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汉语声调演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声调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03)03-0147-08
声调演变研究包含声调起源研究、历时演变研究和共时演变研究。这三方面的研究各有不同。就研究者而言，汉语声调起源研究以境外学者为多，而国内学者研究汉语声调起源的，又多是非汉语研究者。国内研究汉语声调演变的多研究历时演变——这是承继传统，汉语声调的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在追寻古代的踪迹，近年来，才开始关注共时演变。就研究对象而言，声调历时演变研究以共同语为主，共时演变研究以方言为主。研究对象的共时和历时、共同语和方言，研究成果的境外和国内，分别构成20世纪汉语声调演变研究的经纬。就研究方法而言，境外的研究多推论，国内的研究多实证；古声调的研究多拟测，今声调的研究多实证。以下分别阐述有关的研究。
一、汉语声调起源研究
关于汉语声调的起源，境外学者研究较多。主要观点是去声来自韵尾-s，上声来自喉塞音韵尾
。这一观点肇始于法国语言学家奥德里古尔1954年发表的《越南语声调的起源》。后经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美籍华人语言学家梅祖麟等进一步用越汉、梵汉对音材料和汉语方言材料论证，得到国内很多学者的认同，成为汉语声调起源的一种流行理论。与此说相随，出现一些相类假说，比如罗美珍的《对汉语和侗台语声调起源的一种设想》（中国语文，1988-3）提出：短元音后带喉塞尾的音节丢失喉塞尾产生短调上声，与长调平声对立，长调平声中的长元音带喉塞尾的音节丢失喉塞尾后分化出去声。
法国沙加尔认同去声来自韵尾-s说，但提出修正意见。根据奥德里古尔的学说，-s是早期形式，由-s尾产生-h尾，由-h尾产生去声。沙加尔说，历史材料和汉语方言都没有找到例证支持-h尾说，相反，倒有一些反证。因此，他认为，在汉语去声的诞生过程中，早期的-s不是发展成-h尾，而是发展成一种紧喉音，由紧喉作用导致去声产生。沙加尔用现代方言、越南的汉语借词、历史文献论证去声产生过程中的紧喉音说。他主张用紧喉音代替奥德里古尔关于声调起源学说中的-h尾说，而“其他方面就不必改动了”。一些认同奥德里古尔韵尾起源说的国内学者也认为奥德里古尔的假说有不完善处[1]。
1998年，徐通锵著文反对声调起源于韵尾说。他认为该说的论据不足，所用的历史比较法不成立，因为“声调是单音节语的一种普遍类型特征，与发生学无关，难以用历史比较法研究声调起源问题”。他认为，蒲立本等所用的越汉、梵汉对音不是“等值对译”，“如果没有音系内部的根据作基础”，难以成为可靠的证据。同时，韵尾在汉语方言中普遍出现，包括非上声（非入声），“古上声来自喉塞音韵尾”之说如何解释？徐通锵的结论是：汉语上声、去声的形成与韵尾无关，而与声母相关，是音节首音的标记性语音特征的消失或变化使其发音音量转化为声调[2]。徐通锵的立论遭到国内汉藏语研究者瞿蔼堂、江荻等的反对。
二、声调历时演变研究
声调的历时演变研究应有调类和调值两方面的研究，由于种种限制，实际以调类研究为主，调值研究偶有论述，多为拟测。汉语有几千年历史，所谓声调的历时演变研究，就是汉语各发展阶段的声调研究。按照汉语史研究惯例，分作上古、中古、近代三段叙述。
2.1 上古声调研究
上古声调的研究集中于有无声调和有几个声调的研究上。
明朝陈第首开我国音韵学研究上古声调先河。他持“古无四声”说，他的“四声之辨，古人未有”（《毛诗古音考》）常为后人引用。清顾炎武主“四声一贯”说（《音学五书·音论》），清孔广森是“古无入声”说（《诗声类·序》），段玉裁则是“古无去声”说。江有诰、王念孙等提出“古有四声”，后经夏燮《述韵》的精当论述，为学术界广泛接纳。今人龙异腾指出，顾炎武和江有诰都持四声说，但有区别。顾炎武有三论：1.古有四声；2.四声通转，可随意转，即声无定声；3.入声为闰声，与平上去不是同一个层次。江有诰也有三论：1.古有四声；2.四声通押，指四声可相通押韵，但声调未变，即四声有定；3.入声与去声关系密切。可见，在四声通转还是通押上二人根本不同，江明确批评顾的通转说[3]。
