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大转型与市民社会理论的复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市民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以后，世界各国政府为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而不断加强干预社会生活的力度，由此导致国家权力无限制膨胀，国家机构日趋臃肿，社会的首创精神和活力受到窒息。80年代以来，面对国家过度干预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一些学者开始对倡导国家过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凯恩斯主义、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并开始思索如何限制国家权力、重新为国家作用定位等问题。与此同时，无论东方、西方，还是第三世界各国都先后开始了社会大转型，市场化和民主化重新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18世纪以后曾流行于西方的近代市民社会理论主张用市民社会制衡国家，认为市民社会有能力管理好自己内部事务而反对国家过度干预等观点顺应了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潮流而得以复兴。
一、西方民主政治的畸变、凯恩斯主义的失灵、福利国家制度的危机，促使一些西方学者呼唤市民社会的回归，以制约国家权力，限制国家活动范围
二战后，西方民主政治开始出现一些畸形的变化：一是国家权力日益向行政部门集中，中央政府权力日趋增强，权力分立和地方自治等传统观念受到动摇；二是在美国等国利益集团、行政部门、议会中的有关委员会结成“铁三角”关系左右着政府政策，在西、北欧诸国垄断了行业利益代表权的大型社团组织与政府共同建立起阶级合作体制，其结果是缺乏组织手段，普通民众被排斥在政府决策过程之外；三是行政官僚有向专家治国、信息垄断的方向发展的趋向，普通民众知情权、参政权受到分割。周期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凯恩斯主义力主通过国家干预刺激有效需求来解决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这一政策。从70年代后期开始，这些国家经济相继出现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发症，凯恩斯主义失灵了。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党）一起把争取工人阶级福利改善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们上台执政后，依靠国家政权推行社会福利政策。福利国家制度以高税收和高支出为后盾，到70年代末因政府背上的财政包袱越来越重而难以为继。
面对这种现实情况，一些理论家开始对主张单纯依靠国家力量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17～18世纪出现于西方的近代市民社会理论成为这些理论家从哲学层次上批判现实社会的有力武器。近代市民社会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生活可以通过自由市场机制进行自我调节而毋须国家干预其内部事务。近代市民社会理论还认为日益膨胀的国家权力和机构会对个人自由和权利构成严重威胁。不同政治立场的理论家均从近代市民社会理论中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新保守主义理论家如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人猛烈抨击社会民主党所奉行的福利国家政策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他们极力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最大限度减少国家干预，让自由竞争和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要作用。这些政策建议为80年代以来上台执政的许多西方国家政府所采纳。新古典经济学也成为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流派。
西方一些新左派知识分子如约翰·基恩等人既不满意于社会民主党的福利国家政策和共产党的计划经济模式（约翰·基恩统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统制的社会主义），更不满意保守党人奉行的加剧社会不平等的“向穷人宣战”的经济政策。他们主张超越这两种选择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来。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基恩有时又称之为民主的市民社会）具备下列特征：(1)有一个由多元化的公共领域构成的非国家领域，它包括生产单位、家庭、志愿性组织和社区服务组织，它们受到法律保障并实行自治。(2)它是平等和自由的复合体。基恩主张将国家和市民社会力量结合起来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平等和自由。为此他认为公民生产的产品应按多重分配正义标准分配，即以不同方式、出于不同理由对不同的人分配不同的商品从而填平“富有”与“贫穷”阶层的鸿沟。决策权分散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内部及彼此之间的众多机构之中，机构成员可以充分参与内部决策，他认为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民自由。(3)国家和市民社会互相依存，互为对方民主化的条件。约翰·基恩认为，“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必须成为充分民主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一个永久的特征”[1]。在此基础上市民社会和国家必须相互成为对方民主化的条件。这是因为市民社会民主化（致力于消除在家庭、性别、工作场所等方面的压迫）离不开主权的国家权力的支持。多元化、决策分散、团体自主有可能形成无政府状态，这就需要有集中的计划和协调，利益冲突也需加以调停。政治民主化（扩大议会权力，扩大地方政府和社区权力，政务公开接受监督等等）也有赖于来自市民社会的支持和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民社会要求两个过程同时展开，即扩大社会的平等和自由及对国家机构进行民主改造。动员公民积极参与这两个过程成为民主化取得成功的关键，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约翰·基恩未加探究。
二、苏联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日渐暴露及随后进行的改革努力，刺激一些学者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进行重新思考
