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清思路(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室研究成果综述_数理逻辑论文

理清思路(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室研究成果综述_数理逻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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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2—8862(2000)07—0042—03

五、归纳逻辑

李小五提出了一个归纳认知逻辑,构造了一个带认知算子的归纳逻辑系统,刻画了概率推理之间的一般联系。另一方面,作者在模态逻辑的关系语义中引入测度函数的概念,由此构造一类可能世界模型,并指出相对这样的模型类,上述形式系统是可靠的。

张家龙根据现代的科学材料对穆勒归纳法作了推广,提出了五种新的归纳法:比较实验法、求异比较并用法、统计求同求异并用法、抽样求异并用法和抽样比较并用法。

六、中国逻辑史和因明

沈有鼎研究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对历史上的公孙龙其人其书作出了详尽的考证,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两个公孙龙”假说:一个是历史上的公孙龙,生活在战国末期,另一个是经过晋代人改造过的公孙龙。战国末期的公孙龙及其后学的著作《公孙龙子》十四篇已亡绝,现行《公孙龙子》六篇是晋代人集体编纂的。沈有鼎在《〈墨经〉的逻辑学》一书中,诂解《墨经》中有关逻辑的文字,纠正了古代文献中的一些错讹,最早系统地阐发了《墨经》的逻辑体系,把《墨经》的逻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周云之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提出的主要新见解有:1.提出惠施的“善譬”推论方法相当于三段论的第一格,“善譬”不是或然的类比推理,而是必然的演绎推理(演绎类推)。2.从四个方面详细论证了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不是否定“白马是马”的论辩命题,而是在承认“白马是马”的前提下揭示了种名(白马)与属名(马)在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的区别和包含关系,强调“非”在这里只作“异”解。3.关于《墨经》中对“名”的分类,除大家承认的“达、类、私”之划分外,明确肯定了形貌之名、居运之名与量数之名等不同划分。4.在肯定《墨经》中关于“乘马”与“不乘马”之“一周——一不周”的周延理论中,对“爱人”与“不爱人”之“一周——一不周”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墨经》对“爱人”中“人”的周延性有两种不同的理解。5.在“名辩学”的研究中,根据普遍公认的古代三篇名辩学代表作,提出了中国古代的名辩学应当是正名学(名学)和论辩学(辩学)的有机结合。它以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为重点和核心,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中国古代逻辑。6.认为荀子所论之“共名”与“别名”不是“名”的逻辑分类(划分),而是属名与种名的逻辑关系。

刘培育在中国逻辑史领域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1.名辩学。 (1)提出中国古代有一门关于正名、析辞、名说、论辩的原理、方法和规律的学问,称为“名辩学”;指出,中国古代名辩学包括认识论、逻辑学和论辩方法等内容,其核心是逻辑学。(2 )提出荀子建立了以正名为特点的名辩学体系。(3 )指出韩非子的“矛盾之说”不仅涉及到关系命题,而且尖锐地提出了自相矛盾的思想。(4 )指出庄子的名辩思想是中国名辩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层面和环节。(5)列举了秦后800年一些重要的名辩成果,有力地否定了数百年所谓名辩学至秦“遂亡绝”的传统观点。(6)从《诗经》到《文心雕龙》, 在古文献中挖掘出大量有关“喻”的精彩论述,得出中国古代有比喻推理的结论,并且指出这是中国古代运用得最多的一种推理形式。2.因明。 (1 )对1949 —1989年我国因明研究的发展作了总结,划分出“新的起点”、“抢救因明”、“走出低谷”几个阶段,阐述了各阶段的特点。(2 )对“藏传因明”作出界说,指出藏传因明不同于汉传因明的特点。(3 )指出玄奘在中国逻辑史上的贡献。3.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1 )阐述了金岳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教育思想的成果,肯定金岳霖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教育家。(2)总结了金岳霖的学风和治学方法。(3)阐释了金岳霖1949年以后哲学思想的主要变化及变化的原因。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阶级观对金岳霖的影响最深,同时给出一个评论金岳霖变化的标准。4.沈有鼎学术思想研究。阐述了沈有鼎研究名辩学的原则和方法,提出抓住反映公孙龙面貌的较早文献做全面考察,是破解《公孙龙子》作者之谜的一把钥匙。

倪鼎夫在中国逻辑史方面有以下两个新成果:1.认为严复在翻译《穆勒名学》等著作时,提出了翻译的语义标准(信、达、雅),分析汉语语法和语义特点,把西方语义学思想和中国正名学说,把逻辑的定义理论和中国传统的训诂学说结合起来,严复是近代史上对语义学有贡献的学者。2.金岳霖哲学体系是具有中国传统的现代哲学体系,是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有机结合。

