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演进视角下中国服务业行业发展异质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行业发展论文,服务业论文,视角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服务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升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已经成为新一轮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自我国1992年颁布《关于加快第三产业的决定》以来，服务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分别由1978年的23％和12％上升到了2012年的44.6％和36％。可以肯定，服务业的发展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产值和就业规模不断扩大，但和其他经济相比，服务业仍存在增加值比重低、就业比重低以及人均增加值低的三低现象，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相比亦明显落后。因此，加快服务业经济结构调整，实现服务产业结构升级成为推进服务业科学、高效发展的关键。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技术进步一直被强调为推动经济集约型增长的重要源泉，但在服务业实现质的增长过程中，除了需要依靠技术进步，对现有技术的充分挖掘和利用同等重要，如果科研技术和实际经济发展相脱节而使得先进技术无法得到有效运用和转化，那么技术进步断带来的经济增长同样会由于效率损耗而减少，从而直接影响服务业发展的速度和水平。鉴于此，本文从效率演进的视角出发，从细分行业层面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加以解析，对于认识服务业及其各细分行业的动态演变态势，探讨行业发展异质性背后的内在机制，解决服务业发展存在长期“滞后”的困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评述 相较于农业和工业而言，关于服务业效率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区域和行业大层面。在区域服务业效率分析方面，大量文献主要是从时间维度对服务业整体演变趋势及动力源泉进行分析。郭克莎(1992)[1]通过索罗剩余值对中国三大产业在1979—1990年间的TFP年均增长率进行了比较，从供给角度对服务业增长效率进行了分析。程大中(2003)[2]采用1978—2000年时间序列数据和新古典框架的索洛余值法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增长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顾乃华和李江帆(2006)[3]采用1992—200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对劳动服务业增加值区域不均衡的影响，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导致服务业技术效率差异的原因。杨向阳和徐翔(2006)[4]采用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通过1990—2003年省级面板数据，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并发现在此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杨勇(2008)[5]采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发现中国服务业TFP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980年以前波动较大，在1980年以后相对较为平稳。蒋萍、谷彬(2009)[6]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从区域角度对中国服务业TFP增长率进行分解，揭示其效率演进过程中所存在的阶段性特征。吴建新(2010)[7]51-60运用非参数生产前沿方法将我国1978—2007年服务业劳均产出增长分解为效率变化、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贡献三个部分，采用核密度分布方法分析了上述三个部分对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臧霄鹏、林秀梅(2011)[8]以我国2009年31个省份为例，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服务业运营效率进行了分析。许建平、任燕(2012)[9]采用DEA-Malmquist模型，从区域的角度出发，对服务业的效率特征以及区域服务业的效率差异进行了考察。杨向阳(2012)[10]以东部9个省份为例，采用Hicks-Moorteen指数法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角度对中国TFP增长进行了考察。 关于服务业内部行业效率的发展研究则主要侧重于从专业分工与技术创新、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互动等视角对生产性服务业生产率及效率进行研究。Eswaran和Kotwal(2002)[11]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的基础。Bathla(2003)[12]指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使部门间的分工与合作关系日益加深。Guerrier和Meliciani(2003)[13]通过投入产出表对OEDC国家FCD服务研究发现，服务业与制造业需求以及信息通信技术是影响FCD专业化水平以及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另有学者从专业分工与技术创新的角度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服务业进行了比较，并对其差异性进行了分析，如Aslesen和Isaksen(2007)[14]、Bryson等(2008)[15]。