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追忆与现世沉迷：唐诗中的金陵与广陵——以江南城市文化圈为研究视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陵论文,文化圈论文,江南论文,城市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代江南①经济文化格局发生了大的改变，曾经的六朝都城——金陵(南京)开始衰落，长江和运河交汇处的广陵(扬州)却日趋繁荣，唐人以诗歌见证这两座城市兴衰消长的历史。鉴此，本文对唐诗中的金陵与广陵②分别作了爬梳和分析，对这两所城市吟咏内容、情感意向等进行多方面的比较。本文对唐诗中的金陵与广陵进行比较研究基于两个维度，一是江南文化格局的维度；二是“城市艳歌”③发展的维度，前者是空间的、横向的，后者是时间的、纵向的。首先是在江南地域范围内，两座城市之中心地位的此消彼长，将给区域文化的发展方向乃至整体格局带来重要影响。就抒情文体而言，六朝以宫体诗与吴歌为文学载体的建康风月逐渐隐入历史，留给唐代诗人的多是劫后的感伤和光荣的追忆。另一方面，广陵成为唐人新的温柔乡，续演着六朝的城市生活格调，比较解读将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唐代广陵对于六朝城市艳歌的传承。
如果说金陵是六朝的代表性城市，那么唐代江南的中心城市则无疑是广陵，这两座城市都体现了当时江南城市经济的最高水平。在六朝末期金陵被毁后，广陵历史性崛起，于是六朝金陵的繁华逐步发展为唐代广陵的繁华。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此发生位移。
南朝梁后期侯景之乱，使建康城遭到严重破坏，陈时稍稍恢复。隋开皇九年(589)文帝灭陈，平建康城邑为耕地，又废毁东府城及丹阳郡城，繁华的六朝古都，被夷为平地。“于石头置蒋州，依汉置太守”④。原南京地区与丹阳、胡孰并入江宁县，与溧水、当涂二县同属蒋州统辖。隋炀帝继位，复改蒋州为丹阳郡。大业十三年(617年)，炀帝命起丹阳宫，准备迁都，计划未及实现已为唐所代。唐王朝继续推行隋朝抑压六朝旧都建康的方针，先后在此设蒋州和昇州，下面设过金陵、白下、江宁、上元等县，金陵(南京)的政治地位已趋中衰。而广陵作为政治军事中心在唐初开始崛起，武德九年(626)，李渊将扬州大都督府从丹阳迁到广陵(扬州)。唐太宗时，在全国设四大都督府，广陵(扬州)为其一。大都督由亲王遥领，由长史主其事。睿宗景云二年(711)，定大都督府长官阶为三品。安史之乱以后，又在广陵(扬州)置淮南节度使，并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朝廷多慎选其人，常以名臣或宰相领之，故有“来罢宰相，去登宰相”⑤之说，由此可见出广陵政治地位的特殊。
在经济功能方面，造成金陵衰而广陵兴最大的原因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大运河贯通后，江南经济中心城市的格局发生巨大变化。隋灭陈后，即将建康城“平荡耕垦”，连接秦淮河与三吴之间的破岗渎也遭到废弃。大运河开通之后，以建康为中心的水运体系完全被大运河所取代，而广陵正处于大运河与长江天然航道的交汇点上，南连江、海，北接淮、汴，成为南北水路交通与运输的枢纽和财货的集散地，以广陵为中心的水上运输网络体系开始形成。唐后期经济重心南移后，广陵的地位更见重要，史称“淮、海奥区，一方都会。兼水漕陆挽之利，有泽渔山伐之饶，俗具五方，地绵千里”⑥。唐政府派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兼理漕运与盐运。代宗广德年间(763-764年)，刘晏对漕运大力改革，使江南之运积广陵以后，“岁转粟百一十万石”。⑦江淮以南八道的漕运都以广陵为转运点，所谓“舟樯栉比，车毂鳞集，东南数百万艘漕船，浮江而上，此为搤吭”⑧。唐代的主要盐产地有嘉兴、海陵、盐城、大昌等十监，除大昌监在山南东道外，其余九监均在江、淮地区，所产淮盐大都于广陵集散。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云：“唐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⑨。正是广陵在水运上独一无二的地位造就了经济的繁荣。
