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散文创作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40年来，当代散文的研究和理论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当代小说、诗歌、戏剧的研究和理论建设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其它文学样式的理论建设工程是那么高大完美，而散文理论的工程建设却是那么低矮单调。我们知道，40年来的当代散文创作还是取得巨大成就的。散文创作和散文理论本应该是比翼双飞的两姊妹。现在，竟是如此之不协调。就建国后30年而论，我国的散文创作曾出现过三个“高潮段”和两个“散文年”。50年代前期（1949～1956），这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高潮段”。60年代前后（1959～1961），这是一个金光灿烂的“高潮段”。70年代后期（1976～1978年），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高潮段”。在这三个“高潮段”中，出现了两个“散文年”。第一个是1956年，第二个是1961年。尤其是抗美援朝时期的散文创作，该说是中国当代散文的良好开端。在这30年中，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即散文创作第二个“高潮段”时期，关于散文研究的问题引起了散文界的注意，形成了一个小气候，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在其它时空，散文的理论建设是荒凉的，可以说，与现代散文研究相比，建国初十年，当代散文研究出现了停滞的局面。这种形势一直延续了十年，才引起散文界的关注。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就说抗美援朝时期的散文创作吧，应该说，它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抗美援朝时期的散文创作，其总体形象，是从血与火中飞出来的一个精灵。从一批光照日月的散文中，可见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智慧、民族文化。在抗美援朝中，其散文的思想光辉，不要说古代散文不可比拟，在当代散文中，也有着崇高的地位。它是当代散文的一个良好开端。可以说，它是现代散文和当代散文的一个界碑。但令人遗憾的是：对抗美援朝时期出现的散文，我们没有认真地进行研究，没有从理论的高度去进行鉴别。相反，我们把文艺的社会功能看得高于一切、大于一切，以致代替一切。至于文艺作品的艺术功能、审美价值等被看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这就酿成了悲剧。笔者认为，所谓抗美援朝时期的散文创作，准确地说，那些散文作品，绝大部分属于特写，即战地特写。抗美援朝时期的特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实绩。如果我们能历史地、辩证地、实事求是地对抗美援朝时期出现的大量战地特写进行客观的研究，就能提炼、凝聚出特定的理论。例如：关于特写与艺术散文的区别、关于特写的艺术特征、关于特写的美学追求、关于特写的发展轨迹等，尤其是对抗美援朝时期的特写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和历史失误，都应作深入的探讨和明确的评价。百废待兴的时期，政权巩固、经济复兴，是头等大事。其它的一切，相应地说，似乎都可搁置一下。这一搁置，就是十年。这一忽视，就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以致出现让人费解的现象。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多次优秀散文选。50年代后期出版的三本散文选均题名为《散文特写选》①。如果从广义上去理解散文，书名可谓《散文选》，如果从狭义上去理解散文，书名可谓《散文选》或《特写选》。就是说，题为《散文选》，应该将特写、小品、随笔、游记等诸种文体剔除。题为《特写选》，就只能含特写一种文学样式。
书名为《散文特写选》，实际上，既含艺术散文和特写，又含随笔、小品、游记、报告文学等多种文学样式。这样看，这本书的书名，就不科学了。但是，编者的初衷，又可以理解。抗美援朝时期的特写给人们留下美好的记忆，况且，50年代中期的散文选本，确实选了数量可观的优秀特写。即使书名不太科学，人们感情上还能接受。到了60年代初，由周立波编选（时限为1959～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选，居然仍然题名为“散文特写选”。到了198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选，仍然题为“散文特写选”。直到1986年和1989年先后出版的散文选集，才将书名修正过来。这里，笔者述说这一事实，并非对这些选本的质量有非议之意。我们这个民族似乎有一个积习，形成一种观念，极其迟钝。可是，一旦形成，更新比形成更难。