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日本外交特点与趋向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日本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1世纪后，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目标越来越明确，国际环境的变化也为日本发挥“普通国家”作用提供了历史良机。2003年10月，日本外相川口顺子指出，为了确保日本及日本国民的安全与繁荣，日本不能采取被动外交，而要主动参与建立国际社会 新秩序和国际规则。(注：[日]川口顺子：《日本外交面临的4个课题》[J]，日本《现 代》月刊2003年10月号。)在这一总体思路下，新世纪的日本外交显示出如下的鲜明特 点与趋向：
一、注重“国家利益”的维护
冷战时期，出于对战前“超国家主义”的反感和国际环境的制约，日本社会包括政界存在一种忌讳谈论“国家利益”的氛围。冷战结束后，随着公民主体的变化，日本民众的政治道德判断标准发生了改变，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在推进“普通国家化”的过程中，国家利益成为日本各界思考日本未来的根本出发点。2000年，小渊首相的咨询机构“21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提交的最终报告中，明确提出日本应该寻求“开放的国家利益”，即追求实现世界的总体利益与本国利益相一致的利益。(注：新华社东京2000年1月18日日文电。)现在，相当多的日本人认为，只有明确国家利益所在，才能确定日本的前进方向。那么，究竟什么是国家利益呢，日本的国家利益又是什么呢?简单地讲，“国家利益就是国家意愿、国家偏好、国家想要的东西”。(注：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M]，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一般来说，国家利益包括安全 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组成部分。不过，从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普通 国家化”的实践来看，追求在国际社会中拥有主导和支配地位是最为根本的。2001年日 本外交蓝皮书提出，日本应该积极致力于全球规模的各个领域的问题，承担与其国际地 位相符的责任并发挥领导力。(注：新华社东京2001年5月10日日文电。)这可以说是对 新世纪日本外交的一个基本定位。按照日本学者成相修的说法就是，虽然日本不可能与 美、中、俄这些“大国”平起平坐，但是也不能被埋没于大国之间。为了能与这些大国 相对抗，日本必须在“加强全球发言权”、加强在亚洲地区合作、实现日本国内改革等 三个层次上制定日本的战略。只有这样，在国际社会眼中，日本才将不仅仅是国内生产 总值意义上的经济大国，同时也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大国”，从而成为受尊敬的国家 。(注：[日]成相修：《可以说“不”的经济外交》[J]，日本《呼声》月刊2002年6月 号。)建立能够确保日本安全和繁荣的国际社会框架和体系，或是维持现存的体系，并 使日本在这种体系中的地位得以保障，这就是日本外交上的国家利益追求。
从国际政治实践来看，国家利益内涵的确定更多的是观念上的东西，因此往往带有一定的抽象性。在国家战略目标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对于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来说，如何选择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可能更为关键。新世纪以来，由于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日益增大，日本政府在国与国关系的处理上更为注重政治和安全因素。在此过程中，对使用军事力量的传统制约受到削弱，为“世界安全”发挥作用等主张占了上风。小泉内阁的两位外交智囊山内昌之和冈本行夫在一次对谈中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频繁更换内阁，把制订重大战略放在了脑后，这对日本以安定和繁荣的状态生存下去是非常不利的。在国际政治实现多元化的形势下，日本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根据自己的目标制订外交战略，这就是推行与自己地位相称的外交，例如在安全保障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要参与别人不愿意干、费力气的事务，并发表自己的见解。(注：[日]山内昌之、冈本行夫：《没有坐标的日本外交》[J]，日本《钻石》周刊2002年4月20日。)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伊藤宪一也指出，当前世界有三个基本的变化方向：第一是“从注重意识形态到注重国家利益”的变化；第二是“从威斯特伐利亚体制到后威斯特伐利亚体制”的变化；第三是“从抑制到防卫到预防”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考虑21世纪的外交安全战略时，必须从日美同盟关系重新定义、寻求建立东亚地区共同体、完善有事法制以及预防世界发生纠纷等方面入手。(注：日本《产经新闻》2002年3月17日。)
