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威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论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历史模式——文明的裂变和崩溃归因于病态地强化其自己的基本原则。尽管我在金融市场赚取财富，现在我担心，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无限制强化，以及市场价值观念延伸进入生活的所有领域，正在危及我们的开放和民主的社会。我认为，开放社会的主要敌人已不再是共产主义的威胁，而是资本主义的威胁。
“开放社会”的说法是由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Bergson ）在其《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1932)一书中发明的，而奥地利哲学家波普尔（K.Popper）在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一书中，使这种说法得到更大的传播。波普尔证明，诸如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具有一个共同要素：它们都声称掌握终极真理。由于终极真理是人类不可能获得的，这些意识形态为了推行其对社会的看法，不得不借助于压迫手段。波普尔将这些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与另一种看待社会的观点相提并论。这种看待社会的观点承认，没有人对真理拥有垄断权，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利益，而且，为了使不同的人们能和平地共同生活，需要一些机构。这些机构保护公民的权利，并确保选择自由和言论自由。波普尔把社会组织的这种形式称为“开放社会”。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写成的，解释了西方民主政体支持和争取什么。这种解释是十分抽象和哲学化的，“开放社会”的说法因而从未获得广泛承认。然而，波普尔的分析是尖锐透彻的。1940年代末，我还是一名学生，当我读到这本书时，我已在匈牙利亲身经历过无论是纳粹统治，还是共产主义统治。这本书以其启示力量打动了我。
我不得不更深入地探究波普尔的哲学，并问道：为何没有人能掌握终极真理？回答变得很明显：我们所生活的领域也就是我们正努力了解的领域，而我们的认识能力能够影响我们所参与的事件。如果我们在一个领域的范围之内进行思考，而思考的题目与另一个领域有关，真理就可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能够形成与事实相一致的陈述，而事实将充当确定这些陈述是否属实的可靠标准。
这些条件在一个领域是占优势的：自然科学。可是，在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陈述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就不那么明确。在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中，参与者的认识能力有助于确定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事实并不必然地构成判断陈述的真实性的可靠标准。在思考与事件之间，存在一种我称之为“自反性”的双向联系——一种反馈机制。我已利用“自反性”形成一种历史理论。
无论这种理论是否正确，它已证明在金融市场上对我非常有益。当我所赚的钱超过我的所需后，我决定建立一个基金会。我对自己真正关心什么进行了深入思考。由于我亲身经历过纳粹的迫害和共产主义的压迫，我得出的结论认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开放社会。因此，我把这个基金会称为“开放社会基金”，我还确定了它的目标是使封闭社会变得开放，使开放社会变得更有活力，并倡导一种极为重要的思考模式。那是在1979年。
我的第一项重要活动是在南非进行的，但进行得并不成功。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是如此无处不在，以致无论我试图做什么，我所做的事情都使我成为种族隔离制度的一部分，而不是帮助改变种族隔离制度。接着，我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中欧。在那儿我更成功得多。我于1980年开始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宪章77”运动，于1981年开始支持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我分别于1984年在我的出生国匈牙利、于1986年在中国、于1987年在苏联、以及于1988年在波兰建立了基金会。随着苏联体系的崩溃，我的参与加快了。到目前为止，我已建立一个包括25个以上国家的基金会网络（不包括中国，我们已于1989年关闭了设在那儿的基金会）。