由于追寻四声来源以及用四声解释《诗经》用韵遇到一些问题，20世纪的上古声调研究依然各说纷陈。黄侃认为，古无上去，只有平入二声（《音略·略例》）。王国维持五声说：阳类一声，阴类四声：平上去入四声（《观堂集林·五声说》）。陆志伟也是五声说，但内容不同：平、上、长去、短去、入（《古音说略》）。王力主舒促二类，二类中再各有二，即：舒声有平、上，促声有长入、短入（《汉语语音史》）。黄典诚的主张与与众不同：舒声有平、上、去三声，入声也有平、上、去三声，这样，声调就只是音高的不同，与韵尾无涉。罗常培、周祖谟所持四声说为多数人所接受[4](p.34)。
陈重瑜详尽统计了《广韵》声系里舒入字并列的谐声系统，比较其四声的分布，他的统计数字和一些实例都证明上古音到中古音之间入声与去声关系密切。这一结论支持段玉裁和章太炎的“平上与去入二分”说和黄侃的“只有平入二声”说[5]。20世纪90年代，仍有人认为上古没有四声，“周秦时代是古汉语从无声调向有声调发展的过渡时期”[2]。
2.2 中古声调
中古四声因《切韵》《广韵》等韵书的明确记载，无须多论。但有学者从一些韵文中发现中古四声有分化印迹。王士元以杜甫名篇《丽人行》为例，指出这首诗头6行和后10行的韵脚的声母按清浊成交叉对应状。头6行韵脚的声母均是清浊，最后10行韵脚的声母均是浊清。这显然是有意为之。只是无法证明杜甫是利用声母清浊的语音差异，还是利用了声母清浊特征对韵脚调型的影响而发生的差异，即声调的差异[6]。
周祖谟根据日本《悉昙藏》的关于“平声直低，有轻有重”“四声之中，各有轻重”的记载，认为9世纪前的中唐，平声已依照声母清浊分化为两类[7]。
2.3 近代声调
近代语音以《中原音韵》为代表。《中原音韵》的声调与中古音比较，其不同或曰演变即：平分阴阳，阳上作去，入派三声。此谓声调演变的铁律，广泛认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于演变的时间。
关于平分阴阳的时间。朱声琦据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中三个“华”字读音的考订认为汉代已经开始平分阴阳[8]，杨剑桥反对朱声琦之说，认为浊声母“华”分化出清声母“花”系古代的“破读”，即变读字音以表词义或词性的变化，不能作为平分阴阳的证据，他认为“平分阴阳”起始于8世纪左右的中唐时代[9]。
就今天各方言看，平分阴阳是调类中最稳定的，从南到北，各方言的声调系统中大都有阴平、阳平。只有一些单字调为三个调类的方言，平声不分阴阳，但在连读中能分出阴平阳平，如新疆焉耆，山西的平遥、介休、孝义、娄烦、清徐、文水、繁峙等。也有单字调、连读调平声为一，都不分阴阳的，如山西的太原、榆次、太谷、交城、祁县、寿阳、榆社、山阴、高平等[10]。
关于浊上作去的演变时间。元朝泰定年间，周德清的《中原音韵》首次将全浊上声归入去声，因此，学者大多认为浊上作去完成于元代。语音变化是有过程的，元代的记录只表明此为事实，并不代表浊上变去发生于或完成于元代。对此，学者各有看法。李新魁认为浊上作去于汉唐时已开始（《汉语等韵学》），又说全浊上“在唐时已变入去声”（《古音概说》）。史存直认为浊上变去“至迟在盛唐时”已发生（《汉语语音史纲要》）。罗常培说“自唐时既已发生”（《汉语音韵学导论》）。王力认为浊上变去在晚唐至五代之际。
刘纶鑫认为，以上各说的论证都不充分。他仔细考订了南宋蜀人史炤所作的《通鉴释文》，发现了其中反映出的浊上变去的印记，提出“浊上变去见于南宋”。他分析王力持论的材料，为己说做旁证：王力持论的证据是宋张麟之为《韵镜》序例的一段话，而“张麟之为之序例则肯定是南宋嘉泰三年(1203)的事……证明南宋时浊上已经变去”[11]。
中古浊上在今各汉语方言中最不稳定，除粤语区外，多数方言都不自成调类，而有7个调类的方言所缺的，一般都是阳上。张双庆、万波研究了中古浊上在赣语中的演变，发现部分赣语方言的演变有两个不同的流向：1.浊上归去（阳去）；2.浊上归平（阴平）。他们研究的结论是，浊上归平（阴平）是赣语内部的历时演变，发生时期较早，而浊上归去是受官话影响的结果，发生时期较晚，而且这个过程现在还在继续。这两种演变性质不同，前者是纵向的方言内部的历时演变，后者是横向的不同方言间的相互渗透[12]。