国内学者中，刘明宇等(2010)[16]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发展关系，是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价值链效率的有效途径。刘浩、原毅军(2010)[17]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共生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顾乃华(2010)[18]采用SFA模型，根据城市面板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影响工业获利的渠道进行了分析。亦有部分学者针对服务业内部单个行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如徐盈之、赵玥(2009)[19]利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1997—2006年间信息服务业的TFP进行了测度和分析。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可以看出，目前对于服务业效率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之上，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1)在对服务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提升问题上，现有文献基本上是从整体时序和省际差异角度展开的研究，鲜有文献是从各细分行业的视角进行分析。本文根据我国服务业各细分行业在1990—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对服务业TFP增长及其效率演化过程进行分析和解读。(2)在对各行业生产率、技术进步、效率改进等测度方面，现有文献多采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鉴于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具有随机误差的影响，本文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法对各行业的TFP、技术进步及技术效率等进行测度，以避免采用DEA法而忽略随机误差对效率的影响。(3)在对服务业效率演进分析的过程中，本文采用一步估计法实证检验制度以及技术结构对服务效率所产生的影响，进一步对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演化趋势以及各行业发展的异质性现象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和探讨。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一)研究方法 1.模型构建与TFP分解。目前，对于产业TFP的测度可分为参数的随机前沿模型(SFA)和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本文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SFA)对我国服务业各行业的TFP及其分解部分进行测算。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其中，
为实际产出；
为前沿生产函数，代表完全效率时的最大经济产出；
为要素投入；
为非负的随机变量，是技术无效项，服从iidN(μ，
)削峰正态分布；
表示实际产出对最大产出的偏离，
为随机误差项，表示由于经济波动及统计误差等因素所造成的随机扰动。i和t分别代表服务业各细分行业和年份。 由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放松了常替代弹性的假设，在形式上更具有灵活性，能够更好地避免由于函数误设所带来的估计偏差，因此，本文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作为具体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形式，构建模型具体如下：
其中
，表示投入要素j的产出弹性；
，代表规模经济效应；
，代表相对于总体规模报酬而言，要素j的产出弹性在要素市场充分竞争以及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要素的投入产出弹性应当等于要素在总成本中所占的份额，亦即
，当两者存在偏离时，存在资源配置效率问题(蒋萍、谷彬，2009)[7]47。由此，根据公式(8)可以将TFP增长率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改进、规模效率改进以及配置效率改进四部分。 2.技术无效方程模型构建。为了深入考察服务业效率演进的历史进程，本文将影响技术效率的最重要的制度因素引入技术无效方程，同时考虑技术结构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而对行业技术效率的演化过程进行系统分析。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本文主要对2004—2012年服务业各行业技术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 首先，在制度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一直与制度的变革和政策的演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制度是影响技术效率变化的重要因素[21]。原有体制的改革和调整对服务业行业技术效率的演进有着重要影响，对于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制度变量的选取。本文主要针对制度变革过程中主要特征进行描述，具体数据包括：(1)政府行为经济影响：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2)对外贸易：进口贸易占GDP比重以及出口贸易占GDP比重。(3)市场化改革：非国有单位的就业比重。(4)外商投资：FDI占GDP比重。(5)工业化程度：人均工业增加值。结合以上分析，本文构建包含制度因素的技术无效方程如下：
其中，gov代表政府因素，im代表进口贸易，ex代表出口贸易，mar代表市场化因素，fdi代表外商投资，ind代表工业化程度。
为待估参数，
为技术无效方程的随机误差项，服从N(0，
