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理论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是什么？
邓小平的思想和政治方针，决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化问题上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立场，这些思想和政治方针，是他为寻求克服不久以前的半殖民地国家的落后状态的途径和方法而进行长时间的和痛苦的探索的结果。中国没有忘记自己曾有过的强盛时期，并且为自己具有最古老的高度文明而感到自豪。重新振兴强大的中国，使其成为具有现代的发达的经济，具有符合目前要求的政治制度，具有现代的农业、文化、科学、教育和国防的国家，这就是中国最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们，即从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们，孙中山和蒋介石，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目前的第三代领导人，过去和现在所确定的目标和最高任务。
中国共产党人战胜了国民党，在取得这场胜利的过程中，苏联给予他们的支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的口号成了中国领导人全部活动的座右铭。50年代中期以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尝试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考虑国家的民族特点。众所周知，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将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并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形式的思想。
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他还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遵循了中国汲取外国经验的传统，使之适合中国的国情，并重新理解这些经验的内涵。
谈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方法论的起源，恰恰应该注意到毛泽东的这些论点。这些论点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正式以“新民主主义”构想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共领导人提出“新民主主义”构想，一方面显示了对本国文化传统的忠诚，另一方面说明他们已经认识到，不利用多种经济成分结构，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废墟上建设新民主主义大众文化，要克服国家落后和人民贫穷的状态，要建成与社会主义一样公正、和谐和生活幸福的社会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在向中共七大所作的中共中央政治报告中指出：“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还强调指出，不能试图“一下就达到社会主义社会”。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个年头，可以用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说，毛泽东有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作出180度大转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口号下急剧加快了国家现代化速度。1953年6月，毛泽东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构想，提出了新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10到15年或多一点时间内基本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同时毛泽东不指名地猛烈抨击刘少奇、陈云和他的其他战友，说“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他们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
然而，刘少奇及其拥护者遵循中共七大路线，在对工商界代表和财经方面工作人员的讲话中，一直告诫说有“过急的毛病”。在这里他们援引了毛泽东本人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他们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只是看做很遥远的前景，认为依然有必要“保护企业主的财产”，要在对劳资双方都有利的基础上促进生产规模的扩大。相反，毛泽东则坚持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建设社会主义，作为近期目标提出在工业发展水平上先赶超英国，然后赶超美国和苏联。
俄罗斯的中国历史学家，现在还没有研究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对于50年代的苏联领导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但有一定的理由认为：正是毛的这些思想和他同苏联大使尤金谈话时多次说苏联在社会主义阶段过于长时期踏步不前，促使赫鲁晓夫迈出匆忙的一步，通过苏共新纲领，规定在80年代以前加快建设共产主义。
众所周知，还在1956年秋中共八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盲目冒进”、“更快取得成绩”的打算，和以前一样地受到了谴责。但一年后，毛泽东在中共领导人中占了上风，提出要在三四年间建设社会主义的“三面红旗”方针。行动口号是：“苦战三年，幸福万年！”“要敢想敢干！”提出的短期任务是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开展“大炼钢铁”、（在发展整个经济方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这些后来发展成为开展“文化大革命”、造成大动荡的“左”倾政策，把中国引导到了最深刻危机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成了由摆脱危机深渊，到探索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新途径的转折点。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提出了全国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成为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这就是：“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制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构想，首先需要全面地和认真地重新认识和克服“左”倾错误。这一点在由邓小平倡导开展的学习哲学的思想运动中已经做到了。这个运动的中心指导思想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想本身，实质上在很多方面意味着回到新民主主义思想上。这两种构想的共同点是力求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条件，实行建立多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因素长期共存、保持和加强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的调节作用的方针。
邓小平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哪些概念和苏联的什么经验？
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论点也意味着从根本上重新评价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社会主义概念。
首先，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角度来说，中国社会主义的构想可以作为《共产党宣言》的第3章第4节。大家知道，这一章对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和思想进行了批判。实际上，现在正在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从思想上和方法论上重新考虑《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些重要原理。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提到第一位，而与此不同，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则宣布，发展中国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但又严格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阶级本身看做是发展生产力的产物。正是发展生产力可以摧毁任何社会的旧形式，而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地位是与它们在生产方式中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共产党宣言》强调国际主义思想和“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的论点。在《共产党宣言》中还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遗憾的是，这种思想现在还没有为任何一个过去或现在宣布自己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多民族的现实国家建设实践所证实），即“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将会日益消失”。并把这种思想看做是共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中国的社会主义，更冷静和更现实地看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在当代社会中和在世界范围内来理解民族成分的意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只是提到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正义斗争的支持。主要任务、主要目标和主要环节是发展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应地，民族发展及其安全的利益被视为绝对的主导思想。