值得注意的是，广陵的全面兴盛是在“安史之乱”后，正如陈正祥在《中国文化地理》中指出“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成为迫使文化中心南迁的三次波澜。⑩如果说“永嘉之乱”后六朝的金陵开创了江南文化格局，那么广陵无疑是南迁第二波最大的受益者，它凭借盐业、珠宝、妓业等特色推动着城市的商业化和世俗化，开创了唐代江南文化崛起的盛况。安史乱后，大量北方移民南下江淮，广陵人口急剧增加，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例如德宗兴元元年(784)杜亚为淮南节度使，广陵城内侨居市民及工商户等多侵衢造宅，行旅为之拥塞(11)。晚唐诗人许浑在诗中曾惊叹：“十万人家如洞天”(《送沈卓少府任江都尉》)，这里“十万人家”虽然不是确指，可以想见当时广陵城的规模。于邺的《扬州梦记》云：“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娼楼之上，常有绛灯万数，辉罗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12)经济的富庶，海内外交流的频繁，吸引了大量文人墨客会聚此间，如历任淮南节度使的就有高适、杜佑、李吉甫、李德裕、李绅等，任淮南节度使掌书记的则有刘禹锡、杜牧等，其他术业有专攻的学者、作家、艺术家更是不胜枚举。另外，当时的广陵城里还有大量的南迁人口，他们大多是有技艺的工匠和有才华的文人。正是这些文人才士、能工巧匠的参与和努力，共同推动唐代广陵发展成为江南地区商业发达、人文昌盛、才士荟萃的中心城市。
随着唐代政治格局的变化，经济文化中心的位移，江南的金陵与广陵形成各自不同的城市风貌，性喜游赏的唐代文人对此有着不同的观感。
唐人对金陵的吟咏(13)，也历经了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其中由历史遗迹而触景生情，由国运兴衰而感怀各异，主题旨趣的演变之迹清晰可见。初唐多描绘江山之胜，抒发政治情怀。初唐诗人虞世南的《赋得吴都》称颂孙吴都城建康的不凡气象，诗中既有“画野通淮泗，星躔应斗牛。玉牒宏图表，黄旗美气浮。三分开霸业，万里宅神州”的豪迈情怀，又有“吴趋自有乐，还似镜中游”的自在自得。张九龄作为开元名相，他的《经江宁览旧迹至玄武湖》在写景之外，侧重探讨历史功罪，如“风俗因纾慢，江山成易由。驹王信不武，孙叔是无谋。佳气日将歇，霸功谁与修”等句，包含了较深刻的兴亡检讨。
李白是盛唐金陵诗创作的代表，其内容多是对六朝政治文化遗存的游赏和追怀，最有名的是《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此诗无论内容还是格调都颇具代表性。就内容而言，它突出了金陵诗多取材山水景物的特点。世事多变，而山水永恒。以山水写人事，却又水乳交融，这正是太白的高明处。之所以写山水，则是因为除此之外，几无可写，“天地有反覆，宫城尽倾倒。六帝余古丘，樵苏泣遗老”(李白《金陵白杨十字巷》)，前代宫苑惟有遗迹，现实中的繁华楼院已很难寻觅。其后的金陵诗在内容取材上大多类此。就格调而言，尽管太白是如此的意气风发，洒脱飘逸中那一丝哀伤却又隐隐约约、挥之不去。
中唐诗人面对日渐衰败的国势，其悲愤和沉痛则通过金陵诗充分表现出来，写金陵也就是写江山之变，检讨历史经验和教训。“辇路江枫暗，宫过野草春。伤心庾开府，老作北朝臣。”(司空曙《金陵怀古》)。更为深沉的咏叹来自于刘禹锡，他所作的大量金陵诗，在盛衰之叹外，有着更多的现实寄寓，《金陵怀古》、《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等都堪称怀古绝唱，所谓“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金陵怀古》)。最著名的则是《金陵五题》之《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到了晚唐，则是末世飘零，金陵怀古诗大量涌现，杜牧、许浑、李群玉、韦庄等的诗作都很有代表性。在数量上，已是大大超越前代，在情感基调上，诗人们完全坠入“金陵悲情”，无法自拔。强大的唐帝国在经历“安史之乱”后，已是繁华过眼，风流消尽。旧日的辉煌，已化为“万里伤心极目春，东南王气只逡巡”的愤懑和“霸业鼎国人去尽，独来惆怅水云中”的感伤。而感伤的极致就是挽歌式的哀悼，唐末韦庄的《上元县》有着比《台城》中的“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更深沉的悲哀：“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兴亡尽此中。有国有家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残花旧宅悲江令，落日青山吊谢公。止竟霸图何物在，石麟无主卧秋风。”《上元县》之于唐人金陵诗的意义在于，向来的一山一水之咏，一朝一代之叹，最后归结为“有国有家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这种终极意义上的人生如梦，万事皆空。乱世的无可收拾，人生命运的不可把握，都浓缩在对“金陵”的咏叹中。此时怀古即是伤今，历史就是现世，“金陵怀古”成为家国之悲、乱离之感的附着和寄托。
