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进取——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历史学论文,年中论文,报刊论文,国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学的功能与价值之一就是进行反思，反思过去意味着对现在的自觉。有反思才能有进取，有反思才能有进步。“对中国历史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重新反思，是近年来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这种反思，因为研究理论、研究方法与过去的明显区别，而具有鲜明的再认识色彩。具体说来，这种再认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传统史学理论的再认识，二是对重大历史现象、历史规律的再认识。”（高翔：《正确对待社会形态研究的历史地位》，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7年第9期，以下简称《历史学》）在过去的一年里，《历史学》共全文转载各类论文166篇（含12组笔谈和专题讨论），本着反思与进取的精神，在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史学史研究等许多方面努力唤起史学界的自觉，体现出一个专业刊物对责任的担当。
一、对历史理论的反思
历史理论是对客观历史进程本身的叙述、解释和评价，在历史研究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此，对历史理论的反思，往往能够反映出史学界反思的深度。
近年来，社会形态理论成为历史理论反思的一个核心问题。史学界不断有人否定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认为它既无马恩的文本依据，也不符合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很大程度上是被斯大林误导的。因此应当抛弃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有些学者对这种轻率的态度提出了批评。如高翔通过细致地分析指出：“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简单否定，轻率抛弃，绝不是历史观的进步，而是一种史学思想与方法的倒退。”（高翔：《正确对待社会形态研究的历史地位》，《历史学》2007年第9期）这种批评和要求在史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要求客观正确地评价新中国史学成就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的呼声一起（李根蟠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笔谈），《历史学》2007年第5期；朱佳木等：《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笔谈），《历史学》2007年第6期；田居俭：《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历史学》2007年第7期；朱佳木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国史研究”专题研讨会发言摘登》，《历史学》2007年第9期；陈其泰等：《唯物史观与20世纪中国史学》（笔谈），《历史学》2007年第11期），构成了理论反思的一道风景。可以预料，类似的反思和争论还将继续下去。
关于个人尤其是英雄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卡莱尔在《论英雄与英雄崇拜》中倡导英雄创造历史的理论，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表达了严格的历史决定论，个人成为历史的工具，而胡克则在《历史中的英雄》中对上述两种历史观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在历史趋势的意义上承认社会规律的有效性，同时认为英雄的历史作用只有在历史发展的交叉点上才可能最大程度地得到表现，因为此时历史发展呈现出多种可能性，英雄个人性格等偶然性才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胡克认为这对于正确认识普通人的选择影响公共生活的作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人民对于民主的参与。高瑞泉借梳理这三种代表性观点之机，重新提出了英雄的历史作用问题，强调了人在历史中的主动性，其背后隐含的，则是对线性历史观的深沉反思，发人深省（高瑞泉：《英雄的历史作用——读胡克的<历史中的英雄>》，《历史学》2007年第1期）。
关于历史发展的趋势，曾有福山提出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之说。江华将福山的理论与沃勒斯坦的历史趋势论作了比较，指出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何种历史的终结。福山认为自由民主社会将终结人类意识形态的发展史，沃勒斯坦则声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体系将面临崩溃。二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观。福山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单线进步的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沃勒斯坦的历史观是唯物主义的、多元的和全球性的。三是历史的终结和主体的实践。福山认为在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后，人们的实践是消极的，所获得的只是物质的满足。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历史终结后，美好的社会只是一种可能，因而主体的实践变得非常必要而且意义重大。而两人历史终结论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西方世界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前景的不同认识（江华：《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历史的总结——福山与沃勒斯坦历史趋势论之比较》，《历史学》2007年第3期）。
