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入关对策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对策论文,入关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后，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不得不开放国内市场，即实行所谓贸易自由化。针对对外开放的风险，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对策，有效地缓和了入关的冲击。日本的入关对策给我国不少启示，但是，我国复关的环境和条件同日本入关时已有很大差异，这也是借鉴日本经验时必须清醒认识的。
一、日本实施贸易自由化的背景
1951年签署旧金山对日和约后，日本开始重返国际社会，先后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52年8月）、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1954年6月），1955年9月加入了关贸总协定，完成了重返国际经济舞台的过程。1956年12月，日本被联合国接受为成员国。
入关是日本振兴出口、贯彻贸易立国策略的必由之路。所以，日本1952年就提出了入关申请，并在成为正式缔约国之前，参加了GATT主持的关税减让谈判，获得其他缔约国给予的288项关税减让，这还不包括日本享受最惠国待遇所获得的巨大好处。当然，日本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其中包括取消进口限制、实行贸易自由化。
不过，日本入关后并没有马上面临开放国内市场的压力。根据总协定第12条和18条的规定，缔约国为了预防货币储备的严重下降，或者缺乏货币储备的缔约国为了合理增加储备，可以建立、维持或加强进口限制。1960年初，有25个缔约国根据这一规定实行进口限制，其中就有日本。当时不以国际收支为由限制进口的国家不多，只有美、加等12国。
日本是在几年后才逐步感受到入关压力的。1957和1959年，GATT根据两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先后作出决定，要求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取消进口限制，迫使它们开放了本国的国内市场。日本当时的处境和这两个国家非常相似。日本在50年代前期仍给人以后发达国家的印象，国民经济1953年才恢复到战前水平，贸易收支在1957年以前一直是逆差（1950年除外），所以国际社会暂时容忍了日本的贸易保护。但是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状况迅速改善。1955年以后日本经济步入高速增长阶段，贸易收支1958年开始进入稳定的顺差阶段（仅1961、1963年为逆差），外汇储备在1957-1960年间增加了2.5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已很难再坚持进口限制了。1959年春，日本政府开始着手制定贸易自由化计划。同年秋天，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GATT大会上，对日本的贸易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加速推进贸易自由化。1960年6月，日本正式公布了《贸易、汇兑自由化计划大纲》。
二、开放国内市场的风险
日本的自由化计划分为商品自由化和汇兑自由化两个部分。
商品自由化计划预先规定了自由化进程，计划从1960年起的3年内，把自由化率（即民间自由进口商品额占进口总额的比率）从40%提高到80%左右。在实施过程中，日本政府又在1961年9月制定了《贸易、汇兑自由化促进计划），决定在1962年9月以前将自由化率提高到90%。在实施进度上，“大纲”把所有商品分为4种情况：早期自由化商品（1年内实现自由化）、远期自由化商品（3年内自由化）、自由化需假以时日的商品、难以实行自由化的商品。
实行汇兑自由化，主要是为了配合贸易自由化采取的放松外汇管制的相应措施。它的目标是取消当时实行的外汇预算制，向IMF第8条款国过渡，实现经常项目下日元的自由兑换。
实施上述自由化措施，对日本来说，还是有很大风险的。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一）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受此困扰最大的是日本的纤维业。由于生产能力过剩，日本50年代初即开始限制纤维业的产量，措施之一就是限制原棉和原毛的进口，实行进口外汇额度控制，在外汇额度的分配上采取联系出口配额制。如果一旦实行棉花、羊毛的自由进口，上述控制措施立即瓦解，势必造成厂家间的过度竞争和大幅度增产，引发生产过剩和棉、毛织品价格的暴跌，刺激企业对外低价倾销，造成出口秩序的混乱，并严重影响化纤、合成纤维产品的价格及销售，阻碍这一新兴工业的发展。
