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球论文,民族论文,历史论文,记忆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曾说：“历史总是世界史。只有在总的历史关系中才可领会个别史。”① 但是，世界史并不简单地等于全球史。全球史因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凸现。虽然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从全球的角度考察世界的历史，但是对全球历史的认识，既不会得出全球同一的答案，也不会因“全球史”而代替各个民族和国家自己的历史。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自己的历史记忆，因为它是民族文化血脉传承的具体内容之一。一个民族丧失了自己的历史记忆，就是丧失了独立的民族文化，也就失去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
一、全球史和世界史：历史研究单位的转变
在国际史坛上，全球史(global history)，强调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诸历史运动、诸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上。在“全球史”的视野下，历史研究客体从“民族”或“国家”，正在改为“全球”，明显地表现出历史研究单位的转变。
20世纪50—60年代，苏联科学院主编有10卷本《世界通史》。编者认为：“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之初，‘世界通史’的性质起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一部分是由历史知识的增长本身所引起的。许多重大的发现，尤其是考古学领域中的发现，开拓了历史科学的眼界，使历史科学能够洞察多少世纪的深处，恢复了许多久已消失的文明的面貌。历史科学的问题范围扩大了。历史研究的技术已更加复杂了。先前由著者单人执笔的‘世界通史’已由多卷集的集体出版物取而代之了。”例如，《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史》、《剑桥近代史》，分别为12卷、8卷、14卷，1902-1939年先后出版。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各卷，虽然努力“就复杂万端的大批历史事实中，阐述一些最重要的史实，借以对各个时代范围以内的世界史过程给予一个完整的图景，同时也照顾到这个过程在各国各地所表现的特征”，② 但基本上仍然是以国别或民族为历史研究的单位加以描述。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多卷本《世界通史》，都没有改变历史研究的单位。这一事实表明，以“民族”或“国家”为历史研究的单位，是国际史坛世界通史研究居统治地位的主流观点。
1902—1912年《剑桥世界近代史》14卷问世后，经过几十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在5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同样是14卷，由克拉克爵士主编。新编本反映了西方学者在世界通史(主要是近代部分，1493—1945年)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克拉克在该著作的《总导言》中写道：“《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并不按所有的国家分别进行连续的叙述。它既不是各民族历史的汇编，也不是在同一本书中包括这样一种汇编。它不打算成为每种民族语言的文学或每种地区性艺术流派的历史手册。如果是国际性事件，我们就从国际的观点予以叙述……”。③ 但是，克拉克在这部著作中，接受并发展了《剑桥世界近代史》主编阿克顿爵士的所谓“主流”国家的观点，即欧洲中心主义观点。克拉克说：“他(阿克顿)的指导思想依然是这部新编《剑桥近代史》的准绳。”尽管这部著作强调“要把已经肯定的研究成果表述在‘文明’的历史之中”，但是，它仍然是国别或民族为历史研究的单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突出“主流国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如果一些国家或民族都经过一个共同的历史过程，我们就把它们安排在一章里。如果一些民族或民族集团的事务同其他民族或民族集团的事务有显著的差异而不能一同叙述，我们就有必要用专章或专节来加以叙述”。④ 事实正是这样，我们在这部著作中主要看到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尽管这些国家和民族共同创造着人类的文明，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但是在克拉克等西方史家的叙述中，他们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平等的，明显地表现出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世界通史”研究的单位只能是民族或国家；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以国家或民族为研究单位的世界通史，其主旨都是在宣扬欧洲中心主义。
20世纪初，西欧中心论开始受到挑战，1918年，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其代表作《西方的没落》中，提出“文化形态史观”(或称“历史形态学”)，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单位是“文化”，并将生物学概念引入历史研究中，为人们描绘出一幅多中心、而不是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文化图景。他认为曾出现八种独立的文化系统，即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墨西哥和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只是其中之一。
“文化形态史观”的提出，和19世纪中叶之后“文化史”、“文明史”研究在欧洲受到普遍重视有关。英国历史学家古奇在总结19世纪的西方史学时说：那时，“历史的范围一直在逐渐扩大，直到它包括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现在没有人敢再同意西利和弗里曼的主张：前者说，历史是列国的传记，后者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自然界的影响，经济因素的压力，思想和理想的起源和转化、科学和艺术、宗教和哲学、文学和法律的贡献、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群众的命运，这一切现在也同样要求历史学家的注意。历史学家必须不断地观察生活，也必须全面地观察生活”。⑤ 德国历史学家里尔的代表作《德意志人民的自然史》各卷的主要内容，分别是“土地与人民”、“社会的规律”、“家庭”等。里尔在对法尔茨州进行研究时，内容涉及这个地区的自然特征、居民的历史、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时代的名胜古迹、村庄和城市、服装和食物、政治和社会特点、宗教和方言等。
