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两种范式——从《名学浅说》到《辨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浅说论文,西学论文,范式论文,两种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国门被强行打开，西学东渐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除了西方传教士为了宗教目的在中国传播西学外，中国学人也开始睁眼看世界，有计划地独立翻译和引进西方学术和思想。严复等一批有识之士开始逐渐意识到“是以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其原于瓦德；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之为术，而大有功焉”，“民智者”乃“富强之原”。①而西方列强是如何开启民智的呢？“夫西洋之于学，自明以前，与中土亦相埒耳。至于晚近，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其名数诸学，则藉以教致思穷理之术；其力质诸学，则假以导观物察变之方……此西洋教民要术也。”②在“名、数、质、力”四科“西学”之中，“名学”（逻辑学）居四者之首。这是因为“不为数学、名学，则吾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不为力学、质学则不足以审因果之相生”。③于是，科学、科学方法、科学方法的基石——逻辑学渐次进入中国传播者的视野。自徐光启、李之藻等人首次注意到逻辑学在西学中的重要地位以来，严复、王国维等人重拾薪火，开始系统、完整地译介西方逻辑学。自此，一门本不应受到忽视的西学终于开始了其东渐历程。
社会性传播与学术性传播的选择
严复虽以翻译《天演论》而著名，但其在传播逻辑学方面的工作也是有目共睹的。在他总共译介的八部著作④中就有两部是关于逻辑学的，并且他还在《天演论》等其他译著中反复强调西方逻辑学思想和方法的重要性。与其相比，王国维在译介逻辑学方面的工作则不太为人所知。实际上，就在严复翻译的《名学浅说》(1909)出版前一年，王国维翻译的《辨学》(1908)就已经刊出了。不惟如此，在王国维提出的“文学科大学”五类学科（即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中国文学科、外国文学科）中，除“史学科”外，其他学科所授科目均有“名学”即逻辑学一项。⑤可以说，在近代西方逻辑学的传播上，王国维是丝毫也不逊色于严复的另一位巨擘，只是因为他在文学和史学上的成就更大，遂掩盖了他在传播逻辑学等西学上的光芒。
尽管《穆勒名学》译出更早，但却只译出了半部，因此晚清以来国人真正完整介绍西方逻辑学理论的译著当属《名学浅说》和《辨学》。二者均译自同一位著者耶方斯(W.S.Jevons)的著作⑥，这也增加了其可比性。由于笔者尚未找到耶方斯的原著，我们只能根据译著及其出版说明来推断原著的情况。原著均属教科书性的论著，又是同一作者，因此二者在内容上大同小异（从译著来看亦复如此）。不过，在相同内容的背后也有一些重要差别。根据《名学浅说》的出版说明，其原著对演绎逻辑的三个基本规律即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只字未提⑦。而据王国维翻译的《辨学》，其原著则专门设有一章论述这一内容⑧。考虑到这一内容在逻辑学中的重要性，由此大致可以认为，《辨学》的原著在内容上应该比《名学浅说》的原著更加完整。如果《名学浅说》不是像冯友兰说的那样只是摘要性翻译⑨（《名学浅说》的出版说明中未指出这一点，严复自己亦未申明），那么就深度而言，《辨学》的原著也超过《名学浅说》的原著。因为除了对比较成熟的逻辑学理论进行介绍外，《辨学》中还有“拉衣白尼志之知识说”、“巴斯喀尔及特嘉尔之方法论”这样稍带学术探讨性的章节，而这样的内容在《名学浅说》中是完全看不到的。从文字数量上看，《名学浅说》只有9.5万字，而《辨学》有14.2万字，后者比前者也显得厚重得多。⑩如果对原著的上述推断正确，那么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最擅长数学(11)的严复选择了更浅显单薄的前者，而以治文史著称于世的王国维却选择了更全面精深的后者？或者换个提法：严复和王国维的不同选择预示着什么？