在《日本改造计划》中，小泽一郎明确提出，“所谓国家，本来就是利己的存在”，“所谓国际贡献，只不过是为了使日本能够生存下去的活动”。(注：[日]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M]，讲谈社，1993年版，第102—103页。)从上述种种议论和日本社会对小泉的支持中可以看出，塑造能够在国际范围内行使武力的一种新的国家形象，即 成为“普通国家”，是目前日本各界共同认可的国家利益所在，不管日本领导人打着什 么旗号，他们所推行的对外政策，都是这样一种民族主义价值理念的表露。2003年5—6 月间，日本近90%的国会议员赞成通过“有事法制”相关法案，表明日本已经把主动谋 求安全这一最高层次的“国家利益”放到了首要位置。日本内阁于2003年8月29日通过 的新《政府开发援助大纲》规定，日本援助的重点将从“人道主义支援”转变为“日本 国家利益”。对于这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国家利益诉求，日本外务次官山本一太 在2000年初就认为，这只是表明日本朝着确立一种有效的民族身份的方向发展的标志。 (注：香港《南华早报》2000年1月3日。)我们当然不能说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但由 于历史上的原因，以及日本在追求国家利益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忽视他国利益而追求安全 优势的倾向，人们对日本的走向感到不安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其他国家对日本未来走 向的体验主要是一种价值判断，可能有误解甚至扭曲，但国家形象设计是一种自觉的行 为，其他国家的认识仅仅是针对日本自身内外政策调整所做的一种被动反应，因此日本 对于周边国家的警惕和戒心还是应该从自身的历史和现实中去寻找。
二、继续坚持日美同盟框架，实行亲美自主外交
在新世纪日本的外交战略中，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依然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如何在加强日美同盟的情况下，明确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责任、义务和使命，更加自主地开展工作成为日本各界不断探讨的课题。2000年1月小渊首相的咨询机构“21世纪的日本构想恳谈会”提出，21世纪的日本首先应该是重视日美同盟的太平洋国家，其次应该是基于亚洲立场的亚洲太平洋国家，然后才是以民政为重心的文官统治的国家。(注：新 华社东京2000年1月18日日文电。)这样一种外交思路为森喜朗和小泉内阁所继承。2001 年5月，小泉在施政方针演说中表示，“日本的繁荣建立在有效发挥作用的日美关系的 基础上的。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维持和发展与中国、韩国、俄罗斯等近邻各国的友好关 系是至关重要的。”(注：[日]秋山昌广：《小泉—布什时代的日美关系》[J]，日本《 时事解说》(周二刊)2001年6月1日。)“9·11”事件发生后，通过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 、有事法制的确立以及伊拉克特别援助法等一系列立法措施和实际的派兵行动，现在除 集体安全保障问题外，新世纪日美同盟的重建工作已基本完成，日美同盟表现出了不同 于以往的特点。2003年5月，日美首脑正式会谈结束后，布什表示，他和小泉此次会谈 的目的是要让美日同盟不停留在保障东亚安全这一局部性目标，而要使之发展成为应对世界范围诸多问题，具有全球视野的同盟关系。(注：日本《产经新闻》2003年5月25日 。)同年10月，日本外相川口顺子指出，今后日本要与美国密切合作和协调，同时把日 美同盟关系作为全球性的“世界中的日美关系”，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注：[日]川口 顺子：《日本外交面临的4个课题》[J]，日本《现代》月刊2003年10月号。)“世界中 的日美同盟”的提出是“日美同盟质的转换”，标志着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内已经向成 为世界大国迈出了重要一步。如果说冷战期间，由美国来保障日本安全，作为回报日本 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是日美同盟存在根据的话，那么在以追求“自主性”为特征的 “普通国家化”加速推进的情况下，日本为什么还要坚持日美同盟呢?对这个问题，日 本至少有以下考虑。
首先，日美同盟对日本安全和繁荣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并没有减弱，强调自主外交和防卫的自主路线虽然体现了民族主义精神，但是却不能成为现实的选择。在日本看来，日美之间的同盟关系主要体现在安全保障领域，而在其他领域，如在金融、贸易、人员流动、教育和文化等领域，日本外交活动的自由度实际是相当大的，日美同盟并不是对日本自主性的限制。(注：日本《朝日新闻》2003年7月30日。)日本外务省审议官加藤良三特别指出，冷战结束后日本面临的外部军事威胁发生了变化，但是日本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却丝毫没有改变，日本不得不考虑借助美国存在来确保中东石油运往日本的海上通道的安全。(注：[日]加藤良三：《日美同盟的空心化令人担忧》[J]，日本《中央公论》月刊2000年12月号。)日本内阁特邀顾问、日本首相的对外关系特别工作小组主席冈本之雄认为，如果废止日美同盟条约，日本只能在如下三种对策中作出选择：第一，武装中立；第二，建立一个地区性的集体安全框架；第三，使日本成为联合国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只对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负责。在他看来，上述三项选择都是不现实的，只会增加亚太地区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因此，今后若干年内，美日联盟仍将存在下去。(注：[日]冈本之雄：《日本与美国：必不可少的联盟?》[J]，美国《华盛顿季刊》200 2年春季号。)
其次，日本认为日美同盟是日本增强外交自主性的前提条件。日本防卫厅事务次官佐藤谦曾经说，着眼于将来的安全保障框架，日本要采取日美同盟和双边与多边合作并重的方式。但是只有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才能开展有意义的多边合作。日本在与各国进行双边和多边合作时，日美两国的同盟将是理所当然的前提。(注：[日]佐藤谦：《“后冷战后”的日美同盟》[J]，日本《中央公论》月刊2001年5月号。)冈本之雄进一步提出，日美同盟代表着两国政府间基本的安全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和美国与其他太平洋国家如韩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联盟仅限于两国之间的范围相比，在本质上更具有影响整个东半球的意义，中国大陆与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亚太地区公海安全问题、俄国问题、阿拉伯与穆斯林问题、东南亚问题等等，都是日美同盟的关注和合作点。(注：[日]冈本之雄：《日本与美国：必不可少的联盟?》[J]，美国《华盛顿季刊》2002年春季号。)入江昭更是认为，尽管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有否定的一面，但它在使日本同亚洲国 家的关系正常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绝不算小，而且日美关系一直在为世界成为更加统一 、更加协调的国际社会而发挥作用。(注：[日]入江昭：《安保条约50年——日美关系 的未来》[J]，日本《潮》月刊2001年9月号。)