我在共产主义政权下进行活动时，从来不觉得需要解释，“开放社会”是指什么；那些支持基金会的目标的人们比我更理解，“开放社会”意味着什么，即使他们不熟悉这种说法。例如，我的基金会在匈牙利的目标是支持可供替代的活动。我知道，当时盛行的共产主义信条是十分错误的，因为它是一种教条，只要它被揭露另有可取而代之的抉择，它将变得不能长久存在。这种方式证明是有效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成为支持匈牙利的文明社会的主要源泉，而文明社会越是繁荣，共产主义政权就越是衰落。
在共产主义崩溃之后，这个基金会网络的使命发生了变化。认识到开放社会是比封闭社会更先进、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因为在封闭社会内，只有一种被强加于社会的蓝图，而在开放社会内，每个公民不仅被允许、而且被要求为其自己考虑），这些基金会从执行破坏性任务转向执行建设性任务——这不是一件做起来很轻松的事情，因为开放社会的信徒已习惯于从事破坏性活动。我的大多数基金会做了很出色的工作，但不幸的是，它们没有找到很多朋友。对在前苏联帝国倡导开放社会，西方的开放社会并不觉得有强烈冲动。相反，盛行的观点是，应该听任人们照看其自己的事务。冷战结束所引起的反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反应很不相同。有关新的马歇尔计划的想法甚至不可能得到讨论。当我在波茨坦（当时仍位于东德境内）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这种想法时，我名副其实地受到嘲笑。
共产主义的崩溃为一种普遍的开放社会奠定了基础，但西方民主国家未能随机应变。正在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出现的新政权与开放社会很少有相似之处。西方同盟似乎丧失了其目的感，因为它已不可能根据共产主义的威胁为其自己下定义。西方同盟显得几乎不愿意援助那些在波斯尼亚或别的地方捍卫开放社会的概念的人们。至于生活在前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们，他们在遭受压迫时可能渴望开放社会，但现在共产主义制度已经崩溃，他们一心一意地关注的是生存问题。在共产主义失败后，对一般概念产生了普遍的失望情绪，而开放社会是一个一般概念。
这些考虑迫使我重新检验自己对开放社会的信念。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五六年里，我实际上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于前共产主义世界的改革。最近，我使自己的注意力重新回到我们自己的社会上来。我所创建的基金会网络继续在做出色的工作，然而，我觉得迫切需要重新考虑曾在创建这些基金会时指导过我的概念框架。这种重新估价已使我得出结论：开放社会的概念并没有丧失其重大意义。相反，在了解历史的目前时刻方面，在提供政治行动的实际指导方面，这个概念或许甚至比在波普尔撰写他的著作时更有用——但必须对这个概念进行彻底的再思考和系统的重新阐述。如果开放社会将作为一种值得为之奋斗的理想，就不能再根据共产主义的威胁为开放社会下定义。开放社会必须得到更积极的内容。
新的敌人
我认为，开放社会可能受到来自相反方向——来自过分的个人主义的威胁。太多的竞争和太少的合作可能引起无法忍受的不公正和不稳定。就如今在我们的社会中占优势的信念而言，这种信念就是信奉市场的魔法。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学说认为，通过不受约束地追求私利，就能最好地为共同利益服务。除非承认共同利益应该优先于特殊利益，从而使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学说受到抑制，我们目前的体系可能崩溃——无论这种体系是多么不完美，它有作为一个开放社会的资格。
然而，我希望强调的是，我并不把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与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归入同一类型。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有意识地寻求破坏开放社会；放任主义政策可能危害开放社会，但这种危害仅仅是非故意的。放任主义的倡导者之一海克（F.Hayek）也是开放社会的热情支持者。我认为，来自放任主义方面的威胁如今比来自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更强大。我们正享有一种真正是全球性的市场经济，商品、服务、资本、甚至人员都能在这种经济中十分自由地流动，但我们没有认识到，必须支持开放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制度。