对于为何翻译《名学浅说》，严复自己在“译者自序”中有个交待：“戊申孟秋，浪迹津沽。有女学生旌德吕氏，谆求授以此学。因取耶方斯浅说，排日译示讲解，经两月成书。”(12)根据这个说明，严复翻译《名学浅说》似乎具有很大的外界偶然性：只是因为有人向他求教逻辑学，为了找到一本合适的教材他才动手翻译此书的。但在这个交待之前，严复还谈到此前他翻译《穆勒名学》因精力原因未能如愿的事，言语间流露出遗憾之情。因此，除了外部动因外，严复翻译《名学浅说》应该还有弥补缺憾、了却夙愿的内在之意。这样一来，翻译《名学浅说》就不完全是偶然之举，选择《名学浅说》的原著作为翻译对象而不是别的也大有深意，按照贺麟的说法，“讲严复的翻译，最重要的就是他选择原书的精审”(13)。而《辨学》作为王国维的最后一部译著，其选材亦不会不精。如是，则我们上面提出的那个问题就并非毫无意义。事实上，我们大概可以作这样的猜想：对于同一作者的著作，严复和王国维的不同选择表明，二人在传播西学上的旨趣有着根本的不同。并且，二人作为传播西学的开拓者，其不同选择还预示了两种不同的范式，后人在西学的传播上大致都沿着他们二人构成的范式展开。
概而言之，这两种范式可以分别命名为“社会性传播”和“学术性传播”。前者将西学看作是开启民智、强国保种的工具，具有很强的社会功利性，因而在传播上更注重宏观思想的启蒙和应用。后者则将西学看作是可供借鉴学习、消化吸收的学术资源，它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其目的不是直接指向民众，而是针对本国学术，其功利性要弱得多，因而在传播上更注重理论本身的细节和价值。显然，严复对西学的传播属于“社会性传播”，而王国维则偏向于“学术性传播”，正是这一区别导致了二人在原著选择上的不同。于是《名学浅说》的第一章“引论”讲的是逻辑学的重要性：“培根曰：‘智识者权力也’。智识有待于思辨；思而精，辨而明，又有待于习名学。……须知虽以蝼蚁之微，但使脑力胜人，彼且浸假以人类为奴，而或灭其种类。呜呼！智力固不重哉！名学固不重哉！”(14)随之第二章“世俗思辨之情状”论述的则是思辨中的现存问题，学习逻辑学就是为了解决这些现存问题。而《辨学》第一章则是“辨学之定义及其范围”，第二章是“辨学上之三部分”，完全是从逻辑学学科内部的角度展开的。一个从外部功能出发，一个从内在结构起步，二者的区别一望而知。
两种范式的功能与特征
由于严复进行的是社会性传播，因此在翻译西学时他实际上并未总是去贯彻他自己提倡的“信、达、雅”三条标准中的第一条。在《名学浅说》的“译者自序”中他也承认：“中间义恬，则承用原书；而所隐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15)于是，西施、泰山、翰林院(16)、张之洞乃至袁世凯(17)等等为国人熟悉的例子取代了原有的例子。这么做的好处无疑是明显的，在急需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改造国民智识的时代，用国人熟悉的例子说明道理比沿用国人不熟悉的外国事例当然更易收到开发启蒙的功效。在严复看来，逻辑学更多的是思想方法而不是技术，因此对于那些逻辑学中的技术细节，严复不但置之不译而且对其表现出明显的轻视和鄙夷：“旧有名学小书，以偏统正负，四种词头，交互错综，得可用合法连珠十九首。而此又区为四式。视中介在原词中如何位置，以为之差。于是造为强记歌诀，使小儿诵之。顾此实为闭锢性灵，非教育善法。是以本译，置不复论。第使学者知有此物而已。”(18)这种大而化之的处理方式与其社会性传播性质是相一致的。与其相比，王国维的翻译则要谨严得多。仅在一处，王国维更换了原例：“原书系引穆尔干氏所举之例，然此例系述英国教会之事，我国人不易知其虚妄，故以雅氏书中之例易之。”(19)王国维提到的“雅氏”系指亚里士多德，也就是说，即使更换的例子，王国维也力求出自西学经典。这样的翻译显然实用性更低而学术性更高。同时，对于那些中文里没有合适词对应的英文，王国维没有强译。如denotation和connotmion，虽然王国维以夹注的形式给出了一种翻译，但此后则径直使用英文。全书还有多处直接使用英文而将中文翻译以夹注形式标于其后的做法，甚至有些专有名词如Babara、Celarent等(20)，干脆置之不译。这种现代学术界通行的做法在20世纪初就被王国维使用了，这是一种与严复完全不同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谨严并不意味着生搬硬套。王国维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也注意到了有些理论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在谈到具体名辞与抽象名辞(21)时，王国维特别指出：“按：西文中同一名辞，其为具体名辞时与抽象名辞时，其语尾不同。我国文中无此区别，故此章所论者，半不能应用于我国也。”(22)王国维还略去了对“句子的逻辑分析”一节的翻译，因这一节谈的多是英语中的文法。(23)这些都表明王国维的译作并非囫囵吞枣的劣品，而是经过消化理解后的上乘之作。虽然严复的翻译常为学人所称道，但以现代学术性标准衡量，王译更胜于严译。
