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领导思想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思想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运动以后，由于新科学、新道德、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儒家思想逐渐被冷落，甚至一度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但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动心忍性、生长发荣之后，儒学又不可阻挡地重新显示出内在蕴涵的生命力，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
儒学是一种为仁由己，觉仁成德，追求天人、物我内在和谐的道德文化，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领导思想。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浅析。
一、为政以德，齐之以礼的大治思想
为邦为国、改造社会是孔子人生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儒家思想那里发展出一套安邦治国的理论思想，可以称之为德治主义。
(一)为政以德及其在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
所谓“为政以德”就是要通过自己良好的德性风范的影响来使以礼制为中心的政事得到推行。这就要求领导者起好带头作用，因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与“为政”相关联，孔子主要对为政者之德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1.以“安百姓”作为为政的落脚点。当子路问孔子怎样才能做一个君子时，孔子先回答：“修己以敬”；当子路问：“这样就够了么？”孔子进一步说：“修己以安人”(人指上层统治者)；当子路又问：“这样就够了么？”孔子最后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这里“修己以敬”可以说是一个居上位者的立足点。而其落脚点则是“修己安百姓”，这里孔子又说：“尧舜其犹病诸？”即“修己安百姓”是一件连尧舜也还没有完全办到的事。可见要做到“修己以安百姓”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今天的共产党人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正是继承了两千多年前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领导者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立足点方能使其政令通畅。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领导思想，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只有倡导一种以人为本的领导思想和管理策略，国家才能富强，单位才能兴旺。高等学校的领导也应在作决策时处处体现以人为本的领导思想。
2.对政事要忠敬勤勉，乐此不疲。忠敬一方面是指对君主要忠、要敬，要做到“事君以礼”；另一方面是指对待工作、对待人民也要做到忠诚而恭敬，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勤奋勉力，做好本职工作。高度的敬业精神是领导者充分发挥领导才能的力量源泉。如孔子所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对工作的热爱是激发创造性的原动力。一个部门的领导如果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很难想象他会把本部门的员工领导得井井有条，也很难想象他会怎样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3.要廉洁奉公，身正为范。孔子把“欲而不贪”列为领导者的五种美德之一。事实证明，只有廉洁奉公，而不是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才能真正为民众办实事；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身正为范，领导下属积极进取。
(二)无为而治的大治思想
无为而治是儒学领导思想中的最高思想。无为而治是一种大治，也是一种大智。其内涵就在于如何以最小的领导行为来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即所谓“最小—最大原则”。儒学认为只有以德为政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才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虽然无为而治的目标太高远，但其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领导者不必事无巨细，逐一过问，只要搞好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对下属的道德教化，再加上实行儒家主张的“分级管理”、“任官得人”，集众人之长，用人得当并且充分信任，敢于放权而又抓住大事等领导方法，就能接近无为而治的管理极致。
二、中庸之道的领导艺术
中庸之道在孔子看来体现了一种最高的德性，也代表了一种最高的智慧。但中庸究竟是什么呢？按朱熹的解释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颐则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所谓“中庸”，就是以无过无不及的庸常之道来作为天下之定理与正道。
(一)既不“过”亦不“不及”，以“适度”为领导准则