（二）阻碍产业发展。从竞争力的国际比较来看，日本的产业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优势产业，如纤维、钢铁、轻机械、杂货、肥料、玻璃等工业部门，受贸易自由化影响较小。第二类是劣势产业，包括农业和矿业，自由化对它们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第三类是具有发展前景，但尚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包括电子、汽车、机床、石油化工等工业部门。它们面临着在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实行产业保护的问题。日本企业当时缺乏竞争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有两个，其一是企业规模小。如日本1958年轿车产量仅5万辆，只有美国的1/85，使产品成本高、专业化程度低。其二是技术落后。据调查，估计有30%的工业会受到贸易自由化中等以上程度的影响。
（三）阻碍产业结构的优化。当时日本的贸易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重化工业产品则处于劣势。在这种状况下开放国内市场，将形成出口轻纺产品、进口重化工业产品的格局，这对于提高日本的产业结构、实现重化工业化十分不利。
（四）造成大量失业。这种影响一方面来自自由贸易下进口竞争部门的衰落，另一方面是由于贸易自由化将推动企业进行裁员来提高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特别是农林部门，其就业人数占日本就业人口的40%，农林产品的自由进口，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失业现象。
（五）增大宏观管理的难度。为了适应贸易自由化，日本必须在管理体制上作相应的变革。首先，改变后的贸易政策如何同其他现行经济政策相协调的问题。例如，贸易自由化与预定于1963年完成的煤炭工业合理化计划对煤炭工业采取的保护、扶植，逐步调整的政策有矛盾。其次，取消以外汇预算制为中心的进口限制，迫使日本的外贸管理转向以关税为重点的体制，而日本的关税税率偏低、商品分类粗糙、关税结构不尽合理，不能适应这种要求。
三、日本政府的贸易自由化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为了顺利实施贸易自由化，尽可能消除其消极影响，日本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自由化对策。
（一）慎重选择商品，分阶段推进贸易自由化。为了缓和自由化对国内产业和国民经济造成的冲击，日本政府采取了渐进地推行自由化的缓冲措施。首先，日本最大限度地推迟了取消进口限制的时间，入关后5年才开始实施贸易自由化，为适应国际竞争争取了时间。其次，日本整个自由化计划的实施过程虽然较短，只有4—5年，但还是采取了层次非常清楚的、渐进的推进方式，严格选择和限制了早期自由化商品，然后在不断提高企业适应能力的同时，逐渐扩大自由化范围。例如，列入3年内自由化的商品主要是钢铁、船舶、纤维和纺织机械等日本已具有相当国际竞争力的传统产品。对于问题较多的煤炭、汽车等产品，则推迟到3年以后再考虑。农产品中，列入3年内自由化计划的也只有大豆，而且在决定自由化的同时制订了弥补国内生产者损失的相应措施，包括由政府对国产大豆进行收购；提高大豆进口税，并把对大豆征收的进口税和调整金收入转用于对国内大豆生产者进行补贴。日本直到1965年10月，才取消对成品轿车的进口限制，同时仍然限制引擎的进口。此外，日本在实施自由化计划时，采取了拖延实际进展的做法，直到1963年4月，仍未达到预定的90%自由化率的目标（当时自由化率为89%）。
（二）修改关税制度，调整税率。取消进口限制以后，关税成为主要的保护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手段。为了使日本的关税制度和关税水平能够适应这种变化，日本政府首先引进了特殊关税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日本可以在国内产业受到进口产品严重损害和面临这种危险时，征收紧急关税或采取关税配额，对超过配额的进口征收高额二次税率。这样就可以加强关税制度的应变能力和限制作用。其次，日本政府调整了进口税率。1960年12月，日本政府一方面对70%以上的进口产品仍维持现行税率，降低了化学制品、钢铁、纤维等竞争力较强商品的税率；另一方面提高了机械、电气设备、奶制品等的税率，以更有效地贯彻日本的外贸政策。此后，日本政府又多次调整税率，加强关税的保护作用。1961年，日本提高了251种商品的进口税，1962年提高了78种商品的税率，1963年又提高了18种商品的进口税。1962年4月，日本还将海关税则改为以布鲁塞尔税则目录为基准的商品分类，使原分类中的17类943种商品，被重新划分为21部99类2233种商品，对进口商品的关税管理变得更加细致和富有针对性。
（三）维护生产秩序。这方面措施主要是在纤维产业实行的。具体做法仍然是通过《纤维工业设备临时措施法》，对生产秩序进行控制。但是为了适应贸易自由化后情况的变化，日本政府在1960和1962年先后两次修改该法令，以强化它的作用。1964年10月，为了进一步调整纤维业，使之能够适应对外开放的进程，日本制定了新的措施法。新法（有效期4年，实际执行了3年）不仅禁止新制纺织设备，还允许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对纤维产业的产量进行限制。为了开发新产品、发展新兴工业，新法把合成纤维纺纱机排除在限制范围之外。