目前的形势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形势相类似。当时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放任主义原则是这个时代的特征；目前也是如此。但原先的那个时期更稳定。那时存在一支帝国力量——英国，而英国准备将炮艇派遣到遥远的地方，因为作为既有体系的主要受益者，英国在维护这个体系方面具有既得利益。如今美国不希望成为世界警察。原先的那个时期具有金本位制；如今主要货币像大陆板块那样浮动并彼此挤压。然而，100年前盛行的那种自由市场体制已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崭露头角，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国家之间实际上已不存在资本流动。除非我们从经验中吸取教训，目前的体制是多么更可能崩溃！
尽管放任主义学说不像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纳粹的种族纯粹观念那样，与开放社会的原则相矛盾，所有这些学说具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它们全都试图通过诉诸科学，为其声称掌握终极真理的断言进行辩护。就极权主义学说来说，这种诉诸很容易被排除。就放任主义来说，对其声称掌握终极真理的断言提出异议较为困难，因为这种断言建立在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而经济学乃是声誉最好的社会科学学科。人们不能简单地将市场经济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我认为，放任主义意识形态是对可能的科学真理的歪曲。
放任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科学基础是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自由和竞争的市场使供应和需求变得平衡，从而确保资源的最佳配置。这种理论被公认是一种永恒真理，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确实是永恒真理。经济理论是一个公理系统：只要基本假设是站得住脚的，结论就随之站得住脚。可是，如果我们严密地检验这些假设，我们发现，这些假设并不适用于现实世界。正如最初所阐述的，完全竞争的理论、即供需自然平衡的理论假设，这种竞争能提供完美的认识、性质相同但容易区分的产品、以及数量大得足以使个别参与者不能影响市场价格的市场参与者。有关完美认识的假设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完美的认识被精巧的设计所取代。供应和需求被认为是独立的既定事实。这个条件被作为一种方法论要求、而不是作为一种假设提出。这种方法论要求认为，经济理论研究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因此，经济理论必须把供应和需求都视为既定事实。
正如我在别处已证明的，供应和需求是独立的既定事实这个条件不可能符合现实，至少就金融市场而言——而且，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关键作用。金融市场上的买主和卖主都寻求低估未来，这种低估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决定。供需曲线的形成不能被当作既定事实，因为供应曲线和需求曲线都包含对事件的预期，都是通过这种预期形成的。在市场参与者的思考与他们所思考的形势之间，存在一种双向反馈机制——“自反性”。这种自反性既造成对市场参与者的不完整的了解（有关开放社会概念的基础是什么的认识），也造成他们所参与的过程的不确定性。
如果供应曲线和需求曲线不是独立的既定事实，如何确定市场价格？如果我们观察金融市场的行为，我们就会发现，价格不是趋向于平衡，而是持续地根据买主和卖主的预期发生波动。价格在一些很长的时期内是偏离任何理论上的平衡的。即使价格最终显示出回归的趋势，但这种平衡已与在没有这种干扰时期的情况下应有的平衡不同。然而，平衡概念持续存在。很容易看出原因何在：没有这种平衡概念，经济学不可能说明，价格是如何确定的。
在缺乏平衡的情况下，自由市场导致最佳资源配置的论点就失去了其依据。被用于证实这一论点的所谓的科学理论证明是一种公理化结构，它的结论已被包括在其假设之中，并且不一定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
我不想暗示，经济理论出于政治目的故意歪曲现实。可是，经济理论在试图仿效自然科学的成就（并为其自己赢得声誉）时，曾尝试做不可能做到的事。社会科学理论以一种自反方式与其论题发生关系。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理论能够以一种自然科学理论做不到的方式影响事情的进程。海森伯（W.Heisenberg）（1901～1976，德国物理学家，创立量子力学，提出测不准原理及矩阵理论，获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译者注）的著名的测不准原理意味着，观察的行动可能妨碍量子的行为。但是，产生结果的是观察，而不是测不准原理本身。在社会领域，理论具有改变与其有关的论题的能力。经济理论有意识地拒绝考虑自反性。经济理论在这么做时，已篡改了其论题，并使其自己易于被放任主义意识形态利用。