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1955年)中，最先明确提出“全球史观”问题，以后又在《当代史导论》(1967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1978年)等著述中对其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因此西方史学需要“重新定向”，史学家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⑥ 他认为“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的全球性”，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⑦ 他特别强调考察历史进程时，应该有“全球性眼光”。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是“全球史”的代表性作品。作者以“全球”的视角，描述了1500年以前和1500年以后的全球文明。作者强调“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⑧ 从这样的基本认识出发，作者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文明之前的人类”、“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新兴西方世界，1500—1763年”、“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年”、“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等。这样，以“人类”、“文明”和“世界”为作者进行世界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便成了这部著作的主要特点，也是“全球史”或“全球史观”的基本特点。
历史研究单位的转变，既是一种历史观念的变化，也是一种历史方法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只是一定限度内的转变，而不应脱离其本意而将其无限扩充或随意附加。就“全球史”来说，并没有彻底结束“西方中心论”在西方史学的影响。例如，L.S.斯塔夫里阿诺斯强调他这部著作的基本观点时说，“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⑨ 然而，这在实际中是很难办到的。如果将“一位”理解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那么他即使是从整体上去观察“我们所在的球体”，也只能形成这个民族或国家自己的观点，而非“全球”的，不可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如果将“一位”广义地理解成不同民族或国家的集合，那同样也不会得出“全球”同一的共识，因为即使是“栖身月球”从整体上去观察“我们所在的球体”，也不会只用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一对眼睛”去观察，恰恰相反，因民族文化背景不同，历史思维和认知的方式不同，以及历史观和价值观的不同等等，而得出各种不同的答案。民族的多样性，决定了历史判断的多样性，即使在全球史的架构中，也不会改变这一基本事实。
中国历史学家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由来已久。这种批判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构建中国学者心目中的“全球史”的过程，虽然他们没有直接使用“全球史”这样的概念加以表述。
1928年3月，雷海宗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归国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评汉译韦尔斯著〈世界史纲〉》，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他认为韦尔斯是“西洋著作界一个富有普通常识而缺乏任何高深专门知识的人，所以在他的脑海中‘历史’一个名词就代表‘西洋史’，而他的历史观也就是他以西洋史为根据所推演出来的一个历史观”。这样，韦尔斯在运用史料，进行历史叙述的时候，一定要以“西洋历史”为根据，在“参考其他民族史籍的时候，不知不觉中，一定是只将可以证明他的历史观的——至少不同他历史观相悖的——事迹引用；其他的事迹若也引用”。雷海宗还以“上古时的中国”为例，具体阐述了历史研究中“中国与世界”的辨证观点：“我们在学习世界历史的过程中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要注意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和彼此间的相互影响；第二要注意中国对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同时，我们中国人学习世界历史，则必须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这样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纠正过去把‘世界史’看成是‘西洋史’的错误看法。”⑩ 所谓“必须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中国人学习世界历史”，不是对西方史学思想的简单接受，而是通过自觉的文化选择，有助于形成中华民族自己的历史记忆。
周谷城教授在1949年出版3卷本《世界通史》，他一改以国别史为世界史基础的传统框架，不是以西欧为中心，而是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出发研究全球的历史。第1册论述世界诸古代文化区，如尼罗河流域文化区、西亚文化区、爱琴文化区、中国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中美文化区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必然趋势。第2册主要论述了15世纪之前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的历史。第3册则以15世纪以后的欧洲的历史为主。他认为，“反对西方中心论，并不抹杀世界史上某一时期某一区域成为突出的重点，把贯通全部历史的中心与一时突出的重点混为一谈”。(11) 1961年，他在《光明日报》、《文汇报》先后发表《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迷惑人们的西方中心论》，对西方中心论进行批评。他强调指出，“世界史，顾名思义，应该是关于世界整体的历史，应该具有世界性。”“否定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建立具有新观点新体系的世界史的时候已经到了”。(12)