（四）改革产业体制，提高企业素质。上述措施都只是对贸易自由化可能造成的各种严重后果进行的消极防御。保证自由化顺利实施的根本措施还是要提高日本企业和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改革产业体制、提高企业素质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项自由化对策。在这方面，日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在一些部门坚持推行官民协调，改组产业体制。1964年10月，日本成立了有政府与民间代表参加的化学纤维工业协调恳谈会，以调整设备投资。12月又成立了石油化工协调恳谈会，对各企业集团重复投资显著的乙烯成套设备生产进行调整。1965年2月还成立了造纸设备投资问题恳谈会。
2.修改《反垄断法》，推动生产集中和企业合并。日本政府通过制定特别法，使主管大臣只需征得公正交易委员会同意或只需通知该委员会，即可着手组建卡特尔，并且将所谓的合理化卡特尔排除在《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之外，充分利用萧条卡特尔和合理化卡特尔来推进企业联合[①a]。结果，萧条卡特尔和合理化卡特尔的数量迅速增加。同时，1960年以后日本的企业合并也急剧增加，1963年合并件数达997件，形成了战后日本企业合并的第一个高潮。
3.采取一系列税收和金融措施，促进新产业体制的建立。1960年7月，通产省制定了《企业合理模式案》，提出将对企业征收的税率削减20%以上，将折旧年限缩短1/4，降低利率，按市价发行股票。这以前日本实行企业按面额发行股票的制度，新发行股票的溢价由股票购买者获得，改为按市价发行后，可以使企业获得溢价的好处。通产省想通过这些措施，把企业筹资中自有资金的比率从1956—1958年的41.3%，提高到1960年的60%。此外，日本政府为增强企业素质，还采取了提高生产专业化水平和生产集中程度、关闭低效率企业、推进企业的现代化、扩大价格变动准备金、实行出口减免税等一系列措施。
4.扶植中小企业。对于日本经济中大量存在而国际竞争力又特别差，在贸易自由化中更容易遭受打击的中小企业，政府在历来的保护政策基础上，又进一步加强了对它们的扶植，先后制定了《各行业中小企业临时振兴措施法》(1960)、《振兴中小企业资金支持法》（1961年）等法律，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特别是1963年制定的《中小企业基本法》和后来根据该法制定的《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使日本扶植、强化中小企业的政策系统化，保护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提高了它们适应市场开放的能力。
（五）坚持和充分运用鼓励出口措施。日本在50年代初就明确了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并先后制定、实施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制度，如组建日本输出银行；设立出口收入扣除制度，对出口企业1-5%的收入或50%的出口收入实行免除所得税；实行外汇连锁制、出口损失准备金制；实行技术出口收入扣除制度等等。由于违反GATT原则，日本不得不在1964年3月取消出口收入扣除制度。但政府随即于4月开始实施一系列替代措施：对从事对外交易的企业实行增加折旧比率的制度，除对固定资产适用一般折旧方法外，还允许对其中部分资产进行累加的第二次折旧；建立开拓海外市场准备金制度，允许厂商以对外交易收入的0.5-1.5%的比率，建立该项准备金，计入企业成本；建立中小企业海外市场开拓准备金制度；将技术出口收入扣除制度延长至1969年3月末，并提高扣除比率，扩大适用对象等等。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日本出口规模的扩大，缓解了由于取消进口限制、进口增大给国内经济造成的压力，使贸易收支和外汇储备状况在经历了不大的波动后迅速走上了顺利发展的道路。
四、日本的经验与启示
日本1960年开始实施贸易自由化计划，至1964年自由化率已从最初的40%提高至90%以上，大体完成了取消进口限制、向GATT原则靠拢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欧美国家相应放松了对日贸易限制，对日本的歧视性进口限制明显减少；日本的贸易收支从1964年起即稳定地转为贸易顺差，外汇储备也在经历了1961年较大幅度的下降后一路增长起来；日本的外贸商品结构迅速朝着以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导、进口中制成品比重稳步提高的方向发展，对产业结构发展给予了积极的影响；纤维业的生产秩序得到维护，得到政策扶植的新兴工业部门合成纤维的产量则迅速提高；进口并没有对国内企业造成严重打击，直接受进口产品不良影响的中小企业只占1.9%，与受到间接消极影响的中小企业合计，也只占12.2%①；就业状况也没有恶化，从1960年起还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倾向。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日本的贸易自由化进行得相当顺利，确实做到了趋利避害，取得了成功。
