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几个问题论文,史研究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K ［文章编号］1006-6470(2003)05－0025－04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当代史的开始。此后，对当代史的研究工作就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了。但严格意义上的当代史研究，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深入贯彻、学术环境的日益宽松和当代史资料的大量披露出版，人们对当代史研究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指引和中央有关部门与各省、市、自治区的支持下，当代史研究的机构陆续成立，成果相继问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地方的临时性机构有21个、常设机构有9个，主要研究成果除《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各省、市、自治区卷以外，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已经出版了20卷，有一卷正在发排；另外，近十几年来，出版的国史通史、专著、工具书也不下百种，涉及当代史的文选、传记、年谱、大事记、回忆录、论文集、资料汇编等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机构的成立和成果的发表，使当代史研究的学术园地呈现出百花齐放、硕果累累的繁荣景象。在上述背景下，当代史自身的学科建设问题很自然地摆在了人们面前。下面，我就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谈一点粗浅的原则性的认识。
一、关于当代史研究存在的理由
在中国悠久的史学长河中，确实存在过当代人只写前代史而不写当代史的习惯。但这个习惯是在封建社会造成的。在封建社会，所谓当代、前代是以帝王姓氏为标志的朝代来划分的。在某姓帝王的专制统治下，历史学家编写当朝的历史，颇多忌讳，难以做到秉笔直书，只好等到改朝换代后再“盖棺论定”。另外，在封建时代，由于交通、通讯、印刷等手段落后，各种资料的积累和信息的反馈需要较长时间，客观上也给当代人写当代史造成种种不便。现在，这些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不利因素大多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在封建时代，写不写当代史仅仅是史家的事，人民群众并不关心；而今天，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民群众，要求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希望看到有关当代史的著作。当代所2001年进行的千人问卷调查统计显示，认为做一名共和国公民有必要了解国史的占98%，对国史感兴趣的占88%，便是一个有力的说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提高领导干部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任务十分紧迫，更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史的研究。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指出：“近年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相当一部分同志对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的历史不是很熟悉甚至很不熟悉，有的同志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也不太熟悉，这就更需要自觉地用这些历史的实践经验来提高和丰富自己。”现在，实际工作中确实有不少问题有待我们从分析建国后的历史中寻找答案。例如，过去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历史证明这个认识是错误的。但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存在阶级斗争了？如果还存在阶级斗争，它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有哪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应当如何对待？又例如，某些干部急于出政绩、好“刮风”、喜欢“一刀切”，这些现象在过去50多年里曾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过，这其中是否有规律？规律是什么？对于类似问题，如果能给以科学的回答，无疑有助于我们少走弯路，少犯错误。
可见，对当代史进行研究，是当今时代特点决定的，是客观的要求，而不是主观的强求。况且，即使在封建社会，也不乏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事例。比如，司马迁是西汉初年人，他写的《史记》共130篇，其中写西汉初年人物和事件的有51篇，重点写这一时期历史的有15篇，合计占《史记》一半以上的篇幅。因此，说《史记》是一部当代人写的当代史并不为过。诚然，与研究对象相隔时间太近，容易造成史学工作者认识上的局限。但是，这可以通过不断提高当代史学工作者的认识能力来加以弥补。何况，后代人写他们没有经历过的历史，往往会显得隔膜，也有他们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应当从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出发，摒弃过去时代留下的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的成见。
有些同志或许认为，既然中共党史也研究建国以后的历史，再把当代史作为一个单独学科来对待似乎没有必要。不错，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领导力量，一部共和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因此，党史的建国后部分与当代史在研究对象、内容上不可避免地会有交叉，有重合。但应当看到，党史是专史，而当代史是通史，它与党史无论在研究范围、研究重点还是研究角度上都有很大不同。当代史研究除了涉及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还要研究其他政党的参政议政史，以及政权建设史、政治制度史、法制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教育史、社会史、民族史、国防史、外交史，等等，还要研究疆域、人口、婚姻、民俗的变迁和气候、生态、资源、灾害等自然因素对历史的影响；除了要研究党中央的决策过程，更多的是要研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的决策过程，以及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查机关、军事机关的重大举措；除了要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多的是要研究各级政府是如何根据这些决策来组织各项建设的，全国各族人民又是如何在这些决策的指导和影响下从事各自工作、开展各项活动的。现在一些有关党史建国后部分和当代史的出版物确实存在内容雷同的现象，但究其原因，是因为党史过多地写了本来应由当代史去写的内容，当代史也过多地写了本来属于党史的内容，并非它们的本质属性所决定。这是我们今后需要通过加强党史和当代史两个学科建设来解决的问题，而不应当成为怀疑当代史学科存在的理由。