50年代，由于我们散文研究的停滞、理论意识上的模糊，给人造成了一些错误的印象。人民在呼唤、时代在呼唤。当代散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精灵？散文，究竟要飞向哪里？应该说，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国文坛上掀起的那股散文研究之热潮就产生在这个广阔的背景上。1959年，《文艺报》开辟了《让散文这枝花开得更绚丽》的专栏，分别刊登了秦牧、冰心、菡子、柯蓝、李若冰等人的文章。从1961年元月开始，《人民日报》设立笔谈散文的专栏。而后，相继发表了老舍、李健吾、吴伯萧、柯灵等论述散文的文章。众所周知：《文艺报》是中国作协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是党的机关报。关于笔谈散文的撰稿人多是我国写散文的方家妙手。这两家报纸先后倡导、扶植对散文的研究。因此，在广大读者中，曾产生过强烈的反响。这次讨论，源于北京，波及全国。继《文艺报》、《人民日报》先后开展关于散文的讨论，《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花城》、《长江文艺》等报刊也发表了一些论及散文的文章。例如：冰心、郭预衡、秦牧、徐迟等人，都发表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从总体上考察：尽管这次自上而下的散文讨论理论层次不算太高、且缺乏宏观的把握、纵深的探索，但是，它对促进当代散文的发展、繁荣散文创作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不仅窒息了散文创作，而且中断了刚刚兴起的散文理论工程建设。粉碎“四人帮”后一二年（1976～1978）内，散文作品象潮水一样涌出，其散文理论的出现，却是寥若晨星。
概括起来，解放后30年（1949～1978），散文研究工作取得了以下主要成就：
一、逐步摆脱了单一化和模式化的困扰，促进了广义散文的逐步解体。“五四”以后的“四分法”，虽然比古代“两分法”前进了一步，但是，散文的概念还是模糊的。在广义的散文这个大部类中，还囊括着报告文学、杂文、特写、小品、随笔、通讯、游记、序跋、回忆录、人物传记等。应该说，一场正义的战争丰富发展了战地特写。纪实性成了特写的灵魂，虚假、谎言是特写的大敌。抗美援朝胜利后，特写并没有多少发展，有的还走上虚假、空泛的歧路，倒是杂文、报告文学、小品、游记等文学样式，出现了自树旗帜、卓然自立的格局。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问题，这种迅速的解体，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趋势。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当时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我们应该指出，50年代纪实性的特写、通讯等，对艺术散文的发展设置了许多障碍。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关于散文的讨论，才使人们逐步摆脱了单一化和模式化的困扰。人们对广义的散文和狭义的散文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文艺理论家蒋孔阳的《怎样区别散文、特写和短篇小说》明确地将散文和特写区别开来，为散文与特写的分离起到促进作用。这次散文讨论，对艺术散文来说，是一次解脱。它抖落了特写、通讯等给予它的约束。
二、散文基础理论的初步形成，为当代散文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散文讨论，涉及到散文理论建设的许多问题。关于散文作用的讨论，澄清了模糊认识，提高了人们的认识水平。人们认识到：优秀的散文作品是可以和宏篇巨著相提并论的；散文家首先应该是思想家。要想使散文有“心”，作家必须首先修心。散文作家的美学追求应该是多样的，或追求华丽美、或追求朴素美，应各具风格。尤其是关于艺术散文特征的讨论，初步形成了散文的基础理论，为当代散文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60年代初，师陀提出的“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创作主张，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愈来愈多的人接受，以致成为大、中、小学生必须掌握的写作基础知识。“形散而神不散”的创作主张，在一定范围内符合散文创作既要规矩，又要舒展的形态构架。潇洒飘逸与严谨浑厚的结合、自然气韵与精雕细刻的统一向来是散文作家高境界的艺术追求。这种创作主张符合当时许多散文作家业已形成的美学观念。众所周知，解放初十年散文的总体风格是单纯、明朗、鲜明、和谐。在主旨上，是一元的。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这是比较单一和封闭的。“形散而神不散”的出现，正符合广大读者的心理态势和审美情趣。
粉碎“四人帮”后，悼念散文的大潮似狂飚天降。多年来形成的散文意识和散文理论，似乎遭到狂风暴雨般的袭击。尽管当时有关散文理论建设方面的文章不多，所论问题较狭窄。但是，人们心胸开阔了，眼界高远了。逐步认识到：散文是感受的艺术，是凝炼的艺术，是飞腾的艺术，是自由的艺术。