从二人在译文中加的按语也能看出两种范式的不同特征。就数量而言，严复补缀的按语比王国维要多得多。如商务印书馆在“重印‘严译名著丛刊’前言”中指出的：“严复往往就原著某一思想或观点，脱离原文，发抒自己的见解。有的注明‘复按’字样，可以判明是严复自己的思想；有的则未加注明，夹译夹议于译述之中。”(24)具体到《名学浅说》则严复所加按语都未加注明，但很多地方仍然可以明显看出是译者自己的议论。如关于一词多义造成的概念混淆，严复举出“国”字：“至于今日党派滋多，虽人人皆言爱国，而其意中所爱之国各异。是以言论纷淆，实无相合之处也。”(25)这显然是针对时弊的有感而发。在谈到由“A是B”不能推出“非A不是B”时，严复又顺带根据这一原理推论道：“彼不知天下有用之学众矣。夫西学诚有用，然不得以此而遂禁吾旧学之亦为有用也。”(26)容易看出，表面上这个论断不过是一条逻辑推论原理的运用，实际上却是为矫正“全盘西化”故意埋下的一笔。不过，在《名学浅说》中，严复更多的时候不是个守旧派，而是经常根据西方逻辑学思想和方法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鄙陋。例如，在讲到逻辑分类时，严复借题发挥，批判起中国的五行论。“五行曰金木水火土。意欲以此尽物。则试问空气应归何类？……是故如此分物，的成呓语。中国人不通物理，五行实为厉阶。”(27)又如，在谈到概念的清晰性时，严复举中国的“气”字作反例，对其含混使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问人之何以病，曰邪气内侵。问国家之何以衰，曰元气不复。于贤人之生，则曰间气。见吾足忽肿，则曰湿气。他若厉气、淫气、正气、余气。鬼神者二气之良能，几于随物可加。今试问先生所云气者，究竟是何名物，可举例乎？吾知彼必茫然不知所对也。然则凡先生一无所知者，皆谓之气而已。指物说理如是，与梦呓又何以异乎！……出言用字如此，欲使治精深严确之科学哲学，庸有当乎？……他若心字天字道字仁字义字，诸如此等，虽皆古书中极大极重要之立名，而意义歧混百出，廓清指实，皆有待于后贤也。”(28)最有趣的是，在论述语言的一词多义现象时，《名学浅说》中有这样一段：“然此类实生于名有歧义，遂致纷如。此最为文字之短缺。各国皆然，而中国之文字尤甚。”(29)初看这段文字似乎是严复补缀的按语，因为以19世纪中西交流的状况和耶方斯的知识背景推断，一部教材性质的逻辑学原著大约不会提及中国文字的情况。然而当笔者读到《辨学》中的下面这段话时，忽然有了新的看法。同样在论述语言的一词多义现象时，《辨学》中有这样一段：“夫一国语中而有许多同意之语，固此国语之辨学上之缺点，以吾人往往习于混视此等言语，而不暇考其暗中之有无差别故也。而此缺点，尤以英语为最著。”(30)由于王译是基本忠实原著的，因此可以认为这段话系原作者的议论。但这段文字与上面严复的那段文字何其相似乃尔！唯一的区别在于，在严复那里“最为文字之短缺”者不是英语而是中文。考虑到《名学浅说》与《辨学》在性质和内容上的相似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名学浅说》中的那段话并非严复所加的按语，而是原本就有这样一段话，只不过严复在翻译的时候顺手把原文中的“英语”替换成了“中国之文字”，因为在严复看来，在一词多义这一点上，中文更甚于英文。这种自曝其短的翻译实在是让人敬佩不已。为了让国人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短处，更积极地学习他人的长处，严复在传播西学中的这些手法可谓用心良苦。而这样的议论和翻译在《辨学》中是完全看不到的。《辨学》中的按语不但很少，而且都是微观注释性的就事论事，不像严复的按语多为宏观议论性的借题发挥。例如，在第一次出现“名辞”这一术语时，王国维加注道：“名辞，英语之 Term，出于拉丁语之Terminus，界限之义也。”(30)所加按语仍不脱离原文，只是理论或术语的说明，而不是个人的议论或见解。另一个重要区别是，严复虽然用了很多国人熟悉的例子说明逻辑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逻辑理论的通用性（即并不局限于某国语言或思维），但他却经常指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实际上通常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不足：“但中国少年，所治学科，多因此种不足为致身阶梯，相率不学。