对历史理论中的其他重大问题，也有学者进行了反思。如李根蟠重新回顾了侯外庐先生提出的奴隶社会起源与发展的“两条路径、两种类型”说，指出“路径”说的意义不在于是否给予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一个正确的解答，而在于在肯定东西方历史发展具有共同的规律性的基础上承认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从而在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框架内开辟了一条寻找中国历史特殊性的道路。这种思路对中国古代历史特点的揭示很有深度，也很有启迪作用（李根蟠：《试论侯外庐的“古代”不同路径说》，《历史学》2007年第11期）。王志刚分析了何干之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有关理论，肯定了其理论的科学性，并对那种轻易否定前人理论成就的现象提出了批评（王志刚：《何干之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理论的意义》，《历史学》2007年第11期）。这种反思，说明史学界对前人的理论成就不但有很好的继承，还将有继续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重大理论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注重对历史发展的细部进行理论的阐释和反思。比如关于思想在历史发展中的位置和作用，刘泽华以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的阴阳组合结构为例指出，思想通过铸造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来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而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过来又会推动人的思想的变动。二者是互动关系（刘泽华：《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历史学》2007年第1期）。盛邦和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论题，认为它不但应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而且与西欧和俄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相比也有自己的特点，是宝贵的民族精神遗产（盛邦和：《中国“儒家社会主义”论析》，《历史学》2007年第7期）。对于中国古代史上经常出现的“中兴”局面，刘太祥从政治保障、经济基础、外部环境等方面分析了它的成因（刘太祥：《中国古代王朝“中兴”局面的形成原因》，《历史学》2007年第1期）。对近代启蒙运动的反思反映了学者们对近代中国思想发展路向、困境及其可能选择的思考。反思是从原点——什么是启蒙运动开始的。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指出，20世纪中国的启蒙运动具有致命的缺陷，如知识精英没有达到真正的启蒙状态，有急功近利和政治实用主义的倾向等。正是这些缺陷，使中国启蒙运动总是半途而废。对于当代的所谓新启蒙、后启蒙、第三启蒙等学说，也有学者进行了评论，并提出了当代启蒙的历史使命（李宏图等：《“历史学语境中近代启蒙的反思”》（笔谈），《历史学》2007年第12期）。这样的论述还有很多，说明史学界的理论反思正在不断走向深入。
对于当前学界流行的历史解释理论，也有学者提出新的看法。如张新光对学界流行的以“国家－社会”理论模式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提出了质疑。他以“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之说为批评对象，分析了中国古代的“县政”之理和“县政”之弊，指出与其说“皇权不下县”，不如说“国家的公共服务职能不下县”更准确。实际上，作者的用意是提醒我们在运用西方历史解释理论时应注意其效度与范围，尤其是其赖以产生的历史土壤与中国历史的差异，不宜不加区别地直接套用（张新光：《质疑“皇权不下县”——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历史学》2007年第7期）。关于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张京华认为它恢复了晚周诸子学的合法性，但同时它继续漠视三代王官学，而三代王官学正是晚周诸子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源头。“轴心时代”理论与中华文明对接中的偏差，其影响将是流与源的颠倒、反题与正题的倒置和各期学术史的逐次错位（张京华：《中国何来“轴心时代”？》，《历史学》2007年第12期）。
二、对史学理论的反思
历史学的发展需要理论的创新（李学勤：《理论与历史学的创新》，《历史学》2007年第6期），而对史学理论的反思是史学创新的一个动力，可以反映出史学界进行反思和争取创新的自觉程度。从反思的情况看，既有对史学理论问题的整体思考，也有对具体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呈现多层多样的特点。
何兆武对史学理论问题的整体思考是有代表性的。他在《对历史学的反思》一文中，探讨了很多历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看法。他首先强调史学研究应有“自我批判”的自觉，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文世界的历史，史家所追求的不应仅仅是考订史实，还须解答史实背后的人文动机，因此历史学从本质上说具有艺术的成分。创造历史的人具有两重性，既是自然人，又是自由人。由此历史也具有两重性，即它是必然（客观规律）与自由（主观创造）的合力推动的。进而历史学便也具有了必然（科学）与自由（人文）、一致与分歧的两重性。因此，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能简单地把科学性等同于某种普遍性，历史学的结论也不宜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上，而需深入到具体的个性之中。如何深入前人个性，了解并传达前人精神的深处，正是历史研究的难点所在。科学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方法各有其弊端，是历史研究应当避免的（何兆武：《对历史学的反思》，《历史学》2007年第1期）。
