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特征与成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成因论文,教育体系论文,特征论文,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现代①职业教育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变迁的体系，大致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80年代末趋于成熟，90年代中后期以后开始转型。进入21世纪，随着日本经济社会的变迁，这一体系还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探索日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特点，分析其成因，对完善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日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形成
日本战后教育民主化改革，使得战前以双轨制学制为基础、以中等教育阶段实业学校为核心，上至高等教育阶段的实业专门学校、下至初等教育阶段的实业补习学校、高等小学实业科构成的涵盖初、中、高等三个层次的职业教育体系瓦解。1947年，日本“6－3－3－4”单轨制学制形成，职业教育理论上仅存在于初中、高中“职业(专业)科”中，空间被大大压缩。战后初期，初中设职业科，不久改为“职业，家庭科”，从具体职业教育转向职业意识培养等准职业教育。后期中等教育只有高中一种类型的学校，战前实业学校发挥的功能开始由高中的一类学科，也就是职业类学科来承担。尽管1951年颁布的《产业教育振兴法》规定对高中职业学科实施国库补助，提升了高中职业学科实验实习水平，但为保证高中教育的共通性，高中职业学科必须以半数以上教学课时进行国语、社会、数学、理科等普通教育课程的教学，有关职业的课程包括实习课时还不到总课时的一半，与产业现场的实际要求有一定的距离。
“6－3－3－4”单轨制学制通过压低旧制大学、拔高旧制高等学校及专门学校而使战前多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统合于四年制新制大学。但是，大量未达到大学设置基准的旧制专门学校难以处置，而社会经济产业确实需要短期高等教育机构作为权宜之计，1949年占领当局认可了短期大学的设立。
1951年旧金山条约签订，日本重新独立，日本政府着手通过“多样化”政策构建多层次的高等教育体系。在财界、政界的不断推动下，1962年文部省开始建立高等专门学校，1964年又使短期大学制度永久化，1976年《专修学校法》颁布又实现了作为“高等教育水平的各种学校”的专修学校专门课程(以下简称“专门学校”)法制化，实现了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专门学校的机能分化。
日本战前的职业教育主要是学校的职业教育，公共职业训练的发展相对滞后。战后日本公共职业训练开始于战后初期的失业者对策，逐渐转向技能者培养，并逐渐提升到“实践型技术者”(technician engineer)培养。1958年8月，《职业训练法》颁布，职业训练所诞生。1985年6月，《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取代《职业训练法》，意图使职业训练从单纯注重手艺转向全面职业能力开发。职业训练的对象中高中毕业生的比例逐渐增加，训练机构也开始向高等教育水平的短期大学校转换。
在工业化初期，日本企业的雇佣体制主要为间接雇佣，也就是企业通过包工头雇佣工人，工人的一切(包括技能训练)由包工头负责，其技能训练沿袭传统学徒培训模式。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日本重化工产业迅速发展，产业技术得到升级，间接雇佣体制已经成为产业发展障碍，大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的雇佣体制开始转向直接雇佣，以干部培训及“养成工”训练为代表的企业内教育随之兴起。战后，日本企业引入美国式职业培训技法，以“终身雇佣”、“年功工资”、“企业内工会”为特点的日本式雇佣模式为背景，以OJT(on the job training)为核心，以OFF－JT(off the job training)、自我开发为辅的企业内教育体系形成。
二、日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结构和特征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形成了主要由中等教育阶段的高中职业学科，高等教育阶段的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专门学校、职业能力开发大学校以及企业内教育等构成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高中职业学科学生占整个高中学生的比例在1965年前后达到峰值，约为40％，其后逐渐减少，到2012年，日本高中总学生数为334.7万，其中普通科242.4万(占72.4％)，职业科92.3万(占27.6％)。近5年来，职业高中毕业生的就业率大致是16％－17％，而升学率却超过了70％[1]，职业高中作为完成教育的意义越来越小。
