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兴”义考_歌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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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6)06-0733-04

《乐府诗集》中有154种以“行”名题的乐府歌诗,如长歌行、短歌行、苦寒行、饮马长城窟行、从军行、相逢行、善哉行等,其中有18种“歌”、“行”并用,呈现“*歌行”的形式。不仅如此,唐代“歌行”还成为一种诗体的名称被广泛称呼使用。但是“歌行”的本义时至今日仍是一个难解之谜。在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歌行”本义不明,使“歌行”与“七言古诗”、“乐府歌行”、“新题乐府”等概念长期纠缠在一起,从而造成“歌行”体诗歌难以定位定体的困难格局。

而“歌行”本义之不明在于“行”之本义难解。

历代对“行”有诸多训释,但这些解释大多与“歌行”的诗体特征的描述混杂在一起,阐释愈多,歧义愈烦,令人不知所从。现择其要录之:

唐人李善注《文选·饮马长城窟行》篇题时说:“行,曲也。”

宋人姜夔说:“体如行书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1](第30页)明代吴讷《文章辨体》遵用之:“体如行书曰行……放情长言曰歌。”[2](第33页)

李之仪说:“方其意有所可,浩然发于句之长短、声之高下,则为歌;欲有所达而意未能见,必遵而引之以致其所欲达,则为行。”[3](第463页)

张表臣:“猗迁抑扬永言谓之歌,步骤驰骋斐然成章谓之行。”[4](第476页)明人徐师曾说法与之相仿:“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曰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曰歌行。”[5](第104页)徐祯卿亦曰:“歌声杂而无方,行体疏而不滞。”[6](第767页)

胡震亨说:“歌,曲之总名。衍其事而歌之曰行。歌最古,行与歌行皆始汉,唐人因之。”[7](第2页)

这些释义中除了李善的“行,曲也”待考外,其他所谈的大多与“歌行”的诗体特征混杂在一起,与本义相差甚远。清人冯班即指出:“声成文谓之歌。曰行者,字不可解。”[8](第37页)又说:“魏晋所奏乐府,如艳歌行、长歌行、短歌行之类,大略是汉时歌谣,谓之曰行,本不知何解。宋人云‘体如行书’,真可掩口也。”[8](第42页)这里冯班不仅否认以前诸释,也指出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时过境迁,乐府中常用作歌诗题名的“行”字之本义,在从唐至清千百年来的学术研究中竟无确解。

“行”之本义无解,也激起众多当代学者的研究热情。

日本学者清水茂联系中国1955年发现的“行钟”与“歌钟”推论:“依‘歌钟’音阶的乐曲是‘歌’,依‘行钟’音阶的乐曲是‘行’。……按歌钟音阶演奏的乐曲,因其具有完整的音阶,就被题名作歌,或者不作特别命名;与之相对,用于旅行的音乐,即依行钟简单的大音程跳跃的音阶演奏的乐曲,因其具有旅行音乐的意味,而被题名作‘行’,或即使乐曲并非用于旅行,但‘行’的名称照样保留了下来。”[9](第339页)正像他自己所说,此种解释只是可能性较大。他也并无十足的把握认定它。

葛晓音认为乐府诗以“行”名篇的原始意义,是为了表现这类诗歌语意复叠、节奏分明的基本特征:

《说文解字》释“行”为“人之步趋也”。“趋”即“走”,又有“速”之意。《礼·乐记》谓:“卫音趋数烦志。”《祭义》谓:“其行也,趋趋以数。”可见“行”与“趋数”的意义联系密切。“趋数”即急促频数之意。……即用鼓点伴奏,且一再行之,其繁音促节可以想见。[10](第48页)

她在《关于“行”之释义的补正》一文中将这一观点更加具体明确化。认为“行”是指“分解分章的曲辞”[11](第101页)。历来可歌之诗,俱分解分章,《诗三百》即是如此。所以分解分章并不是乐府“行”诗独有之特点。

林心治在《歌行的基本含义及其由来——唐歌行诗体论之一》中对“行”及“歌行”的历来阐释进行了一番梳理,赞同王士祯《池北偶谈》中所引《炙课录》的说法:

“歌、行、引,本一曲尔。一曲之中有此三节。又始发声谓之引,引者,导引也。既引矣,其声稍放,故谓之行,行者,其声行也。既行矣,于是声音遂纵,所谓歌也。唯一曲备三节,故引自引,行自行,歌自歌,其音节有缓急,而文义有终始,故不同也。正如大曲有入破、滚、煞之类。今诗家分之各自成曲,故谓之乐府,无复异制矣。”

他认为:

“这是一种较为切近实际的解释。歌、行、引等本出自乐府,乐府诗皆有与之相配的乐调,乐调不同,唱法有异,或同一曲调各节之音律有别,自然会形成各种不同的声气体格,与这种体格相配的乐辞(诗),取其内容、范围或意义与曲调(或乐节)相合而为题,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可以说,这就是乐府诗以歌、行、引名篇的由来。”[12](第23页)

崔炼农在《歌弦唱奏方式与辞乐关系》一文中观点与之相仿,认为“行”是一种音乐术语。他说:“‘行’乃特指丝竹演奏曲调的过程,与‘丝竹’的本质特点相对应。汉代‘相和歌’既以‘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为特点,其中器乐的比重已经大大超过声歌,以‘行’称名恰如其分。”[13](第188页)

综述之,所有这些阐释不出两种途径,一是从乐府诗的音乐及演奏性出发,二是从诗体特征出发。各有所据,似乎有道理,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缺憾,即推测的成分过多,并且缺少语义学上的证据。

在考证“行”的本义之前,必须排除不是本义的阐释。

首先看“行,曲也”到底指的是什么。此种训释出自唐人,除李善注外,司马贞、颜师古均作如此说。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为鼓一再行”司马贞索引:“行者,曲也。”颜师古注曰:“行,谓曲引也。”

所谓“曲引”也就是“曲”。李善注《文选·马融〈长笛赋〉》“故聆曲引者”及《琴赋》“于是曲引向蒲”之“引”都说:“引,亦曲也。”

可是,在唐以前的故训材料中并没有发现“行”有“曲”义。而且可以明确地判断,“曲”非“行”之本义。因为不但“行”、“引”常被注为“曲”,其他用作乐府歌诗题名的字如“弄”、“操”等也常被注为“曲”。如:

张铣注《文选·王褒〈洞箫赋〉》“时奏狡弄”;李周翰注马融《长笛赋》“听筶弄者”;刘良注繁钦《与魏文帝笺》“余弄未尽”时都说:“弄,曲也。”李善注“时奏狡弄”时也说:“弄,小曲也。”

吕延济注司马相如《长门赋》“贯历览其中操兮”、陆机《演连珠》“操终则绝”,以及张铣注“不假百里之操”时都称:“操,曲也。”还有李贤注《后汉书·曹褒传》“歌诗曲操”时说:“操,犹曲也。”

如此说来,“曲”并非“行”之本义,而是一个类概念,是对乐府歌诗这一类事物的总称。因为配乐演唱,所以称乐府歌诗为“曲”。从《乐府诗集》和它所辑录的前代古籍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梁书》:“羊偘性豪侈,善音律……尝自造采莲棹歌两曲,甚有新致。”[14](第737页)

《隋书·乐志》:“更造新声,帝自为之词三曲。又令沈约为三曲,以被管弦。”[14](第708页)

《古今乐录》曰:“梁天监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14](第726页)

《乐府诗集》在《三洲歌》之三首歌辞之后标“右三曲”;《襄阳蹋铜蹄》之后标“右六曲”;《江陵乐》之后标“右四曲”,《青阳度》之后标“右三曲”。最明确的说法莫过于郭茂倩的一段话:

“汉、魏之世,歌咏杂兴,而诗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谣,曰吟,曰咏,曰怨,曰叹,皆诗人六义之余也。至其协声律,播金石,而总谓之曲。”[14](第884页)

“曲”既然非“行”之本义,而是一种类概念。那么要找到“行”之本义,还必须寻找别的材料。

《尔雅·释诂下》:“话、猷、载、行、讹,言也。”根据《尔雅》的体例,这里讲的是,“话、猷、载、行、讹”都有“言”意。也就是邢昺疏曰:“皆谓言辞也。”郭璞注此条说:“今江东通谓‘语’为‘行’。”