)的正态分布。 其次，在技术结构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方面，外商投资以及对外贸易等方式能够带来TFP的快速增长以及技术效率的提高，但对于在此过程中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还取决于技术结构的选择。一个经济体的技术结构包括两方面：技术装备程度和技术水平。对于低等技术水平而言，其主要与手工工具以及半自动化机械相对应，而对于高等技术水平而言，其涉及的是自动化机械以及计算机控制。由于高技术水平代表的是尖端技术和高资本密集度，加大高等技术的投入能够提升高等技术与低等技术的投入比，从而带来高等技术设备生产效率水平的提高。但如果一味地加大高等技术设备的研发投入而忽略低等技术水平，技术结构的不合适亦会使低等技术水平大幅度下降，从而造成技术效率的损失并阻碍整个经济效率的提升。因此，合理的技术结构必须在提升高等技术设备效率水平的同时，增加对于低等技术的外部正效应，促进低等技术效率水平的改进和提高，才能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器(Romer,1986,1990)[22-23]，进而避免技术的偏差和技术效率损失(Jones,1995a,1995b,2002)[24]-[26]。 对于技术结构的测度，本文参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展战略组所提出的“技术选择指数”(TCI)来表示技术结构，用某一行业或经济体部门的实际资本劳动比率除以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资本劳动比例，即：
其中
为i行业的实际资本劳动比率，K/L为整个经济体的资本劳动比率。为了考察对外开放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服务业各行业的影响过程中，技术结构所起到作用，本文采用交互项方法将技术结构引入技术无效方程中，由此公式(8)进一步扩展为：
其中
为技术结构变量。那么包含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
代表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在对技术效率影响因素进行测度分析的过程中，通常采用的方法包括两步估计法和一步估计法，两步估计法是先通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计算出技术效率指标，然后根据技术效率估计值对外生影响因素进行回归，由于技术无效部分的非负性质，需要采用截断回归。一步估计法是直接将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包含进生产函数分析框架，对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技术无效方程进行联合估计，将所有的测算任务一次完成。由于两部估计法在测算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计量缺陷，①在此本文采用一步估计法，运用Frontier4.1对我国服务业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以及技术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二)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在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划分方面，我国以2003年为界，对第三次产业进行了重大调整。为了数据一致性和准确性，本文以2003年为界，分别对1990—2002年以及2004—2012年两个时间段服务业各行业的发展进行研究。由于2003年各行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就业人数数据所使用的行业口径区别较大，为了尽量减少误差，本文将2003年的数据予以剔除。另外，由于农、林、牧、渔业从2003年起被划入第一产业，并且“其他服务”这一项被取消，因此，本文在对2003年以前细分行业作为研究对象时，对这两项将不予考虑。对于TFP、技术进步以及技术效率的测算需要收集和处理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产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数据。 1.服务业产出。本文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作为度量服务业产出的指标。为避免服务业核算的低估问题，本文选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经过普查修订的服务业产出数据，借鉴王恕立、胡宗彪(2012)[27]15-27对服务业各行业产出增加值的估算方法，对各行业1990—2002年的GDP进行估算。具体方法为：修订后的服务业各行业GDP=(修订后的第三产业GDP-金融业-房地产业)原来的分行业GDP/(原来的第三产业-农林牧渔服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②2004—2012年数据取自2006—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基于数据的可比性，所有数据均根据“第三产业增加值指数”换算为1990年不变价。 2.劳动投入。本文以“年末从业人员数”作为劳动力投入指标，1990—2002年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2004—2012年数据根据以下方式计算：(1)2004—2006年这四大行业的乡村就业人员数可直接从2004—2006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获取，2007—2012年这四大行业数据可按以下方式进行估算：首先计算出2004—2006年四大行业乡村就业人员占乡村总就业人员的平均比例，然后根据该比例和2007—2012年乡村总就业人员数值计算出2007—2012年四大行业乡村就业人员。(2)根据1997—2003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服务业各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和城镇就业人员数据显示，除了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这三大行业以外，其余行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据和城镇就业人员数据相同，可直接采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作为城镇就业人员数。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的城镇就业人员数可根据1997-2003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占城镇就业人员数的平均比例以及2004—2012年这三大行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进行估算。(3)将服务业各行业乡村就业人员数与城镇就业人员数相加，获得服务业各行业最终的总的就业人员数。 3.资本投入。由于缺乏资本投入的官方统计数据，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对服务业各行业的物资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公式为：