中国史学如何走向世界，是学者们反思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瞿林东认为，“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要在两个方面作出新的努力。一个方面是要有新的世界眼光，一个方面是要更加自觉地彰显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将会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并使其以更大的步伐迈向世界。”张广智对此表示赞同。周一平、王嘉川认为比较研究是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和方法。戴晋新阐释了21世纪中国史学的意涵与范围，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发展中国式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思路。（瞿林东等：《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笔谈），《历史学》2007年第4期）章开沅则认为，中国史学只有在研究视域、研究手段、研究团队等方面全球化、国际化，才能走向世界（陈才俊：《史学的品格与历史学家的使命——章开沅教授访谈录》，《历史学》2007年第7期）。
对国外史学理论发展动向的关注，也是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朱政惠指出，近年来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正逐步成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海外中国学研究对中国史学的深入研究，以及史学史研究对推动海外中国学发展的意义是双重重要的。（朱政惠：《关于史学史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历史学》2007年第4期）。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有一组笔谈专门探讨（王加丰等：《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历史学》2007年第8期）张旭鹏介绍了印度的“庶民研究”所反映出的后殖民史学趋势，认为“庶民研究”努力建构的书写非西方历史的新模式，以及由此导致的后殖民史学对非西方历史学的重新定向具有普遍意义，值得第三世界的历史学者借鉴与思考（张旭鹏：《“庶民研究”与后殖民史学》，《历史学》2007年第1期）。英国学者彼得·伯克对西方历史思想中的十个重要命题作了反思，如西方历史思想对发展或进步的强调，对集体力量或至少某些集体力量的非同寻常的重视，关心认识论和历史理解问题，等等（[英] 彼得·伯克著，宋立宏译：《全球视野中的西方历史思想：十个命题》，《历史学》2007年第5期）。这些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反思正可以作为我们思考中国史学的参照。
对于史学的作用和史家的责任，庞卓恒认为史家要尽量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避免消极影响，即要能以自己的著述极力读者增长鉴往知来的科学知识，从而积极奋进去创造新的生活，同时尽量避免相反的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科学的历史观非常重要（庞卓恒：《历史观与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历史学》2007年第7期）。章开沅则认为，史学只有保持独立的科学品格，才能发挥其独特的社会功用。史家只有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达致“通识”与“圆融”的境界，才能表达对人类历史乃至宇宙生命的终极诉求（陈才俊：《史学的品格与历史学家的使命——章开沅教授访谈录》，《历史学》2007年第7期）。
有些学者对史学理论在上古史重建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很感兴趣。李扬眉指出，“古史辨”派所谓的“东周以上无史”论实际上是一个被“证据”法则逼出来的结论，而要重建上古史，必须冲破材料及证据的局限，充分发挥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或富有阐释力的“假设”的作用（李扬眉：《“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历史学》2007年第1期）。李幼蒸甚至将顾颉刚的“典籍科学考据学”与历史符号学联系起来，认为它奠定了此后中国古史学与世界主流历史理论深入沟通的基础，并将积极参与到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建之中（李幼蒸：《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历史学》2007年第8期）。陈淳也认为，西方历史学和考古学都发生了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转变，我国的古史重建和文明探源同样应该超越编年学和文献学的窠臼，全面了解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轨迹并阐释其原因（陈淳：《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历史学》2007年第2期）。这种反思，对于上古史研究中过于重视材料而轻视理论的现象，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史学理论的一些传统命题，也有学者进行反思。如宋学勤对史家修养论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宏观的阐释，强调了其在当代的丰富与发展，突出了其现实意义（宋学勤：《史家修养论的演变及其现实意义》，《历史学》2007年第3期）。
三、对史学方法论的反思
对史学方法论的追求和实践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的一个显著特点，史学方法论领域也异彩纷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史学的发展。对于新的史学方法论，方志远认为“不仅不应排斥，而且必须接纳和改造以为己用”，这是历史学不断得以发展的重要动力。他提出的“史无定法”与“史有定法”、“史有定论”和“史无定论”之说（方志远：《历史研究方法论二题》，《历史学》2007年第10期），正说明了我们对新的史学方法论应取的态度。
对史学方法论的反思可以反映出史学界思考的成熟度。在过去的一年中，史学界既有对史学研究基本方法的深入论述，也有对新涌现的史学方法的理性反思，思路非常活跃。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和生命，处置史料的方法也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很多学者强调史料的基础价值和作用，瞿林东认为，前辈史家对待史料的见解、方法和经验值得借鉴。他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即重博闻善择，重分类辨析，重金石之学与二重证据，关注大量的、普遍的、主要的史料，重视史料的二重性，指出观察的规律性和史料的生命力是两个重要的问题。也有学者对史料的范围和内容进行了探讨，尤其是对金石史料和网络史料之内涵、特点和价值的分析，值得关注（瞿林东等：《历史研究中的史料学方法论问题》（专题讨论），《历史学》2007年第6期）。