关于入派三声。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
关于中原音韵时代有无入声。这一争论皆因周德清的两可描写而起：既说“‘音韵’无入声，派入平、上、去声”，又说“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者，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然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正语作词起例》），后人为此争论不休。有的认为《中原音韵》有入声，有的认为无入声。主张无入声者如赵荫堂的《中原音韵研究》(1936)，王力《汉语史稿》(1957)，赵遐秋、曾庆瑞《〈中原音韵〉的音系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1962)，董同龢《汉语音韵学》(1968)，忌浮《〈中原音韵〉无入声内证》(1980)等。主张有入声者，如陆志韦《释中原音韵》，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1981)，李新魁《关于〈中原音韵〉的音系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1963)和《〈中原音韵〉的音系研究》(1983)，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1996)等。金有景是另一种看法。他认为，《中原音韵》的入声是由促声向舒声的过渡状态：声调已由短促调变为舒声调，调值与阴平、阳平、上、去相同，而韵尾则都带尾，与舒声还有差异，所以，周德清那番看似矛盾的话实际并不矛盾，恰恰反映了入声的这种过渡状态[13]。
关于中古入声何时派入三声、何时完成。张玉来认为《中原音韵》的入声已失去塞音韵尾，但独成调类；元、明初北方官话口语中还有入声，但个别方言已经消失；而到明清时期，北方官话口语中入声已消失，分派至三声了[14]。杨剑桥分析了罗常培、陆志伟等人的相关研究材料和结论提出，唐五代的入声虽仍有-p-t-k韵尾，但已开始失落，到宋代-t-k都变成了，剩下-p还未变。在1190年骨勒茂才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入声尚自成一类，但塞音韵尾已全失落，或只剩下。在徐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1606)时，古北京话中的入声已经完全消失[15]。
关于入派三声的规律。《中原音韵》的全浊入归阳平，次浊入归去声，清平归上声，这一结论本无疑。但清入在今北京话分派三声，于此不合，于是产生不同看法。一种说法是：清平归上声是《中原音韵》之误，另一说则否定此观点。《中原音韵》贻误说始于廖珣英的《关汉卿戏曲的用韵》（中国语文，1963-4），她统计了关汉卿元杂剧入韵中入声字的分派情况，结论是清入字有70%不归入上声。廖珣英的观点影响很广。忌浮的《曲尾及曲尾上的古入声字——周德清“入派三声”验证》（中国语文1988-4）得出相似结论：入声作上声的字在元曲中读上声的只有39%，将清入归入上声系“周氏失误”。黎新第提出反对，指出，忌浮等的统计方法有误，他根据概率论的计算原理重新计算，结果是：元曲中清入作上声的比例约73%。于是他撰写了《〈中原音韵〉清入作上声没有失误》（中国语文，1990-4）。
陈其光的《汉藏语声调探源》（民族语文，1994-6）用大量没有语法制约的并列结构中的声调排序的例证，证明古汉语“平上去入”是按照发音协和、易于组合的顺序排列的。平声是平调，上声是升调，去声是降调，入声是短促调，四者易于组合的程度递降。
2.4 调值的研究