其中，
表示i行业在t年和t-1年的资本存量，
表示基年资本存量，
分别代表i行业在t年的不变投资额和资本折旧率。在1990—2002年以及2004—2012年两个时间段中，基年1990年服务业各行业的资本存量以及基年2004年服务业各行业的资本存量，本文运用Harberger(1978)[29]提出的稳态方法(steady-state method)，推导起点时刻物资资本的存量，该方法是基于“稳态时资本产出比不变或资本增长速度等与产出比增长速度”的假定，具体公式为：
其中
表示服务业各行业实际增加值在1990—2002年及2004—2012年平均增长率表示，折旧率
本文采用Wu(2009)[30]对中国31个地区采用模拟方法所得到的服务业平均折旧率4％。对于当年的投资额，闫星宇、张月友(2010)[31]和刘兴凯、张诚(2010)[32]等采用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投资指标。由于缺乏服务业各行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官方统计，因此与王恕立、胡宗彪(2012)[27]19以及杨勇(2008)[5]49一样，本文采用全社会服务业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指标来衡量。 四、服务业各行业效率演进解读：异质性内在机制 本文通过Frontier4.1对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与技术无效方程的联合方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SFA模型中大部分参数统计检验为显著，模型回归效果较好，r值为0.999，说明我国服务业各细分行业中存在着技术非效率，且生产函数偏离前沿面主要是由生产的无效率造成的。同时，r值趋近于1，且LR检验通过了显著性和χ[2]分布检验，说明上述误差项存在着明显的复合结构，采用SFA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一)各行业技术效率演进 根据表1模型测算结果可以看出，在技术无效方程中，政府财政支出变量影响系数为-2.194，表明政府在服务业领域财政支出的增加能够促进技术效率的提升。政府政策投资在服务业重点领域的适当倾斜和引导，能够带动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提高。按照市场机制的配置要求，财政资金在服务业领域投资的重点在于社会公共服务领域[33]。通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大，科教文卫以及社会保障领域支出的增加以及国家服务业引导资金③对于具有较强正外部性的行业以及新兴行业发展的支持，能够为服务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在拓宽服务业获取投资资金渠道的同时，调动企业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市场化改革的影响系数为-1.488，说明市场化改革对于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具有正的影响效应，且显著性较强，表明中国市场化过程中，对于行业垄断经营以及过度市场准入限制等方面的政府规制改革，推动了服务业非公有制服务行业的发展以及整体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相较于其他制度影响因素而言，在我经济转型过程中工业化程度对于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影响力较弱，影响系数仅为0.00002。 对外开放对于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影响主要通过进出口贸易以及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在不考虑技术结构交互式影响的情况下，进口贸易和外商投资的影响系数分别为-3.804和-1.614，表明这两方面对于技术效率的提升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二者的显著性整体较弱。分析其原因在于：从竞争的角度来看，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跨国公司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竞争，从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行业通过技术升级和流程再造提升自身技术效率水平，推动经济增长。但从技术溢出的扩散效果来看，对我国的传统行业而言，大多仍属于劳动密集型，技术水平低下，与国外的技术差距较大，通过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对行业自身生产率和效率水平的提高并不显著，而跨国公司进入国内市场后，对国内企业产生“挤出效应”，造成国内企业人才流失并丧失技术主导权，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内资企业的创新能力。对于高科技行业而言，其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要求具备较高的吸收能力，而目前国内企业同外资企业之间技术差距较大，专有人才和研发投入匮乏，故而享受技术溢出效应成果的能力有限。出口贸易的变量影响系数为0.215，说明其对于服务业技术效率具有负的影响效应。这是由于国内企业自身技术水平与国外先进技术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使我国在出口贸易过程中缺乏国际市场竞争力，不能享受技术扩散效应所产生的逆向成果。 