1983～1993年，吴于廑教授在《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游牧民族》(《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历史上的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世界历史》1993年第1期)相互关联的四篇论文，以及199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的“世界历史”总述中，精辟地阐释了有丰富的全球历史观思想的新的世界史体系。他对斯宾格勒、汤因比、G.巴勒克拉夫和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学术思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指出西方史学的缺陷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根本克服。他认为世界历史作为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主要内容是“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历史正是在不断的纵向、横向发展中，“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13) 这种认识，为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所接受，至今仍是中国历史学的主流观点。
雷海宗、周谷城、吴于廑诸教授关于“全球史”的理论和研究实践，是中国史学的宝贵遗产，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开发，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世界史(world history)”或“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正逐渐为“全球史(global history)”所取代的时候。究竟什么是“全球史”？为什么“世界史”或“普世史”在今天会发生向“全球史”的转变？后者和前者相比较，有哪些地方不同，又有哪些地方相同？以及为什么相同，又为什么不同，等等，当我们认真研究雷海宗等先辈的史学思想时，我们会从中受到有益的教益。
二、全球化、全球化意识形态和全球史
“全球史”是有具体社会内容的全球史，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并表现出鲜明社会意义的全球史，而非真空中的全球史。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时代的——全球化和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烙印。全球化意识形态有多种具体的表现，对其分析，有助于人们深入探究“全球史”或“全球史观”的本质内容。
一种在西方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在“后冷战时代”，资本主义失去了其原有制度的对手和意识形态的敌人，随着全球的发展，西方与非西方的界限逐渐模糊，如福山所言，“意识形态的发展是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作为最终的政体在世界上普及而结束。”(14)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首先“西方的自由民主”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且不说“西方与非西方的界限”，仍清清楚楚地存在。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只是在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的内容及表现形式，有了新的特点。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是西方最早关注和阐释全球化的学者之一，早在1990年，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即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必定在社会科学的辞典中占据关键位置的术语。他的理论被称为“激进现代性的全球化理论”，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西方政府决策和社会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他说：所谓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的，反之亦然”。(15) 在吉登斯看来，这种巨大的“时——空”变化，并非仅仅局限在经济生活中，所以他强调全球化“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和力量对比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16)“全球化不只是在一个‘外在’(out there)的现象。它不仅指大规模全球体系的产生，而且指日常生活每一环节的变革。因此它是一个‘内在’(in here)的现象，甚至影响着个人认同的亲密行为(intimacies)”。(17) 吉登斯提出“乌托邦现实主义”(utopian realism)，即“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在西方颇有影响，它是形式上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混合”，而实质上是资本主义。
今天，人们在讨论全球化的后果时，不再局限于经济全球化，开始关注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和所谓文化的全球化，即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约瑟夫·奈称之为的“软力量”。在奈看来，硬力量指的是军事、经济等物质杠杆，软力量指的是意识形态、文化和道德诉求。冷战的胜利和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化是通过“软力量”实现的。
10余年前，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曾指出要警惕“全球化”正在变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那么，在历史研究领域中该如何警惕呢？事实证明，明确全球史观是认识全球历史的一种新的“方法”，而不是以西方主流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历史观念，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明确“全球史观”只是历史认识中的一种新的方法，从这样一种方法出发，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不同的历史思维和历史认识，会做出不同的历史价值判断；相反，若把“全球史观”当作一种“全球化”的历史观念，那就难免陷入西方意识形态——全球化意识形态的陷阱中去。