三、对杨朔散文现象的思考，是当代散文研究中的一次飞跃。众所周知，50年代，杨朔的散文作品赢得了广大读者，他的散文理论也受到社会的关注。他主张象写诗那样去写散文。即散文要有诗意。杨朔的散文作品佐证了他的散文理论。散文诗化的理论俨然受到多数作家和广大读者的赞许。过去，我们理论界习惯于就事论事。对“杨朔散文现象”缺乏宏观上的考察。对其散文个体褒贬不当的现象，均有存在。50年代，与杨朔齐名的，还有刘白羽和秦牧。刘白羽和秦牧的散文各具风格，各领风骚，各自有着自己的散文意识。但就其散文理论的影响而言，以杨朔为上。应该说杨朔追求“诗意”是一次解脱，是一种进步。它挣脱了一种无形的桎梏，它呼唤着艺术散文复归。从这个意义上看，“杨朔散文现象”的出现是我国当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至于杨朔散文自身的缺点，那可另作别论。杨朔关于追求散文诗意的主张由此而波及开去，以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时代的巨大变革，文学也进入一个特定的时期。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文学不仅有共同性的主题，而且还有共同性的骚动。小说、诗歌，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率先作出了反应。其文体自身产生着急剧的变化。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着散文创作。呼吁散文迅速繁荣昌盛已是作家和读者共同的心声。
散文创作丰富多彩。它为散文的理论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散文理论的形成又影响着散文创作。1976至1982年就国内发表的专事理论研究和综合评论的文章来看，1976年，10余篇；1977年，近10篇；1978年，40余篇；1979年，70余篇；1980年，70余篇；1981年，80余篇；1982年，130余篇。看得出，七年来，文章的数目出现自然递增状态，且在1982年，达到一个高潮。1981年，散文创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解放后40年来第一次有关散文创作的盛会。我国一些著名散文作家参加了座谈会。同年，《文艺报》从第三期起，开辟了《我与散文》的专栏。先后发表过碧野、黄秋耘、柯蓝、李若冰等人的文章。一次更大的规模的散文研究热潮在酝酿着。到了1982年，《文艺报》以“繁荣和发展散文创作”为总题，专门发表了冰心、叶圣陶、夏衍、臧克家、冯牧、李健吾、季羡林、吴伯萧、叶至诚等多人的专论。有关散文的复兴与繁荣的号角，已经吹响了。1984年8月，以吴组湘为会长的中国散文学会成立，中国散文诗学会也相继成立。学会开展了一系列推动散文研究和散文创作方面的工作。天津的《散文》、广州的《随笔》、河南的《散文选刊》、北京的《散文世界》，对散文创作和散文理论建设都作出各自的贡献。新时期十年，关于散文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还是十分突出的。传统的散文观念被谈化，新的散文意识在逐步形成。
一、关于对“形散而神不散”的讨论。此论有一定的合理化，但作为散文创作的金科玉律，显然是有缺陷。用单一的结论去涵盖一个错综复杂的事物，其本身就是不科学的。1980年，有《“形散而神不散”质疑》的文章面世，指出了这一理论的不合理成分。散文是开放的、流动的、多姿多彩的。正如林非先生指出的，“如果只鼓励这一种写作，而反对主题分散和蕴合的另外的写法，这实际上就是意味着用单一化来排斥和窒息丰富多彩的艺术追求”③。
二、关于对杨朔现象的再认识。80年代初，正当杨朔散文研究方兴未艾的时日，关于杨朔散文的局限与不足已成了一个重要研究的课题。其间，不乏有真知灼见。说杨朔散文有“虚假”之处；说杨朔散文有“雷同”之嫌；说杨朔散文有“斧凿”之痕。应该说，对杨朔散文的再认识，有其积极意义。过去，在冲破单一化、模式化束缚方面，杨朔是有贡献的。其散文创作给人清澈明丽、耳目一新之感。而后，似乎将其对诗的意境创造和诗的感情追求演释到社会化、庸俗化的地步，以致产生不良的影响。
三、关于散文意识的重大变化。解放后30年与新时期十年相比，我们的散文意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50年代，由于全民族审美情趣的制约，因此，单纯、集中、鲜明、和谐成了当代散文的美学规范。而后，努力创造诗的意境，积极强化诗的情感又成为一些散文家的美学追求。1962年之后，人们的散文观念逐步扭曲，作家的意识在痛苦中呻吟。在“文化大革命”中，散文意识已失去了艺术形态的规范。虚假、空泛不仅充斥于散文的格局之中，而且成为从事政治阴谋的一种工具。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思想的解放，带来了散文的解放。在当代文学处于全面复归的时期，自由、飞腾成了散文的美学取向。虽然，人们还来不及完成全民族散文意识的整体转变，但是，板结已经松动，冰雪开始融化，它预示着当代散文创作将要出现一个新的天地。新时期散文意识形成的重要标志是巴金《随想录》的出现。应该说，这部大书展示出的散文意识和观念，不仅是作家个人的，也是广大人民期待已久的。“真情”逐步成为人们共同认可的散文观念。真情实感与虚假欺骗是对立的。真情实感与半真半假是绝缘的。真情实感与纯纪实的移位也是不同的。把散文意识看作是主体的生存方式和对审美对象的阐释，这是散文作家对散文本质的哲学思考。一个成熟的作家，总是认真地选择自己的审美对象，努力寻求与蕴藏在自己心底的纯情产生共鸣、撞击出火花的那种元素，经过锤炼、沉淀，最后凝固成艺术的结晶。新的散文意识的形成与人们积极探索艺术创作的规律是息息相关的。从1982年之后，当代散文的总体流向已进入全面深化的趋势。这是一个大趋势，这是一个好兆头。