在加入技术结构的交互影响因素后，对外开放中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行业的影响效应有了显著提高，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效应的显著水平达到了1％。对于出口贸易而言，其对于服务业技术效率的负效应有所增加，这是由于出口贸易主要享有的是技术扩散效应的逆向溢出成果，当服务业出口行业拥有合理的技术结构时，研发投入比重的增加使这些行业自身技术水平提高，这使其从出口贸易渠道所获得的技术溢出效果愈小。对于外商直接投资而言，合理的技术结构意味着行业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使得服务行业的技术主导权和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与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也有所缩小，从而使得服务行业对于国际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消化能力增强，能够更好地通过技术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提升行业技术效率。 为了进一步对技术效率的演化状况进行说明，图1显示了我国服务业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改进在1990—2012年间的变动情况。④如图1所示，从总体变化趋势上看，1990—2002年各行业技术进步的增长与技术效率改进均呈下降趋势，技术进步相较而言更为明显(见图1a、图1b)。在2004—2012年间，各行业技术进步速率和技术效率改进整体比较稳定，变化幅度微小，并且在技术进步中，大多数行业平稳中带有上升趋势，而在技术效率改进中，仍有部分行业技术效率改进呈下降趋势(见图1c、图1d)。可见，中国服务业行业的技术进步水平在逐步提高，TFP增长的主导力量正逐步由技术效率改进向技术进步转变。服务业技术进步何以由过去的发展落后转变为不断提升，并逐步成为带动TFP增长的主导力量，其原因可以主要归结于中国科技体制的改革。自从1992年十四大明确了科技体制改革目标，并于1999年国家在技术创新大会上对科技体制改革进行了实质性的调整之后，中国的科技结构体系得到优化，科技技术壁垒逐步消除，科技资源的市场配置作用的发挥使技术进步水平得到逐步提升，并推动了服务业技术进步的发展水平，但由于目前服务业技术进步仍然十分缓慢，因此中国服务业经济发展还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集约型转变。相较于技术进步而言，在1990—2002年间作为TFP增长核心力量的技术效率改进，在2004—2012年间仍有部分行业呈下降趋势，说明这些行业并没有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资源和技术潜力，通过效率改进来提升其TFP增长的空间还很大。
图1 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改进演化趋势 (二)各行业配置效率演进 我国服务业各行业配置效率改进在1990-2012年间整体比较低下，相较于1990—2002年间各行业的配置效率改进而言，2004—2012年间其配置效率改进水平有所提升，但仍发展滞后(见图2)。
图2 服务业各行业配置效率改进演进趋势 中国服务业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和发展，是从1992年国家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之后，从图2可以看出，在1993—1995年间，服务业大部分行业配置效率改进水平有了很大提升，尤其是房地产业，其配置效率改进从1994年起呈逐步上升趋势。这正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服务业政策改革的双重作用下，使政策带来的有利条件在短期内集中体现，有效推动了服务业效率的改进和发展。同时，由于改革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得服务业中餐饮、零售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成为吸收农村劳动力的重要领域，提升了劳动投入要素在服务业中的配置效率。但从图2可以看出，从1995年以后，除了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以及房地产业的配置效率改进水平波动性的出现在零水平以上，其他各行业的配置效率改进水平仍处在零水平以下，并起呈现出缓慢的下降趋势，可见，服务业各行业配置效率改进水平快速提升的显著效果只是“昙花一现”，并不持久。分析其原因在于中国服务业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对于市场准入门槛较低的批发零售餐饮等传统性服务业而言，促进了其自由竞争格局的形成，使其能够基本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从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对于中国服务业铁路、民航、电信、金融、新闻传媒等行政垄断现象较为严重的其他众多服务领域而言，人为设立的严格规章制度和繁杂的审批程序，使这些服务垄断领域真正涉足的非国有企业很少。竞争机制的无法引入以及潜在竞争者的缺乏，导致这些垄断行业难以放松价格管制，实现市场定价，进而造成行业配置效率改进水平低下，正如图2所显示的，在1990—2002年间，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地质勘察、水利管理；金融保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改进水平要低于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在2004—2012年间，服务业各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相较于1990—2002年而言，改进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除了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配置效率改进水平位于零水平以上以外，其他行业的改进水平仍位于零水平以下。2004—2012年间服务业各行业配置效率改进水平有所提升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可归结于中国在2007年和2008年分别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及《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在全面推进服务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优化了服务业产业布局和发展结构。