关于史学方法论领域的新进展和新趋势，史学界的讨论是十分热烈的。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受到了学者们的特别关注，有两组笔谈专门探讨相关问题。探讨是从反思中国思想史的学科定位开始的，而这又涉及到对西方近代以来所建立的学科分类体系及其对中国学术之影响的反思。事实上，即便是在西方，分科学术的弊端也早已为人们所认识，所以西方学界一直大力倡导“跨学科、超领域”的科研。而一些中国学者却自立畛域，严守门户，结果造成学术对立。为消解这一弊病，应大力开展跨学科、超领域的研究，运用多元学科的研究方法。关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张荣明认为应先有归纳，后行演绎，“全面选择被研究的文献资料，甄别文献资料的真伪，判定文献资料的性质，然后对文献资料作全面的归纳分析，最后形成有前提条件的结论。”他还将近百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划分为四个阶段：哲学的方法、历史理论的方法、历史文献的方法和对多学科方法的新探索。他同时还强调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是“价值中立”，即努力消除自我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研究工作的干扰。曹峰则对利用出土文献改写思想史持审慎态度，认为出土文献虽为改写思想史提供了可能条件，但由于出土文献自身的局限性及研究的复杂性，限制了其功能的发挥。若不警告长期艰苦的文本整理和复原，不能轻易用出土文献来改写思想史。方光华提出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三个向度：一是深化对中国思想史学科范畴的理解，二是加强对中国思想史多样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三是提高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文化自觉反思境界（陈启云《跨学科与超领域的研究》、张荣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科定位》，《历史学》2007年第1期；曹峰：《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历史学》2007年第12期；张荣明等：《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与边界》（专题讨论），《历史学》2007年第7期）。
地方史研究的兴起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动向，而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其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崛起，尽管有外来刺激作为自身的动力，但研究者“生活身份”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契合无疑是一个重要特征。杨念群以“在地化”来概括这个特征。他认为“在地化”学者的优势在于能够充分调动长期积累的本地生活经验去验证过去曾发生在这个地方的各种似曾相识的历史经验，由此把他们的生活经验学理化，从而增加对地方历史的现场感和敏感度，提升研究品质，而不必像“非在地化”研究者那样去熟悉环境和经历角色转换。但它的一个可能后果是对历史的理解过于“地方化”。因此，“在地化”经验不应仅仅成为直观表述某种“地方感觉”乃至“地方传统”的工具，而应更善于在敏锐地把握地方感觉的同时，注意跨地方的因素，以及由现代政治与社会所塑造的“现代历史感觉”的作用，并考虑这种作用与“地方感觉”和地方传统相互塑造的动态图景。他进而提出的“中国历史学需要什么样的感觉主义”问题，对地方史和社会史研究具有方法论的启导意义（杨念群：《“在地化”研究的得失与中国社会史发展的前景》，《历史学》2007年第4期）。
环境史所构建的是人与自然和自然史与社会的历史相关联的历史叙述的新模式，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新视角，因此受到了史学界的很多关注。梅雪芹指出，环境史倡导和实践的是一种更宽泛、更真实的人道主义，因为它既关注抽象的人类，也关注具体的人群和个人，还关注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环境，这一视角突破了“人类唯一”的狭隘意识以及“精英主义”的英雄史观，是解读人类文明的新范式，将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待自然和他人的态度与行为，有助于人们反思应该怎样生活、应该为什么生活，以便挖掘人存在的丰富意义，从而使史学在新时代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格非：《公共史与环境史》，《历史学》2007年第1期；梅雪芹：《论环境史对人的存在的认识及其意义》，《历史学》2007年第3期；《环境史：一种新的历史叙述》，《历史学》2007年第11期）。
“新文化史热”是最近30年里西方史学最显著的新趋势，大量视角独特、内容新颖且雅俗共赏的文化史论著层出不穷。从喜怒哀乐、身体发肤，到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可以被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象征展开历史的演绎。周兵对这种西方史学趋势作了系统的介绍（周兵：《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历史学》2007年第5期）。
叙事史方法越来越多地被提出。如池桢认为，当代历史研究中，结构的、分析的、计量的史学大行其道，而叙述的历史学则遭到了强烈排斥。这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对科学的盲信和史学研究中人的缺乏。这些更进一步导致了当代史学远离大众，大众对历史学的兴趣急剧降低。“现代叙史”试图纠正这一弊病。它强调历史与文学的同质性，认为历史学英国大胆借用现代文学手法，恢复历史学对人的关注和其叙事功能，重新赢得读者（池桢：《历史学的文学之翼：“现代叙史”》，《历史学》2007年第2期）。
城市史研究也是近年来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被分为三个层次，即城市群、城市和城区研究。苏智良对城区史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作了探索，分析了城区史研究的对象、城区的界定标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等（苏智良：《城区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历史学》2007年第4期）。