二、关于当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当代史学是一门综合学科和交叉学科，但归根到底属于史学的分支。因此，当代史研究也和其他史学一样，指导思想应当是而且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近些年来，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西方史学界出现了一股攻击、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潮。这股思潮也影响到国内，一些人指责唯物史观有“理论缺陷”，“已经过时”，并且鼓吹“指导思想要多元化”，说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一个“学派”，应与其他学派“地位平等”。要不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这对于史学尤其是当代史研究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方向问题，而且是一个关乎自身学科建设的大问题。
例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生，或者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陆获得胜利的原因，长期以来存在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生纯属历史的偶然，不过是因为共产国际支持，或共产党人抓住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机会，或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而造成的结果。事实真是如此吗？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正确认识，当代史研究便会从一开始就走上歧路，进入死胡同。再例如，建国后党在指导思想上有过失误，历史出现过曲折，甚至遭受过严重挫折。但当代中国史的主流究竟是曲折还是成就？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是延误还是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解放还是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对这一系列问题如果没有正确认识，当代史研究也是搞不好的。再例如，前一段时间国外公布了一些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有人便借此鼓噪，说什么北朝鲜是侵略者，中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是“帮助侵略”，耽误了国内建设，并据此要求把《谁是最可爱的人》从中学语文课本中删除。可见，如果在当代史研究中不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不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衡量和判断是非功过的标准，我们就不可能透过表面现象揭示历史的本质，就不可能从大量纷繁的事物中理清历史发展的主线，就不可能驾驭各种各样的史料而会被史料牵着鼻子走。现在有那么一些所谓的历史作品，由于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而陷入唯心史观，结果歪曲了历史的真实，产生了很不好的社会效果。这一现象从反面说明，坚持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关系到当代史研究的政治方向，也关系到当代史研究的学术性和科学性。
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的“七一”讲话中指出：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这就告诉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我们应当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把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为当代史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勇于和善于进行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三、关于当代史研究的特点
当代史研究既然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它就和史学一样，具有鲜明的学术性和科学性。当代史研究是一门学问，是一项学术性工作，而不是政治工作，更不是宣传工作。它像其他史学一样，不仅要弄清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且要探寻其中的原因，发现其中的规律，总结其中的经验。但它与一般史学尤其是古代史研究也不完全相同，在具有学术性、科学性的同时，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现实性。这首先表现在当代史的研究必须遵守党关于建国后历史的各种决议、决定和指导性意见，特别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代史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站在不同阶级的立场上，用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来观察，对同样的事实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因此，从事当代史研究的学者，要自觉地把政治性和学术性、科学性统一起来，绝不能搞什么所谓的“价值中立”，不加区别地提什么“排除来自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思想权威的各种干扰”。境外也有人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无论他们抱有什么目的，用什么思想指导，也都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不可能在“选定研究课题”后就“终止使用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
其次，当代史研究的政治性和现实性还表现在涉及政治敏感问题的研究成果，发表时必须遵守“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原则。这是因为，研究成果一旦公开发表，问题就由学术领域进入了宣传领域，而在宣传领域，是有纪律约束的。当代史学工作者应当从当代史研究的特点出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辨别力，注意维护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懂得“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道理。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同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斗争，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诋毁人民群众的奋斗精神。他们的用心，说到底就是要用这个意识形态的“软武器”，摧垮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进而摧垮我们整个民族和整个国家。现在，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已经被他们用这样的“软武器”摧垮了吗？我们要引以为戒，不仅不能因为自己的不慎而为他们的攻击提供炮弹，而且还要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回击他们的攻击。在事关国家安危存亡的问题面前，当代史学者肩上的担子和手中的笔都重若千金，要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