二
从文学本体入手，探索总结中国40年来散文创作的规律是我们治史的宗旨。从文学本体的规范而言，文学史的“史”，主要的是指作品。
我们研究中国当代散文史，主要是探索、总结中国当代散文自身发展的规律。我们将从浩如烟海的散文作品中，去寻求其自身的变化、自身的发展，以图对40年来的散文发展有一个新的思考角度。文学本体的内涵是丰富的，不同文体的本性涵盖各自有着独立的生存方式，我们应从多角度、多侧面进行考察。
题材的取向、主题的指向是从事散文本体研究的内容之一。历史已经证明：散文的题材取向、主题指向的变化是文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从整体上考察，写作者经历的幺幺小事、长于进行自我展示是我国古代散文题材取向的一个特点。但其间也不乏有笔下纵横、惊世骇俗之作。“五四”以后，随着时代的变革、散文观念的转变，其现代散文的题材取向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些作家视野高远而开阔、取材宽泛而严谨，给现代散文创作带来了勃勃生机。但是，现代散文的题材取向还是狭窄的、封闭的。总之，题材取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有着长足的进步。作家从狭小的生活圈子中走出来，积极投入到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去，战斗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劳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地上。他们的题材取向与社会变革、时代的需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小到大、由单薄到宽泛、由自我灵魂的暴露到全民族精神的张扬，这是当代散文题材取向有了重大变革的标志。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一些作家克服了公式化概念化的羁绊，在题材取向上出现了丰富多彩的局面。后来因“四人帮”的疯狂破坏，导致着作家精神的失落和创作的贫瘠。粉碎“四人帮”后，散文的发展与繁荣经历了现实主义复归和深化两个阶段。就现实主义复归阶段，揭露“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悼念革命领袖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抒发全民族的爱憎深情等，已成为散文作家题材指向的主旋律。可以说，这与解放初倡导散文写大题材、树大我形象、抒民族之豪情，两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有着很大的区别。其基本相似点，就是用咫尺篇幅容万千气象。其不同之处，应从多角度去考察。从题材的宽泛性、思想的深刻性、作家的独立性而言，显然，现实主义复归时期的散文有着鲜明的特征。尤其是现实主义深化时期：人们崭新的散文意识已经形成；作家独立的文化品格已受到全社会的尊重；人们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总趋势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因此说，散文创作的题材取向就出现丰富而灿烂的局面。应该说，我国当代散文的题材取向已经出现丰富、宽广、深邃、浑厚的趋势。
题材的取向和主题的指向常常是不可分割的。它们之间即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有难以分辨的交插地带。在作家完成独立生存的程式后，题材的取向和主题的指向往往是一致的。否则，就会出现宽广的题材取向和浅薄的主题指向，或单一的题材取向和丰富的主题指向之间的矛盾。从整体上看，解放初30年，我国当代散文创作的主题指向是歌颂的。其构成主题之形式是单向的、鲜明的。当然造成这种文学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诸如：社会的倡导、文艺理论的导航、作家独立生存意识之淡薄、人们审美情趣之倾斜等。新时期十年，散文创作的主题指向就不单单是歌颂的。由于作家逐步地独立地对现实和历史作整体的、深远的观照。散文创作的题材取向就大大地开阔了。作家的悲剧意识、忧患意识、批判意识、现代意识等不时地渗透到散文主题的蕴涵之中，其主题指向也就出现多向性、多义性和丰富性。