使经济理论能转换成一种敌视开放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是有关完美认识的假设——最初是公开地宣称这种假设，然后又将这种假设以某种方法论手段的形式伪装起来。市场机制确实是强有力的，但这并不说明市场是完美的；只是在受不完美的认识支配的世界上，市场才为评估一个人的决定的结果以及纠正错误提供有效的反馈机制。
无论有关完美认识的假设采取什么形式，有关完美认识的主张是与开放社会的概念相矛盾的（开放社会承认，我们对自己的处境的了解是固有地不完整的）。由于这种观点是抽象的，我必须描述能用以说明放任主义观念是对开放社会的威胁的若干具体方面。我将集中阐述3 个问题：经济稳定、社会公正和国际关系。
经济稳定
经济理论曾设法创立了一个人造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参与者的偏爱和参与者所面临的机会是彼此独立的，而趋向平衡的价格走向使这两种力量变得相等。可是，在金融市场上，价格并不仅仅是独立地规定的需求和供应的消极反映；价格也在形成这种偏爱和机会方面起积极作用。这种反射性交互作用使金融市场变得固有地不稳定。放任主义意识形态否认这种不稳定性，并反对任何形式的目的在于维持稳定的政府干预。历史已证明，金融市场确实会崩溃，引起经济衰退和社会动乱。这种崩溃导致中央银行和其他管制形式的演变。放任主义意识形态喜欢争辩说，这种崩溃是由有缺点的管制引起的，而不是由不稳定的市场引起的。他们的论点有几分正确，因为如果我们的认识是固有地不完美的，管制也必定是有缺陷的。可是，他们的论点听上去是空洞的，因为这种论点没有说明，为什么首先强制实行管制。它通过利用一个不同的论点，回避了为何首先强制实行管制的问题。这个不同的论点看来是这样的：既然管制是有缺陷的，不受管制的市场就是完美的。这个论点依赖的是有关完美认识的假设：如果某种解决办法是错误的，它的对立面就必定是正确的。然而，在不存在完美认识的情况下，自由市场和管制都是有缺陷的。只有有意识地作出维持稳定的努力，稳定才能得到维持。即使在那时，崩溃也将发生，因为公共政策往往是有缺陷的。如果崩溃非常严重，崩溃可能导致出现极权主义政权。
不稳定性远远超出金融市场的范围：它影响指导人们采取行动的价值观念。经济理论将价值观念看作既定事实。在经济理论诞生时，在亚当·斯密（A.Smith）、戴维·李嘉图（D.Ricardo）和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Marshall）的时代，这是一种适当的假设，因为人们确实具有坚定的确立的价值观念。亚当·斯密本人把某种道德哲学与他的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在市场行为中得到表现的个人偏好背后，人们受一系列道德原则的指导，而这些道德原则表现在市场机制范围之外的行为中。这些原则深深地植根于传统、宗教和文化，从代表可利用选择中的清醒选择的意义上说，它们不一定是合理的。事实上，一旦可供替代的选择变得可利用，这些原则往往不可能坚守自己的立场。市场价值观念足以损害传统价值观念。
市场价值观念与引起强烈情感和敌意的其他更传统的价值体系之间，存在不断的冲突。由于市场机制已扩大其影响力，人们根据一系列既定的价值观念来采取行动的谎言已变得越来越难于维持。广告、推销、甚至包装的目的是形成人们的偏好，而不是像放任主义理论所认为的那样，仅仅对人们的偏好作出反应。人们对支持什么没有把握，故而越来越依赖金钱，将金钱作为价值标准。价格越贵的东西被认为越好。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可根据获得它的价格来判断。人们因为富有而值得尊敬和钦佩。过去作为交换媒介的东西取代了基本价值观念，彻底改变了经济理论所假设的关系。过去的誓约变成了可交易的东西。对成功的膜拜取代了对原则的信仰。社会丧失了其精神支柱。
社会达尔文主义
通过把供需条件视为既定事实，并宣称政府干预是首恶，放任主义意识形态有效地排除了收入或财富的再分配。我能够赞同，再分配的一切尝试都是与市场效率相抵触的，但不能因此认为，不应该进行尝试。放任主义论点与共产主义一样，依赖的是同样不言而喻地诉诸完美。放任主义论点认为，如果再分配引起无效率和曲解，这些问题可通过排除再分配得到解决——就像共产主义声称，与竞争有关的重复是浪费的，因此我们应该具有一种中央计划经济。可是，完美是不可获得的。财富积聚在其拥有者手中，如果没有再分配机制，这种不公正可能变得无法忍受。弗朗西斯·培根（F.Bacon）是一位渊博的经济学家， 他说：“金钱就像堆肥，除了被施于农田，并无益处。”
反对收入再分配的放任主义论点，援引的是适者生存的学说。财富通过继承传递、而第二代很少像第一代那样适合的事实动摇了这种论点。