以上金陵诗歌尽管内容各异，情感有别，总的来说，对金陵旧日政治地位、军事景观的怀恋和评说作为一条思想线索却又贯穿始终。
与金陵相比，唐代文人在南方活动时更多地往来于广陵，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广陵进入空前繁盛状态。唐代文人或居于此、或仕于此、或游于此，写下了大量歌咏广陵的诗篇。(14)唐代诗人对广陵的歌咏，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初唐、盛唐、中晚唐。初唐以张若虚为代表，盛唐与中晚唐以“安史之乱”为界，前者以李白为代表，后者以杜牧为代表。
较早反映六朝城市艳歌在唐之流变的是唐代广陵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原为陈后主创制的乐曲名，原歌辞已不传。隋炀帝在江都继作两首，今存者，乃五言二韵小诗，如“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共星来”云云。《春江花月夜》在唐代广陵问世有着特别的意义，一方面是地理因素。张若虚之创作，应该说与其家乡的自然环境有关，诗中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实际上是艺术地再现了广陵南郊近江处的自然风光。另一方面则是时代风气的流向。当唐代广陵逐步发展为当时全国的第一大商业都会，被时人号为“扬一益二”的时候，诗人对广陵的选择就是历史的选择。六朝以来至于唐，对于几乎气数已尽的宫体诗而言，《春江花月夜》是一种成功的归结。宫体诗虽已走向尽头，但并不意味着城市艳歌就此消亡，《春江花月夜》同时又是一个新的强盛朝代城市艳歌的开端。
此后的诗人对于广陵的歌咏各有侧重，如果说盛唐诗人所重的是风物，偏于写意，那么中晚唐诗人所重的就是风情，更多写实。就时代气象而言，前一时期思致高远，情味悠长，而后一时期则低回婉转，语带感伤。
李白同样是写广陵诗的代表。这位“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大诗人最早游览的大城市就是广陵。他于开元十四年(726)动身来到广陵，同年夏又由广陵游越中。这一阶段他写了不少歌咏广陵的诗篇，如《秋日登扬州西灵寺塔》、《广陵赠别》等。第一次广陵之游显然令他印象深刻，所以两年后，当好友孟浩然从武昌赴广陵时，他写下了名篇《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作者送别地点是在武昌，却不期成为写广陵的名作。广陵三月显然是个特别的时节，当时已成为许多诗人的共识，“广陵三月花正开”(韦应物《酬柳郎中春日归扬州南郭见别之作》)、“暮春三月晴，维扬吴楚城”(刘希夷《江南曲》其六)。而此诗的特点在于，它对于广陵无一字正面描绘，却令人赞叹地展示了一个使人无限遐想的艺术空间：春日广陵，当是草长莺飞，繁花似锦。
同一时期的孟浩然、王昌龄、岑参、高适等都留下了吟咏广陵风物的诗篇，如孟浩然的《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王昌龄的《客广陵》、岑参的《送扬州王司马》、高适的《广陵别郑处士》等，以俊爽之笔所描摹的都是广陵的风物特色。
而中晚唐的徐凝、张祜、陆畅、柳公权、陈羽、赵嘏、杜牧、许浑、李商隐等着力歌咏的却是广陵的风情，其描绘更偏于内在格调。如赵嘏《广陵道》：“斗鸡台边花照尘，炀帝陵下水含春”，则是借隋代故典写广陵之奢华；张祜的《纵游淮南》：“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写的是广陵的风月民俗；陆畅《赠贺若少府》：“十日广陵城里住，听君花下抚金徽”则是广陵的声色之乐。
在这些诗人中，兼备众长、最具代表性的是杜牧。杜牧在广陵居留的时间其实并不长，较明确的一为文宗大和七年(833)，杜牧时年三十一岁。“春，奉沈传师命至扬州，聘淮南节度使牛僧孺”，任淮南节度推官、监察御史里行，转掌书记，直到大和九年乙卯(835)春，转为真监察御史，赴长安供职。这次在广陵前后二年多，是最长的一段时间。另一次是开成二年(837)，杜牧三十五岁。“春，弟觊患眼疾，不能见物，居扬州禅智寺。杜牧迎同州眼医石生至洛阳，告假百日，与石生东赴扬州，视弟觊眼病。”此后因假满百日按例去官，暂居广陵至秋(15)。广陵繁华的城市生活，显然给诗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其诗作直接写到广陵的就有十余首，如《扬州三首》、《题扬州禅智寺》、《寄扬州韩绰判官》、《赠别二首》等，提及广陵生活的更为数不少，最有名的则首推《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三年的广陵生活让杜牧沉入到这个城市的精神深处，感受着城市的独特脉搏，他那才情勃发的个人体悟代表了整个时代对广陵的理解。可以说，杜牧的诗作在前人基础上对广陵文化底色添加了浓重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笔。从此“扬州梦”成为所有城市中最有名的风月梦，“广陵”也成为“风月绮丽”的代名词。