在中国，对如何对待过去，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有另一种看法。我要提及一下在《共产党宣言》中是怎么说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从苏联的历史中和从自己的“文化大革命”中吸取了教训。因此他们选择了另一些指导思想，即历史的连续性、文化的连续性、对社会经济制度和文明的发展和更替的（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历史观。在中国，人们常说“破旧立新”，这不是偶然的。中国理论家特别强调马克思的这样一个论点：“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真理，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实力及其此岸性。”
由此得出了对苏联经验的重新评价。它首先涉及以下方面：
——放弃对待社会主义和对待作为世界所有被压迫者恩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作用的国际主义救世主态度。重新考虑对当代资本主义状况的评价。放弃关于它“腐朽”、“贫穷”和“垂死”的公式。重新考虑大大延长资本主义和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共处的时限问题，以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条件；
——从60年代初起，苏美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对抗已不被看做是两种对立制度的斗争，而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
——积极评价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批判性地对待斯大林的土地政策及其对农业作用的估计不足和对农民在国家生活中作用的贬低。中国的观点是：“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中国进行改革正是从农村开始的，实行非合作化，推广家庭承包制，保留国家或集体对土地和地下资源的所有权；
——批判性地对待斯大林关于苏联国内和世界上的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斯大林认为，在苏联国内，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取得成就而日益尖锐化）；
——在工业建设问题上，中国理论家认为，苏共有片面性，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忽视公用事业和商业领域的发展。总之，在中国，人们认为苏共在选择工业和农业的对比关系问题上的方针是错误的；
——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家还认为，苏共在所有制实行公有化、发展商品生产、发展市场等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左”倾的，结果导致否定了价值规律，忽视经济核算，轻视经济效益；
——在中国，人们认为，苏共低估了科技革命在社会生活中和生产活动中的作用，过高估计了思想因素和阶级斗争的作用。
从80年代初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指导方针开始具体化和理论化。在这方面，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文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文件中提出了关于在经济和文化落后并且人口众多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和新论点。允许社会主义有很长的初级阶段，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在这个理论框架内，认为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初级阶段的首要和长期的任务。社会主义经济被确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是保持国内稳定，扩大对外联系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1997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谈话和政治指导方针系统化，并在某种意义上将其神圣化和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江泽民在向十五大所作的中共中央报告中说：“邓小平理论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论述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目标方面有什么异同？
邓小平理论与毛氏战时社会主义实践有原则性的不同，但应当指出，它与毛泽东30、40年代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有继承关系。邓小平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使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以及他得到刘少奇和邓子恢思想补充的关于在“大跃进”之后调整国民经济的思想符合了现代精神，邓小平的观点发展了这些思想，使之具体化，并在改革实践中和经济发展过程中运用了这些思想，其主要目标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关心中国发展和振兴的各社会阶层的民主联盟。
我要提醒一下：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是从开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运动开始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变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
但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含有相当多的民族主义和“中国中心论”成分。相反，邓小平理论摆脱了这些令人怀疑的尊严，强调爱国主义、对外开放、努力学习所有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并同它们进行平等合作。邓小平在自己的理论中没有对共产主义运动中或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首领地位提出任何要求。
在将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化”过程中，邓小平积极采用儒家的社会伦理思想（关于信任和上下级之间的相互责任、尊敬长者、关心人民生活的重要性、纪律、正义性等等）充实自己的理论。他用儒学术语把改革的近期目标定为小康，即实现中等富裕。这不是偶然的。现在中共的正式路线也是来自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的继承性。恰恰是中共十五大把这种继承公式写进了党的章程。
毛和邓的共同之处是，都强调国家的积极调节作用，首先是在政治方面要保证稳定，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做为国内形势稳定的保证者的特殊作用。
在毛泽东40年代的“新民主主义”中（以及在邓的理论中），成熟的社会主义是遥远的前景。而迫切的现实做法是实行民族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的长期共存，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和实行从国家、集体到个人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包括外国资本所有制）的共存和互补。
毛和邓的共同之处是，都认为社会主义是唯一的选择。两种构想都考虑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认为这种社会可以使中国摆脱落后和贫穷的桎梏，建立现代的繁荣昌盛的国家。在这方面，毛和邓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形态不断进行历史性更替，最终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出发的。“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这是他们的构想中共同的鼓舞人心的思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能发展。”
无论对于毛还是对于邓来说，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都是与儒家的传统思想和孙逸仙关于大同社会的文明民族主义融为一体的，都表达了全民族的振兴中华的美好思想。这种思想能够凝聚和动员中国各个阶层的居民和生活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去为国家的现代化作出不懈的努力。
还必须指出，对待社会主义的这两种态度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在谈到对社会主义内涵的理解，特别是在谈到建设新社会的途径和期限时出现的。