另一方面，国家为了调整服务业行业内部结构，先后于2001年、2004年以及2005年对电信业、物流业和文化产业进行了产权改革，进一步拓宽非公有资本进入国有服务行业领域的渠道，在打破服务垄断领域和放宽市场准入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可以看出，服务业在改革历程中破除旧的体制上取得一定成效，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服务领域配置效率水平低下的现象。但就改革的力度而言，目前服务业领域的体制性障碍以及深层次问题仍然存在，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性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对于批发零售餐饮等传统性服务业而言，由于该领域的市场准入门槛较低，产生了行业间过度竞争，经营无序等现象。对于电信、金融、民航等行业，虽然积极推进了产权制度改革，但也只是“浅层次”的原企业拆分，并未真正意义上通过放宽市场准入促进企业竞争提升行业效率，而一直被视作公益行业的交通运输、科研、文化体育、广播电视等行业，非国有企业亦基本被排除在外。在教育和卫生医疗两大领域，由于纯盈利与公益的混淆以及政府对规制对象的偏差，导致服务产品出现价格高昂、质量低下等问题。房地产业在2004—2012年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改进曲线呈明显的V型，这与我国的房产改革与调控有很大关系。自1994年及1998年房产改革以来，房地产业的发展迅猛，正如图2所示，房地产业自1994年起，资源配置效率改进呈不断上升趋势，但由于房地产领域投资过猛和过度市场化，导致房地产业发展过热而造成整个行业的扭曲和畸形。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造成房地产资产价格缩水，致使房地产业的配置效率改进于2008年下降到最低点。为了对房地产领域的发展及整个行业结构的低效率进行调整，从2008年起国家出台一系列包括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利率，以及国家4万亿振兴投资计划等宏观调控政策帮助房地产市场从低迷很快复苏，并于2010年起对房地产市场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政策，控制其再次发展过热。因此房地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改进水平在国家政策宏观调控下从2008年起呈逐步上升趋势，发展滞后现象有所缓解。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自2003年被作为独立行业划分出来后，其配置效率改进水平高于其他所有行业，并位于零水平之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高新技术迅速发展所拥有的巨大发展潜力，能够提高服务业内部的运行效率，推动服务业朝着以知识化、信息化为特征的现代化方向发展。但由于该行业仍属于新兴行业，仍处在不断发展的阶段，发展相对缓慢，尚未形成规模效应。 (三)各行业规模效率演进 我国服务业各行业规模效率改进在1990—2002年间整体呈逐步上升趋势，2004—2012年间大部分行业规模效率改进水平放缓并发展平稳，而部分行业规模效率改进则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规模效率持续恶化，如图3所示。
图3 服务业各行业规模效率改进演进趋势 根据图3可以看出，1992—2001年服务业发展进入平稳阶段，在1992年国家服务业改革的推动下，地质勘察、水利管理；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业以及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等含国有资本成分较多并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行业，其垄断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打破，非公有制经济的进入引入了其他竞争主体，市场机制效用的发挥使这些领域的规模效率改进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正如图3所示，这些行业的规模效率改进水平整体要高于其他行业，并基本位于零水平之上。金融业在经过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之后，民间大量资金源得以释放，资金流动模式主导权由传统的财政部门转变为金融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使金融业规模效率改进有了缓慢提升。对于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传统性服务业而言，市场准入的放宽，使这些服务行业大量兴起并迅速发展，呈现出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竞争、共赢的局面，在扩大商品流通规模的同时，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扩大就业的重要领域。但正是由于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进入门槛较低，使此类传统服务行业强劲的增长势头主要体现在数量上，从质量上看大多民营企业采取的是粗放式经营，并不具备规模性和稳定性。房地产业自1994年房产改革以来开发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1998—2002年间国家对于房地产业进行五次扩张型宏观调控，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但从图3可以看出，房地产业的规模效率改进在1990—2002年间虽有上升趋势，但相较于其他服务行业而言改进水平仍然滞后，位于零水平之下，并未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分析其原因在于：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房地产业逐步发展壮大并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但由于“投资热”而大量增加的房地产企业中，普遍存在规模小、资质差、布局分散的特征，产业发展整体水平并不具备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规模效应，同时众多房地产企业资金投资样式也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较高的资产负债率隐藏着一定的金融风险。