此外，还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对日本顺利开放国内市场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1.正确、一贯的长期经济政策。日本的长期政策主要体现在产业政策、中小企业政策和一贯的鼓励出口政策上。日本政府1949年即开始着手制定系统的产业政策，随后形成了产业合理化方案，把扶植重点放在造船、煤炭、钢铁等基础工业部门，1951年以后先后制定了钢铁、汽车、煤炭、硫酸、电力开发等合理化计划，使日本骨干产业的企业素质和竞争力迅速提高，并带动了整个工业实力的增强。对中小企业，日本政府1948年即建立了专门机构（中小企业厅），制定并不断完善扶植政策。日本的长期政策不仅与自由化对策在政策方向上保持了一致，而且具有临时性经济对策起不到的作用。首先，短期经济对策多倾向于立即奏效的消极防御措施，而产业政策等长期政策，则是主动地对国民经济和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使之不断适应经济国际化的趋势，是一种更积极的做法。其次，临时对策作为应急措施，主要作用在于解决当前面临的比较突出和表面化的问题，对于更深层次的问题效果不大，若要根本解决问题，还要依靠坚持一贯，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长期政策。
2.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的经济实力首先在于，它当时已经建立起了具有相当水平的重化工业基础。转变滞后的出口结构受到产业结构的带动，终于削弱了贸易自由化对日本外贸商品结构的消极影响。其次，日本具有极强的产业结构调整、转换和适应能力，使之能够迅速为市场开放做好必要的准备。这种能力从根本上说，来自于日本高效率运行的市场机制。日本国内市场、生存空间狭小，这种严峻的竞争环境使日本企业能够较快地适应国际竞争压力。日本的高速增长也是其取得自由化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国内市场的迅速扩大，削弱了进口增大对国内企业的冲击。由于经济增长快于进口增长，自由化实施后，反而出现了进口相对规模下降的情况。
3.有利的国际环境。当时对日本比较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主要表现在：(1)日本开始实施贸易自由化至60年代末，正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欧美各国经济持续增长，世界市场顺利扩大，市场问题相对缓和，既为日本扩大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减轻了外国产品对日本市场的压力。(2)GATT整体的自由化程度不高，对日本开放国内市场的要求相对来说并不很严厉。而且，当时欧美各国对外贸易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很突出，日本同欧美的贸易摩擦仅局限于个别部门，所面临的出口障碍、进口压力不大，还比较容易调节。(3)发展中国家尚未全面进入国际市场，日本产品没有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威胁。
以上日本取得成功的条件和做法，很值得我国在处理复关问题时加以借鉴。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条件是我们所不具备的，最重要的有两条。(1)我国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它还处于极不完善的状态，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适应能力都还比较弱，抵抗进口冲击的能力相应地也较差。(2)我国复关的国际环境相当严峻。西方经济自70年代以来已进入低速增长期，市场问题尖锐，对我国市场构成很大压力。同时，经过几十年的协调，GATT缔约国的自由贸易程度已经相当高了，不仅进口限制被大幅度削减和控制，关税水平也大大降低了，中国复关的入门条件因此而变得非常之高。特别是乌拉圭回合还就取消投资限制、开放国内服务业市场达成协议，使中国复关同时面临开放国内商品市场和投资市场的双重压力，使复关冲击变得更加严重。日本则是在大体完成商品市场开放之后，从1967年起才陆续对外开放投资市场的。由此可见，尽管有日本的成功经验，由于条件不同，中国的复关不见得会像日本那样顺利。我们在学习日本的做法、制定复关对策时，必须认真做好迎接复关冲击的准备。
注释：
①合理化卡特尔，指企业为实现合理化经营而组建的卡特尔；萧条卡特尔，指为反危机、抵抗经济萧条而建立的卡特尔。
②［日］《经济白皮书》1964年，第48、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