无论如何，使适者生存成为文明社会的一条指导原则非常错误的。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建立在一种已过时的进化理论的基础之上，就像经济学中的平衡理论从牛顿的物理学中获得提示一样。指导物种进化的原则是突变，而突变以一种更复杂得多的方式起作用。物种及其环境是相互影响的，而一个物种对其他物种来说，也是环境的一部分。在这方面，存在一种与历史上的自反性相似的反馈机制，差别在于，历史上的这种机制不是由突变、而是由误解推动的。我提及这一点是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推动当今人类事务的误解之一。我希望提出的主要论点是，合作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丝毫不亚于竞争，而“适者生存”的口号歪曲了这个事实。
国际关系
放任主义意识形态与另一门伪科学——地缘政治学具有某些相同的缺陷。地缘政治学家认为，国家没有原则，只有利益，而这种利益取决于地理位置和其他基本面因素。这种决定论方法植根于一种已过时的、19世纪的科学方法观点，它至少具有两种明显的缺陷，而这两种缺陷并不以相同的力量影响放任主义经济学说。其一是，地缘政治学将国家视为不可分割的分析单位，就像经济学对待个人一样。将国家排除在经济之外，与此同时，又把国家奉为国际关系中权力的根本来源，这是非常矛盾的。可是，撇开这一点不谈。问题还有一个更紧迫而现实的方面。一旦某个国家出现分裂，会发生什么？信奉地缘政治学的现实主义者发现，他们自己对此毫无准备。这正是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时所发生的情况。地缘政治学的另一个缺陷是，它不承认除了国家利益，还存在某种共同利益。
由于共产主义的失败，目前的事态无论多么不完美，可被说成是一个全球开放社会。这个全球开放社会没有受到外来威胁，没有受到来自某种寻求世界霸权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威胁来自内部，来自寻求通过外部冲突建立内部统治的地方性暴君。威胁也可能来自为追逐其私利不惜损害共同利益的民主主义的、但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国际开放社会可能是其自己的最坏敌人。
冷战是一种极其稳定的安排。两个代表社会组织的相反概念的权力集团争夺霸权，但它们必须尊重彼此的重要利益，因为每一方都有能力在一场全面战争中摧毁对方。这使冲突程度受到严重限制，所有地方性冲突也受到更大冲突的遏制。由于一个超级大国的内部瓦解，这种极其稳定的世界秩序已寿终正寝。没有新的世界秩序取而代之。我们进入了一个混乱时期。
放任主义意识形态没有使我们对应付这种挑战有所准备。它没有认识到需要一种世界秩序。一种秩序应该从国家追逐其私利中出现。可是，国家由于受适者生存原则的指导，正日益全神贯注于其竞争能力，不愿为共同利益作出任何牺牲。
不必为了证明放任主义意识形态与开放社会的概念不相容，就对我们的全球贸易体系的最终崩溃作出任何可怕的预测。在共产主义崩溃以后，自由世界未能扩大帮助的范围——对这一点进行考虑就已足够。已在俄罗斯生根的那种强盗资本主义体系是如此邪恶，以致人民很可能求助于一个富有魅力的、允诺以公民自由为代价的国家复兴的领袖。
如果说在这方面有任何教训可吸取，那就是一个压制性政权的垮台不会自然而然地导致一个开放社会的确立。开放社会不仅仅是没有政府干预和镇压。开放社会是一种复杂而先进的结构，要使开放社会得以出现，必须作出深思熟虑的努力。由于开放社会比其取代的体系更复杂，迅速转换成开放社会需要外部援助。可是，在美国和英国盛行的放任主义观念、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地缘政治现实主义的结合，妨碍了任何在俄罗斯建立开放社会的希望的实现。如果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以不同的观点看待世界，他们可能为一个全球开放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苏联崩溃时，曾有过使联合国按其最初的宗旨发挥作用的机会。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访问联合国，并概述了他对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合作、使世界获得和平和安全的看法。自那时以后，这个机会就消失了。联合国作为一个维护和平的机构已彻底丧失信誉。波斯尼亚目前对待联合国的态度，与阿比西尼亚于1936年对待国际联盟的态度一样。
我们的全球开放社会缺乏使其得到维护的机构和机制，而且也没有建立这种机构和机制的政治意愿。我谴责目前盛行的态度，这种态度认为，不受限制地追逐私利将带来最终的国际平衡。我认为，这种信心是不合时宜的。我认为，开放社会的概念能提供一种更好的行动指南，而开放社会需要使其得到保护的机构。事实上，不用花费很大的想象力就能认识到，目前占优势的全球开放社会可能证明是一种暂时现象。
可能出错