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中庸之道”就是搞折中主义，就是不讲原则，其实这是对“中庸之道”的一种误解。我们知道，孔子是十分痛恨“乡愿”一类的人的。他说过：“乡愿，德之贼也”。“乡愿”指没有真正是非观念的人，是无原则的折衷主义。真正的中庸之道，决不是乡愿，而是讲求行为、举止适中、适度。“度”的概念在辩证唯物论中表示事物保持本质的界限，我们今天讲做什么事都要讲究一个度，没有度就容易犯错。领导者作决策也应有一个度，以使用权决策达到其最完美的效果。“过”或“不及”都不能达到好的效果，甚至会带来负面作用。领导者要做到“惠而不费，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群而不党，贞而不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中庸之道的要求。
(二)通过差异互补，寻求整体和谐统一的领导艺术
儒家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孔子所讲的“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上面。对领导者来说，“和而不同”表明领导者在面临各种矛盾、差异时应采取的手段。“和”表示有差异矛盾的双方协调地共处于同一个统一体之中，“同”则是单一的、无差别的、纯粹量的堆积，这和辩证法中所讲的“统一”和“同一”的区别类似。
“和而不同”是一种卓越的领导艺术。领导者和下属之间，领导班子中的班长和成员之间都应遵循“和而不同”的原则，如果领导者不允许其他人有不同意见，那么决策只能是一个人的决策，也只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智慧。领导者只有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再进行科学集中，所作的决策才会是科学而有效的。仅仅有“不同”是不全面的，还要求“和”才能形成合力，不至于“内耗”，从而达到更好的决策效果。
因此，我们说，领导者之间，领导者与下属之间正如一个包含差别，甚至多种对立因素的系统，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生发、相互推动，从而构成一个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整体世界。
(三)“中庸之道”领导思想的心理学依据
“中庸之道”的领导思想也有心理学的依据。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人身上有八种心理品质可测试和决定一个人的事业状况。这八种品质是：(1)冲动：喜欢直觉、创造性，凭借冲动做事；(2)坦率：喜欢公开地、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感情；(3)开朗：精力充沛、善于言辞，喜欢在众人中交谈；(4)坚强：思路清晰，并有强烈地把事情完成的需要；(5)分析：很谨慎，具有批评性，力求精确；(6)耐心：具有忍耐性，很平静，非常小心以避免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时冒犯别人；(7)动情：具有同情心，能够理解别人，善于对别人的感情做出反应；(8)沉默：很敏感和安静，在众人面前表达自己的感情，会感到不自然。
我们用以上八个心理品质对照自己的性格找出最适合自己的一个，然后在剩下七个中再找出适合自己的一个，以此类推，最后对八个心理品质作一排序。从第一位到第八位，各个心理品质依次得分为：4、4、3、3、2、2、1、1。然后将得分情况填入以下的图表中：
心理学根据大量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左半圆与右半圆分数愈接近，这个人就愈容易成功；如果左右半圆分数相差愈大，愈不易成功。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左半圆体现出一种稳定性和谨慎性(内向)，右半圆体现出一种影响力和控制力(外向)。性格太内向或太外向都不易成功，只有取两者之“中庸”者，才容易成功。
古人将人分为狂者、狷者和中行者三类。狂者过，狷者不及，中行者最易成功。狂者稳定性和谨慎性差，易犯错误；狷者影响力和控制力较差，难以树立较强的威信。只有中行者将两者优点兼而得之，容易成功。
对于领导者来说，应避免“狂”与“狷”。但在避免“狂”与“狷”的同时，不能走向折衷调和、圆滑平庸的极端。中行者必须中有所守，必须有自己的主见，不能遇事态度模棱两可——“无可无不可”。
三、儒家领导思想的局限
(一)缺乏实现高远理想的有效途径
儒学以“生生而和谐”为最高理想。“生生而和谐”中前一个“生”是动词，即生长、发育，后一个生为名词，即生命，“生生”意指一种生机不断涌现、活力不断迸发的理想状态，是指事物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一定可能通过自身调节而达到圆满的和谐。
“生生和谐”在领导思想中体现了一种领导班子之间、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具有的差异性，可以相互调剂、相互补充，通过发展而趋于完美与和谐。这虽然是理想高远，但缺乏实现的途径。这使得许多人一方面不是不喜欢孔夫子之道，但另一方面又确实“力不足”。孔子的德治思想虽然对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但仅有德治是不足的，还必须法治。德治的理论基础是人性论中的性善论，而法治(尤指西方民主法治思想)理论基础是人性论中的性恶论。儒家德治主义对人的要求是做一个君子，如果全体社会成员真的成了君子，那么，不违反法律就是自然的事情了。在西方法治的现代社会中，对人的首要要求是守法即不违反法律。因此，可以说儒家强调的是“最高限度伦理”的要求，而西方法治社会注重的则是“最低限度伦理”的要求。
笔者认为，领导者对本单位的管理，法治应放在第一位。一个没有规范的部门是混乱的，也不会创造更多的效益。当今企业普遍提出的“向管理要效益”是有着较强的理论基础和较深的现实意义的。
(二)致力内省，缺乏关注外在世界
儒家思想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但对外在世界却关注不够。这也是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热衷于“入世”的理论却始终难以“入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领导科学来说，外在世界是指外部的政治环境状态、经济环境状态、文化环境状态、人口环境状态、地理环境状态等。对客观环境的灵活把握是一门高超的领导艺术，儒家领导思想恰恰缺乏的就是对客观环境重要性的认识，这是其领导思想的又一缺憾。
儒家思想作为一门影响中国几千年的主导文化思想，有着深刻而博大的理论内涵，以上仅是笔者对儒家领导思想的一点粗浅认识。在当今全世界研究儒家思想的浪潮中，中国人更应当仁不让地吸取孔子的智慧，更深入地研究儒家思想，也包括它的领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