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思想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国民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缘起——一场无思想的运动？
笔者在进行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史研究过程中发现，国民革命运动的价值与其被史学的认可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实际上，对国民革命的宣传、研究、讨论与批评从运动伊始就气氛浓烈，但是，旷日持久的争论与纷繁复杂的认知一直到历史的尘埃落定也难以统一。因为多方面原因，学界对于作为一种颇具特色的思想和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的国民革命研究不够，对其来龙去脉、内涵外延的把握大而化之，不够确切，试举几例：
1、《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有“吾国民党则夙以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的论断性语言；孙中山国事遗嘱中有“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一句，几成历史名言；毛泽东接着也在很有影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把孙中山一生的革命活动都归为国民革命，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5页。）这些关于“国民革命”的似是而非的表述被一些史学工作者长期不假思索地认可和引用。
2、《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国民革命的兴起》一书，原定书名《大革命的兴起》，付梓前，主编称临时改定书名为《国民革命的兴起》，该书能将国民革命作为一个重要阶段纳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相对于以往的研究是一个突破。但“大革命的兴起”与“国民革命的兴起”只是一词之别吗？其主体内容完全重合吗（注：李新主编：《国民革命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另外，该书第37页写道：“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期间，刘仁静代表中共报告：‘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这是迄今所见最早‘国民革命’的表述。”这是不确切的。（类似的“最早”说还有各种各样，如徐宗勉直接引用李达的回忆认为：“‘国民革命’这个名称来自1923年3月共产国际致中共的一封英文电报中的National Revolution，当时译作‘国民革命’。”见徐宗勉等著《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63页。李达的回忆见《“二大”和“三大”》，第587页。）总之，国民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的近八十年间，国民革命的内涵被粗疏处理的现象，在国内外史学著述中比较多见，“国民革命”被混同于“大革命”、“国共合作的北伐大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等概念，甚至被混同于“北伐战争”、“南北统一战争”等。
3、更有甚者，一些人想当然地谈国民革命：“顾名思义，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国民革命。”（注：何家栋：《“革命”辨证》，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431页。）（这种说法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有其代表性。1965年所谓“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出版了由台湾大学历史系李守孔编撰的《国民革命史》，该书将孙中山兴中会时期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勃兴”，直至蒋校长肩承国民革命大业，最后写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复国建国之宏基”，全成了“国民革命史”的内容，即为典型一例）。
4、就国民革命的起讫时段来说，由于研究者出发点不同或认识差异，因而有多种起讫年代划分：一种自1924年至1927年，即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大召开到国共合作关系破裂的国民革命失败，国内学者多持此看法：一种从1924年至1928年，将下限定在1928年底蒋、桂、冯、阎四派联合北伐，达致中国大陆统一的国奉南北战争的结束，台湾和海外华人学者中比较通用；外国学界以《剑桥中华民国史》为代表，其第十一章标题即为“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1923-1928)”，即从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开始到奉系军阀被消灭为止，又是一种；而更含混且非常荒谬的是如前述将国民党的全部历史归结为国民革命的历史。因此，这显然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5、“告别革命”论者在近年更是对包括国民革命在内的中国革命历史攻击有加。而学界少有从学理上进行有效回应，从革命思想的根本上来讨论与批评。
6、对国民革命思想的研究尤为薄弱。笔者对《中共党史研究二十年光盘》这张汇集了1980-1999年期间《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党史资料通讯》、《党史通讯》、《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先后5种权威刊物的光盘进行系统检索，在总共291期5种杂志的所有论文正文中，“国民革命”一词命中记录为313，其中包括大量的国民国民军、国民革命政府等名词，“国民革命运动”只有37次命中，“国民革命思想”却为0；又据笔者对国内多种新版权威文史辞书，包括《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等的检索，它们都没有“国民革命思想”词条；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一类著述中，国民革命思想也鲜有系统论述。国民革命似乎成为了一场没有思想的运动，或者可以说，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却留下了一段模模糊糊的历史。
可见，对国民革命思想和国民革命运动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文在讨论过程中将兼及上述问题。
二、国民革命思想的由来：曲径通幽
国民革命思想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创造性地形成的一种富有特色的民主革命思想。它一经出现，就迅速被国共两党和广大民众所接受，并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掀起了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革命狂飙。这一思想是由陈独秀首先提出来的。
“国民革命”一词最早见于1906年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制订的《军政府宣言》：“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注：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7页。）显然，这里的“国民”、“革命”的内涵及其整体概念与二十年代的国民革命是不同的。而且这一闪光的思想火花仅仅如流星划过天空，以后长时期没有被孙中山和国民党重视与付诸实践。1922年9月20日，在刚创刊的《向导周报》第2期上，陈独秀发表了《造国论》，正式宣告了国民革命思想的产生。通过对现状分析，陈独秀认为：“中国还在‘造国’时代”，“时局真正的要求，是在用政治战争的手段创造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造国”的方法就是“组织真正的国民军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这个国民军，是应该由全国被压迫的各阶级爱国者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集合起来号召全国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组织而成”。造国过程中自然少不得许多领袖，但“英雄时代贤人政治时代都快过去了”，中国现阶段“决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群众在短期内能够壮大到单独创造国家的程度”，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国民革命成功后，再“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来开发实业”。“总括起来说：我们造国的程叙（序）是：第一步组织国民军；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注：陈独秀：《造国论》，《向导周报》第2期，〔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第9-11页。）