全球化使国家利益开始突破本土地理疆界向全球拓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等西方大国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确定战略控制范围，首先提出了“利益边疆”(或“战略边疆”)概念，全球化则进一步催生了利益边疆。利益边疆相对于传统意义的领土边疆而言。领土边疆是国际法公认的主权国家行使对内最高管辖权的地域界限。这条地域界限往往以边界线的形式表现出来。边界线内外有着绝对的、原则的区别。而利益边疆则没有明确的地域指向性，它突出的表现形态之一是地域的不确定性。西方理论家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要保证国家的“安全”，必须使自身的“利益边疆”远远大于“地理边疆”。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有《超越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的民族国家》等著述。他的“主权终结理论”的立论基础，是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在他看来，全球化已使“民族国家”这一陈旧的概念过时；因全球化的到来，民族国家的主权不断萎缩，并被架空；全球化使社会福利国家妥协面临着终结；全球化使主权国家行使自己权力的能力日益丧失和削弱。为了应对全球化对民族国家主权的挑战，必须“超越民族国家”，建立“世界公民社会”，今天，这个社会已经处于萌芽之中。在西方，与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大同小异的理论还有“非领土化的国家”、“非民族国家化”、“虚体国家”和“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和“没有政府的治理”等等。在一些西方理论家看来，随着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一个体现了新的“全球规则”和“全球结构”的全球化的“帝国”正在形成。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说：“一个已经形成疆界和基础的世界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右翼民众主义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兴起，可以说就是对此做出的反应。”他在《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所要强调的是：“民族国家是未完成的国家……谁在世界性的超级游戏中只打民族国家的牌，谁就输”。“世界主义国家——我们已经作了各种不同的论证——是通过与全球公民社会的融合而形成的国家。”(18) 在这里，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全球化”，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的社会空间之间的日益紧密的相互交织，而是民族国家的社会空间的内在的全球化本身”。(19) 乌尔里希·贝克对“全球化”的这种新定义，继吉登斯之后在西方有广泛的影响，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西方，无论是对安东尼·吉登斯、哈贝马斯，还是对乌尔里希·贝克的理论，都有一些人提出质疑或进行批判。例如，英国学者贾斯廷·罗森伯格在《质疑全球化理论》一书中，对吉登斯的代表作《现代性的后果》进行研究后，得出“全球化理论庙宇的坍塌”(20) 的结论，虽然这部著作被认为是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奠基性的作品之一。
世纪之交，法国学者布迪厄的《遏止野火》问世，在作者看来，“全球化”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宣传的产物，正像“野火”一样在世界蔓延，势不可挡地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布迪厄对“全球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全球化”口号本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人为宣传，而新自由主义是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全球化”是跨国公司摧毁各民族国家经济主权乃至政治主权，在经济上控制全球的战略口号。作者反复强调：“全球化”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种有预谋、有组织实施的“政治行为”，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灌输工作”在人们心目中强加的信仰。(21) 德国雷根斯堡独立讲师格拉德·博克斯贝格等在《全球化的十大谎言》中，同布迪厄一样，对“全球化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全球化的十大谎言中，第一个谎言就是所谓“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到处都在像念经似的重复着：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向我们走来。考虑全球化的利弊毫无必要，因为全球化已不可阻挡。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一趋势，人们只能从中争取最好的东西。而所谓最好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投资者和企业家享受的最好的结果……这是一种由政治意愿而绝不是命运所决定的发展”(22)。这里所说的“政治意愿”有具体的内容，显然是在全球化意识形态的范畴之内。
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戴维·赫尔德等认为：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基本的争论之一”。他不是一般性地表示拥护或者反对全球化，而是强调如何实现“被驯服的全球化”。他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中文版序言中说：“在关键的问题上，‘全球化终结’观点错误地把全球化简单地视为一种经济现象、从世界经济的循环运动的停滞(installing)中看到所谓的‘衰退’。这种观点忽视了全球化的文化、技术和军事的维度，而这些维度却显示了更加复杂的画面。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所主张，后‘9·11’世界秩序更多的应该从‘全球化的冲突’来解释，而不能认为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进程。总之，全球化继续塑造着我们的世界，但却是以前所未有的自相矛盾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世界……”。(23) 作者认为，现在宣布“全球化终结”未免太早，但同时也不盲目地、乐观地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过程，而是要着力回答“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在什么意义上被全球力量与进程即通常所说的‘全球化’所重构了”，特别是全球化的政治所引发的问题。
