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与“俺答封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张居正论文,俺答封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张居正是明朝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为了解决北方边患，结束连年征战带来的灾难，他主张蒙汉友好相处，致力于“封贡互市”的实现，他的努力，为我国多民族的统一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张居正 蒙汉 封贡互市
“俺答封贡”始于明穆宗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这是明史和明代蒙古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宣府、大同、山西和延绥、固原、宁夏、甘肃长达数千里的长城线上，昔日血肉横飞的厮杀，为和平贸易所取代。蒙汉人民友好相处，呈现出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
俺答封贡的实现，自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但作为明代杰出的政治家，内阁辅臣之一——张居正，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一
明自英宗以后，北方的蒙古诸部落不断进入长城杀掠。嘉靖中期，蒙古“俺答独盛”〔1〕，成为北方边塞的一大威胁。
但是，战争并不能解决蒙古内部客观存在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游牧经济的单一性，草原上“人不耕织，地无他产”〔2〕。釜锅、绢帛等全依赖中原供给。据史料记载， 当时蒙古牧民无锅，“不得已，至以皮贮水，煮火以为食”。俺答也说，“生齿日多”，由于“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毡裘不奈夏热，段布难得”〔4〕。而明军在冬春时节的烧荒等策略，也给当地牧民的生活带来灾难。俺答虽强，但内部矛盾重重，东部的土蛮和西部的吉能都可能与之抗衡，为了控制各部，“永长北方”〔5〕，政治上就需要得到明朝的支持。俺答汗作为一个政治家，看到了与明朝和好通贡的利害，于是不断遣使求贡。
俺答从嘉靖十七年起就多次遣使求贡。明朝一概予以拒绝。大同巡抚龙大有甚至斩杀俺答的使者以邀功。至于最高统治者明世宗朱厚熄则认为“夷狄无信”，根本不考虑俺答的请求。他对神仙方术的兴趣远远超过对国家政事的关心，日事斋醮，幻想通过方术得长生。严嵩就以其精心撰写的青词和阿谀奉承的手段，取得世宗宠信，专擅朝政。由于皇帝昏溃，奸臣当道，明朝的长城防务废弛。当时就有人说：“我边关臣，因循怠慢，城堡不修，甲信不利，军事不操习，甚至富者纳月钱而安闲，贫者迫饥寒而逃窜。边备废弛，绥急何恃。”〔6〕边备的溃败，使得数十万边兵不堪一击，根本无法抵御每次拒贡以后俺答的报复行动。俺答横行塞上，如入无人之境。1550年甚至发生过几乎动摇明朝统治的庚戌之变。
连年战争，给双方都造成巨大损失。由于明军“捣巢”、焚毁牧场，给蒙古一些部落的生产生活带来了灾难；而蒙古的入犯，也常常使自己蒙受损失。“如隆庆元年，老把都、土蛮纠犯蓟东，则棒椎岩千骑一时落岩而死；俺答父子深犯石州，则人马道死万数”〔7〕。 而明朝的损失则尤为严重，居住在长城沿线的广大汉族人民，多次遭受洗劫和抢虏，“三军暴骨，百姓流离，城郭丘墟，刍粮耗竭，边臣首领不保，朝廷为旰食”〔8〕。连年战争，明朝的军费也大得惊人。 有史料记载：嘉靖三十年（1551年）“诸边费六百余万”〔9〕。 自嘉靖二十九年十月至三十一年正月，“自诸边年例二百八十万例，新增二百四十万有奇，修边、振济诸役又八百余万”〔10〕，而当时户部每年收入只有二百万两，到隆庆初年，才增到二百五十一万两。明朝的财政也出现了危机。因此，明蒙战争的结束，蒙汉关系的改善，已成为蒙汉双方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愿望，势在必行了。
二
隆庆元年，张居正入阁。尽管当时他仅仅是群辅之一，作为明代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立即将整饬北边防务提到日程上来。