中国房地产整体规模在既不具备经营优势且不具备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大量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较高的市场透明度下经营困难，容易受经济波动影响。 2004—2012年服务业各行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规模效率改进水平保持平稳，并接近于零水平。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规模效率改进水平略高于零水平，基本保持在0.5％左右，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传统性服务业的规模效率改进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规模效率从2006年起处于持续恶化状态。相较于其他行业而言，房地产业的规模效率改进水平要高出许多，最高值达到2％。分析各行业规模效率改进存在较大异质性的原因在于：自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以来，对于包含许多行政垄断的服务领域而言，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服务业效率的改进，改革在短期内取得一定进展和成效，然而就服务业长期改革实践来看，体制对于行业的束缚虽被打破但力度和成效很有限。首先，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手段的市场机制作用并未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科教文卫以及传媒、文化、广告等行业都过分看重其兼有属性，导致银行、电信、铁路、医疗卫生、教育、广播电视等行业领域国有垄断现象严重，严格的市场准入抑制了服务领域非公有制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其次，在具有公共服务和准公共服务角色的众多科研机构、中介机构以及新闻出版机构等事业单位中，包含较多可市场化和产业化的服务，而这些可市场化的服务需求大多倾向于内部消化完成，挤占了属于公共资源的财政支出，导致社会公共服务部分由于资金短缺而供给不足，抑制了物流、科技服务、公共管理、教育等服务领域的发展。再次，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使服务业领域在竞争性市场机制引导下形成多元化市场主体，但由于行业发展过程中高额的行业利润，导致部分国有资本有重回竞争领域的趋势。另外，虽然放宽市场准入和引入市场竞争是改革以来强调的部分，但对大多非公有制经济体而言，原垄断行业凭借其先入优势，通过设置阻碍性竞争策略挤压新进入的民营企业，导致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间无法进行有效竞争。因此，从服务业长期发展来看，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以及垄断行业改革的不够深入，限制了服务业行业规模的扩大和效率水平的提升。相较于规模效率改进缓慢的其他行业而言，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的规模效率改进自2006年起更是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是一方面是批发零售业及住宿餐饮业中大多民营企业的粗放式经营模式，不论是在管理模式、创新机制，还是人才引进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国家出台的4万亿投资计划投资主要倾向于基础设施及国有企业重点项目建设，民营企业受益很小，同时2011年国家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使本就融资困难的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更加狭窄。“4万亿计划”以及“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双向挤压，造成许多民营企业生存和利润空间狭小，无法有效地进行扩大规模生产，这些“瓶颈”都造成了民营企业规模效率低下，改进水平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房地产业在2004—2012年间规模效率改进水平高于其他服务行业的原因可归结于国家2005—2011年分别出台的“国八条”、“国六条”“国十条”、“国十一条”等一系列住房价格和住房结构调控政策，通过紧缩信贷、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金融政策以及“房产税”、“住房限购”等措施控制房地产市场规模的盲目扩大，在防止其再次出现过热现象的同时，保证整个行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对1990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总体以及各细分行业的TFP增长率及其分解部分进行了测度，从效率演进的角度对各行业存在异质性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同时，在对行业效率异质性进行分析时，将制度因素和技术结构引入技术无效方程，系统分析我国服务业效率演化的过程。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通过对服务业行业效率演化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制度因素中政府财政支出以及市场化改革对于行业技术效率的提升有着显著促进作用，工业化程度对于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影响力较弱。对外贸易对技术效率所产生的效应中，在控制技术结构交互式影响下，进口贸易和外商投资对于行业技术效率的提升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二者整体显著性较弱，出口贸易对于服务业技术效率具有负的影响效应。