日本战后持续的经济增长使得国民收入不断增加。在经济实力与学历社会传统的相互作用之下，20世纪70年代以后高中教育普及，日本大众化教育社会形成，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到渠成。但日本政府通过高等教育多样化政策，努力将这种向高等教育升学的需求导向了高等职业教育。
1995年，日本高中毕业生总数159万，就业40.79万，升学状况为：大学37.46万，短期大学21.78万，专修学校专门课程24.89万、一般课程5.40万，职业能力开发机构约1万，另有未计入高中毕业生总数的高等专门学校升入四年级学生1.11万。高中毕业进入大学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新生之比大致是4∶6[2]。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一步推进，大学设置基准大纲化，短期大学、专门学校纷纷升格，高等职业教育学历层次进一步上移。2012年，日本高中毕业生总数105万，就业或临时就业的18.97万。升学状况为：大学50.13万，短期大学5.76万，专修学校专门课程17.72万、一般课程6.39万，职业能力开发机构0.68万人[3]。另有未计入高中毕业生总数的高等专门学校升入四年级学生1.12万。而到2012年，高中毕业进入大学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新生之比变为6∶4。即使不升格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也纷纷以“专攻科”(高等专门学校)、“高度专门课程”(专门学校)、“应用课程”(职业能力开发大学校)等名目延长学制，达到本科水平，甚至向更高的研究生水平发展②。
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在人力资源总体求大于供背景之下，以大企业为中心形成了“终身雇佣”、“年功工资”、“企业内工会”为支柱的日本式雇佣模式，通过企业内教育积累企业人力资本是其中最重要部分之一。随着入职职工学历水平提高，企业内教育水平也相应提高。
日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整体上大致有如下特征：
1.日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建立在高投入、高质量的公共基础教育之上的。在初等、中等教育阶段，日本平均每个学生的公共财政负担超过英国与德国，高于OECD的平均水平[4]。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学生在TIMSS等各项国际学力测试中名列前茅。
2.在高等教育阶段，日本平均每个学生的公共财政负担只有OECD平均数的一半强[4]，而且，主要投入方向为国立、公立大学。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以国、公立为主的高等专门学校以及职业能力开发促进大学校，加上短期大学、专门学校中国立、公立学校学生数，总数不超过5％。95％的学生就读于私立短期大学、专门学校。这是日本高等职业教育被视为“市场化模式”的主要原因。
3.比例很小的国立、公立高等职业教育集中于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关乎国民经济基础领域以及社会需求突出，但从业条件相对较差，是私立教育机构较少介入的领域。
4.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具有明显的多样化特征。马丁·特罗(M.Trow)曾指出：“所谓高等教育中的多样化(diversity)，是指在国内存在各种形态不同的中等后教育制度、各种具有不同使命的机构乃至机构群，各自进行不同的为了生活的、职业的教育训练。设置形态、财源也各不相同，在不同的法制、政府的关系中并存。”[5]日本国立、公立高等专门学校，职业能力开发促进大学校及极少部分的国立、公立短期大学，专门学校，侧重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业或社会急需领域的职业人才培养，而私立短期大学、专门学校私立学校则根据更广泛的人才市场的需求以及日本社会乃至家庭、个人的需求展开教育活动。日本各种类型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之间既有竞争，也有较为明显的分工。国立、公立为主的高等专门学校、职业能力开发促进大学校偏向国家经济产业的需要，偏向第二产业：专门学校则偏向个人职业发展的需要，偏向第三产业；而短期大学的女性教养教育及女性相关“半专门职业”(semiprofessional)教育，更多满足了女性家庭的、职业的需要。
三、日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成因分析
1.日本的经济产业与教育发展促进职业教育体系发展。日本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特征是普通教育叠加职业教育，义务教育及高中教育的发展就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实现6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这为以实业学校、实业补习学校及高等小学的职业教育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7年，日本实现了9年制义务教育，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迅速提高，从50年代末的50％左右，上升到1973年的90％以上。作为“产业人才培养这一社会需求和国民扩大高中教育的要求相契合”的表现[6]，高中职业科学生数迅速增加，1965年前后超过高中生总数的40％，达到顶峰。进入70年代，高中普通科入学志愿者激增，职业科志愿者下降[6]。职业教育的重心开始转向高等教育阶段。