必经人先发明，大利人事，而后从而乞之。此所以常为劣种，而于势力竞争，必无幸也。汝曹深思吾言，戒之而已。”(32)相反，王国维则时常举出中文中对应的例子说明中西语言的共通之处，例如在讲到判断的主谓结构及系动词时，他对比道：“从西文之例，则‘铁金类也’一语，必云‘铁是金类’。此‘是’字即动词，所万不可缺者也。我国语中虽略去‘是’字，然‘也’字之中仍含‘是’字之意，故‘也’字虽助词，亦得视为动词焉。”(33)在谈到同音字的时候，他举出中文中类似hair和 hare的例子：“在我中国如同、铜、桐、筒、童、僮、瞳等皆是。”(34)在谈到形同而音不同的字时，他又补注道：“在中国语中如骑射之射之于仆射之射，间居之居之于谁居之居是也。”(35)在谈到(paper)一词的演变时，对应于“纸(Paper)之一语，本为罗马帝国时代所用之巴披路斯(Popyrus)，（树皮），今则棉麻所制之新物质，可以供书写之用者，亦谓之纸”，王国维补注道：“中国纸本以破布等制造，故其字从丝，今则竹草所制者亦谓之纸。”(36)在谈到有歧义性的句子时，对应于“狭斯丕尔亨利第四戏曲中，载神之预言，曰：‘公爵尚存，则亨利将废。’其为公爵之废亨利与？抑亨利之废公爵与？吾人所不能定矣”，王国维举出《史记》中的例子加以补充：“史记魏其侯武安侯列传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若离上文，则武安侯之族人抑被族均不可知也。”(37)这些都表明了不同语言的相通之处。它们与严复的按语在内容和风格上都大相径庭。严复常常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不只是在介绍逻辑学，还在应用逻辑学和透过逻辑学这样的西学来发现中学的缺陷和不足。事实上，严复在翻译其他西学著作时采取的也是这样的态度，最典型的当然是对《天演论》的翻译。王国维则始终在逻辑学之内玩耍，他之所以补注一些中国的例子其目的也不超出逻辑学的范围，并不直接涉及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而更像是为作者提到的理论或观点所进行的旁证，这是一种典型的学术性态度和方法。
对两种传播范式的再思考
回过头来再看为何严复选择翻译《名学浅说》而王国维选择翻译《辨学》。根据二者的出版说明我们得知，《名学浅说》的原著对归纳逻辑推崇备至，而对演绎逻辑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38)；而《辨学》的原著对演绎逻辑则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低估倾向(39)。按照现代逻辑学的观点，演绎逻辑在逻辑学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由于归纳逻辑难以符号化，许多逻辑学家甚至不认为归纳逻辑是一种逻辑。按照这个标准，《辨学》的原著应该比《名学浅说》的原著更具学术价值。这大概就是倾向于学术性传播的王国维选择翻译《辨学》而不是《名学浅说》的原因。事实上，王国维曾经说过：“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这种价值取向是他选择翻译《辨学》的根本原因。但在当时，从实用性的角度看，归纳逻辑却显得更重要。许多逻辑学家将归纳法看成是一种获取科学知识的完整方法和过程，演绎法则被包括在归纳法的步骤之中。因而归纳逻辑更是科学实证方法的一种体现，通过它可以获得新知，而“知识就是力量”。因此，对倾向于社会性传播的严复而言，更偏重归纳逻辑的《名学浅说》显然比《辨学》更有价值。更重要的是，归纳逻辑尤重实证，而这种实证精神恰恰是矫正中学空疏之弊的良药。事实上，最早介绍西方逻辑学的李之藻就是出于这个动机翻译《名理探》的。他尖锐地指出明末读书的弊端：“学者之病有四：浅学自奓一也，怠惰废学二也，党所锢习三也，恶问胜己四也。”(40)他之所以要翻译《名理探》，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矫正明末那种空疏的学术气氛。正如李天经在序《名理探》时指出的：“世乃侈谈虚无，诧为神奇；是致知不必格物，而法象都捐，识解尽扫，希顿悟为宗旨，而流于荒唐幽谬；其去真实之大道，不亦远乎！西儒傅先生既诠寰有，复衍《名理探》十余卷。大抵欲人明此真实之理，而于明悟为用，推论为梯；读之其旨似奥，而味之其理皆真，诚为格物穷理之大原本哉。”