散文情韵的增长、文体的演变是从事散文本体研究的重要内容。不同文体的本体有着不同的内涵，它受其不同文体各自存在的独立特征的深刻制约。小说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因此，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作家审美情趣的转移和美学价值的提高，是小说本体内涵丰富的深刻体现。散文是最能体现作家独立生存的一种文体。它最宜于展示作家的文化品格和哲学品格。作家的喜怒哀乐，作家的人情、人性常常在其散文作品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不同的作家其蕴情的程度、表情的方式各有不同，这就造成了各具特色的散文情韵。风格各异的散文情韵将不同的作家明显地区别开来。解放后30年，在散文的情韵追求上，我们似乎过份地强调“树大我形象”、“抒民族之豪情”，致使一些作家的独立意义、自我意识，都得不到充分的展示。一些作品见物不见人、见人不见情、空泛枯燥，大而化之。更有甚者，有的作品，或虚情假意，或半真半假，散文的情韵受到了袤渎。这样的作品损害了艺术散文的自身形象。新时期十年，作家逐步地更宽泛地获得了艺术创作上的独立和自由，新的创作风尚和审美风尚业已形成，追求真情实感已是广大作家和读者共同认可的散文意识。应该说，目前，已形成一个艺术氛围、一种强大的惯性。不管是写沧桑变化、日月更易（王英琦《大唐的太阳，你沉沦了吗？》），还是写人生苦乐，悟性大开（冰心《病榻呓语》），不管是对女性的反思、人性的张扬（唐敏的《女孩子的花》），还是写对心态的解剖、意念的扑捉（张承志《静夜功课》），都深刻显示出作家散文情韵的增长。在审美观照上，由物象客体转向人象自身。人情、人性、人的生离死别、人的喜怒哀乐自然地成为作家的审美观照。作家们可以醉心于散文情韵的追求，致使出现了一批别具风格的散文家。孙犁的返朴归真、贾平凹的秦砖汉瓦、宗璞的书卷幽香、陈慧瑛的岭南烟云等，其艺术风格之形成，都来自于对散文情韵的执着追求。散文贵在情真情深。情真情深，方可感人肺腑。
文体的演变是文学本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文体演变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当代散文发展的历史，将给我们直观的、现实的深切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说，散文艺术形式变化的历史也就是当代散文发展的历史。大凡重大的社会变革对文学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其鲜明的标志就是艺术形式的急剧变化。众所周知，“五四”以后，我国小品文（含杂文、随笔等）的发展是引人注目的。其艺术形式灵活多变、丰富灿烂，为散文的发展提供了成功的借鉴。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文体繁荣的景象不见了。这与我们只强调现实主义单一的创作原则有着因果关系。勿庸讳言，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致时间内，因受其单一的、模式的、纯纪实性的文学形态的干扰和影响，艺术散文找不到自己确切的位置。可以想象，其艺术形式的变化也是微不足道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散文出现过繁荣和昌盛的局面，其散文的艺术形式也有着较大的变化，由过去单一的叙事和直露的议论向叙事、抒情、议论有机结合的方向变化（刘白羽：《长江三日》）；从言必国事、抒必豪情的模式格局向着人化自然、物为我用的独立方向变化（杨朔：《茶花赋》）；从表述呆板、谋篇单一的艺术形式向着自然天成、文随意流的结构方式转变（吴伯萧：《菜园小记》）；从传统的起、承、转、合等结构形式向着新时代人们有美感情趣的结构形式转变（曹靖华：《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如果从美学形态来规范的话，这种艺术形式的变化实质上是作家由“单向美”向“多向美”的方位过渡。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多元的美学形态逐步形成。新的散文意识的形成，散文美学形态的变化，必然导致着当代散文形体的变化。
以上，主要论及的是艺术散文的形体变化。文学样式的外向形体变化受其内向实质变化的深刻制约。反之，外向形体的变化又加剧了内向实质变化的进程。如果，我们从宽泛的角度看待广义散文的变化，更能见其躁动、解体、不安、寻求的情景。就报告文学、杂文、特写、随笔、传记、序跋等文学样式来看，40年来，它们躁动着、挣扎着，从广义散文这个母体中分离出来，寻求着、探索着，以图迅速地以独立生存的方式自立于各种文学艺术样式之中。但是，在文学这个大坐标系中，有的费了很大气力才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一个利于长期发展的基点。有的至今还没有找到自己确切的位置，其文学样式的形体也就给人模糊朦胧的感觉。
注释：
①1956年出版的《散文特写选》（1953年9月－1955年12月）、1959年出版的《散文特写选》、1958年出版的《散文特写选》，均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②松木：《“形散而神不散”质疑》，1980年第3期《语文战线》。
③林非：《开拓散文创作的新天地》，1987年5月12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