由此可以看出，日美同盟对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战略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目前情况下，可以说它既是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的“减震器”，也是日本在世界上增强自主性的一种合理的选择。就像日本学者神谷万丈所言，如果单纯从理念上考虑，在日本如何提高自立能力这个问题上，有一种极为简单的方法，即日本实现军事上的自立，成为“普通大国”。但是，这样就会打破现在日美中俄在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均势，容易导致国际关系紧张和战争。因此目前日本的最佳选择是承认作为国际政治主体与中美俄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走坚持日美同盟这个中心和取得与中美俄对等的政治地位兼顾的“亲美自主”路线。(注：《日本经济新闻》2000年3月17日。)可以说，日本在作出强化日美同盟的决策时，并不是对“自主性”的忽视，而是一直注意在坚持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下寻求发挥日本作为国际关系中独立变数的作用，以结束“日本战略上的被动性”。在借日美同盟范围的扩大实现了更多插手国际事务的目标后，可以设想，日本将会寻求彻底地从“日本恢复自主性”的角度出发来修改作为冷战对应体制的日美安保体制，重新设计21世纪的日美合作。
三、新世纪的联合国外交
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落空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联合国外交重点转移到了积累实绩上，除了在1997—1998年度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和提出“人类安全保障”理念并进行相关活动外，日本在联合国外交上基本没有太多的举动。进入新世纪后，日本一改过去几年的沉默状态，在包括联合国改革在内的各个方面全面出击，试图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时实现联合国外交的新突破。
2000年9月，在联合国新千年大会上，森喜朗首相提出了强化联合国机能、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的主张。(注：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2/ems0907.html .)2001年3月，日本驻联合国大使佐藤行雄提出，在实现安理会改革之际，日本成为常 任理事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表明了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注：[日]佐藤行 雄：《日本能成为常任理事国吗?》[J]，日本《外交论坛》月刊2001年3月号。)2002年 9月，小泉首相在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演说中说，关于安理会改革的议论已经10年了，应 该围绕扩大后的安理会议席等问题进行讨论，并强调作为20世纪遗产的旧敌国条款是联 合国宪章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注：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4/ ekoi 0923.html.)2003年9月，川口外相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就联合国改革问题系统地阐 述了日本的主张，强调为了发挥联合国在实现国际和平与繁荣方面的作用，当务之急是 进行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的改革，并提出了召开关于联合国改革首脑会议的倡议，认为 应该在2005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形成关于联合国改革的统一意见。(注：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5/ekw 0923.html.)10月，川口外相再次指出 ，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必须考虑提高安理会的“正统性 ”和“实效性”，强调在采取国际性对策上，联合国是一个能够在法律和政治上具有“ 正统性”的最普遍的核心框架，强化联合国职能，推进联合国改革，同时日本在实施了 改革的联合国中表明自己的想法和价值观，对于日本外交而言是极其重要的。(注：[日 ]川口顺子：《日本外交面临的4个课题》[J]，日本《现代》月刊2003年10月号。)2004 年1月，川口外相在众议院正式会议上发表外交演说时明确表示联合国改革要在2005年 联合国首脑会议上取得“实质性成果”，并称如果日本能够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就将“担负起更多的责任”。(注：http://china.kyodo.co.jp/2004/sekai/20040 119-186.html.)2月末，小泉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时，双方就早日实现包括 安理会在内的联合国改革、重新评估联合国宪章中的“旧敌国条款”等问题达成了一致 。(注：http://china.kyodo.co.jp/2004/sekai/20040224-82.html.)