日本战前以实业学校为核心的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开始于日本工业化起步的19世纪90年代，成熟在20世纪30年代，与日本工业化的进程大体一致，1956年前后③，日本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神武景气”、“岩户景气”④使日本实现了从过去的以纺织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到重化学工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转型。随着经济产业恢复发展，高中职业学科成为职业教育主体。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高中教育的普及，高新产业的发展，职业教育的重心逐渐转向高等教育阶段，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专修学校专门课程、职业能力开发大学校以及企业内教育迅速发展，成熟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形成。
2.日本的社会政治体制影响职业教育体系发展路径选择。日本明治维新塑造起了混合封建伦理、立宪主义、军国主义要素的近代日本天皇制，在将原本“分属天皇和将军的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力集中于天皇”的同时，真理、道德等价值内容也成了国家占有，并为天皇制“国体”提供依据。其结果，国家秩序之外的私的领域不复存在，所有私事必须从国家意义上说明[7]。这种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社会政治体制之下，职业教育体系的目标是国家需要，而非个人发展。
1894年《实业教育国库补助法》颁布，日本政府确定用“实业教育”取代之前介绍西方职业教育时的“职工教育”、“技艺教育”等用语，并且通过对实业教育补助对象的规定，使“实业教育”这一用语的含义基本固定。在日本，“职业”的概念是指个人为了生计而从事的一切工作，而“实业”则是职业中与国家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实业教育是指：“公立的工业、农业、商业学校、徒弟学校及实业补习学校”[8]，而其他类型的职业教育(各种学校)则在职业教育政策范围之外。也就是说，相比个人的职业选择，更重视国家、社会的要求，这与日本战后长期坚持不用“职业教育”而用“产业教育”的理由是相同的。1951年颁布的《产业教育振兴法》规定，所谓产业教育是以使学生掌握“为从事农业、工业、商业、水产业及其他产业所必要的知识、技能、态度”[9]为目的而进行的教育。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职业教育”概念才被使用，原本不属政府职业教育政策范围的“专修学校”才正式进入职业教育政策范围。
战后，作为教育民主化改革产物的单轨制学制，一经出台便遭到了产业界的强烈反对。旧金山条约签订后，以实用主义、合理主义的观点改变单线型学制就成了日本政府教育政策的基本走向，以“个人人格完成”[10]为目标的教育，实质上又变成了“为了国家”的教育。由于中等教育迅速普及，高等教育就成了问题的焦点。
1950年第二次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是战后日本从教育民主化改革转向以反共为核心的保守主义的起点，反映日本政府意图的该报告书首先提出高等教育机构多样化的必要性。1951年，日本政令改正咨询委员会咨询报告主张将大学分为专修大学和普通大学，并进一步将普通大学作学术研究和专门、职业教育区分。1956年，日本经营者联合会发表《关于应对新时代要求的技术教育的意见》报告书，提出了为了培养骨干技术人员的高中与短期大学结合的五年制专科大学的主张，并在1958年形成“专科大学法案”，递交国会，但因短期大学方面担心政府欲将短期大学排除在高等教育范畴之外而予以反对，未能实现。1962年，专门大学的构想又以另一种形态出现了，那就是以“教授高深的专门学艺，培养职业所必需的能力”为目的的教育机构——高等专门学校。高等专门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进行以机械、电器、电子、建筑、化工等工业技术为内容的五年一贯制教育。1964年，短期大学也从暂时措施变成了永久性制度。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抑制高等教育扩张的政策导向下，自民党政府开始关注原来教育政策领域之外的市场化教育培训机构。其结果是1976年“高等教育水平的各种学校”的专修学校专门课程法制化。
明治以来的一个世纪里，日本的教育体系是在国家严密定义和强有力的控制之下，以国立、公立的学校群为中心确立的。其基本发展思路是：其一，全力发展国民基础教育，只要条件允许就不断延长与提高，而这种延长与提高往往导向国家需要的“实业”“产业”教育，从而抑制整个社会的高学历化；其二，在高等教育领域严格控制学术性高等教育的规模，而大力发展社会迫切需要的专业教育，如师范教育、医学教育以及农、工、商业的专业教育；其三，国立、公立教育集中力量发展关系国计民生的教育，溢出部分以及为了个人发展的教育由教育市场解决。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是这一教育体系发展思路最重要环节之一。
