普遍有建功立业、拯物济世的人生理想，绝大多数诗人们都有或应科举或征辟或入幕或出塞等漫游经历，（注：参见陈伯海《唐诗学引论》中《清源篇·唐诗的社会渊源》一节，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诗人及诗人群落之间的互动因此较前代也更为频繁，唐代诗人的生活圈子不似前代局促，并有极大的扩充。这同样使他们常常有机会出以新奇的目光注视着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唐代诗人们的诗作表白了这种好奇心理。他们负奇志（崔融《拟古》“夙龄负奇志”），尚奇节（高适，（酬别薛三蔡大留简韩十四主簿》“韩公有奇节”），览奇赏（骆宾王《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御沟大道多奇赏”），献奇策（王维《李陵咏（时年十九）》“结发有奇策”），建奇勋（李白《赠何七判官昌浩》“沙漠收奇勋”），他们对人的外貌甚至也以”奇”目之（岑参《送费子归武昌》“吾观费子毛骨奇，广眉大口仍赤髭”）。
这种尚奇心理之形成自然和唐代统治者开明的思想文化政策分不开。唐代诗人视野开阔，思想活跃，矜赏特立独行、奇操异节，单检《旧唐书·文苑传》，评文词之士即诸多“恃才傲物”、“豪荡不羁”、“不护细行”、“性疏旷”等语，这其实是个人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高度张扬的表现，亦可视为唐人好奇心理外在行为方式的一种表达。如《旧唐书》卷190上《杜审言传》载其“恃才謇傲”、“矜诞”。任吉州司户参军时，为同僚所构“系狱，将因事杀之。”审言子杜并，“年十三，怀刃”于仇人筵席上击杀仇人，“而并亦为左右所杀。”“士友咸哀并孝烈，苏颋为墓志，刘允济为祭文。”以今天眼光，一个少年杀人犯，即算值得同情，当朝显贵们为之写墓志、祭文则是不可能的。同卷初唐“四杰”之中，骆宾王“落魄无行”，又徐敬业作乱，“军中书檄，皆宾王之词。”但武则天仍遣使求其文。《旧唐书》卷190下载“奉儒守官”的杜甫也有“性偏躁”、“无拘检”、“傲诞”等不良记载。又《唐才子传》卷1“孙逖”条载：“逖，博州人。幼而有文，属思警敏，援笔成篇。开元二年，举手笔俊拔哲人奇士隐沦屠钓及文藻宏丽等科第一人及第。”孙逖于开元二年举“哲人奇士”科第一，说明盛唐科举考试也非常重视文士异奇的品格。这也反映出唐代从上至下，对于张扬个性、发挥自我之“奇士”都是采取一种宽容、接纳乃至崇尚之态度的。有唐一代尤其是初盛唐文人不拘常礼、脱俗离奇的行为生活方式在各类文献史籍屡见不鲜，故此，唐人多好奇已成为后人的准的之评。
初盛唐文人的奇情异气、奇操异节、奇采风流不可避免地会自发甚至自觉地影响到诗歌创作，他们承继传统，又突破传统，充满了强烈的创新激情和意愿。实际上，不仅诗歌，其他艺术门类也是以奇相尚的。《新唐书》卷202《文苑传·张旭传》载：“初，仕为常熟尉，有老人陈牒求判，宿昔又来，旭怒其烦，责之。老人曰：‘观公笔奇妙，欲以藏家尔。’旭因问所藏，尽出其父书，旭视之，天下奇笔也，自是尽其法。”这段关于张旭书法的有趣史料表明，艺术的至高审美标准包括诗歌是要达到神奇、奇妙的境界。再如，李华《含元殿赋》写含元殿的“宏模廓度”，其中说：“耸大厦之奇杰，势将顿而复飞。”（注：《全唐文》卷314，中华书局1983年版。）连建筑艺术的审美也是以“奇杰”为最。各门艺术之间的审美旨趣是互相渗透、互为影响的，也见出时代的好尚。
从文学本身的承继关系来说，也有尚奇的传统，尚奇犹如贯穿在文学发展史中一条或隐或显的河流。《文心雕龙·体性》篇中，刘勰把历代的作品风格分为四对八体，其中一对就是“雅与奇反”。刘勰将“奇”解释为“摈古竞今，危侧趣诡”，刘勰对“奇”持贬抑的态度，认为它与“雅”是对立的。尽管如此，“奇”一直是诗人们孜孜以求的艺术效果。只是，求“奇”太过，则至“危侧趣诡”。至钟嵘《诗品》，对“奇”持平正的态度，《诗品》中，直接以“奇”品评诗人诗作的即达7处。如卷上评曹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评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曹植和刘桢是曹魏时代重要的诗人，也是《诗品》中评价最高的诗人，钟嵘以“奇”评之，并把“奇”和“骨”、“气”联系起来，“奇”也就具有了积极、健康向上的内涵。按照钟嵘对建安时期重要诗人的品评，“建安体”最重要的诗美内质应当是内含骨气的力之美，奇之美。《诗品》中，钟嵘对曹魏之后的其他一些重要诗人的品评，也以“奇”作为重要的品鉴标准。如认为晋陆机诗“有伤直致之奇”；（注：《诗品》卷上，［清］何文焕《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张华诗“其体华艳，兴托不奇”；评齐谢朓诗“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评与自己同时代的梁朝任昉、王元长等人的诗时云：“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注：《诗品》卷中，［清］何文焕《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由上所举可以看出，钟嵘对于“奇句”、“奇章”及“奇气”是持嘉赏之态度的，联系到他在《诗品》中，极力反对“平典”、“平淡”之诗，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认为钟嵘是以“奇”美矫“平美”。实际上，《诗品》在评齐王巾、卞彬、卞录之诗时，就有类似的表述：“王巾、二卞诗，并爱奇崭绝。……而文体剿净，去平美远矣。”（注：《诗品》卷下，［清］何文焕《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钟嵘对“奇”这种诗美旨趣的推重，也同时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有成就的诗人尚“奇”的创作现实。这表明了初盛唐诗尚“奇”的文学渊源。初盛唐人推崇“汉魏风骨”，皮日休《孟亭记》云：“明皇世，章句之风，大得建安体。论者推李翰林、杜工部为尤。”（注：宋尤袤《全唐诗话》卷一“孟浩然”条，《历代诗话》本。）宋黄庭坚亦云：“建安以来，好作奇语。”（注：清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卷32引《古赋辨体》语，中华书局1959年版。）初盛唐诗在逐渐洗脱南北朝诗轻艳华靡之风的同时，也吸取了魏晋以来优秀诗作内含“风骨”的“奇”美风范，并因时代氛围的熏染而异彩纷呈。李珍华、傅璇琮两先生亦认为，“而这所谓奇，则又似乎开天宝之后至韩愈尚‘奇’的新诗风。”（注：《河岳英灵集研究》第68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也即是说，中唐韩愈一派尚奇之风实是渊源有自。与初盛唐不同的是，贞元、元和诗人通过外在形象的怪异与变形，选辞构句的怪僻与异样，来侧重于展现诗人主观的心路历程，（注：参见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第八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从而显示出不同的“奇”美风貌。其末流又趋向诡怪一途。但中唐尚奇与初盛唐一样表现出唐诗拓境创新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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