国民革命思想是反思以往中国民主革命的结晶。陈独秀在1916年发表了两篇重要的论文，直接提出以唤起民众的觉悟为首要问题。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陈独秀指出：“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注：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第1卷，第5号。）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他说：“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曰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第1卷，第6号。）
国民革命思想的形成是与当时国内外形势及中国共产党斗争实践分不开的。建党伊始，中共一大党纲明确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所有制”。这表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结构还缺乏科学的认识，不懂得应该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作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必经阶段。随着中国共产党理论探索的深入，特别是得到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启发与帮助，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必先经历民族民主阶段。为完成这一使命，应与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阶级阶层联合，结成统一战线。1922年6月15日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发表自己政见的重要文献，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开端。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及其制定的纲领，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通过党的纲领确定下来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统一”，“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个纲领明确了奋斗的方向，其意义已被历史的巨大进步所证明。但对于社会革命与进步运动来说，目标与方向当然重要，更重要的应该是方法与路径。中国共产党提出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但没有就此停止革命道路的探索。国民革命思想即是这一探索的成果，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拓性地宣传贯彻中共二大精神的理论新创获。从思想史角度来掂量，国民革命思想是一个飞跃，包括革命对象、动力、方法、以及组织国民军、达成全国统一民主政府的建立以及之后发展国家经济的任务与途径等思想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国民革命思想也是在与当时盛行的社会改良主义政治思潮争论切磋的过程中被历史选择的。继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后，1922年5月，胡适创办《努力周报》，先是抛出《我们的政治主张》这样一篇专谈好政府主义的宣言，以“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目标，实质上是希望在不动摇军阀统治的前提下，做政治的一点一滴的改良。与此同时，《努力周报》也是贩卖“联省自治论”的主要阵地。社会改良主义者把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付之于实践，迎合军阀割据混战的需要，使联省自治论一时甚嚣尘上，简直成了医治中国社会病症的灵丹妙药。他们否定对社会的根本改造，讥笑共产党“希望用大革命来统一，也是画饼不能充饥”（注：胡适：《这一周》，《努力周报》1922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批评了好政府主义是纸上谈兵的幻想，是与虎谋皮或为虎作伥。1922年8月10日，陈独秀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之我见》，重申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宣传中共二大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办法”，联省自治“与其说解决时局，不如说是增长乱源”。9月13日，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一期上，陈独秀发表了《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一文，点名批判胡适等人：“拿联省自治救济中国，简直是药不对症，不但不能减少病痛，而且还要增加病痛”。与改良主义交锋是“破”，有“破”必有“立”。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二期上发表《造国论》，标志着国民革命思想正式诞生。陈独秀在理论上再现了五四时期的光彩，在政治思想上又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三、国民革命思想的内涵：新话语体系
中共一大纲领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当前中国革命的直接任务。到中共二大，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必须要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步走，大会宣言明确指出：“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努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但民主革命怎样进行？中国新时代的民主革命与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何不同？中国新时代的民主革命与中国历史上的以孙中山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又有什么区别？这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思考的理论问题。长于理性思索，勇于思想解放的陈独秀从本质上认清了中国革命的特色，并开始构建新革命的话语体系。他使用“国民革命”来代替“民主革命”。“国民革命”从革命基础的广泛性上把中国民主革命与欧洲18世纪“纯资产阶级”革命区别开来，赋予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主革命“解除国内外一切压迫”的新内容。“国民革命”也从革命的对象、动力、前途等方面区分了中国两种民主革命。陈独秀解释说：“我们以为真正的民主政治固然是我们所需要，然而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注：陈独秀：《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向导周报》第128期。）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循着国民革命的思路，大胆地进行理论创建与开拓，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迅速达到了一个高峰。蔡和森分析到：“各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民主革命，可说完全是对内的革命，他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封建阶级；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革命则不然，不仅是对内的革命而且是对外的革命，他的敌人有两个，一是封建阶级，一是外国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已不是纯粹中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变成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注：蔡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向导周报》第23期。）