张居正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庙堂之上，所当日夜图画者，赤莫急于边防，迩年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提出要“赫然奋发”，自强图治。他批驳了当时一般人所谓的明朝的兵力，给养不足，无得力将帅的论调，认为这些“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军伍虽缺，而粮籍具存，若能按籍征求，清察隐占，随意募补，着实训练，何患无兵？捐无用不急之费，并其财力，以抚养战斗之士，何患无财？悬重赏以劝有功，宽文法以伸将权，则忠勇之夫，孰不思奋，又何患于无将？”张居正认为，明朝的这种情况是可以改变的，只要“皇上急先自治之图，坚定必为之志，属任谋臣，修举实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计而审行之。不出五年，虏可图矣。”而首先应着手处理的当务之急，“莫要于选择边吏，团练乡兵，并守墩堡，令民收保，时简精锐，出其空虚以制之，虏即入犯，亦可不至太失。”张居正提出：“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一以试将官之能否，一以观军士之勇怯，有技艺精熟者，分别赏
，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辇毂之下，常有数万精兵，得居重轻驭之道，且此一举动，传之远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备，整饬戎事，亦足以伐狂虏之谋，销未萌之患，诚转弱为强之一机也。”〔11〕这段精辟的论述，充分显示了一个卓有见识的政治家对边防问题的见解。
在明朝的内阁中，首辅说了算。这时的张居正还只是一般辅臣，内阁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高拱。高拱也很重视边防，且很注重边吏的才干。他曾说：“二三十年来，边关多事，调度为难，所宜需其才，然后可以济事。”〔12〕因边关多事，他请增兵部侍郎，“以储总督之选”，由侍郎而出任总督，又由总督调回兵部任职，“中外更番，边材自裕”〔13〕。张居正与高拱配合默契，认真执行高拱的方针，调遣优秀将领充实北边防务。与此同时，又分别情况，制定正确的方针：对西北主封贡，对东北主攻占，对介于东西之间为京师屏障的蓟镇则主固守；而在西北达成封贡之前，仍以攻占为主。史载：“居正用李成梁攻辽，戚继光镇蓟门，成梁力战却敌，功多至封伯，而继光守备甚设。居正皆右之。”〔14〕张居正着力保护他们，“事与之商榷，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15〕。隆庆四年，在他努力下，又调方逢时和王崇古为大同巡抚和宣大总督。这些人有见识，有才干，在明朝的边吏中并不多见。此后，明北边的防务开始转弱为强，长城防务得到了改善。
在俺答方面，张居正认为：“西北边患，无大于板升者。”〔16〕因此，他利用板升内部蒙汉封建主之间的矛盾，企图分裂其势力。在隆庆二年以后，板升内部各种矛盾尖锐起来，板升的汉人头目李自馨曾表示过降明的意图，但未能成功。李自馨的投降，张居正很可能通过当地督抚做了工作。他在隆庆四年八、九月间写给王崇古的信中曾说：“外板升一事，望公密切图之。去岁谋之，业已六七分就矣，而为大同守所坏，殊为可恨。”〔17〕或许指的就是这事。张居正同时指示王崇古和方逢时招降板升居民，对他们说：板升“人思南归”，“今之视昔则又不同。俺酋老矣，其子台吉尝切齿此辈（指赵全等人），欲尽屠之，乘其危惧之时招之易耳。”〔18〕又说：“闻日有南归者可因其饥而诏谕之”〔19〕。王崇古在张居正的授意下，“纵其素通寇者深入为间，对于归降的板升汉人及蒙古人”，“悉存抚之，归者接踵”，“一岁中降者逾二千人”〔20〕。
由于明朝派“通寇者”去蒙古内部活动，使得蒙古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赵全等板升头目也感到内外交困，终于在明朝这种诱降攻势之下动摇，投书方逢时：“言悔祸思汉，欲复中国。”〔21〕张居正的这一系列措施，为日后把汉那吉投降明朝终于导致“俺答封贡”作了很好的铺垫。
三
把汉那吉是俺答汗的第三子铁背台吉的儿子，自幼丧父，由俺答的妻子一克哈屯抚养成人。由于俺答汗夺其所爱，隆庆四年十月，他率妻子等十余人投降明朝。大同巡抚方逢时得到把汉，立即报告王崇古，认为：“机不可失。”〔22〕王崇古也认为以此“制俺酋，则赵全等可除也。留之大同，慰籍甚至”〔23〕。