(41)而严复翻译《名学浅说》大抵出于相同的动机，他强调：“名学举此，非以谈玄，将求实事。”(42)“然而外籀之术(43)重矣，而内籀之术(44)乃更重。……惟能此术，而后新理日出，而人伦乃有进步之期。吾国向来为学，偏于外籀，而内籀能事极微。”(45)正是由于严复认为中学具玄谈特征的演绎法有余而具实证精神的归纳法不足（尽管他这个判断未必正确），他才选择了更强调归纳法的《名学浅说》而不是归纳与演绎并重的《辨学》。事实上，早在他翻译《穆勒名学》时就已经明确了这个动机：“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非不为也，为之又何偿不如法，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姝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妄乎？此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中国九流之学……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46)
然而，情况似乎更为复杂。虽然严复倾向于“社会性传播”而王国维偏向“学术性传播”，但在具体操作上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错位，这个错位发生在对术语的翻译上。严复对术语的翻译非常考究。首先是对logic一词的翻译，最早他使用过音译“逻辑”，但他的主要译法是“名学”。为什么将logic译为“名学”呢？他在《穆勒名学》中说明了原因：“案逻辑此翻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根之转。逻各斯一名兼二义，在心之意、出口之词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则为论、为学。故今日泰西诸学，其西名多以罗支结响，罗支即逻辑也。……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译，近日税务司译有《辨学启蒙》。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学译之。盖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而学问思辩皆所以求诚、正名之事，不得设其全而用其偏也。”(47)可见他是在考察了西语logic一词的词源并对比了其他译法后根据其内涵和外延精心挑选的。当然，不排除梁启超所说，严复的意图不过是想将西方逻辑学与中国古代的名家相比附才选择“名学”这个词的，但这种做法至少表明它是严复在考察了西学与中学异同之后的理智选择。“名学”虽有比附的嫌疑，比不上更中性的“逻辑”，但从渊源及涵盖的范围来看它却优于曾经流行过的另两个译名——“论理学”和“辨学”。“论理学”和“辨学”都源自他译。前者是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我国的，后者则是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在1885年翻译《名学浅说》的原著时建议的译法，这个译法在1902年和1908年分别得到《钦定大学堂章程》和学部编订名辞馆的认可，王国维在翻译《辨学》原著时就采用了这个译法。尽管王国维对待西学的态度更学术化，但在术语的翻译上却没有深究，而是直接沿用已有的译法。事实上，《辨学》中几乎所有术语都是出自日译。相反，严复则不断推敲术语的翻译。又如，严复认为日译“三断论”不及他的“连珠”：“案演连珠见于文选，乃一体之骈文。常以臣闻起，前一排言物理，后一排据此为推，用故字转。其式但作两层，与三辞成辨者，实稍殊异。虽然，使学者他日取以审谛，其义意乃与此同。但旧是骈文，语多俳丽，遂生云雾，致质言难见耳。不佞取以译此，无所疑也。西文原字‘司洛辑沁’，此言会词，意与此合。惟日本谓名学为论理学，已极浅陋，而呼连珠为三断，窃以为不及吾译。因所汇三词，仅成一断，名为三断，转或误会。不可以东学通用而从之也。”(48)严复不仅在术语的翻译上不辞辛苦、极力考究，甚至对一些普通外来词的翻译或对新事物的制名也异常挑剔：“自与外国往来，物为前此耳目所不经着日至。产地原名，既所不通，则中国之民，意为之号，而其去实之远，有足令人失笑者。”(49)如火药、枪炮、火轮船、自来火、自来水、留声机等名称均遭到严复的批评。