在西方，关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并不仅仅停留在学者的争论中，而且也表现在具体的政治社会中，在纽约、热那亚等地，多次发生大规模的反全球化的示威活动。以上说明，在探讨“全球史”时，对客观存在“全球化意识形态”，诸如“国家的角色”、“民族文化的命运”、“世界经济的本质”、“全球治理的角色”、“全球不平等的程度”、“全球治理的伦理基础”、“对全球化的各种政治反应”等给予必要的关注是必要的。
上述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各种问题，不可能不对“全球史”的认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首先，正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史的研究。2000年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挪威奥斯陆举行时，“全球史的前景：概念和方法论”被列为会议的三大主题之一。来自70多个国家的1800余名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因为这个问题的研究反映了现实世界中可以看得见的变化，全球化趋势有力地促进了全球史研究的发展。英国历史学家P.K.奥布赖恩在会上作了主题报告，回顾了自古代希腊起历代史学家为撰写全球史所做的种种努力，以及所存在的问题。一些学者分别就历史规律性问题、文化冲突与交融、国别史与全球史的关系、全球史学的方法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2005年7月，刚刚在悉尼结束不久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全球化以及全球史、历史学和跨文化交流等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的关注。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有多种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全球史观的著作问世，G.巴勒克拉夫认为，其中以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和W.H.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优秀。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出版后约30年，《全球通史》第7版在1999年问世。两种版本相比较，可以看出第7版的内容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题为《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的“致读者”中说，“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节奏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他在具体回答为什么在世纪之交要撰写新版本的《全球通史》时说：“答案与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观成为必需，今天，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90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力’的结果。科技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难以抗拒的影响令人信服地证明着它的存在”。(24) 科技革命，特别是计算机文化的普及是全球化的基础、前提和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全球史的基础、前提和动力。
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第7版《全球通史》中，提出并回答了这样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全球统一性的开始”，“从世界历史看地区与全球的统一”；“全球统一性的巩固”、“马克思的预期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第二次工业革命，全球性影响”等。上述这些内容，在30年前初版时是不曾有的，所以增加了这些内容，则是L·S·斯塔夫里阿诺斯对30年来人类社会现实发展的回应，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从“新世界需要新史学”这一命题出发，对全球化进程的一种积极的历史思考。
2004年3月23日，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美国加州拉荷亚谢世，享年91岁。我们在研读《全球通史》这部在全球史方面具有奠基意义的史学名著时，也不能不看到这部作品的局限，继吴于廑教授之后，刘德斌和高毅两位教授也分别在《全球通史》第7版中文本的序言中，正确地指出了“西方中心论”在L.S.斯塔夫里阿诺斯史学思想和在这部著作中的表现。(25) 之所以如此并非偶然，英国史学家E.H.卡尔说：“我们一生下来，这个世界就开始在我们身上起作用，把我们从纯粹的生物单位转变成社会单位”。因此，“在研究历史之前，应该先研究历史学家。……在研究一个历史学家之前，应该先研究他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历史学家是单独的个人，同时又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26) 总之，任何人都是历史的产物，不可能超越历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斯塔夫里阿诺斯也不例外，他和同时代的任何一位历史学家一样，在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会有全球化意识形态这样或那样的痕迹。
事实表明，三十余年来的全球化进程，并非是“全球”的全球化过程，而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过程；“全球史”也不是“全球”的全球史，而是仍直接或隐含保留有“西方中心论”的全球史。全球化的过程，是资本主义不断调整其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容量的过程，而且事实上在一些方面也见到成效，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的固有矛盾。这一切不能不影响到全球史。