在考虑技术结构交互式影响后，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行业的影响效应有了显著提高，其中外商投资呈现出正向效应，而出口贸易呈现出负向效应，说明合理的技术结构能够提高行业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缩小本土企业与外商企业问技术差距，使服务行业能够更好地吸收和消化来自外商投资过程中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 第二，服务业在1990—2012年间，各行业TFP增长的主导力量逐步由技术效率改进转变为技术进步，其原因在于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服务业技术进步的发展水平，但由于目前服务业技术进步仍然十分缓慢，因此我国服务业经济发展还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集约型转变。技术效率改进随着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仍有部分行业呈下降趋势，说明这些行业并未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资源和技术潜力，通过效率改进来提升其TFP增长的空间还很大。 第三，服务业行业配置效率改进和规模效率改进角度都与我国服务业的政策改革联系紧密，其中配置效率改进在整个考察期整体比较低下，只是后期各行业的配置效率改进水平相较于前期而言有所改善，但发展仍然滞后，其根源在于改革的力度仍然不够，服务业领域的体制性障碍以及深层次问题目前仍然存在，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性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各行业规模效率改进在整个时间段中，前期各行业整体规模效率改进水平呈逐步上升趋势，而在后期大部分行业规模效率改进增长趋势放缓，并有部分行业呈不断下降。出现这种巨大差异原因在于改革初期获得的成效以及政策的便利推动了各行业的快速发展，但随着各行业的发展和演化，改革中垄断以及竞争无序等深层次问题的存在抑制了服务业行业规模的扩大和效率水平的提升，并导致部分传统性服务业出现规模效率持续恶化趋势的现象出现。 综上所述表明，服务业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服务业领域由于行业种类的庞杂和多元性，使各行业演化方向和发展水平有所不同，导致服务业各行业生产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配置效率在演化过程中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各行业应根据自身发展特征分门别类、实事求是地推进。首先，继续积极推进交通运输、金融、批发零售等生产性服务以及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居民服务、社会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高效发展，拓展租赁商务、科技研究等新型生产性、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朝市场化、产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其次，各行业发展过程中对于具有公共服务和准公共服务的科教文卫等行业，外包其可市场化服务部分，提高社会公共服务部分供给，推进行业整体效率。对于垄断现象严重的铁路、民航、电信、金融、新闻传媒等领域，深化其改革，破除阻碍服务业发展的制度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进其市场化进程。对于市场准入门槛较低而造成竞争过度、竞争无序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可适当提高市场准入门槛，拓宽融资渠道，改善其经营管理模式并促进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创新，实现规模化发展。而针对发展过热，投机行为严重的房地产业，继续通过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控制其市场扭曲现象，促进其健康发展。最后，顺应当今国际局势和服务业发展方向，重视与知识经济和技术相关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以及现代金融业等行业发展，在服务业现代化改造过程中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注释： ①两步估计法在测量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计量缺陷：首先，要在估计的过程中假定技术效率的外生影响因素与生产函数的投入要素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否则这些变量的缺失会使第一步估计结果存在偏差，而第一步估计结果的偏差会造成第二步对技术无效方程的估计同样存在偏差。其次，在对技术无效方程进行第二步估计时，技术无效项是随外部影响因素而变动的，这就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中技术无效项同分布的假定相矛盾(王志刚，2006)[28]。 ②修订后第三产业增加值和金融业、房地产业数据取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其他数据来自1998—200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按照GB/T475-2002的行业分类标准，自2003年起，第三产业增加值中不包括农林牧渔服务业，而1998—2005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包含农林牧渔服务业，所以要将原来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减去农林牧渔服务业。 ③国家服务业引导资金是指在中央预算内用于基本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或是通过专项安排的国债在服务业重点领域进行项目投资建设而发放的补助性资金。 ④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以图示形式显示技术效率改进、配置效率改进以及规模效率改进演化结果，对具体数据感兴趣的读者可与作者联系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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