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造双语家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语论文,如何打造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6)05—0058—06 一、引言：重获重视的家庭 作为人类丰富多彩的文化多样性的表征，家庭一直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以下简称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之一。家庭的多样性长久以来不断激发着人类学家的研究兴趣，吸引他们/她们致力于从卷帙浩繁的民族志资料中描述和构建家庭的类型谱系、分析和阐释家庭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1](P.263-272)。但是，正如社会学家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所揭示的，包括西方人类学在内的西方社会科学，实际上都是民族国家的产物[2]，不仅是与欧美势力在世界扩张的同时发展起来的[3](P.3)，还常常将国家作为分析的基础框架[4](P.87-92)，因此，家庭并不是社会科学家，以及权力精英和普通公众稳定持续的关注对象。 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是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转换的核心制度，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出现了一种去制度化的变迁趋势，家庭的规模和意义都在萎缩[5]。人类学界普遍认为，无论社会文化怎么变迁，家庭至今仍是初级群体，它的普遍功能仍是对儿童的社会化或濡化负有首要责任。由于家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重获重视，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转向了对家庭的投资和支持，而早在21世纪初，中国社会政策研究专家张秀兰和徐月宾就已经提出要构建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强调“家庭对人们的生存质量和发展机遇都具有决定意义”和中国社会政策应从强调家庭责任到更重视对家庭的支持转变[6]。在这样的社会和政策背景中，当我们思考如何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这一问题时，不可能不去考虑家庭在其中发挥的功能和扮演的角色。 中国大陆学界认识到家庭在语言文化遗产传承中的功能与角色是比较晚近的事，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语言学家陈保亚的研究。这项研究打破了一个广为流传的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迷思，即“过去对汉语强大语势的程度估计不足，对语势的内在机制认识不够，过高估计文教媒体在语言传承中的作用，认为只要进行人为的调整，比如展开双语教学，出版少数民族语文报刊，播放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电视，广泛展开少数民族文化活动，少数民族语言就能得到传承”[7]。换句话说，这项研究的发现是，造成多年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传承未能取得显著效果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对语言的自然接触和非自然接触不加区分，因而对汉语强大的语势估计不足。这一发现对刚刚起步的裕固族语言化遗产传承实践具有深刻的警示和启示作用，也就是说，如果不顾语言文化遗产传承的语言及文化生态系统的构造和特征，尤其是不能直面家庭弃用本族语言而转用汉语的事实，那么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将会逐步演变成一出“文化闹剧”，以失败告终几乎是它不可避免的命运。 进入新世纪以来，裕固族聚居区掀起了多种旨在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的实践活动，但这些实践活动可归为学校和社会两种传承模式，其中家庭的功能和角色几乎完全被忽视了。鉴于国际经验和本土实际，笔者于2015年初提出可以把打造双语家庭作为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的新思路，同时将其作为政策选项提上语言政策议程[8]。本文以教育人类学为基本学科视角，对在裕固族聚居区如何打造双语家庭这一现实问题从实践步骤和政策建议两个层面展开分析，并阐述“家庭作为方法”的学术价值。 二、如何打造双语家庭：实践步骤 “一个双语家庭就是十分习惯于使用两种语言的家庭”[9](P.40)，对于裕固族来说，“打造双语家庭”常常是指打造十分习惯于使用裕固族语言和汉语的家庭。 从现实状况和行动逻辑来说，我们可以将在裕固族聚居区打造双语家庭的实践步骤分述如下： (一)开展调查研究 一方面，调查研究在裕固族语言研究中一直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也可以说，调查研究一直是裕固族语言研究的核心策略。另一方面，相对来说，裕固族语言的结构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使用研究较为薄弱。在充分反思和汲取前辈研究的经验传统和局限教训的基础上，今后裕固族语言调查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项工作： 1.加强裕固族语言的记录与描写研究。传统上，裕固族语言研究以“书面研究”为主，记录语言的介质主要是录音机和摄像机，研究成果的储存、分享和应用极为不易。