德国格奥尔格·埃克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汉娜·西斯勒教授说：“虽然全球史本身不是一个新的历史现象，但又有很多是史无前例的。……以下的东西是新的：计算机、因特网、传播技术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交往方式变革；挑战男性地位及两性关系的社会运动；从事通讯技术劳动大军形象的改变；从业人口模式的改变，其中妇女、少数民族人数的增加，结果代际间关系发生了变化，文化革命发生了。她不仅仅使长久以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等级制’被相对化了，而且促进了新的获取知识的方式产生。对教育的需求发生了相对的改变；世界范围的跨国界移民，世界人口向都市的汇集；国际贸易关系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使世界上没有地区不受牵连；全球金融市场，世界范围资本主义畅行无阻；全球及地区性新的不平等现象。这些都有待我们去认识。”(27) 在认识全球史或全球化的历史时，确实是有许多东西等待着我们去认识，但是这些认识不是脱离具体社会内容的抽象的所谓“学术”的认识，而必须要有社会学的关注。全球化意识形态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在斯塔夫里阿诺斯新版本的《全球通史》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历史对今天的启示——马克思的预期与世界历史的发展》一节中写道：事实恰好与马克思的预言相反，“革命首先发生的地方不是在西方……可以说历史颠覆了马克思主义。……而在20世纪90年代则发生了一件更加令人惊奇的事件，它再次颠覆了马克思主义——由于计划经济的失败，1917年以来在第三世界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相继倒台。苏联、东欧及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政权解体后，正在狂热地寻求能够代替社会主义的体制”。(28) 我们不难从这段话中看到意识形态——全球化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自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只是说明，古今中外，史学不可避免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是事实。
三、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
关于历史记忆问题，是近年西方学者在历史哲学或历史认识理论中讨论较多的问题之一。例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兰·梅吉尔在2005年初完成的新作《历史认识论》中，即有专节讨论“历史记忆”问题，涉及到“有记忆的历史”和“无记忆的历史”等等。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也有专著《历史与记忆》。这些著作更多的是理论上的阐释，也包括不同观点的讨论。例如，雅克·勒高夫认为，记忆有历史的“原材料”的特点，无论是思维中的、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它是历史学家汲取的活素材。而阿兰·梅吉尔则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把记忆作为史实的惟一来源是有很大潜在危险的。“记忆是历史的必不可缺的条件(condition sine qua non)并不意味着记忆是历史的一个基础，更谈不上它是历史惟一的基础”。(29) 本文限于篇幅和内容，不去讨论雅克·勒高夫和阿兰·梅吉尔不同的观点，但是由此却可以看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历史记忆问题已经成为历史认识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却是不争的事实。
历史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历史著作的基本任务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存记忆和传承记忆。古代希腊史学脱胎于散文记事。那些古老的散文作家有闻必录，将散于民间的系谱、神话、传说记载下来，传承下去。所以西方史学自萌生时期起，就将史学和记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希罗多德在《希波战争史》(《历史》)写道：“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要把这些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30) 中国古典史学也是如此。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学著作《春秋》问世，首先得益于商周以来的各种史料文献的积累。孔子正是大量使用了《鲁春秋》的文献资料，所以有《春秋》问世。这部著作“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具体体现了中国远古以来通过历史记忆的传递而形成的历史意识。始于中国史学童年时期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始终不曾中断，这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表现出坚韧顽强的生存能力和融会更新的发展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这里所谈的“历史记忆”，既不是进行有关这个问题的理论探讨，也不是进行相关的中外学术史的总结，而是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回答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即如何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的视角出发，去认识日益引起人们越来越多关注的全球史问题。在这里，我们与西方学者所谈的“历史记忆”有着重要的差别，即我们所说的“历史记忆”，更多地是说民族的历史记忆，是社会主体，而非仅仅是历史认识主体的历史记忆。
中国史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中国传统史学，还是当代中国史学，都以其拥有名扬中外的史家、史著，以及完备的修史制度、丰富的史学体裁和史学思想，以及进步的、科学的历史观念而令世人瞩目。自先秦以来，中国史学十分重视史实的记录、搜集、整理，这是形成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宝贵的资源。中国史学的重要特点和优点之一是经世致用，司马迁谈及他撰写《史记》的旨趣和目的时，明确提出是“述往事，思来者”，以及“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1) 在探讨全球史的问题时，我们尤其应该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因为探讨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不能封闭在历史学家的书斋中，而是将这个问题放在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思考。