因为这些名称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现代人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为何物当然没有问题，但对于当时的国民来说，在目睹之前只能靠望文生义来猜度它们，于是就会误以为火药是一种能服用的药，火轮船有火轮，留声机能把声音留住等等。这无疑会造成认识上的混乱。严复之所以如此重视术语的翻译和新名词的创制，既有传承“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中国古代名法思想之故，也是自觉贯彻西方逻辑学在概念论上的严格要求的结果，因为“此是名学要事，实非故为刻画。盖言苟则思紊，思紊则理荒而害生焉”(50)。他不止一次地指出：“人类能力，莫重于思辨，而语言文字者，思辨之器也。求思审而辨明，则必自无所苟于其言始。言无所苟者，谨于用字已耳。……无相合之言与字，以为之用，虽有圣哲殆不可以思维。至于交谈论辩，则无相当之言与字者，尤断断乎不足以喻人也。”(51)“汝等既治名学，第一事在用名不苟，即有时与人辨理，亦须先问其所用名字，界说云何，所言始有归宿，物理乃有发现之时。”(52)“今夫名者器也，以如此不精之器，以求通专精之学。呜呼难矣！”(53)
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怎样错位，学术性的部分似乎总是被忽视的对象。不但作为学术性传播主体的王国维在西学的传播上远不及严复影响更大，而且严复在翻译西学术语上的学术性尝试也被淹没在更具社会影响的日译名词之中。正如汉学家David Wright指出的：“与严复翻译中的思想观念产生的巨大影响相比，他所使用的新词对后来术语的影响微乎其微。”(54)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其中也包括命题、周延、演绎法、归纳法等这些逻辑学术语。而实际上，很多日译并不优于严译（即严复的翻译）(55)，王彬彬在《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一文中问道：“为什么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到了中国和日本，就被译成两种风格相去甚远的词，最后却是以中译失败，日译胜利而告终？”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下面这个问题的一个反映：为什么学术性传播在近代中国的影响远不及社会性传播？如果我们也用胜利和失败这样的字眼来提问，那么，在近代西学传播于中国的过程中，为什么最后社会性传播胜利了，而学术性传播却失败了？20世纪2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是以社会性传播完全压倒学术性传播而告终。我们期望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能有助于提高当代中国的学术自觉，并进而更好地推动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能胜任的了。
注释：
①②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页。
③严复：《原强》，《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页。
④分别为：《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实际上除了这
八种外，严复还翻译了《支那教案论》和《中国教育议》，这两部著作都是西人对中国问题的论述，并非出自名家，影响也远非前八种可及，故一般不为人所称道。参见“重印‘严译名著丛刊’前言”，《名学浅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⑤参见《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⑥原著分别为：Primer of Logic 和 Elementary Lessons in Logic:De ductive and Inductive。
⑦“书中对于演绎逻辑的三个基本规律即同一律等，不仅没有专章叙述，而且在全书中只字未提。”参见《名学浅说》“出版说明”，耶方斯：《名学浅说》，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⑧“这个译本是比较忠实地照原文直译的。”参见《辨学》出版说明，耶方斯：《辨学》，王国维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因此可以推断，这一章不会是王国维自己加上去的，而是原著中就有的。