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语言的数位典藏已经成为可能，建立裕固族语言数字博物馆，用多媒体手段充分记录裕固族语言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值得欣喜的是，由中国语言学家范俊军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濒危语言数字博物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已于2014年11月14日获得批准立项，裕固族语言的数位典藏被纳入项目，由裕固族学者阿尔斯兰和安惠娟分别负责西部裕固语和东部裕固语的相关工作。如果项目工作进展顺利，裕固族语言的数位典藏将为裕固族语言课程资源库的开发和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2.开展语言接触和语言流失的机制调查研究。随着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和通婚家庭日趋增多，裕固族聚居区兼用或转用汉语的人口越来越多，完全保持本族语言的社区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以本族语言保持的具体情况而言，可将裕固族聚居区分为基本保持型社区、部分保持型社区、转用型社区三种类型。笼统谈论裕固族聚居区语言生活状况已经毫无意义，通过从实求知的调查研究进行“事实描述、分类比较、结构分析、意义阐释”已经刻不容缓。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在裕固族聚居区，由于语言接触导致的三种极为明显的语言现象特别值得关注：一是汉语对裕固族语言的影响日趋增大；二是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人口日趋增多；三是代际语言流失速度加快，本族语言能力强弱与使用人口年龄大小几成正相关。这些现象正好为语言接触和语言流失机制研究提供上佳研究对象。 3.开展家庭语言使用类型与需求调查研究。一般来说，以家庭语言使用的具体情况而言，可以将裕固族聚居区家庭分为西部裕固语单语家庭、东部裕固语单语家庭、藏语单语家庭、蒙古语单语家庭、汉语单语家庭、西部和东部裕固语双语家庭、东部裕固语和藏语双语家庭、西部裕固语和汉语双语家庭、东部裕固语和汉语双语家庭、藏语和汉语双语家庭、蒙古语和汉语双语家庭等十多种类型。在整个裕固族聚居区及其内部不同片区中，各种类型家庭所占比例和语言及文化需求为何仍不得而知，但弄清楚这些情况将为制定语言政策，特别是制定语言规划提供事实与知识基础。 (二)制定语言规划 按照语言政策研究界的一般看法，语言规划应由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三个类别或部分组成[10](P.41)。有论者从社会学批判研究视角出发对三类语言规划进行解读，“认为地位规划是社会群体间博弈的动态产物，本体规划蕴含精英标准的确立过程，而习得规划是主导群体为促成语言标准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手段”[11]，这一观点确实一语中的、入木三分，对于我们认识和厘定裕固族聚居区语言规划的目标和功能很有指导意义。 制定裕固族聚居区语言规划，是为了解决语言问题、分配语言资源、保障语言权利、调节语言关系、构建语言秩序，是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形塑、干预和提升裕固族聚居区语言生活的政策活动。该语言规划也应有三类规划组成，各种规划相互关联但主旨有别，其中地位规划主要是处理两种裕固族语言(和已失传的传统文字回鹘文以及当前使用的记音符号)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础教育课程中的外国语言文字以及维吾尔、蒙古、藏等文化亲属语言文字[12]之间的关系。本体规划主要是制定两种裕固族语言的记音符号，重点解决语言内部的区域性的“类方言”差异及“标准音”的认定问题、民众为表达现代生活而新造的词汇的认定和规范问题，以及借词的来源与规范问题。习得规划主要是构建广义的裕汉双语教育体系，重点解决两种裕固族语言在家庭、学校和社区等领域的传播和扩散问题，也就是两种裕固族语言的习得和保持问题。 由于本族语言与裕固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情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语言规划与个人、家庭和族群发展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所以制定语言规划是一个技术性和政治性都比较强的工作，需要建立一个或多个多学科、多领域工作者组成的专业团队来完成。在制定过程中，要坚持以法律为框架、以证据为基础、以需求为导向、以发展为主旨的基本原则。考虑到语言规划的制定和落实与裕固族聚居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状况紧密相关，语言规划应同聚居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以及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发展规划紧密结合起来。其中要注意的是，地位规划一经制定，随着具体情况的变化做些微调即可，但是本体规划，尤其是习得规划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作出一定幅度的调整。 (三)提供公共服务 在将近20年的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裕固族聚居区的人们对良好公共服务的渴求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但是人们常常将公共服务简单理解为学校教育和医疗卫生。实际上，公共服务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概念，正如英国社会政策专家格兰德(Julian Le Grand)所指出的，“公共服务这一措辞可以表示许多事情，包括其字面解释，即对公众的服务。它经常用于特指对公众具有至关重要作用的服务，例如教育、医疗卫生、社会关怀、住房或交通等，而且这一术语经常暗指一些存在国家或政府干预的服务，不管是在服务的资金、提供和管理方面，还是三者都有涉及”[13](P.4)。