确定开放社会的敌人比让开放社会的概念具有积极的含义更容易。然而，没有这种积极含义，开放社会必然会成为其敌人的牺牲品。为了使一个社会团结一致，必须有一种共同利益，但开放社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开放社会是一个抽象概念，一个普遍概念。诚然，存在诸如全球社会之类的东西，也存在全球层面的共同利益，诸如保护环境和防止战争。但是，这些利益与一些特殊利益相比是较为无力的。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上，这些共同利益并不拥有支持者。此外，开放社会作为一种普遍概念是超越所有边界的。社会从共享的价值观念中获得内聚力。这种价值观念植根于文化、宗教、历史和传统。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边界，从何处寻找这种共享的价值观念？我认为，只有一个可能的来源：开放社会的概念本身。
为履行这种职责，开放社会的概念必须得到重新定义。我认为，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之间不是泾渭分明的，开放社会占据的是一个中间地带。在这个地带，个人的权利是受到保护的，但也存在一些使社会团结一致的共享的价值观念。这个中间地带受到来自所有方面的威胁。在一个极端，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学说可能导致国家主宰一切。在另一个极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可能导致严重的不稳定和最终的崩溃。还有其他一些变体。新加坡的李光耀提出一种将市场经济与压制性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所谓的亚洲模式。在世界许多地区，国家的控制与私人财富的创造是如此密切相关，以致人们可能谈论，强盗资本主义或者“流氓国家”是开放社会的新威胁。
我设想，开放社会是一个能够改善的社会。我们从承认我们自己的容易出错的特性着手。不仅我们的心理构念易于出错，而且我们的机构也易于出错。不完美的东西是能够改善的——通过一个试验和失误的过程得到改善。开放社会不仅允许这个过程的发生，而且事实上鼓励这个过程，鼓励的途径是坚持言论自由，并保护异议。开放社会提供无限制地改善的前景。在这方面，开放社会与科学方法相似。可是，科学掌握客观标准——即能借以评判这个过程的事实。不幸的是，在人类事务中，事实并不提供真理的可靠标准，但我们需要某些公认的、能借以评判这种实验和失误的过程的标准。所有的文化和宗教都提供这种标准，开放社会也不能没有这种标准。鉴于大多数文化和宗教都将其自己的价值观念视为绝对的东西，开放社会中的创新在于，一个了解许多文化和宗教的开放社会，必须将其自己的共享的价值观念视为可讨论和选择的东西。为了使这种讨论能够进行，必须至少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开放社会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可取形式。人民必须能自由地思考和行动，只服从共同利益所强加的限制。这种限制也必须通过试验和失误来确定。
《独立宣言》可被视为非常接近开放社会的原则，但我们应该说，这些原则是与我们的易错性相一致的。承认我们的理解是不完美的，这是否可能有利于建立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可取形式的开放社会？我认为是可能的，尽管有一些巨大的困难挡道。我们必须提倡，对我们自己的易错性深信不疑，使这种信念的地位不亚于我们通常赋予对终极真理的信仰的地位。可是，既然终极真理是不可获得的，我们怎么能将我们的易错性当作终极真理？
这是明显地自相矛盾的，但这种自相矛盾是能够解决的。第一个建议，即我们的认识是不完美的，是与第二个建议相一致的：我们必须把第一个建议当作信条。出现对信条的需要，正是因为我们的认识是不完美的。如果我们享有完美的认识，就可能不需要信念。可是，接受这种推论方式要求，我们赋予自己的信念的作用应该发生深刻变化。
在历史上，信念用来为特定的行为准则辩护。易错性应该鼓励一种不同的态度。信念应该用来塑造我们的生活，而不是用来使我们遵守一系列既定的规则。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信念是我们的选择的表现，而不是终极真理的表现，我们更可能容忍其他信念，并根据我们的经验修正我们自己的信念。可是，这不是大多数人对待自己的信念的方式。他们往往认为自己的信念等同于终极真理。事实上，这种等同往往用来确定他们自己的身份。如果他们在某个开放社会中的生活经验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拥有终极真理的主张，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失落感。
在我们的思想中，认为我们不知怎么体现终极真理的想法是根深蒂固的。我们或许具有一些必不可少的能力，但我们是与我们的自我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或许发现了真理和道德，但首先我们必须代表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私欲。因此，如果确实存在诸如真理和正义之类的东西——我们已开始相信，确实存在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会希望占有它们。我们向宗教索取真理，最近又向科学索取真理。相信我们的易错性是一种不幸的取代。易错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无论如何比诸如我的国家（或者我的公司、或者我的家庭）等更简单的概念更难理解得多。