发生学方法对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张乃和认为，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使这一方法走向科学，形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生学方法。它是对现实及其发生前提和发生过程进行研究的方法，可以简单概括为“两点加过程”的研究方法，两点就是所研究对象得以发生的起点和终点，过程就是从起点到终点的生成转化。它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张乃和：《发生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2007年第12期）。
一些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也受到了重视。比如，赵丛苍、郭妍利对科技考古学的内涵、目标及其理论与方法进行了阐述，提出科技考古学作为考古学分支学科的时机已基本成熟，应努力构建科技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并提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赵丛苍、郭妍利：《科技考古学初论》，《历史学》2007年第3期）。
四、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反思
不断地、自觉地反思史学发展的历程，调整史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在当代得到了很好的延续，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甚至出现了一个回顾和反思中国史学尤其是近现代史学发展历程的高潮。这种反思反映了中国史学界建设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中国史学的高度热情。在过去的一年里，这种反思继续沿着史学研究史和史学发展史两个方向前进。
对史学研究史的反思，是在反思史学发展史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更具基础性的指导意义。瞿林东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80年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即草创时期（20世纪30－40年代）、沉寂时期（20世纪50年代）、活跃时期（20世纪60年代前期）、再度沉寂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70年代中期）、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至今）。其间，它经历了两个马鞍型的演变轨迹。他着重论述了草创时期、活跃期和发展期史学史研究所取得的各方面的进展和成就，指出现阶段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主要面临两个问题，即史学在社会中占据什么位置和“史学如何寻找自己”。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史学就会不断发展，社会也会从中受益。展望前景，他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应在三个方面取得明显的、更大的进展：第一，继续推进开创性研究，其重点将反映在理论研究、多民族史学研究和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方面。第二，撰写翔实的中国史学史著作。第三，重视和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这些论述，不但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而且为整个中国史学提供了很好的反思背景和参考建议，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历史学》2007年第10期）。
对史学发展史的反思，朱维铮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分别考察：“一、中国的历史编纂学史；二、中国的历史观念史；三、中外史学交往史。”他从过程和形态两方面对中国18世纪以前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作了考察，特别是其对历史编纂形态的论述颇能启人深思（朱维铮：《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历史学》2007年第2期）。对于当前史学发展的特点，孙卫国认为主要有四点：一是主流意识的式微与理论上的多元化，二是史学研究领域的跨学科化与新领域的不断涌现，三是史学方法的多元化，四是史学的全球眼光。而历史人类学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中外学者们对此表示赞同，并对历史人类学的由来、范围、对象、方法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也谈到了中国包括台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状况。大家对历史人类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发展前景比较乐观，认为它代表着历史研究的一种新趋势（[美]萧凤霞、包弼德等，刘平、刘颖、张玄芝整理：《区域、结构、秩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历史学》2007年第12期）。还有很多思考，是以专题或专人的形式进行讨论的，限于篇幅，兹不多列。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史学界还在文献学、方志学、史家研究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新的认识，丰富了史学反思的内容。
反思的目的是为了进取。从反思的广阔范围来看，从反思的深度、自觉度和成熟度来看，史学界的反思正在不断地走向深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史学会在不断的反思中取得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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