强调历史研究的现实感，并不是中国史学所独有。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对现实问题的关注。那种认为西方史学所以“高明”于中国史学，主要表现为西方史学从来不关注现实问题，而是什么“科学化”、“国际化”和“多学科化”，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这要么是武断、无知，要么是在误导天真的青年。因为“科学化”、“国际化”和“多学科化”，只是一种现象或手段，而这种现象或手段的实质，还是如何更好地回应现实，回答现实生活提出来的一系列问题。
以克拉克爵士主编的14卷本《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为例，可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克拉克在该书的《总导言：史学与近代史学家》中说：“如果过去和现代之间没有连续性，如果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历史学家不能把过去溶化在他的现代中，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过去，或者写出能使他的同代人认为真实或者可以理解的有关过去的任何情况”。克拉克认为历史学不能停止在描述，而在于做出判断。“一部历史书与仅仅是一堆有关过去的报导之间的区别之一，就是历史学家经常运用判断力”。“历史不是人类生活的延续，而是思想意识的延续”。“就历史学而言，我们可以断定，如果说它是一门科学的话，它是一门从事评价的科学”。(32) 如果说克拉克的话反映的是大约半个世纪前的情况，那么现在西方史学与现实的联系则更为加强。1992年，斯特恩(Stearn)等著有《世界文明：全球的体验》，这是在美国广泛流行的一本世界史教科书，作者在回答为什么要学习世界史时说：“原因显而易见，美国的人口构成在不断地改变，这增加了对国际状况理解的需求。……第二，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断增长，它在太平洋沿岸、加勒比海岸和大西洋长久以来就是一大势力，但是美国将它的利益划定在欧洲。在20世纪后半叶，参与了三场亚洲战役后，再加上全球范围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往来，美国及其公民已经拥有了全球观念。这一观点强调当前国际事务和所有文明的重要性。”(33) 这样，就不难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这种强调并非是多余，因为这是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强调中华文化的独立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在西方，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和未来，并不是在20世纪才开始的。述及19世纪的西方史学，德国“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史学的影响最大。人们一般只看到兰克和兰克学派所主张超然的、不偏不倚的“客观主义”，以及撰写历史时应做到“如其实在所发生的情形一样”，而忽略了德国近代史学所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正是经过兰克及其弟子们的系统阐发和传播的结果。兰克所代表的近代德国史学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德国等欧洲民族国家的建构有着直接的联系，不可能脱离政治环境、社会氛围和宗教观念的影响，不存在所谓的“客观”。不仅是兰克，同时代德国其他的历史学家也是如此，特别是“普鲁士学派”成员的表现就更为突出。正如美国历史学家G.G.伊格尔斯所言：“在1830到1871年德国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在这些关键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前所未见的。如果我们对历史学家们的角色不加重视，我们就无法写出德国的历史和德国自由主义的历史。”(34) 从这一事实出发，我们不难了解西方史学关注现实传统的历史渊源。这一传统并没有因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改变，相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新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个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来往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5)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是指“世界文化”。
“世界文化”是相对于封闭的、孤立的“民族”或“地域”的文化而言，首先是相对于那个封闭的、孤立的历史时代而言。正是由于近代世界和中古世界相比发生了剧变，所以各个民族的文化开始有了“世界”的内容，而这种“世界性”的内容，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此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不是用“世界文化”来否定或代替“民族文化”。世界文化的形成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了民族文化新的内容，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在保持民族性的同时，而更加突出民族文化的时代感和时代精神，传统文化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发生新的转换。在这里，并不存在着与民族文化相悖的单一的“世界文化”。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潮流，那么，文化——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同样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另一股潮流。史学被称为“文化中的文化”，具体到“全球史”，也不可能只有一个模式的全球史。如果说只有一种“全球史”，那只能是按照西方中心的史学观念和西方意识形态塑造的全球史。我们所说的全球史，是属于中国史学的全球史。全球史的内容毫无疑义以“全球”为基本内容，但对这些内容，却不存在全球统一的或惟一的认识。中华民族有自己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其他民族也是如此。