既然有关我们的易错性的概念是如此难于领会，是什么使这个概念具有吸引力？支持这个概念的最强有力的论据将在其所产生的结果中找到。开放社会往往比封闭社会更繁荣昌盛，更富有革新精神，也更具有激励作用。可是，在提出成功是持有某种信念的唯一基础时，存在一种危险，因为如果我的自反性理论是站得住脚的，获得成功并不等同于做得正确。在自然科学中，理论如果起作用（从提供有效的预测和解释的意义上说），就必定是正确的（从它们所提供的预测和解释符合事实的意义上说）。可是，在社会领域，有效的东西不一定等同于正确的东西，因为思想与现实之间存在自反关系。正如我在前面已暗示的，对成功的膜拜可能成为开放社会内不稳定的根源，因为这种膜拜可能损害我们的是非感。这正是在当今我们的社会内发生的情况。我们的是非感正受到我们专心致志于成功的危害，因为成功是通过金钱来衡量的。只要你能做了坏事而不受惩罚，任何事情都会发生。
如果成功是唯一标准，开放社会将输给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正如实际上已多次发生过的那样。为我自己的利益争辩，这比经历从易错性到开放社会概念的抽象推论的全过程更轻松得多。
开放社会的概念需要更坚实的基础。对开放社会必须有一种献身精神，因为开放社会是社会组织的适当形式。这种献身精神是很难获得的。
我相信开放社会，因为开放社会比声称掌握终极真理的社会制度更能使我们发挥自己的潜力。承认真理的不可获得的性质，这比否认这种性质提供了自由和繁荣的更好前景。可是，我承认，在这方面存在一个问题：我全心全意地致力于追求真理，以便为开放社会找到令人信服的实例。但我不能确信，其他人将分享我的观点。鉴于思想与现实之间存在自反关系，真理对成功来说并非不可或缺。通过歪曲或否认真理，或许可能实现一些特定目标，而且，人们对实现其特定目标可能比获得真理更感兴趣。只有在抽象过程的最高层面，当我们考虑人生的意义时，真理才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即使在那时，欺骗仍可能比真理更可取，因为人生使死亡成为必需，而死亡是很难被接受的。事实上，有人可能认为，对度过大部分人生来说，开放社会是社会组织的最佳形式，而封闭社会是最适合于接受死亡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这最后一种分析中，对开放社会的信仰是一个选择问题，而不是一个逻辑上必然的问题。
情况并非到此为止。即使开放社会的概念被普遍接受，这仍不足以确保自由和繁荣将占优势。开放社会仅仅提供一个框架，有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不同观点能在这个框架内达成和解；开放社会并不提供一种有关社会目标的坚定看法。如果开放社会提供这种看法，它就不可能是一个开放社会。这意味着，除了其对开放社会的信念，人们还必须持有其他信念。只有在一个封闭社会内，开放社会的概念才为政治行动提供充足的根据；在一个开放社会内，持有开放社会的概念不足以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人们必须成为自由民主党人，或者社会民主党人，或者基督教民主党人，或者其他某种民主党人。对开放社会应该带来的自由、繁荣和一切好事来说，对开放社会的共享信仰是一个必要的、但不是充足的条件。
可以认为，开放社会的概念似乎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困难来源。这是意料之中的。归根结底，开放社会建立在承认我们的易错性的基础之上。事实上，理所当然的是，我们的开放社会的理想是实现不了的。拥有开放社会的蓝图将是自相矛盾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为开放社会奋斗。在科学上也是这样，终极真理是不可得的。然而，请看看我们在追求终极真理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同样，开放社会是能够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接近实现的。
从一个哲学的、认识论的论点中获取一个政治和社会的议事日程，这似乎是一项毫无希望的任务。然而，这项任务是能够完成的。存在历史前例。启蒙运动是对理性力量的颂扬，它为《独立宣言》和《人权法案》提供了灵感。在法国大革命中，对理性的信仰达到过分的程度，产生了不愉快的副作用；然而，法国大革命乃是现代状态的开端。现在，我们已具有200年理性时代的经历，而且，作为明智的人们， 我们应该认识到，理性具有其限度。形成一种建立在我们的易错性基础之上的概念框架的时机已经成熟。在理性失败之处，易错性仍可能获得成功。
摘自美国《大西洋月刊》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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