此外，日本职业教育体系成立之初，就在国家、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管辖之下，这很容易使职业教育与产业或者职业现场产生距离，也容易使职业教育向偏重学理方向的发展，加上企业的日本式雇佣习惯，最终形成了学校教育(普通教育或学理性职业教育)加职业训练的“叠加式”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3.日本的教育、职业文化影响职业教育机构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短期大学诞生之初，入学学生中59.4％为男生，40.6％为女生，并无女性化特点[11]，但其后迅速女性化，到其发展顶峰的20世纪90年代初，学生中女性的比例超过90％[12]。
战前日本女子教育的最高学历是专门学校或高等女学校的专攻科、高等科，在学制上比男子的大学预科(高等学校)的水平还要低。战后的民主化改革虽然从制度上改变了这一现象，但日本的社会意识并没有改变。从家庭的角度看，短期大学设立时，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远不如今天，社会意识中女性是依附于男性的无法独立的家庭主妇。所以，女子不需要像男子那样高的学历，但是，在男子大学升学率不断提高的背景之下，作为家庭主妇的女子的学历也应该有相应的提高。此外，“家政是女子的一种职业，但这种职业是因为有了丈夫才能够成立的职业，是丈夫一死，立刻挫折的职业”，所以，女性也应该“找到对社会有用，又适合自己的爱好与能力的技能，掌握这种技能”，而“短期大学正是进行这种准备的最适合的设施”[13]。
随着日本产业的高速发展，社会劳动力不足，产业界希望将女子也加入劳动力大军。女子以就业为目的进短期大学日渐普遍。一些短期大学也开始从以家政为中心的教养型大学向“专业技术”型转换。形成“半专门职业”(semiprofessional)教育。但从女性雇佣习惯看，20世纪90年代末以前，日本女性一般是毕业后到结婚生育前有限的一段时间就业，即使等孩子长大后再去工作，也往往从事时间制的工作⑤。所以，日本企业以女性归根结底应该是“家庭妇女”为前提，一般雇佣女性从事企业中技术、技能含量较低的文秘、事务性或辅助男性员工的工作，不可能为其安排重要岗位，这样的岗位不要求高度的职业技术技能，但要求具备人文素养和职业常识。
短期大学培养家庭主妇、“半专门职业”人的培养目的、目标正是在上述日本有关女性的教育文化、职业文化传统影响下形成的。而这种培养目标又决定了短期大学理论取向的培养模式。
2006年，在OECD高等教育政策回顾调查中，OECD高等教育政策视察团对日本高等专门学校教育的评价是“高等专门学校教育即使从全球水平看也是高水平的”。高等专门学校的建立，是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产业界对产业现场与技术人才、技能人才之间的“中间技术人才”需求的结果；但其迅速发展、形成特色，得到较高的社会评价，是因其招收初中毕业男生，实施五年一贯制工程教育，培养“中坚技术人才”的培养目标契合了日本社会尊重技术、技能人才，男子以技术、技能“立身”的职业文化取向。此外，低廉的学费、优异的就业状况，对日本工薪阶层子弟具有很大吸引力。高等专门学校的培养目标促使其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早期体验重视型专业教育”培养模式。职业能力开发促进大学校的教育、职业文化背景与高专类似，但明显低一层次，主要是应对地方中小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
以大城市为据点，主要针对第三产业的专门学校的发展，与日本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步。1960年，日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为13∶41∶46，到1985年，这一比例变为3∶36∶61，第一、第二产业明显下降，而第三产业则迅速上升。就业者中，第三产业就业者的比例从1960年的38.1％达到1985年的57.6％。其中，服务业从12％上升到20.5％，商品批发零售及饮食业从15.8％上升到23.1％[14]。第三产业的特点是所属行业企业种类繁多，企业规模小、就业容量大，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对从业者的职业专业能力要求较高。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大量职业逐渐专业化，而又不断有新型职业、专业诞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原来被教育制度、政策严密界定的高等教育机构已难以应对产业多元化的人才需求；以市场化运作，应对人才市场日益多样化需求的专修学校(1974年以后的专门学校)便应运而生，拾遗补缺，弥补了大学人才培养的盲点。日本大学中的许多新兴专业，都是从专门学校开始起步、成熟之后进入大学的⑥。专门学校制度化并且不断发展的原因在于它们敏感、灵活地抓住了受教育者与产业界两方面都要求职业准备教育向中等后教育推移这一社会需求[15]。