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曾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等手段严格控制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同时明令禁止各种非官方的社团组织的存在。由于市民社会为国家所淹没，国家在人们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并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这种体制在一定时期内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体制弊端日渐暴露。它使普通民众养成对国家的依赖感和懒惰思想，来自民间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受到窒息，同时各级官员中特权腐败现象也愈演愈烈。南斯拉夫率先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开始了“自治社会主义”的伟大实验。60年代起东欧一些国家开始进行以“市场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改革。这些改革和实验目的是为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打破斯大林主义的传统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理论家开始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进行反思和批判。1974年波兰学者莱兹克·柯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人类自我认同的神话：社会主义思想中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统一》，指出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建立在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同一性的基础之上）与当代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看法，现代工业社会以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为特征。个人在市民社会中以其本来面目出现（自私自利的个人），在政治领域则以社群的、抽象的形式存在。共产主义任务是重新将人的存在的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其方法是通过组织一个新型社会消除二者的分离，在新的社会中对人的统治将让位于对物的管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相统一的思想若付诸实施很有可能导致极权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市民社会受私人利益驱使，社会再生产由此得以进行。如果生产中私人营利动机被清除了，市场机制被弃而不用，国家就会成为唯一的经济活动主体和经济创新的源泉。其结果必定是国家担负的任务和相应的官僚机构大幅度增加。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相统一之设想付诸实施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全能的官僚机构。除非个人和团体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否则经济管理就必须要和调停利益冲突的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科拉柯夫斯基认为，很难设想一旦阶级（以生产资料占有为标准）被废除，私人利益冲突就会停止。阶级斗争只是争取剩余产品分配的斗争的一种历史形式。这种争夺剩余产品斗争在公有制经济中仍会继续存在。他认为，马克思所设想的直接民主在中世纪瑞士小村庄那样的小共同体内才能行得通，而代议制民主以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为前提。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平等、自由、公正等）与建立社会生活的完美统一体理想相互冲突。他指出，完美的统一体的梦想只能以否定其原初意图的讽刺漫画形式出现：作为一个由上面靠强力所强加的人为的统一体而出现，在那里政治机构制止真实的冲突和市民社会各部分表达自身要求。这种机构几乎机械般地强迫去粉碎一切自发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形式，因此它加深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裂而非使它们彼此接近。据此他认为完美的统一的人类共同体的梦想只能在专制主义的严酷形式下才能实现。[2]科拉柯夫斯基的观点在东欧学术界和工人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市民社会对抗国家”思想就在此时开始在东欧形成。
三、第三世界国家由权威主义政权推行发展主义政策的发展模式，除了个别成功的例子外均陷入困境，这也促使一些学者开始思考如何控制高度自主而又不负责任的国家问题
二战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先后走上了“权威主义政权+发展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即由一个官僚或军人权威主义政权依靠国家力量推行现代化导向的发展政策。在权威主义政权下，市民社会虽有一定的发展但与国家相比仍十分软弱无力，国家决策过程因排除了市民社会的参与而享有很大的自主性和回旋余地，同时国家行动又无须对任何人负责。拉丁美洲、非洲、中东、东亚和南亚许多国家在战后不久都先后建立起权威主义政权。由于市场机制尚未发育成熟加上缺少一支职业企业家队伍，权威主义政权在经济发展中承担起主要责任，它通过制定经济计划、作出投资决策、兴办国有企业等多种方式直接推动经济发展。有人称之为“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模式。从几十年实践结果来看，除了南朝鲜、台湾等东亚个别国家或地区获得成功外，其他绝大多数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均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陷入困境。在政治上，权威主义政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开放政治参与渠道的压力。在经济上，内外债务交困，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政治腐败，民众反抗，高压政策，民众更大的反抗，政权更迭，这已成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不断上演的政治悲、喜剧。
权威主义国家推行发展主义政策的糟糕记录，促使一些理论家思索如何控制高度自主而又不负责任的国家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市民社会。哈姆扎·阿拉维(Hamza Alavi)早在1972年就指出，在后殖民地世界国家得到过度发展，社会则由于殖民干预而不太发达，国家因而拥有一种相对自主权。[3]斯蒂潘用市民社会概念描述拉丁美洲争取民主的社会运动并对市民社会寄予厚望。[4]非洲学者在80年代后也开始讨论市民社会在实现民主化方面的不可缺少的作用。海湾战争后中东地区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大为增加。
四、西方国家新社会运动、苏联东欧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主的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不少理论家看到了市民社会建构的希望之所在