从张若虚到李白，再到杜牧，诗人一次次的别去来，成就了“广陵风月”的美名。唐人通过自身的亲历与感悟终于完成了对广陵由外而内，由虚而实的抒写过程。
从历时来看，从六朝之金陵到唐之广陵体现了诗歌风气的衍变，唐AI写作广陵诗的开篇名作《春江花月夜》就是对六朝宫体诗风的承传接续，其后对于广陵风月繁华的歌咏和渲染更成为唐诗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共时来看，唐之金陵和广陵诗则又在吟咏内容、情感意向等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差异，这是我们在下文要重点讨论的。
唐诗对金陵的吟咏在叙述时态上属于过去时，在很多情况下，金陵总是与怀古联系在一起，表现对历史的追怀和感悟。在唐人的诗歌中很少正面描绘唐代金陵的景象，即使写到眼前之景，也只是为其后的历史抒怀作一个铺垫。李白由“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想到“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司空曙由“辇路江枫暗，宫过野草春”想到“伤心庾开府，老作北朝臣”(《金陵怀古》)。因为现实的荒芜使诗人无可述说，在诗歌中变幻着的始终是那个笼罩在历史雾气里的六朝都城，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刘禹锡写作《金陵五题》。他在诗前《引》云：
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尝有遗恨。后为历阳守，跛而望之。适有客以金陵五题相示，逌尔生思，欻然有得。他日友人白乐天掉头苦吟，叹赏良久，且曰：《石头》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余四咏虽不及此，亦不孤乐天之言尔。(16)
由此我们惊异地发现，刘禹锡甚至不身临其地，就以穿越时空的想象，写出清新隽永的《金陵五题》来。这正契合了美国学者宇文所安所说的：“面对金陵就是回忆历史，但却是一种历史的过去和文学的过去于其中无法分开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17)刘禹锡的《金陵五题》除了《石头城》是对一种特殊情境的揣测和虚构外，如《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台城》：“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生公讲堂》：“生公说法鬼神听，身后空堂夜不扃”；《江令宅》：“南都多旧第，江令最知名”，都是在对六朝历史故事的探询中寻获灵感的。
我们可以看到，哪怕是在意气风发的唐代前期，诗人写金陵也大都充满感伤。唐代诗人的精神源头本属于六朝，金陵诗的感伤早在六朝诗人笔下就已有了，如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描绘眺望南京，只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不禁产生了“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的伤感，以及“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的悲叹。再如阴铿的《晚出新亭》，面对“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也不由怅惘而问：“大江一浩荡，离悲足几重？”这些都是金陵诗的精神之源。当然使诗人们不甚关注金陵之现世，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唐代恰逢了金陵的盛衰之变，即如初唐王勃所言：“(金陵)昔时地险，尝为建业之雄都；今日太平，即是江宁之小邑”。(18)六朝的光荣与今日的衰落无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人们也许无法面对这种历史的嘲弄，于是诗人都将笔触朝向六朝，追慕从前的荣耀。