20世纪70年代以后，初中向高中升学率超过90％，大众教育社会形成，而日本政府的大学抑制政策加剧了大学入学竞争，同时，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学历社会中，低水平大学学历的社会价值下降，以职业资格相号召的专门学校便成了高考落榜高中毕业生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这一时期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普通家庭也有能力承担较高的教育费。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在日本经济全盛时期，作为职业文化的日本式雇佣习惯只存在于大企业，大企业根据学历甚至“学校历”录用员工，再进行企业内教育。在人才紧缺情况下，中小企业亟需高等教育水平的专业人才，但又无法依赖大学供给，专门学校就成了第三产业中小企业专业人才供给的重要渠道，并逐步形成通过职业资格制度取代学历权威，适应中小企业的人才需求的特色。21世纪初日本的专门学校有大约130类，超过8200种学科[16]。日本只要有一定量需求的职业或专业就一定有专门学校在培养。1997年的一项调查表明，高中毕业生选择专门学校的最大理由是“有利于理想资格的取得”和“有利于从事希望的职业”，而用人单位选择专门学校毕业生的最大理由是“实践性专门知识”以及“即战力”[17]。
主要为第三产业、日本式雇佣体制之外的中小企业培养专业、职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决定了专门学校强调职业资格、突出实践性专门技术、要求立即胜任工作的教学训练模式。
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产业总体处于人力资源求大于供的状态，先采用后培训是大企业吸引人才的基本策略。企业内教育是以“终身雇佣”“年功工资”“企业内工会”为特征的日本式雇佣体制的一个环节，随着人力资源供大于求的加剧，日本式雇佣体制的动摇，企业逐渐将教育训练的职责转向员工个人，企业内教育也开始逐渐市场化。
四、结语
本文重点讨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职业教育体系，这一体系具备鲜明的“工业化”、“现代化”特征。但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的日本产业向“后工业化”转型，社会开始呈现“后现代”特征，日本职业教育体系开始出现应对“后工业化”产业、“后现代”社会的嬗变。对于这种嬗变，笔者将另行著文予以深入探讨。
分析日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有这样一些发现：近代以来，日本的职业教育始终是普通教育的延长或叠加，职业教育体系是随着经济产业的发展、整个教育体系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同政治、社会体制之下形成不同的职业教育治理结构，或市场化取向，或伙伴关系取向，或官僚统治取向，或多种取向混合。在国家主义的政治体制下，日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治理结构从官僚统治起步，逐渐市场化，最终形成官僚统治与市场化相结合的治理结构。不同职业教育机构的目的、目标源于一定教育观及职业文化观，同时又受到学校教育制度、企业教育制度、劳动市场、就业体系的深刻影响。以职业文化观为基础，综合多重因素而形成工作岗位能力取向、基础资格能力取向、特殊资格能力取向等不同的目的、目标。日本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职业能力开发大学校、专门学校、企业内训练的教育训练目的、目标各有其教育观、职业文化观的背景，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当然基于不同的教学观，或倾向陶冶、或倾向科学技术观。但这种教学观受到职业教育训练与职业现场的距离影响。在日本职业教育中，距离生产现场最近的是企业内教育，因直接与岗位对接，进行的是近观式的教育训练，而形成陶冶、技能熟练取向的教学模式。普通学校的职业教育(包括大学的专业教育)远离生产现场，只能进行鸟瞰式的教育，必然形成理论取向的教学模式。间于两者之间的便是各类职业教育机构，尽管与职业现场有距离，但目标指向特定职业，故技能、理论相结合取向的教学模式就成了主流。
注释：
①本文所谓“现代”是沿用日本学界“现代”的划分标准，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迄今。
②东京产业技术高等专门学校已有七年一贯制的专攻科，并拟与专业硕士衔接。
③日本经济白皮书宣称，“不再是战后”是1956年。
④“神武景气”，指1955年至1957年日本战后第一次经济景气时期。日本人以初代神武天皇命名，视为史无前例的繁荣期。“岩户景气”指1958年至1961年连续42个月经济景气时期。因超过“神武景气”，故用初代天皇之前，天照大神隐于岩户神话中的“岩户景气”命名。
⑤日本的所得税税制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如夫妻同时正式就业，不能享受很多免税待遇，故女性多在收入不超过一定限额范围内就业，多从事时间制工作。
⑥日本最早的计算机专业教育就是从1969年设立的京都计算机学院(专修学校)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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