毛泽东更从革命的性质、对象、目的、结果以及革命力量与内外部环境各个方面的比较中区分了中国和外国、中国现时与过去各不相同的两种民主革命，并由此规划了一条国民革命的进行路线：“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注：毛泽东：《“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填词》，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主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409页。）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又强调指出：“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毛泽东非常重视农民的作用，“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实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他提出“建立农民武装”和“一切权力归农会”的主张，号召农民”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注：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高君宇在回答两个阶级能否联合进行国民革命的问题时较早地指出：“在国民革命当中，无产阶级是要站个主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的”。陈独秀在1923年先后发表了《统一的国民运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农民问题》、《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率先对国民革命中社会各革命阶级状况作了全面剖析。同时，党的思想家们大都注意到，中国国民革命，形式上虽是一国的革命，而事实上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些表明，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对国民革命已具有完整系统的认识。从外在的口号到内在实质都已达成共识。
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思想可综述如下：中国特殊国情和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改造必须实行严重的革命步骤；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以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带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特色的国民革命或民族民主革命；国民革命是以被压迫的各阶级爱国者为主体，无产阶级不但要参加，而且要争取对革命的领导，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合战线；国民革命的方法是组织真正的国民军，以国民革命的强力来解除国内外的一切压迫：国民革命的结果是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最终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的基本思想。从国民革命思想的内涵可以分析出，国民革命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胚胎和雏形。
只有以上述思想指导进行的革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民革命运动。只有符合国民革命思想基本内容的历史才可判定为国民革命史。以此为标准，孙中山国共合作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是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1927年以后的工农民主革命、苏维埃革命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国民革命，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更是僭妄的国民革命。
四、国民革命思想和运动的展开：理论的威力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相关决议案的通过，标志着国民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展开。中共三大集中讨论的国民革命问题包括国民革命的意义、性质、对象、动力、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责任、国民革命与国共合作、国民革命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如何开展国民革命等等。对许多论著中关于中共三大“大会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注：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这次代表大会的主题就是实行国共合作问题”（注：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在大革命的洪流中》，〔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或主题是讨论如何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等表述，笔者万难苟同，而坚持认为三大的主要议题是关于国民革命的问题，是以党的代表大会的形式正式确立国民革命思想的指导地位。有关国共合作的原则与方式固然异常重要，但也只是国民革命的一个子目，是国民革命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方面。三大中心主题的认定对于展开这段时期的历史讨论无疑是非常关键的，仔细研读三大文件不难发现：三大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通篇以“国民革命”立论；《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强调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为此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劳动运动议决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关于青年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都在总结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强调“适用国民运动口号”，“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青年团应“极力参加国民运动”，“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更是以“国民革命”号召全党，倡导于国民党和全体国民，并发出了“中国国民革命万岁”的强音。大会认为，国民革命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几个阶级联合一致，共同进行反帝反军阀的革命，它“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是“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打倒军阀和打倒外国帝国”是国民革命的基本口号。在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有力部分”。三大宣言：“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的政治的状况，鉴于中国社会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业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勿）忘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案及宣言》，《“二大”和“三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页。）