张居正风闻这一消息，马上写信给王崇古：“昨有人自云中来，言虏酋有孙，率十余骑来降，不知得否。俺答之子见存者，独黄台吉一人耳，其孙岂即黄台吉之子耶？彼何故率尔来降？公何不以闻？若果有此，与边事大有关系，公宜审处之，望即密示，以信所闻。”〔24〕张居正的消息很快，但不太准确。这时王崇古和方逢时的报告到了。他们二人一起上疏朝廷：“俺答横行塞外几十年，威制诸部，侵扰边围。今神厌凶德，骨肉离散，千里来降，宜给宅舍授官职，丰饩廪服用，以悦其心，严禁出入，以虞其诈。若俺答临边索取，则固与为市，责令服送板升诸逆，还被掠人口，然后以礼遣归，策之上也。”张居正见到报告后，接受了王崇古的主张，认为：“此事关系至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25〕授王崇古以行事策略：“宜遣人先布朝廷厚待其孙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吉衣其赐服，绯袍金带，以夸示虏，使彼见吾之宠异之也，则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后重与为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26〕张居正还有更宏远的打算。他说：“若彼果能执送诸逆，则当以礼遣还那吉，厚其赏，以结其心，却责令奉表称臣，谢朝廷不杀之恩，赐赏之厚，因求讲和，纳款效贡。”〔27〕倘若“幸而成，即可以纾数年边患，其所省岂直数十百万而已哉”〔28〕！
然而，当王崇古与方逢时的奏疏上至朝廷时，朝中立刻响起一片反对意见。叶梦熊甚至引用宋朝接受辽朝郭药师、张彀之降而引起最大战祸为例，来反对接受把汉那吉的投降。兵部尚书郭乾不知所措，不能做出决断。但张居正主张受降，高拱也主张受降。张居正等人将此事上奏穆宗。穆宗“诏授把汉指挥使，赐绯衣一袭，而黜梦熊与外，以息异议。”〔29〕此诏可以看作是内阁大臣努力的结果。于是张居正寄书王崇古，告诉他：“顷有妄言者，已奉宸断黜之，此中更无异议。”〔30〕要他大胆行事，不要有顾虑。
俺答得知把汉那吉降明以后，在赵全的谋划下，临边索孙，并派其子辛爱也带兵二万威胁明朝。这些情况张居正已经估计到了，他“密授方略于方公赵帅。”〔31〕就在方逢时以计退辛爱兵时，巡抚御史姚继可上奏弹劾方逢时，张居正与高拱则居中秉议，高拱对穆宗说：“抚臣临机设策，何可泄也，但当观其后效，不易事先辄易。”穆宗同意了〔32〕。张居正电寄书王崇古：“姚子之言甚妄，恐金湖闻之，意或灰阻，愿公曲加慰勉。”〔33〕这样，在阁臣支持下，王崇古、方逢时将计划一步步付诸实施。
虽然俺答汗临边索孙，但他对战争并无把握，又由于不知那吉情况，不敢轻动。就在这时，方逢时派遣的使者鲍崇德到了。他告诉俺答汗朝廷待把汉那吉甚厚，劝他不要轻举妄动，只要他将板升汉人头目交出，并保证不再犯边，朝廷将以礼送回那吉。俺答虽不肯相信，但对鲍崇德还是表示了友好，并派使者一同到明朝，王崇古就按照张居正的安排，让把汉那吉绯袍金带，盛装会见俺答的使者，“以安老酋之心”，显示朝廷的恩义。
俺答汗听说孙子受到厚待，非常高兴。但是明朝的条件他不得不再三考虑。赵全等人跟随俺答多年，俺答“甚爱之”〔34〕，况且，板升存亡是对俺答汗毕生事业成败的考验。这些张居正也考虑到了，为了防备有诈，他告诫王崇古“赵全诸人，背华即夷，为日久矣，彼岂不预结于俺答之左右，边郭之人亦岂无为之耳目者？……今必责令将有名逆犯尽数先送入境，返其巢穴，掣回游骑，然后我差官以礼遣归其孙”〔35〕。他不愿出半点差错而前功尽弃。
因此，在俺答犹豫不决之时，方逢时又派鲍崇德到敌营，陈其利害，并将赵全等人的投降揭帖交给俺答汗，来离间赵全等人与俺答汗的关系。赵全等人的投降阴谋，似乎是俺答始料不及的。“俺答大惊，有执全意”〔36〕。俺答屏人对鲍崇德说：“我不为乱，乱由全等，若天子幸封我为王，长北方诸部，孰敢为患。即死，吾孙当袭封，彼衣食中国，忍倍德乎？”〔37〕遂派使者同鲍崇德同到明朝，“乞封，且请输马，与中国铁锅、布帛互市。”〔38〕随后，将赵全、李自馨等十几个汉人头目缚送大同，转送北京。穆宗在午门楼受俘，行祭天，告太庙大礼，然后处死。这件事干得很漂亮，王崇古、方逢时二人都加官秩，兵部尚书、侍郎及内阁全体阁臣一概受赏，把汉那吉也威风凛凛地回到帐幕，俺答感激朝廷的不杀之恩，上表称谢，立誓永不犯大同。
从此，明朝与蒙古终于停息了长达三十年的战火，使蒙古各族人民免遭生灵涂炭，长城内外的居民安居乐业，开始了友好往来，“自宣大至甘肃，不用兵者二十年”〔39〕，使我国的民族关系史又增添了新的一页。
四
张居正想通过把汉降明一事要达到的目的，一是易赵全诸人，二是许其贡市，使明得以休息，恢复国力。现在第一个实现了，余下的就是促成封贡互市了。王崇古在张居正的授意下，派人和俺答联系，要他请求入贡，重开互市。
俺答汗多年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明廷，拒绝其通贡互市的要求而引起的。如今王崇古已经提出“通贡互市”的主张，俺答汗又何乐而不为呢？俺答汗和也先汗、达延汗不同，他没有夺回汉地的野心，只希望“永长北方”，而封贡互市，有明朝作后盾，他才能成为草原上的霸主。于是，俺答汗同意了。“通贡互市”能否实现，关键就在于明朝政府了。