张清宇在中国逻辑史方面做了以下两项工作:1.运用词项逻辑研究的新成果,建立起名辞逻辑系统,用来阐明《墨经》中的一些逻辑问题。2.提出了易图的一个内涵格解释,并对周易卦序结构作了一个分析。

张家龙在中国逻辑史方面的成果有:1.从数理逻辑观点构造了《周易》的形式化系统,指出《周易》不仅有初步的语形学,而且也有初步的语义学。2.用现代逻辑的方法分析了韩非的“矛盾之说”,指出“矛盾之说”原先适用于一对反对的关系命题,使用了全称量词消去律后才适用于一对矛盾的关系命题。3.用现代逻辑方法将“侔”式推理概括为两类共6种有效式,并在一阶逻辑中作了严格的证明。4.对沈有鼎的“两个公孙龙”假说的方法论意义和学术意义作了深刻的分析,对沈有鼎认为《迹府》是晋代作品的观点补充了两个论据,对沈有鼎认为《通变论》和《名实论》不是公孙龙所著的观点补充了两个例证。

诸葛殷同指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是很初始的,不仅没有正式使用变元,更严重的是设有真正研究过任何一个逻辑常元。古圣贤从未抽象出任何命题形式、推理形式。《墨经》多次使用有效推理“侔”,但却主张慎用,而不敢普遍使用,这就违背了逻辑的精神。关于公孙龙,诸葛殷同提出仅注意“白马非马”中“非”的解读,还没有把握住命题形式;公孙龙对“白马非马”的两个主要论证都是不合理的。

巫寿康(1937—1989)从数理逻辑观点对《因明正理门论》进行了研究,探求九句因、因三相、同品、异品、宗因喻三支、宗过、因过、喻过的数理逻辑表达式,分析了九句因、因三相、谬误的性质,揭示了“九句因说”、“因三相说”、“宗因喻三支说”之间的联系和一致性,揭示了《因明正理门论》内容上的丰富性、基本性质上的演绎性、系统内部的一致性。

七、西方逻辑史和现代逻辑史

周礼全在专著《模态逻辑引论》中写有模态逻辑简史一章,这是我国第一部简明的模态逻辑史,他重点阐述了模态逻辑思想的渊源、对必然和可能这些模态概念的理解、这些理解与后来模态逻辑语义学创建的关系以及各种模态逻辑系统的建立和发展。周礼全对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作了既简明又周详的梳理,对于从古希腊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的模态逻辑史作了精当的概括。

张家龙的《数理逻辑发展史——从莱布尼茨到哥德尔》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从莱布尼茨到哥德尔的数理逻辑史专著。本书首先提出了研究数理逻辑史的方法论原则,将数理逻辑发展分为前史、初创、奠基和发展等4个时期, 采用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相统一的原则加以论述,总结出数理逻辑发展的外部动因和内在的规律,深刻地阐明了实践和数理逻辑理论的辩证关系。本书对数理逻辑重大成果的论述侧重于逻辑方法的分析,对一些重大成果的哲学意义作了总结和概括。

张家龙用现代逻辑的工具对亚里士多德的关系理论和中世纪的逻辑作了新的解释,指出亚里士多德是关系逻辑的开拓者,在中世纪逻辑中蕴涵着现代逻辑的胚芽。

张尚水对20世纪最伟大的数理逻辑学家哥德尔的逻辑成就和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总结了哥德尔划时代的数理逻辑成果(哥德尔完全性定理、不完全性定理和广义连续统假设的一致性),论述了哥德尔客观主义的数学哲学与他的逻辑成就之间的关系。

王路在西方逻辑史方面,主要把握了两个要点,一个是亚里士多德,探讨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想,由此研究了逻辑的产生和发展的性质、特征和规律。另一个是弗雷格,探讨了弗雷格的思想,由此探讨了现代逻辑的产生和发展的性质、特征和规律。这两项研究分别形成了两本专著,即《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和《弗雷格思想研究》。从这两项研究出发,对逻辑的性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明确指出:逻辑的本质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必然地得出”,现代逻辑在这一点上与亚里士多德一脉相承,符合这一点的是逻辑,不符合这一点的就不是逻辑,并且从逻辑史的角度详细论证了这一观点。

倪鼎夫对穆勒的逻辑思想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穆勒一方面吸收了三段论,肯定从前提到结论的逻辑必然性;另一方面,穆勒的经验论思想在理论上破坏了逻辑必然性,把三段论说成是个别到个别的推理。(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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