因此，保护和传承语言文化遗产的相关服务是裕固族聚居区公共服务重要事项和内容。 如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如何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是当前中国改革发展的重要议题，在裕固族聚居区也不例外。裕固族语言是裕固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和主要内容，双语家庭作为传承裕固族语言的主要场所，只靠儿童和家长的力量来完成传承裕固族语言的历史使命是不可能的，还需要给双语家庭构建一个“全面覆盖无死角、高效运转常更新”的支持体系。为构建这一支持体系，我们还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着手： 1.要更新文化权利观念。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是族群、国家和人类共同的优秀文化遗产，我们要在观念上把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作为公共文化资源来看待，而不仅仅是一种族群文化资源。因此，中国公民和国际人士都有权利习得、保护和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而不仅仅是裕固人拥有此类权利。裕固族聚居区的各级政府组织均有义务提供旨在保护和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的制度框架和资源保障。 2.要培育专业社会组织。保护和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专业的工作，比起政府组织和非专业的社会组织，由专业的社会组织来提供公共服务会更合理有效。近年来，裕固族聚居区的社会组织得到了较快发展，其中2012年成立的“裕固族研究学会”和2014年成立的“裕固族教育研究所”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们是否具备相关能力并能承担相关任务，还需要对其进行专业评估。但是就现实而言，需要政府和社会合力培育此类专业社会组织来提供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这是毋庸置疑的。 3.要提供相关公共服务。从过程性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将公共服务理解为一个满足公众需求的社会过程，由“需求识别—资源动员—产品制造—服务递送—需求满足—评估改进”诸环节组成。裕固族聚居区是一个多族群、多语言、多文化的地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要有足够的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意识，对公众需求的识别和满足要有足够的文化敏感性，在与公众的日常互动中要有良好的沟通技能，同时由于受各种现实条件的制约要优先考虑公众对所提供服务的可及性。 双语家庭是家庭语言选择与演化的文化产物，这为打造双语家庭提供了现实基础。开展调查研究、制定语言规划和提供公共服务只是打造双语家庭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从实践的角度而言，打造双语家庭是“干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而且不会一蹴而就，更不会一帆风顺，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三、如何打造双语家庭：政策建议 2014年12月，在中国广东省珠海市举行的第十一届世界家庭峰会通过的《珠海宣言》倡议“开创世界家庭期望的新历程”，并指出，“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促进可持续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发展及促进和平与安全的强大行动者。它们担负着照料、发展和保护儿童，以及培养儿童的公民价值和社会归属感的主要责任”[14]。这一共识预示着一个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制定政策和提供服务，抑或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政策的时代的到来。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濒危语言的研究也充分证明，确保这些语言在家庭中的代际传承才是保持这些语言的关键所在[15]。因此，把家庭置于政策的聚光灯下，对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来说既势在必行又迫在眉睫。 检讨过往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活动的实践经验，主要有四个教训值得汲取：一是政策支持不到位、不完善，导致传承活动不连续，仅有的几项语言教育政策也存在“重制定、轻执行”的问题；二是没有搞清楚语言接触和语言流失的社会机制，家庭语言传承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被忽视；三是裕固族儿童的主位声音、主体地位和基本权利几乎被完全忽视；四是学术研究较为薄弱，没有提供翔实的事实和有效的对策[16]。当我们提出把打造双语家庭作为保护和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的新思路时，谨记这些教训并从中获取教益是十分必要的。 打造裕汉双语家庭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在裕固族聚居区内阻止语言转用，发展语言兼用，提高本族语言活力和裕汉双语能力，从而实现“裕汉兼通”的目标。为此，如何打造裕汉双语家庭这一政策问题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基于语言政策 基于语言政策，笔者认为在裕固族聚居区打造双语家庭的目标是培养双语儿童、提升双语能力；保持本族语言、促进语言和谐。