当然，日本政府非常清楚，争当常任理事国是一场持久战，因此在关注联合国改革的同时，依然延续过去的那种积累实绩、水到渠成的传统做法。首先，日本再次参加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的竞选。迄今为止，日本是联合国成员中担任非常任理事国最多的国家，先后共8次当选。2001年5月，日本政府决定参加2004年度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竞选。2004年1月，日本政府在外务省内设立日本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对策总部，其最终目标是要使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次，开展战略外交，积极寻求国际支持。在森喜朗内阁时期，日本政府就提出为了成为常任理事国有必要实施“战略性外交 ”，即由阁僚分别对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进行访问，为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做准备。 小泉内阁继续推行这种外交方针，并特别注意通过提供政府开发援助贯彻“人类安全保 障”这一日本提出的新外交理念。自1999年到2002年，日本政府在“人类安全保障”问 题上共支出229亿日元，对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是日本联合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自1992年“PKO法”成立以来截止到2003年9月，日本已经先后向联合国东帝汶援助团等8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和5项人道主义国际援助活动派出了总数约4600人的工作人员，是八国集团中派遣人员最多的。 (注：[日]川口顺子：《日本外交面临的4个课题》[J]，日本《现代》月刊2003年10月 号。)日本热衷于联合国维和行动，除了是为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争取国际上的支持 外，主要还是想通过联合国框架突破日本宪法对自卫队的各种限制，逐步达到其所谓进 入“普通国家”行列，争取国际军事大国地位之目的。尽管“PKO法”通过时对参加联 合国维和行动作了详尽的限制性规定，不过经过多次修改，日本自卫队基本上可以像其 他国家的军队一样正常行使军事职能了。2003年8月，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把参与国际 维和行动视为自卫队的“本体业务”，目前正考虑在2005年修改防卫计划大纲时对此进 行确认。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日本自卫队至少会在联合国的名义下以一支没有约束 的正式军队的形式走出国门。2005年是联合国成立60周年，日本已经把这一年当作实现 联合国外交突破的一年，并把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 ”当作重中之重。不管结果如何，这都意味着日本以前那种仅发挥有限作用时代的结束 ，从而使日本更加接近“普通国家”。
四、日本经济外交的新动向
经济外交始终是日本扩大对外影响的有力手段。新世纪开始后，日本更为注意通过经济外交来为“普通国家化”服务。从小泉内阁的政策思路来看，今天的日本经济外交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战略性运用政府开发援助。冷战结束后，由于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低迷状态， 加之其他发达国家削减了政府开发援助，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政府不断减 少对外援助总额。根据川口外相2003年披露的数据，在过去6年中，日本削减了大约27% 的政府开发援助预算。(注：[日]川口顺子：《日本外交面临的4个课题》[J]，日本《 现代》月刊2003年10月号。)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忽视政府开发援助在日本国家战略转 型过程中的作用，相反，日本政府更加注意发挥政府开发援助的政治功能。2002年3月 ，日本第二次ODA改革恳谈会提交了最终报告，对日本ODA改革问题提出了系统建议。与 此同时，日本开始了对1992年制订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的修改工作，并在2003年8月29 日由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新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新大纲指出，这次修改主要是为了提 高ODA的战略性、机动性、透明性、效率性。在继续原来的“ODA四原则”的同时，新大 纲加入了以“确保本国的安全和繁荣”为原则的内容，还把“人类安全保障”作为重点 领域写入了大纲中，(注：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index.html.)