60年代末以来，各种新社会运动蓬勃发展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这些新社会运动相对于社会主义政党（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等）所领导的工人运动而言是新的。各种新社会运动是跨阶级的，其中尤以居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中间阶级成员为骨干。这些新社会运动是单一问题指向的抗议运动，所指向的问题包括生态问题、和平问题、妇女权利问题、黑人和少数民族权利问题等，并由此形成不同的新社会运动。各种新社会运动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互不隶属因而处于分散状态。新社会运动不仅致力于敦促国家制定或改变某一方面的政策，而且还致力于唤起公众注意某种不合理现象从而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在传统的工人运动走向衰落，同时人们又对单纯依靠国家解决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作法表示怀疑之际，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出现使一些理论家看到了市民社会建构的依靠力量。有的理论家甚至把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出现称为“市民社会的复兴”。一些社会主义者也主张社会主义者与新社会运动结成联盟。德国社会民主党副主席拉封丹就曾指出：“在争取扩大社会的和个人的自决可能性的斗争中，社会主义者与新的运动可以说是‘天然的同盟者’。”[5]
从70年代开始，东欧一些国家出现了政治反对派组织（如团结工会、七七宪章、公民论坛等），他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主的社会运动。波兰团结工会还打出了争取建立一个公民社会的旗帜。如前所述，阿拉托称波兰社会运动为“市民社会对抗国家”的兴起，皮尔赞斯基将波兰的运动界定为“市民社会的再生”。在苏联东欧剧变后，学者们普遍认为市民社会及争取建立市民社会的运动在苏联东欧民主转变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进入80年代后，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主的社会运动普遍高涨。一些学者开始用市民社会概念描述这些多样化的争取民主的社会运动并把市民社会建构的希望寄托在这些社会运动身上。例如印度一些激进派学者就将市民社会视为向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国家发出挑战的各种抗议运动的混合物，它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形式多元化领域，培育着民主的土壤。[6]
五、市场化和民主化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市民社会理论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潮流而得以再度流行
从80年代特别是1989年苏东剧变以来，市场化和民主化已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国家干预、鼓励自由竞争等措施使自由市场和私有企业重振雄风，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要作用。在苏联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正通过改革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转变。在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在通过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自由化，解除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近代市民社会理论敏锐地把握住了经济市场化的政治意义因而得以再度流行。
按照近代市民社会理论的观点（以亚当·斯密为代表），市民社会乃是商业社会独有的一种文明。在这种社会中，人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活动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会自然而然地增进社会的利益。市民社会具有自我调节、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能力，这样国家对其内部事务的干预就成为不必要的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为倡导国家干预经济的重商主义理论敲响了丧钟。经济的市场化或自由化推动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开来而获得独立的存在与发展。马克思精辟地分析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分离的政治意义。他指出：“政治制度本身只有在私人领域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才能发展，在商业和地产还不自由、还没有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也就不会有政治制度（指现代政治制度——笔者注）。”[7]市民社会的独立存在和发展为代议制民主奠定了结构性基础。在市民社会中的私人经济领域获得发展的基础上，各种非官方的社团组织及它们活动于其中的非官方的公共领域逐渐活跃起来，后者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好了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洛克、托马斯·潘恩等人反对专制主义国家的市民社会理论也通过公共领域的启蒙运动而深入人心。民主革命的条件成熟了。美国和欧洲大陆在18、19世纪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建立起民主宪政国家，从而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提供了法律上和制度上的保障。托克维尔、密尔根据民主国家的经验得出结论，即使在民主国家中，一个活跃的、警觉的、强有力的市民社会对于防止专制主义的再现、巩固民主制度仍是必不可少的。近代市民社会理论的上述观点对当代世界各国实现民主化或进一步民主化（欧美各国仍面临着进一步民主化的任务）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当代世界一些理论家重新拣起被遗忘许久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作出新的阐发，在市场化和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中这一理论得以再度流行起来。有人甚至说，民主化的全球趋势的偶象是市民社会。
注释：
[1]〔英〕约翰·基恩：《民主和市民社会》维索出版社(Verso)1988年版第15页。
[2]〔美〕莱兹克·科拉克夫斯基：《人类自我认同的神话：社会主义思想中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统一》，见《社会主义思想：一种重新评估》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公司1974年第18—35页。
[3]哈姆扎·阿拉维：《后殖民地社会中的国家：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例子》，载《新左派评论》1972年总第74期。
[4]〔美〕A.斯蒂潘：《拉丁美洲南部地区的国家权力和市民社会的力量》，见《国家的回归》(Bring the stwle back in)（彼得·埃文斯主编）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5]〔德〕奥斯卡·拉封丹：《社会主义与新社会运动》，见《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
[6]〔印〕尼娜·钱德霍克：《国家和市民社会：政治理论中的探索》哲人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9页。
[7]马克恩：《黑格尔哲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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