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以下政策建议供参考： 1.通过制定和宣传语言规划来赋予裕汉双语家庭以重要的语言文化意义。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双语家庭才是保护和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的中流砥柱，是一个个战斗的堡垒，而裕汉双语社区则是由以一个个双语家庭联结而成的营盘。 2.参与“国际母语日”庆典，给双语家庭提供展示裕固族语言才艺的机会和平台。为了促进语言与文化多样性，1999年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确定从2000年开始，将每年的2月21日定为“国际母语日”。在被誉为“人类的天才创造”的6000多种语言中，只有1.4万余人的裕固族就拥有其中的两种，这是特别值得自豪的。通过参加“国际母语日”的庆典，不仅可以减轻或摆脱由本族语言濒危带来的身份认同焦虑和由语言功能衰减而带来的文化失落感，而且还可以提高裕固人的语言自信和文化自觉。裕固人有“能歌善舞”和“爱看演出”的文化偏好，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示裕固族语言才艺，既满足艺术审美需求，又提高语言使用活力。 3.开展语言使用情况监测和双语儿童研究。语言学界和民族学界不得不尴尬且遗憾地承认，对裕固族聚居区语言使用情况的研究，至今停留在案例式感性经验的描述上，建立在严格抽样基础上的数据和资料的结构分析付诸阙如，甚至连究竟还有多少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本族语言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没有搞清楚。今后，以裕固学界为核心，联合相关学界力量，必须共同下大力气建立语言使用情况监测系统，为语言政策的正确决策提供事实基础。再者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学界已经在双语儿童的研究上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凝练出了一些经典研究问题，诸如“儿童如何在出生后的头几年同时习得两种语言？两种语言是独立发展，还是有系统地彼此影响？双语儿童的发展，与习得同样两种语言的单语儿童有何不同？双语发展在语言接触和接触语言的发展上扮演何种角色”[17](P.306)等等。这些问题同样值得广义的教育人类学界，特别是裕固族教育研究者深入研究。 4.大力提倡使用国家通用语文，进一步提高裕固族聚居区学生的学业成就和促进社会融入。语言差异与学业成就、阶层分化和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早已为社会科学界所揭示[18]。汉语肃南方言(俗称“肃南话”)是甘肃省汉语诸方言中最为接近普通话的方言之一，实际上，肃南方言在裕固族聚居区学生获得较高学业成就这一现象中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周边地区年轻一代普通话能力的显著提高，裕固族聚居区学生的语言比较优势已经下降。笔者的田野调查发现，裕固族聚居区学生的书面汉语应用能力普遍不高，并且明显受到日常生活中汉语方言的影响。另外，裕固族聚居区人们因出差、教育、商业、旅游、探亲等原因到各地，尤其是内地大都市去的机会和人数都大大增加，使用普通话进行沟通交流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因此，为提高学业成就和促进社会融入，裕固族聚居区必须大力提倡使用国家通用语文，即“说普通话，用规范字”。 (二)基于家庭政策 基于语言政策，笔者认为在裕固族聚居区打造双语家庭的目标是构建双语家庭的社会支持体系，巩固裕固族聚居区的社会文化基础。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以下政策建议供参考： 1.赋予双语家庭以充分的社会政策价值。作为一个政策选项的打造双语家庭，实际上暗合了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思路，即投资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重视中长期战略，强调对社会问题的“上游干预”[19]。笔者认为，我们对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实践中“舍本逐末”现象要有清醒的认识。根据笔者的调查，裕固族语言使用的代际断裂特征已经非常明显，也就是说，青年家庭放弃本族语言而转用汉语的现象已经较为普遍，而目前的保护与传承实践均在学校和社区里开展，出现了家庭“要放弃掉”、学校“要捡回来”的现象。如果不注重双语家庭的打造，放弃“上游干预”，而一味地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里传承，其效果不佳几乎是注定的。多位从事裕固族语言教学的老师多次向笔者指出，没有语言使用环境是孩子们学习本族语言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首先，构建一个没有汉语的纯裕固族语言的社区环境已经不再可能，反而人们接触汉语传媒和使用汉语交际的频率有增无减。其次，家长用行动投票，转用汉语，正好说明了问题所在，家庭语言选择和兼用才是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具有决定性的“上游”，只有采取干预“上游”的措施和手段，才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从笔者有限的田野所见，打造双语家庭的“窗口期”大约是5-15年，随着本族语言使用人口的高龄化，打造双语家庭的实践越晚开展效果越差。因此，裕固族聚居区的政府和社会各界，应立即行动起来，着手打造双语家庭。 2.注重发挥榜样示范的积极作用。各级政府可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模范双语家庭”和“示范双语社区”评比，给裕汉双语兼通的人们以社会荣誉和文化地位。要特别注意贯彻“激励相容”的原则，不仅不排斥已经转用汉语的社区和家庭，而且要邀请它们参与进来，鼓励已经转用汉语的人们学习本族语言。