这 将更有利于日本强化对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事务的影响力度。川口外相在大纲修改过程中 明确指出，政府开发援助是外交上的一种手段，强调保持政府开发援助“量和质”的重 要性。在她看来，政府开发援助“对于日本发挥与自身国力和国际地位相称的独自作用 ，妥善解决好种种外交问题非常必要”。(注：日本《读卖新闻》2002年9月4日。)在新 大纲公布后，川口外相再次强调，对于日本而言，政府开发援助仍将是重要的外交手段 ，对日本在建立国际社会秩序和规则上发挥积极作用是重要的。(注：[日]川口顺子： 《日本外交面临的4个课题》[J]，日本《现代》月刊2003年10月号。)在阿富汗和伊拉 克的战后重建中，日本都表现出了高度热情。特别是援助伊拉克复兴特别法案通过后， 日本政府除了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外，还决定在2004年度向伊拉克提供15亿美元的无偿 援助，在2005年至2007年再提供35亿美元的贷款，在表示要向伊拉克提供经济援助的国 家和国际组织中，日本许诺将要提供的援助金额仅次于美国，是英国的5.35倍，是欧盟 15国的21.15倍。(注：王大军：《“出兵”与“正名”》[J]，《瞭望》周刊 2003年第45期。)日本之所以这样做，绝非对美依附所能解释的，根本原因在于要确保 日本的国家利益。
第二，注重经济外交的政治功效，争夺亚洲主导权。日本外交的这一特点除了表现在为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展开的战略性外交外，另外一点就是更为重视在亚洲的存在。现在，在维持日美同盟的同时成为以亚太经合组织为代表的“亚太”成员，在建立东亚多边框架的过程中显示日本的“自立”，进一步参与亚洲事务已经成为日本外交的一个基本方针。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日美同盟“再定义”后，日本更多地把外交重点放在了“世界”的轨道上，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对日本实现“普通国家”目标的重要意义。2001年底，中国和东盟达成了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的决议，2003年10月，在巴厘岛举行的中国东盟首脑会议上，中国正式签署了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文件。这对日本还是造成了极大冲击，小泉内阁逐步加大了对东盟国家的外交力度。2002年1月，小泉出访东南亚，在新加坡发表了题为“东亚中的日本与东盟”的外交政策演讲，提出了在与区域外进行紧密联系基础上，建立把日本、东盟、中国、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包括在内的“东亚共同体”设想，强调应该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大日本与东盟的合作，在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上发挥应有的作用。(注：日本《每日新闻》2002年1月15日。)对于小泉首相的这次出访，日本舆论普遍认为意在扭转中国对东盟地区的经济控制权。同年10月，外务省制定了日本历史上首次“自由贸易协定战略”方针，提出首先要同东盟和韩国等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并强调其目的是“加强政治表示和扩大外交影响”。(注：日本《读卖新闻》2002年10月13日。)11月，在日本和东盟首脑会议上，双方也就10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协议。2003年12月，日本和东盟10国在东京召开特别首脑会议，日本签署了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文件，并在发表的东 京宣言中重申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按照船桥洋一的看法，与东盟国家间的关系对 日本的重要性在于可以实现双重“自主”：对中国而言，实现在战略影响力方面的竞争 ；对美国而言，实现在主体性方面的“独立”。(注：日本《朝日新闻》2003年10月23 日。)这说明，新世纪以来日本的东南亚外交更多的是为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服务的。由于“普通国家”除了指突破防卫上的限制外，更主要的还是以外交自主性为目标的，因此在今后思考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时，对其经济外交给予必要重视是适当的。
任何国家都是根据国家战略定位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来确定外交政策的。新世纪以来，随着“普通国家化”进程的加速，日本外交的时代特色更加突出，对上述发展趋向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客观把握日本政治发展的动向，保证对日外交的主动性。
标签：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联合国论文; 同盟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