而对于广陵却恰恰相反，唐诗中的广陵抒写是现在时，是现世的沉溺，乃是多夸饰、重渲染的城市艳歌。商业繁华熏染着人们的性情，形成这个地区喜文爱美的风尚。从源头上说，广陵的另一称谓“扬州”的由来就有耐人寻味的种种说法。如《尔雅疏》引《太康地记》云：“以扬州渐太阳位，天气奋扬，履正含文，故取名焉”，(19)《通典·州郡·古扬州》又有“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扬也”的说法。沈括《梦溪笔谈》记述：“荆州宜荆，蓟州宜蓟，扬州宜杨。”阮元《尔雅注疏校勘记》卷七辨扬州之“扬”，曾引唐许嵩《建康实录》，谓该书引《春秋元命苞》云：“地多赤杨，因取名焉，则扬州实为杨州”。但诸多说法中，以“扬州人性轻扬”(20)这一观点得到较多认同。扬州究竟如何得名我们这里不拟深究，但唐代扬州人少含蓄、喜夸饰的这种性格特点似已为世人所认可。
表现现世繁华的作品在唐人的广陵诗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姚合在《扬州春词》里用了大量笔墨来描写广陵的艳丽景象：“满郭是春光，街衢土亦香。竹风轻履鸟，花露腻衣裳。”这种繁丽是具有感染力的，以至于“谷鸟鸣还艳，山夫到亦狂”，诗人用清丽婉转的语言所描绘的，似乎是自然美景与世俗生活交融的人间胜景。更多的广陵诗则重在展示时人对世俗生活的沉溺，如权德舆《广陵诗》对于唐广陵的描绘最为全面与细腻，从全景的鸟瞰：“广陵实佳丽，隋季此为京。八方称辐凑，五达如砥平”，到亭台的宏伟壮观：“大旆映空色，笳箫发连营。层台出重霄，金碧摩颢清。交驰流水毂，迥接浮云甍”，再到声色繁华的旖旎：“青楼旭日映，绿野春风晴。喷玉光照地，颦蛾价倾城。灯前互巧笑，陌上相逢迎。飘飘翠羽薄，掩映红襦明。……”，诗人着力刻画繁华都市楼台耸立、流光溢彩的街市美景，更可注意的是诗句背后作者啧啧称赏的心态。
再从情感意向来看，唐人金陵诗多表现诗人的政治热情，展示他们的胸襟和抱负，以及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从中可以看出三个层次的思想脉动：一是抒发政治豪情，二是反思历史，三是干预现实。如前面提到的初唐诗人虞世南的《赋得吴都》，通过描绘孙吴都城的政治气象，来表达对“三分开霸业，万里宅神州”之建康的赞美。而唐人写金陵更多的是写历史兴亡感，考量历史是为了反思历史，寻求历史教训。李商隐《南朝》：“玄武湖中玉漏催，鸡鸣埭口绣襦回。谁言琼树朝朝风，不及金莲步步来……”；李山甫《上元怀古二首》：“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都可以见出晚唐的金陵诗已更侧重于直面历史，提出自己的理性见解。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更是有所寄托的政治讽喻诗，“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面对政治割据、乱象渐生的局面，诗人提出了意味深长的警示，充分表现了诗人以诗歌干预现实的努力。
相比而言，唐AI写作广陵的诗歌中充满着世俗生活的理想和情趣，突出了城市艳歌的浮华气息。这些诗歌在精神实质上与六朝建康流行的吴歌与宫体诗一脉相承，都是基于商业繁荣的城市背景，而在题材选择与表现技巧上也自有特色。广陵城市文化更注重实际利益，诗人们沉溺于世俗生活的快乐，追求感官的各种刺激。广陵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早在隋炀帝南巡时就已现端倪。到了唐代，作为经济重镇的广陵，商业相当发达，城市消费高得惊人，难怪李白“囊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21)杜甫《解闷十二首》亦云：“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由于广陵米价较高，杜甫在行前也不由得要探问一番。