毛泽东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是首先保证国家有经济和军事实力的途径，这样才能实行全球霸权主义计划（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毛泽东并不想称霸世界，而是想建设一个不受人欺凌的强大中国，使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译者注）。由此产生了毛泽东50至70年代的社会主义构想在方法论上的主要弊病：极权主义、忽视建设新社会的经济前提和人民的福祉。而邓小平抛弃了“毛思想”的这种弊病，从其政治活动第二阶段一开始（自70年代末），就认识到有必要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利用的经济条件作出清醒的估计。总之，虽然毛和邓都谈到首先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性，都谈到“解放”生产力的问题，但是他们对发展的实质的理解是截然相反的：
对于毛来说，这是让劳动人民去劳动，去实行“共产主义”改造政策，实行（以“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口号体现出来的）“突击劳动”和“大跃进”的政策；
对于邓来说，建设社会主义，首先是长时期的发展物质生产的经济过程，因为只有这个过程能够保证实际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由此也产生了对建设新社会的主要因素的评价的差异：
在毛那里，这是由国家（更确切地说是由党）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建设强大国家时所领导的人民；在邓那里，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主要目标，是建设新社会的条件。
这里表现出邓的构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有很大的一致性，而在毛泽东那里并不是这样。再有：
毛泽东是从斯大林的建设社会主义观出发的，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过程，伴随这个过程，社会主义力量与其敌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将日益尖锐化，这就要求加强国家的惩罚、强制作用（他把强制看做是国家的主要作用）；
邓小平把存在着阶级斗争的这个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国家责任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把发展经济和经济方面的政策放在整个国家工作的首位。因此邓小平抛弃了毛泽东构想中的过分唯心主义的东西，如“政治是统帅”、“思想工作第一”，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因素和参加者的评价代之以完全实用主义的论点（“猫和老鼠”论）。这与毛的社会理论及其思想标准有很大不同。
毛泽东和邓小平对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发展阶段、对它的生命力因素和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不同的评价。有时这些不同评价是带有原则性的。例如，与毛和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家们不同，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绝对没有腐朽。社会主义还需要证明自己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因为实际上社会主义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建成过。社会主义应该向资本主义学习经营管理，学习发展生产和把科学技术商品化。邓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弊端是社会财富的两极化，而社会主义的主要优点是它能够保证实现共同富裕，尽管不是立即地而是逐步地，并能够急剧缩小人们生活水平的两极分化。邓小平认为，无论是计划性还是市场生产都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资本主义有计划，而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在这方面，邓小平有点迎合盖尔布雷特的趋同思想。
对于毛泽东来说，资本主义是已经过去了的人类历史阶段，而社会主义是即将到来的明天（“苦干三年，幸福万年”、“阶级斗争是主要环节”、“文化大革命”是快速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手段）。
按照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在一国范围内长时期实行共存和合作（在经济领域中，公有制占主导地位；而在政治领域中，中共占主导地位）的过程中，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即共同富裕的社会。
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发展生产力，实行基本的一百年长期不变的政治方针，即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国家的主要危险不是阶级敌人，而是经济和文化落后。因此主要危险不是右倾，而是“左”倾，是陷入“阶级斗争”和忽视经济。
毛泽东，也像斯大林一样，认为：“在我们的制度中，商品生产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受到框框的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应该说也是一样。”
邓小平和目前的中国领导人，主张千方百计发展商品市场生产；提出了到2010年完成建立发达社会主义市场基础结构的任务；要求尽最大努力遵循市场规律，包括价值规律。
邓小平抛弃了毛关于人民贫穷有好处，认为贫穷是新社会革命化的因素的论点，以及毛试图把社会主义原则归为平均主义的做法。与毛关于社会主义的战时平均主义的实质和共同贫穷的论点截然不同，邓小平宣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恢复了物质刺激作用和“按劳付酬”原则，允许在社会主义情况下实际财产的不均等。毛泽东曾坚决反对这样做。由此可见，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理论上的“左”倾观点。
邓小平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领域，这也决定了他提出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改革”的构想。这种构想的实质是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对外开放方针。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想的一个最重要的论点。可以说这是一个理论成就。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新方针是使国家摆脱经济落后状态的条件之一，邓小平提出的中共对外联系的新观点为这种方针提供了依据。1985年邓小平在同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谈话时说：“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行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可见，邓小平准确地抓住了当代世界发展的实质：在迅猛发展的世界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邓小平预见到了（由于“允许”在中国存在资本主义）把消极因素带入国家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危险性，他规定了消除这些“有害后果”的机制。这个机制的组成部分，应该是强大国家机器和中共的影响，以及高度精神文明的建设。
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观的政治方面，与毛泽东的构想差别不大，主要在于中国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种自由化。按照中国理论家的思想，应该根据改革深入的需要对政治体制加以发展和改革，要确立在中共起领导作用情况下的多党合作方针。邓小平认为，西方的民主和“人权”标准不适用于中国，他坚持认为，对于“人民民主”和“人权”这些价值观，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有历史的制约性。在中国，人们不接受分权原则，认为中国必须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主张实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同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斯捷凡·科罗舍茨谈话）。可以看出，这些与毛泽东50年代的观点和实践没有多大差别。这里不是指“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文化大革命”已被邓小平彻底否定。
总之，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有很大差异。对待理论的现实实用主义态度，考虑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它的民族特点，并且不只是在口头上，这就是后者与前者的不同之处。
译者按：1999年5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М．Л．季塔连柯教授来中央党史研究室访问，送给我一本他刚出版的新书《中国的文明与改革》，其中有一篇文章专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读了几遍，觉得作者对邓小平理论做了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一些新鲜的和有见地的观点。文章论述了8个问题，篇幅较长，这里仅选择其中第1、第2和第6个问题，供研究者参考（本文题目为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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