王崇古提出“封贡互市”的主张，朝廷内大臣们又是一场争论，“朝议复哗”〔40〕。兵部尚书郭乾首先起来反对，认为“马市先常明禁，不宜许”〔41〕；给事中章端甫等人说王崇古“邀近功，勿远虑”〔42〕。张居正看到这种局面感慨万分，他对王崇古说：“封贡事乃制虏安边大机大略，时人以娼嫉之心，持庸众之议，计目前之害，忘久远之利，逐欲摇乱而阻坏之。国家以高爵厚禄，畜养此辈，真犬马之不如也。仆受国厚恩死无以报，况处降纳叛，即以身任之。今日之事，敢复他诿！待大疏至，仍当极力赞成，但许贡之后，当更有一番措画。”〔43〕
张居正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作为内阁大臣，要违背世宗“明禁马市”的“圣训”，其阻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张居正乃是封建社会不可多得的政治家，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44〕。他明白，只有“封贡互市”，使俺答从贡市中得到好处，从而稳住俺答汗，使俺答臣事明朝，才能改变明朝北方边事多少年来的被动局面。他在给王崇古的信中说：“昔年奏开马市，官给马价，市易胡马，彼拥兵压境，恃强求市，以款段驽罢，索我数倍之利，市易未终，遂行抢掠，故先帝禁不复行。今则因其入贡之便，官为开集市场，使与边民贸易有无，稍为之约束，毋得阑出中国财物及应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辽开原事例耳，又岂马市可同语乎？”〔45〕
持反对意见的人在不能以先帝“圣训”压倒封贡者时，最后又提出要坚持封贡的人保证百年之内，边境不至生事。张居正对此又进行了批驳：“至于桑土之防，戒备之虞，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岂以虏之贡不贡，而有加损乎？今吾中国亲父子兄弟相约也，而犹不能保其不背，况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岂能必虏之不吾背乎？数十年无岁不掠，无地不入，岂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将来背盟之祸，又岂有加于此者乎？利害之归较若黑白，而议者又呶呶以此为言，故仆又以为不智甚矣。”〔46〕
在张居正、高拱等人支持下，王崇古又上疏朝廷，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说：世宗皇帝虽禁马市，但并未禁北狄纳款，况今明强蒙弱，形势发生变化，考之前代封贡的事例，应重开互市，允其纳款，同时就封贡事提出了八点具体意见〔47〕。对于王崇古的奏疏，皇帝下诏“廷议”。“廷议”的结果：定国公徐文壁、侍郎张四维等二十四人认为可许；另一派是英国公张溶、尚书张守直等十七人认为不可许；而尚书朱衡等五人认为：“通贡使，互市不便”，只有：“佥都御史李棠极言当许状。”〔48〕兵部尚书郭乾将这些意见上奏穆宗皇帝，等候皇帝最后的裁决。
为了能使“通贡互市”的主张得到穆宗的同意，阁臣们开始了活动。张居正在文华殿面请皇帝，征引成祖封和宁、太平、贤义三王的故事作为依据，陈述“封贡互市”带来的利益。他说：“虏即通贡，逻骑自稀，边鄙不耸，穑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复屯田，蓄吾士马之力，岁无调援，可省行粮数十百万，二利也；上蛮、吉能每借俺酋以为声势。俺酋即服，则二虏不敢轻动。东可以制土蛮，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赵全等即戳，板升众心已离吾因与虏约有愿还者必勿阴止。彼即无勾引力之利，而又知虏之不足恃，则数万之众皆可渐次招来，曹州之地可虚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孙情乖意阻，胡运将衰其招己见。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顿、呼韩之变。我得因其机而行吾计，五利也。”〔49〕由于“拱与居正力主之”〔50〕的结果，穆宗终于降旨，批准了“封贡互市”的主张。这样，明朝与蒙古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隆庆和议”终于实现了。
为了保证“通贡互市”的顺利进行，张居正又谆谆告诫王崇古，要他在进行互市时，要注意办好以下四件具体的事情：（一）互市之初，民间不敢和鞑靼进行贸易，“今岁且宜官为处置，使边氓睹利，则人极乐从。”（二）铁锅是鞑靼急需之物，但它是日后武器的来源，所以要“禁不与市”，而广锅不能制兵器，可以出卖，但需要用破旧的铁锅来交换。（三）鞑靼使者不许全部入朝，也不许入城，只许在边堡停留。（四）马芳“久为边帅”，又“素与虏通”，“今即不能去，亦宜以计用之”，不要使他积怨生变，破坏互市〔51〕。这四项措施，既要保证“通贡互市”的顺利进行，又防止有害于此的事件。种种方面，张居正都考虑到了。