因为远离京都，广陵政治上相对宽松，商业文化繁荣，城市居民特有的生活方式、心理习惯、艺术爱好，也不免影响到士大夫文人的精神面貌。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记载，大司徒杜佑镇淮南时，就曾对宾幕说：“余致仕之后，必买一小驷八九千者，饱食讫而跨之，著一粗布襕衫，入市看盘铃傀儡，足矣。”这说明，诗人们固然比普通民众有着更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时代责任感；同时更为敏感的心灵也渴望着现世的欲望。杜牧在广陵的放浪形骸，在唐代诗人里颇具典型性，他的《遣怀》诗活脱脱就是一幅唐士人的广陵行乐图，《润州二首》里还有这样的诗句：“画角爱飘江北去，钓歌长向月中闻。扬州尘土试回首，不惜千金借与君。”《唐诗鼓吹评注》云：“画角之声飘江北而去，渔人之唱向月中而闻。回望扬州风景，古来艳冶之处，当不惜千金之费，与君买笑追欢也。”(22)在这种“买笑追欢”的氛围中，有关社会使命和历史责任之类是极容易忘却的，权德舆在《广陵诗》中描绘了广陵的种种繁华之后，就开始感慨：“曲士守文墨，达人随性情。茫茫竟同尽，冉冉将何营。且申今日欢，莫务身后名。肯学诸儒辈，书窗误一生。”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几乎代表了居广陵文人普遍的生活观念。张祜《纵游淮南》：“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是说死后的归宿，也以葬于广陵(扬州)为福，在广陵享受生活，在唐人看来真是人生大乐事也。
综前所述，对于唐诗中的金陵和广陵之研究，无外乎两方面：诗人心灵的反映与城市文化的投射，这说明唐诗不仅可作为承载时代心灵的历史读本来看，而且还是呈现城市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载体。就本文而言，我们可以推演出以下一些颇有意义的结论。
金陵与广陵同为对文人产生重要影响的江南代表性城市。两座城市的地位转换，城市与诗歌的互动，使这种变迁成为值得瞩目的文化现象。先从城市文化方面来看，唐诗中的广陵在江南城市文化的演进中扮演着过渡性的角色。六朝城市文化的商业化、世俗化特点，中经唐代广陵的继承和过渡，最后由五代南唐通过金陵自身的复兴来完成这种历史赓续。南唐君臣对于词创作的偏爱和倡导，直接引发了宋词的繁荣，也就是说南唐时的金陵将再次出现在江南城市文化的前台，并承担重要的历史使命。可见，金陵与广陵命运之兴衰消长与时代局势风尚密切相关。
再就城市的文学表现方面而言，这些诗歌表现的典型意义即在于它们与各自城市文化的互融性，它们表现城市文化，同时又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正如宇文所安所说：“较之对真正的金陵或是它那丰富的文学历史的关切，我们的兴趣更多地在于这座城市的一种情绪和一种诗的意象的构成，一种构成这座城市被看方式的地点、意象和言辞的表层之物。”(23)诗歌在叙述时态、抒写内容等方面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金陵/政治文化与广陵/经济文化之间的差异，文学表现的差异体现出文化特质的差异。金陵诗歌就是金陵文化之所以成为金陵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是这种城市文化在演进过程中特质被确立时的重要环节，广陵文化亦作如是观。一是历史沧桑的追忆，一是现世繁华的沉迷，李白、刘禹锡的金陵诗，张祜、杜牧的广陵诗无疑都进入了历史，塑造着各自城市独特的文化形象。我们几乎可以说，没有唐代这些时空交错的文学表现，没有这些诗歌文本的存在，这两座城市的文化也就徒有其表。
分而论之，唐诗中的金陵描写乃是通过“物象的文学化”与“意象的历史化”二度传承，将历史与现实紧密地融合在一起，颇为有序地展现了不同时期的思想倾向与审美观念，具有城市心灵史的意义。比如刘禹锡的《金陵五题》，首先是“物象的文学化”，作者在金陵的现实与历史中寻找最具典型性的物象景观，通过生动的文学描绘，赋予深刻的文化内涵，使物象成为意蕴丰厚的意象；然后是“意象的历史化”，在汇聚古人智慧与现实观感的同时，刘禹锡的“朱雀桥”和“乌衣巷”也作为经典意象进入了历史，传诵广远，又成为后代金陵诗取材的重要资源。这就如同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所宣称的那样，历史大都是由层累积叠地发展而来。唐诗对金陵的歌咏就是对六朝金陵形象的覆盖和重构，今之视古，又有后之视今，而今之古，殆非古之古，层层相续，乃构成了金陵城市文化精神的丰富内涵。
而唐诗中的广陵描写意义不仅在于可作为唐代社会史料的有益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唐诗中的广陵歌咏对于江南城市艳歌的接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从六朝宫体诗、乐府民歌，到唐代广陵的绮艳曲词，再到南唐后主的凄艳绝唱，再到宋词婉约绵丽，以至于明清城市俗曲，最终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诗歌接龙。而就城市文学而言，正因为包括广陵在内的许多唐代城市所兴起的俗讲、变文等俗文学形式显然又是宋元话本的重要源头。所以，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唐代广陵城市文学既是六朝城市文学的发展和延续，(24)事实上又成为宋代江南城市文学的前奏和预演。