在教育领域要引导人们处理好族群的语言文化遗产传承和个人的身心事业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3.在打造实践中植入文化价值。全社会要充分认识大力宣传“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石”的文化价值。语言本身是中性的文化产物，它既可以成为引发冲突、撕裂社会的利器，又可以成为促进和谐、凝聚社会的药剂。家庭内部的语言关系和语言选择，常常受到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制约。换句话说，家庭语言观念和行为既受到历史传统的形塑，又受到现实需求的诱导，而且从经验上观察，现实需求的作用要远大于历史传统的作用。打造双语家庭既顾及人们融入主流社会的现实需求，又顾及人们保持文化传统的现实需求，所以，打造双语家庭是促进家庭和谐，进而促进社会和谐的必要之举。 综上所述，打造裕汉双语家庭，需要语言政策和家庭政策双管齐下，协调配合，才能取得较好的实践效果。除上述政策建议之外，社会科学界还应加强政策储备研究，以服务于当前和未来的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实践。总之，打造双语家庭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终极目的在于构建崭新的“支持家庭、投资教育；富裕生活、巩固社会”的文化生态。 四、结语：作为方法的家庭 中国教育人类学，从宽泛意义上是随着现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20]，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则是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才逐步发展起来的[21]。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发展离不开积极汲取国际教育人类学界的有益智慧。2012年，美国教育政策研究专家韦斯(Lois Weis)和社会心理学家法恩(Michelle Fine)合作撰文介绍了教育研究的“批判二元焦点”(critical bifocality)路径，以帮助研究者通过把握社会结构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关系，从而能从经验研究意义上阐明全球、国家和地方变迁，并赋予当代教育及经济的可能性以意义[22]。中国教育社会学家李淼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批判三元焦点”路径，即教育民族志研究“不仅要考查社会结构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种种融合和碰撞，更要审视‘宏观—中观—微观’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23]。上述这些理论对裕固族教育研究深具方法论的启发意义。 裕固族教育研究是一个以“教育人类学诸学科”为学科基础的新兴综合性研究领域[24]，大力发展以家庭、学校、社区和基层政府这些中观层面的社会行动者为中心的研究，才能为较为顺利地贯彻“批判三元焦点”研究路径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为裕固族教育研究赢得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使裕固族教育研究作为一种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的生产与再生产能为全球知识共同体作出贡献。 从教育人类学的关系式思维和整体论视角出发，我们提出将打造双语家庭作为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的一种思路和实践，对于过于拘泥于国家宏观政策梳理和合法性申述、不断重复碎片化地方实践之“困境—对策”的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和濒危语言保护研究来说，不啻为一剂方法论意义上的清醒剂：研究者需要向公众描述和阐释真实的语言生活，特别是家庭、社区和学校等作为语言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社会机制究竟是如何运行并相互作用的。 裕固族聚居区家庭转用汉语的关键环节在于家长没有坚持用本族语言对子女进行教育，当家庭本族语言传承作为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机制不复存在时，裕固族语言很难摆脱濒危状况，甚至可以说走向衰亡只是时间问题。从目前的各种条件看，裕固族聚居区为中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保护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实验室，尽管打造双语家庭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而且仅仅局限于打造双语家庭也是不够的，但是这种探索却是弥足珍贵和非常值得的。面向未来，一方面，我们需要直面并克服存在于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实践中各式各样的现实困难和隐性风险，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始终牢记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报告《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所指出的，“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每一种语言都蕴涵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任何一种语言的消亡都将是整个人类的损失”[25](P.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