⑨“但是严译的书目，表明严复介绍西方的哲学很少。其中真正与哲学有关的只有耶方斯《名学浅说》与穆勒《名学》，前者只是原著摘要，后者还没有译完。”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4页。
⑩严译比王译用语更古奥，因此可能更精炼，但严复在翻译中加了很多自己评论性的话，这样抵消之后，二者译文字数的多少大致可以反映原文字数的多少。
(11)语出贺麟：“最擅长数学，又治伦理学进化论，兼涉社会法律经济等学。这就是他在中国学术界和翻译界贡献的出发点。”参见贺麟《严复的翻译》，载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2)耶方斯：《名学浅说》，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3)参见贺麟《严复的翻译》，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
(14)(18)(25)(26)(27)(28)(29)(32)(42)(45)(48)(49)(50)(51)(52)(53)耶方斯：《名学浅说》，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6、16、54、24～25、18～19、 12、90、87、64、43、19、13、15、18、20页。
(15)耶方斯：《名学浅说》，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译者自序。
(16)此三例出自《穆勒名学》。
(17)此二例出自《名学浅说》。
(19)(20)(22)(30)(31)(33)(34)(35)(36)(37)耶方斯：《辨学》，王国维译，三联书店 1959年版，第111、86～93、13、29、10、6、18、18、27、106页。
(21)现代《形式逻辑》教科书一般译为“具体概念”与“抽象概念”，但将“term”译成“概念”尚不及王国维译为“名辞”更准确。特别是在现代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中是严格区分term《词项》和concept《概念》这两个概念的。
(23)参见《辨学》“出版说明”。
(24)参见耶方斯《名学浅说》，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8)参见《名学浅说》“出版说明”，载耶方斯《名学浅说》，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9)参见《辨学》“出版说明”，载耶方斯《辨学》，王国维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
(40)许胥臣：《西学凡引》，《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49年版，第293页。
(41)亚里士多德：《名理探》，李之藻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页。
(43)按，即演绎法。
(44)按，即归纳法。
(46)严复：《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47页。
(47)穆勒：《穆勒名学》，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页。
(54) David Wright."Yan Fu and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in Michael Lackner,Iwo Amelung and Joachim Kurtz (eds.).New Terms for New Ideas.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Leiden et al.2001,p.245.
(55)如“周延”，非常普通的两个字放在一起却显得异常生疏，通过望文生义的办法是一点也猜不出其含义的。相反，严译“尽物”则要直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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