在汉语声调演变研究中，调值是难题。古代没有记音工具，无法客观描写调值，只能用文字描摹对调值的主观感受。这就会因人而异，飘忽不定，故古人的记录多难琢磨，何况文献记录原本就少。关于古代调值，最常引用的就是唐朝和尚处忠在《元和韵谱》中的描写：“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我们很难凭这段描述确定古代的调值。除了这类描写，其他可资研究的文献材料，也就是佛经与悉昙家对古代声调的描写，尤以日本悉昙家的描写最具研究价值。此外，还有人根据现代汉语方言拟测古调值，比如日本学者用“调值演变的环流”理论拟测山东、厦门等方言的古调值，如平山久雄的《厦门话古调值的内部拟测》（中国语言学报，1975，3卷）、《江淮方言祖调值构拟和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语言研究，1984-1）。也有人主张用古乐谱拟测古调值，如叶桂桐的《用古乐谱拟测古汉语调值论证（山东师大学报，1987-2）。古调调值的研究有声调的长短和升降变化两方面，现分述于下。
2.4.1 调值长短
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古声调。周法高认为中古的平声是长调，仄声是短调。丁邦新认为平上去三声是普通长度，入声是短调。梅祖麟说仄声比平声短，但上声是真正的短调。尉迟治平的观点是：去声是长调，上声是短调，平声适中[15]。金德平拟测唐代声调有5个：阴平和阳平中长，上声短，去声长，入声促。
2.4.2 调值高低
2.4.2.1 中古调值
中古调值的研究多依据日本悉昙家安然《悉昙藏》（公元880年）关于声调的记录，还有释明觉的《悉昙要诀》（1073年前后）、释了尊的《悉昙轮略图抄》（1287年）。这些记录中的声调有“轻重”之分，下表中的研究者认为此指声调的“阴阳”。他们对入声调值的看法比较一致，都认为“入轻”是高促调，“入重”是低促调，下表略。而平上去则有不同。各家对平上去调值的拟测列于下：
刘广和根据唐代梵咒汉译的对音体系构拟出8世纪长安的声调系统，金德平结合安然《悉昙藏》和汉语相关文献也构拟了唐代长安的声调，现并列于下：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刘广和
低降
升调
高平
高降
中降
金德平
低平
低升
高平
高平
促调[17]
用相同的材料，所得结论却五花八门，可见古代调值的研究决非易事。就目前的研究条件，恐怕难有结论。近代调值的构拟与此相似。
2.4.2.2 近代调值
王力的《汉语诗律学（增订本）》构拟了元代北方口语声调，忌浮的《〈中原音韵〉的调值》（语言研究，1986-1）构拟了《中原音韵》调值，并列于下：
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忌浮 33 45 315 51
王力中平中升高平低降
韩国学者李钟九和日本学者远腾光晓据《翻译老乞大·朴事通》拟测了15、16世纪的北京调值：
调类 中古音 李钟九 远腾光晓
阴平
清平 55 45
阳平
浊平 24 214
上声清上，次浊上21311
去声去，全浊上 52 55
入声一 入声 54 5
入声二 入声 23 24
轻声 上声 4
李钟九批评远腾光晓的构拟“是依据于中国人为自己语言本身固有的的声调系统而创立的‘五度制标调’”，而没有顾及到韩国人感受汉语声调与汉人的不同，所以与实际有出入[18](p.182)。
三、声调共时演变研究
汉语声调的共时演变研究以汉语方言声调的演变研究为主。随着汉语方言研究的推进，新的声调演变现象和规律不断被发现。共时演变研究以比较为主要手段，比较则需要一定数量的资料，而汉语方言在20世纪50年代和80、90年代的蓬勃发展，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方言资料，尤其是语音系统（包括声调）的成系统的材料，提供了比较研究的条件，同时按方言区、片、点所积累的材料，也使得演变的脉络渐渐显现，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在这一背景下，开始了汉语声调的共时演变研究。所谓共时演变研究即捕捉正在发生的变化，而这种研究往往离不开历时比较。
3.1 国内的研究——演变事实和演变类型
3.1.1 声调演变事实的报告