注释：
①对于江南的理解向来歧杂，本文所言的“江南”乃是狭义，即长江以南的苏南、浙北地区，而扬州虽处长江北岸，但一般将它视为江南城市。
②“金陵”与“广陵”是唐人对南京与扬州较为常见的称呼。本文在论述中除特定时代的称谓如“六朝的建康”等之外，其他都以“金陵”、“广陵”作为习称，不再一一注明。
③这是一个本文自创的概念。“城市艳歌”是“城市”与“艳歌”的叠合，对之的命名，是基于两个特性的判断：一是诗歌(或歌曲)的城市属性以及所带来的商业化与通俗化特色；二是诗歌(或歌曲)题材对于情爱等世俗欲望的突出，从而具有绮艳的风格特征。中国古代自六朝以来的许多描写城市生活的诗歌都具有这些特征。
④《秣陵集·秣陵集图考·隋》。
⑤[唐]杜牧：《樊川文集》卷十《淮南监军使院厅壁记》。
⑥[唐]陆贽：《陆宣公集》卷九《授杜亚淮南节度使制》。
⑦《唐会要》卷八四《杂录》。
⑧康熙《扬州府志》卷四《疆域》。
⑨[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
⑩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5页。
(11)见《新唐书·杜亚传》。
(12)见丛书集成初编本《教坊记》(及其他九种)，中华书局1985年版。
(13)翻检《全唐诗》，仅诗中带“金陵”两字的作品就有123首。参以夏晨中等的《金陵诗词选》(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俞律等《诗人眼中的南京》(南京出版社1995年版)，季伏昆《金陵诗文鉴赏》(南京出版社1998年版)，叶皓《金陵颂——历代名家咏南京诗文精选》(南京出版社2005年版)等，保守估计，唐诗中写金陵的作品当在500首以上。
(14)从《全唐诗》及其《补编》看，整个唐代大约有120名诗人留下了400多首与扬州有关的诗篇，其数量是较为惊人的。诗人中声名较著者也不下数十人，如张若虚、骆宾王、李白、王昌龄、孟浩然、崔颢、祖咏、高适、刘长卿、顾况、李益、李端、戴叔伦、王建、权德舆、白居易、刘禹锡、李绅、章孝标、姚合、徐凝、张祜、许浑、李商隐、杜牧、皮日休、杜荀鹤、韦庄，等等，他们即景抒情、触物起兴，多角度、多层次地写出了扬州的秀美风光和各自不同的人生感受。另参见李廷先《唐代扬州史考》第十四章《唐代诗人和扬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28～587页。
(15)参见缪钺《杜牧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155页。
(15)[唐]刘禹锡：《刘禹锡集笺证》，瞿蜕园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08页。
(17)[美]宇文所安：《地：金陵怀古》，载乐黛云等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
(18)[唐]王勃《江宁吴少府饯宴序》，《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9页。
(19)见《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4页。
(20)[唐]杜佑：《通典》卷一八二《风俗》一节，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四年版，第969页上。唐李匡
《资暇集》卷中《扬州》条云：“扬州者，以其风俗轻扬，故号其州”。宋邢昺《尔雅疏》卷七《释地第九》也引用李巡语解释扬州之名的由来：“江南其气燥劲，厥性轻扬。”
(21)《李太白全集》卷二六《上安州裴长史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606页。
(22)[清]钱谦益、何焯：《唐诗鼓吹评注》卷六，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页。
(23)[美]宇文所安：《地：金陵怀古》，载乐黛云等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页。
(24)由于篇幅所限，关于唐代扬州诗歌对于六朝金陵城市艳歌的承传问题，笔者将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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