俺答汗的愿望实现了。由于和明朝互市，可以互通有无，获得了生活必需品，无需再用战争的手段来掠夺。在漠南西部，蒙古贵族从互市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而贫苦牧民也可以换得布帛、茶盐等物。通贡互市使蒙古族内部矛盾得到极大缓解，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而蒙汉之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建立，使明朝的财政危机也得到了缓和。隆庆初年明朝用于北方的军费开支达二百五十一万两，而封贡互市以后，“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52〕，在客观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也使明朝的阶级矛盾得到缓和。饱经战乱之苦的明朝北部边境出现了和平安宁的局面。“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民始知有生之乐。”〔53〕
张居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努力改善民族关系，目的是为了维护当时正在走下坡路的封建明王朝。他所努力的结果也只是明王朝与蒙古贵族进行联合的一种形式。但这一切所起的客观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封贡互市”得以实现，不仅改善了蒙汉关系，促进了经济繁荣，而且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巩固和发展。因而，张居正在“俺答封贡”一事中作出的贡献也是不可抹杀的。
Zhang Ju-zheng and "An Da Paying Tribute"
Qiqige
(Xi League Teachers School)
SYNOPSIS Zhang Ju-zheng was an outstanding politicianin Ming Dynasty.In order to solve order problems,put an end tothe disasters caused by succesive years of war,he held thatthe Mongols and the Han should be friendly neighbours,engaging in "paying tribute and mutual trade".His efforts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ty ofthe multi－nationalities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 Zhang Ju-zheng the Mongols the Hanpayingtribute and mutual trade
注释：
〔1〕〔5〕〔6〕〔34〕〔37〕〔38〕〔39〕〔47〕《明史·鞑靼传》。
〔4〕《北狄顺义王谢表》，载玄览堂丛书。
〔2〕〔3〕《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
〔7〕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317。
〔8〕〔21〕〔22〕〔32〕〔36〕〔53〕《明史·方逢时传》。
〔9〕〔10〕《明史·孙应奎传》。
〔11〕《张太岳集》奏疏，《陈六事疏》。
〔12〕高拱《边防纪事》。
〔13〕〔50〕《明史·高拱传》。
〔14〕〔44〕《明史·张居正传》。
〔15〕《明史·戚继光传》。
〔16〕《张太岳集》卷二十一，《与蓟镇总督》。
〔17〕〔18〕《张太岳集》卷二十二，《与蓟镇总督谋俺答板升之始》。
〔19〕《张太岳集》卷二十二，《与蓟辽总督》。
〔20〕〔23〕〔29〕〔40〕〔41〕〔42〕〔48〕〔52〕《明史·王崇古传》。
〔24〕《张太岳集》卷二十二，《与抚院王鉴川访俺答为后来人贡之始》。
〔25〕〔26〕〔28〕〔30〕〔31〕《张太岳集》卷二十二，《与王鉴川言制俺酋款贡市》。
〔27〕〔35〕《张太岳集》卷二十二，《与王鉴川谋取板升制虏》。
〔33〕《张太岳集》卷二十二，《与王鉴川计送那吉事》。
〔43〕《张太岳集》卷二十二，《与王鉴川议坚封贡之事》。
〔45〕〔46〕〔49〕《张太岳集》卷二十二，《与王鉴川计贡市利害》。
〔51〕《张太岳集》卷二十二，《与王鉴川计四事四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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