从这条资料可以看出,在“行”大量用作乐府歌诗题名的时代,它有“言辞”的义项。

不仅如此,后代的韵书也记载“行”有“言”义。如:

《广韵·映韵》:“行,景迹,又事也,言也”。

《集韵·映韵》:“行,言迹也。”

“行”有“言”义或“语”义,是与“语言”有关的词,这样来理解它,就可以看出“行”用作乐府歌诗题名,其实同“吟”、“咏”、“叹”、“歌”等词具有差不多同等的地位与意义。这种地位与意义上的一致性也进一步肯定“言辞”应该是它的本义,而不应像宋明时人那样上升到文体意义上去理解,也不应像当代一些学者那样从音乐演奏的角度去推测它可能有的意义。

还可以找到一些语例来证明这种一致性。李白《猛虎行》中:“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行”、“吟”对举。乐府歌诗篇名有《壮士吟》,还有《壮士行》,有《宛转歌》、《邯郸歌》、《董逃歌》,还有《宛转行》、《邯郸行》、《董逃行》等。

“行”有“言”义或“语”义,所以郑樵在《尔雅注》中干脆说:“行即,瞋语也。”

“行”有“言”义,就可用来指与音乐歌舞相对而言的“歌辞”。这样再来看如司马相如的“为鼓一再行”,就好理解了,就是说司马相如鼓琴一曲,而配两种歌辞。《史记》司马贞索引辑录了这两首歌诗,一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又曰:“凤兮凤兮从皇栖,得托子尾永为妃。交情通体必和睦,中夜相从别有谁?”

用作“歌辞”时,也可“歌”、“行”二字并用,这应该就是“长歌行”、“短歌行”、“艳歌行”等乐府歌诗篇名的原始含义及其由来。

“歌”、“行”二字并用,还有不用于篇题名的情况。此种情状葛晓音在《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一文中追溯到杜甫的《醉歌行》之“感君意气无所惜,一为歌行歌主客”,清水茂否认之,认为白居易的《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之“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才可视为“歌”与“行”并列之熟语[9](第341-342页)。其实《宋书·乐志》中早有“歌”、“行”二字并用的先例。沈约在辑录有些前代乐舞歌诗时是这样行文的:首列**舞歌*篇,次列篇名,再列歌辞,最后总括为“右*篇**舞歌行”。如:

晋鼙舞歌五篇

宣文创洪业,盛德在泰始……

圣祖受天命,应期辅魏皇……

景皇帝,聪明命世生……

赫赫大晋,於穆文皇……

明君御四海,听鉴尽物情……

右五篇鼙舞歌行

其他如铎舞歌行、拂舞歌行、杯槃舞歌行、巾舞歌行都是如此行文。很明显这里的“歌行”即是指相对于乐、舞而言的“歌辞”。只是这里的“歌行”依旧不是后来诗体意义上的“歌行”。

由此可知,“歌行”一词的使用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与“行”一起作为乐府歌诗的题名,代表与乐曲歌舞相对的“歌辞”;二,不用作题名时,用作“歌辞”的通称;三,用作诗体名称。

从《尔雅》中“行”之释义及郭璞等人的注疏看,“行”有“言”或“语”义,是江东方言。从汉至隋唐称自安徽芜湖以下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为江东,即今江苏省南京一带。这就可以清楚地解释清水茂的“为什么‘**行’在乐府诗题中多被使用,‘行’是从哪里起源、怎样得名的”疑问了。

众所周知,汉王朝起家于江东一带,汉乐府也在江东之沛县拉开序幕,乐府歌诗大量兴盛的南朝的主要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也是在江东,那么“行”作为江东方言在乐府歌诗题名中登堂入室,被广泛称呼使用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也可以用来解释“行”之本义为什么会丢失,以至于最后茫然无解的原因:政治文化中心转移,作为一隅方言,“行”之本义渐渐被人淡忘。

收稿日期:2006-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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