中共三大的意义在于以党的代表大会确立了国民革命这样一个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和策略，吹响了反帝反封建的号角。中共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各级组织都动员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三大，决定青年团员页都加入国民党，积极推进国民革命运动，而1923年10月鲍罗廷到达广州之后，国民党改组也进入实施阶段。因此，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国民革命理论的创立者，是国民革命运动的倡导者，而且是国民革命的坚定实践者。中国共产党“几乎把整个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头几个月的时间（用）来大力进行建立和巩固国民党组织的工作，这个工作确实进行得很快。”（注：葛萨廖夫：《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节录），张诚译，《党史资料》1953年第7期。）其他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工农革命运动也已开展起来，三大以后，工人运动打破二七惨案以来的消沉状态，逐步复兴起来，农民运动的火焰也遍燃南国。彭湃领导的海丰总农会会员达10多万人。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在会议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中指出，国民革命运动是我党目前的全部工作，全党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这表明，1924年以前国民革命运动已经展开了，中共三大成为其正式开始的标志和起点。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综合考察，笔者主张将国民革命运动的起始时间定为1923年6月。
经过国共两党长时间准备，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成功召开。出席大会的160多人中，共产党员达20多人。他们在这次大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前，孙中山和越飞在多次会谈的基础上达成联合宣言，孙中山对俄国革命的了解进一步加深，确认其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新型的“圆满”的革命，其成效比英、法革命更宏大。他分析说：“推究俄国革命的发起，是由于三种人，叫做：农、工、兵。”（注：孙中山：《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6页。）他认为：“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注：孙中山：《致蒋介石函五件》，《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48页。）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确认“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大会选举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党人占1/4，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大会是国民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国民革命运动的一个重大胜利，也是国民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传统的观点认为，国民党一大确立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笔者认为，这个论断是不完全的。事实是，国民革命思想一度被中国国民党所按受，国民革命成了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和合作的出发点。因此我们可以说，包含三大政策内容的新三民主义是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国民革命思想则是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两者的有机结合，构成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打倒列强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的激昂战歌成为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我们知道，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但旧民主主义革命并未因此终结，两种民主革命运动的并存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色。当时代主题、历史任务和阶级利益一致时，两种革命运动就会有直接间接的合作。20年代初的反帝反封建时代主题，国民革命和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历史任务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同命运与利益，促成了两种民主革命运动的合作。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把握时代主题，倡导国民革命思想，确立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帮助国民党改组和制定新三民主义政策，以及中国国民党审时度势，改弦更张，接受国民革命思想，完成改组和实行三大政策，使两种革命运动的合作最终实现。国民党一大以正式形成国共合作和全面发动国民革命而永载史册。正如廖仲恺1924年下半年在广州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演讲中所说：“吾人其不欲解决吾人之痛苦及谋国家人民生活丰富则已，否则必须与帝国资本主义者战！吾人其不欲打退帝国资本主义则已，否则必先与国内军阀战！吾人其不欲打倒国内军阀则已，否则必先唤起全国国民共图国民革命！”（注：廖仲恺：《农民运动所当注意之要点》，转引自高熙：《中国农民运动纪事》，〔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可见，国共两党主流意识形态已在国民革命问题上达致空前一致。孙中山去世后，广州国民政府立即于1925年3月21日发表了《胡汉民等继承孙中山遗志完成国民革命宣言》，5月24日，国民党中央又召开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接受孙中山遗嘱宣言》，并强调今后继续以能否“接受我总理之主义政纲，以从事国民革命之工作”，作为区分“同志”与“敌人”的准则（注：《接受孙中山遗嘱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页。）。国民革命实现了两个革命政党的并肩作战，使共产党获得了重要的革命同盟者，改变了自身弱小和孤军奋战的状况，迅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国民会议运动和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收回租界等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民大革命。国民革命运动同样发展壮大了中国国民党的力量，促成了中国国民党政治上的新生和蛆织上的重建。改组后的国民党有了健全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力量上由原来只限于南方的组织向北发展遍于全国。1926年5月，国民党党员数量达25万，同工农民众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并建立了武装，拥有了根据地，发动了针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战争。经历多年衰败和艰难曲折后，中国国民党又演绎了一段光荣历史。没有国民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国民革命的实践。国民革命思想的威力在国共合作过程中，在整个国民革命运动中已被历史充分体现。
直到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的宣言，宣布撤回武汉国民政府的中共党员，同时庄严声明：“中国共产党永远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努力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向导周报》第261期（1927年7月18日）。）。同年9月，鉴于复兴左派国民党的计划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规定：“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成立苏维埃。”（注：《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页。）11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更明确指出：“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所谓苏维埃，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74页。）。至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由国民革命思想转向了人民革命思想，中国革命从国民革命运动转向了工农苏维埃运动。此后近10年，中国革命一直在苏维埃旗帜下进行。因此，国民革命运动的终迄就应为1927年7月国民革命的失败，而不应为1928年中国大陆的“统一”，更不应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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