民族的历史记忆是发展着的历史记忆，也是开放的历史记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的历史记忆会有不同的内容，会不断地发展变化。这不仅仅是自身社会历史发展的折射，是历史与现实的呼唤，同时也是在汲取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果。那种担心强调民族的历史记忆，会导致文化保守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的认识，是完全多余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要借鉴外邦文化、吸收外邦文化，但同时要保持民族的主体性、独立性。必须资外以宏内，不能徇外而蔑内。如果失去了民族文化的独立性，那就沦为外邦文化的附庸！如果丧失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文化的正常发展也将是不可能的”。(36) 这在历史研究中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的历史研究只是一味地重复西方史学的概念和结论，盲目地复制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这对发展我们自己的历史记忆没有任何意义，相反是一种削弱，甚至是破坏的作用，试问，这种研究的价值又在哪里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有属于自己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全球史的研究，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历史记忆，使我们历史记忆的宝库中有更加丰富的资源，从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做出更加积极有益的贡献。
注释：
①转引自汉娜·西斯勒：《世界史：理解现在》，《学术研究》2005年第3期。
②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25页。
③克拉克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④克拉克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第32—33页。
⑤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859页。
⑥Geoffrey 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Oxford,1955,p.27.
⑦G.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2页。
⑧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
⑨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54页。
⑩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78页。
(11)《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
(12)《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144、151页。
(13)吴于廑：《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5页。
(14)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History? " The National Interests,NO.16( Summer) ,1989,p.18.
(15)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16)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族党的复兴》，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6页。
(17)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
(18)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及扉页。
(19)蒋仁祥等：《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译后记》，见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第319页。
(20)贾斯廷·罗森伯格：《质疑全球化理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
(21)参见河清：《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22)格拉德·博克斯贝格等：《全球化的十大谎言》，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45—46页。
(23)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24)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8页。
(25)例如，吴于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的导言中指出：包括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在内，“近代西方史学的缺陷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克服”。刘德斌说：“尽管他一直在努力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但由于他特殊强调西方是1500年以来世界的动力之源，所以人们就对他是否真正地突破了西方中心论产生了怀疑”。高毅认为，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书的基本结构和某些基本概念的使用上，之所以出现了一些差池，其原因“很可能还是‘西方中心论’的余毒所致”。
(26)E.H.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9、44页。
(27)汉娜·西斯勒：《世界史：理解现在》，《学术研究》2005年第3期。
(28)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6页。
(29)阿兰·梅吉尔：《记忆与历史》，《学术研究》2005年第8期。
(30)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7页。
(31)《史记·自序》、《史记·报任安书》。
(32)克拉克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2、24、31页。
(33)参见汉娜·西斯勒：《世界史：理解现在》，《学术研究》2005年第3期。个别处译文有修正。
(34)转引自王晴佳：《论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上)，《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36)张岱年：《中国文化的改造与复兴》，见《文化与价值》，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