再次，当代史研究的政治性和现实性还表现在它的资治教化、资政育人的功能上。如果说一般史学都具有资政和教化作用的话，那么，这一作用在当代史研究身上尤为明显。当代史学工作者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除了要总结历史经验、探寻历史规律外，还需要通过当代史研究不断挖掘建国以来人民群众在各个历史时期涌现出的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为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提供历史依据。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国后的半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突飞猛进的半个世纪。然而近年来一部分群众特别是青年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产生了动摇，其中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在当代史研究中一度对错误的研究比较多，而对成就的研究相对不够。在有的人眼里，似乎只有研究错误才是学问，而研究成就不算学问，是歌功颂德。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既然建国后的历史成就是第一位的，当代史研究理应把成就和经验的研究作为研究的重点。研究成就和成功的经验并不容易，有大量细致的工作要做，例如，要研究像“两弹一星”、浦东新区这样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也要研究普通人生活方式等不易被人觉察的进步；要研究它们的现象，也要研究这些现象的原因。对共和国历史中的失误，当代史工作者当然不能回避，但即使是研究失误，重点也应放在分析原因和总结教训上。要把好心犯错误的人同趁党犯错误搞阴谋诡计的人加以区别，并且多研究广大干部群众以各种形式对错误进行的抵制，而不应热衷于搞什么“深揭密”，过多描绘领导人犯错误的细节和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与恩怨，更不能混淆历史的主流与支流，把共和国的历史写成一连串错误的集合。江泽民同志在阐述“三个代表”思想时指出：“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各个历史时期，当然包括党犯错误的时期。党犯了错误，不等于党的性质、国家的性质就变了。苏东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指出和纠正党执政的失误时，大肆批判、全盘否定自己的历史，从而形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失去信任和信心。这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史研究并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工人阶级政党能否巩固自己执政地位的重大而现实的政治问题。我们要记取苏东剧变的教训，绝不能自毁历史，重蹈他们的覆辙。当代史学工作者有责任用自己的研究成就告诉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从而增强和鼓舞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
另外，还要看到当代史是一个正在发生发展着的历史，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界限往往不是分得很清楚。昨天还是现实的事，今天就可能成为历史；同样，今天发生的事，明天就可能成为历史。当代史学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当代史学工作者要密切关注现实问题，既要研究与现在时间相隔较远的事件，也要研究不久前刚刚发生的事件。这也是当代史研究的现实性特点的一个表现。而且，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同样，研究现实问题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过去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当然，当代史学工作者研究现实问题应是从历史角度进行研究，着重于总结经验和揭示规律，从而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历史依据；而不是搞对策研究，更不是直接地生硬地用历史为现行政策作注释。
四、关于当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当代史研究属于史学，因此，它在研究理论与方法上首先要继承和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传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过去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苏联历史学家的介绍来接受唯物史观的，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受到由于苏联教条主义式地对待唯物史观而出现的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倾向的影响；同时，也存在由于我们自己指导思想一度犯“左”的错误而产生的对待唯物史观理论的理解上的偏差。但应当肯定，苏联的历史学家在把马恩著作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加以系统化、通俗化方面是有贡献的，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接受唯物史观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在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同时，无一例外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史学中那些进步的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史学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我们今天要建立当代史学科，首先应当以他们为榜样，努力构筑马克思主义当代史学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
构筑马克思主义当代史学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还应当借鉴西方各派史学、特别是西方新史学派的一切有价值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西方新史学派主张扩大历史研究的视野，不仅要描写民族的兴亡和伟人，也要描写文化形态的变化和普通人的情感世界；认为文字史料未必能真实反映当时的情况，历史学家不能满足于考证、校勘史料，也要解读史料所用语言背后的意义；强调历史学应与其他相关学科建立密切联盟，不断完善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并因此而模糊了传统史学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产生了一系列历史学的新的分支学科，如经济历史学、地理历史学、生态历史学、人类历史学、社会历史学、文化历史学、心理历史学、家庭历史学、计量历史学、比较历史学、口述历史学，等等。这些理论与方法虽然不能取代唯物史观，但其中科学的部分与唯物史观并不矛盾，而且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当代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我们完全可以也应当在当代史学科建设中有选择地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