钱曾怡归纳了4种汉语声调变化现象：1)全浊上归去，这是汉语方言普遍现象，不仅北方方言，南部方言也多如此，如7个调类的福州、厦门、南昌，6调类的长沙，5调类的上海；2)入声的消失是汉语声调简化的重要表现；3)轻声音节前的字调对其后轻声音节的字调已失去控制作用，如莱州的部分轻声词，神木的全部轻声词；4)变调产生同化，如北京上上相连前字变阳平，这在哈尔滨、新泰、东海、洛阳、郑州、获鹿、兰州均相同：上＋上＝阳＋上。她认为，汉语声调简化、单字调作用逐渐减弱是声调发展的大势，具体表现为调类的减少和声调在一定语境中的融合，认为这种融合是汉语声调走向语调的一种过渡形式[19]。
不少研究方言声调的文章都报告了声调简化即调类合并和连读调模式不问单字调趋于统一的事实。
如宁波方言的阴平、阴上、阴去正在合并，阳平、阳上、阳去也在合并。研究者预计，宁波方言的单字调系统经过若干年后，由7而6，6而5，最后很可能是4种：舒声调阴阳两类，促声调阴阳两类[20]。
乌鲁木齐回民汉语的单字调正发生由4而3的演变，与它同源的焉耆话已经完成了单字调由4而3的合并，但4个声调的原貌在连读调中保留着[21]。
山西闻喜方言的声调正经历着各种因素交织的侵扰：方言间的相互影响，因调值接近而产生的单字调合并，儿化调的干扰，连读变调的影响，于是声调发生剧烈变化，使得单字调类在连读时隐匿失调，于是出现模式变调，两字组总共有7种连读模式，无论单字调是哪类，都可套用[22]。
南汇方言全浊上变阳去的演变正在老派方言中进行，这是一个逐渐扩散的过程。南汇方言单字调里阳上没有独立调值，次浊声母字和能单说的全浊声母字读同阳去，不能单说的古全浊声母上声字有两读：或同阳去，或同阳平。单字调游移不定说明全浊上变阳去的演变正在进行。而这种演变，是从不能单说的字开始变，然后再扩散到能单说的全浊上声字。在南汇50岁以下的中新派方言中，这种演变已经完成，阳上和阳去变调行为对应相同[23]。
许宝华、汤珍珠等也报告了上海话声调共时演变的消息：
A派7个声调：阴平、阴去、阴上、阴入，阳平、阳去、阳入（郊县迁来的部分老人）
B派6个声调：阴平、阴去、阴上、阴入，阳去、阳入（部分老人）
C派5个声调：阴平、阴去、阴入，阳去、阳入（青少年）
A派的阳平、阴上已不稳定，一些字分别归入了阳去、阴去；B派的阴上不稳定，一些字往往又读阴去。C派占绝对优势。青少年中的阴入阳入喉塞尾开始减弱。C派5个声调与古声调的对应关系如下——阴平：古清声母平声；阴去：古上去清声母；阳去：古平上去浊声母；阴入：清声母入；阳入：浊声母入。很明显，古浊声母归入两个调类：阳去和阳入[24]。
一百多年来，上海话的声调变化很大，从8个减到5个，甚至有向4个发展的趋势。在20世纪20年代前是8个：阴平53，阴上44，阴去35，阴入45，阳平13，阳上113，阳去14，阳入12，而到20-50年代是7个或6个，60年代以5个为主，阴上和阴去合一，舒声阳调（阳平阳上阳去）合一[25]。
普通话的“多”字则因语法、语用、语体的需要而出现变化。“多”单字调阴平，但在语流中比较有规律地读阳平，比如做副词时（语法），表强调语气时（语用），口语中（语体）[26]。
3.1.2 声调演变类型的研究
声调演变类型的研究不多。曹志耘将汉语方言声调共时演变的类型归纳为自变型和他变型两种。他认为“考察声调的演变，应该从演变的原因、演变的过程和演变的结果三个方面着眼。其中演变原因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演变原因直接影响到演变的过程和演变的结果。”他归纳了两类演变原因：1)语音系统的内因：音系的简化，声母清浊对立的消失，入声韵塞音尾的丢失，调值之间的相近度，连读音变的影响，词语的多音节化；2)语言系统外的原因：强势方言、普通话或其他语言的影响等。自变型和他变型的演变原因、演变过程和演变结果均不相同：
自变型 他变型
演变原因 内因
外因
演变过程 渐变
突变
演变结果成系统不成系统
他以遂安话为例具体讨论了声调演变的自变型，以济南话为例具体讨论了声调演变的他变型[27]。
3.2 境外的汉语声调演变研究
也许是置身事外，境外学者，尤其非华人学者，研究的角度、视野、方法以及材料的搜寻、把握和使用都与国内学者不同。或纵横广阔，或细致入微，探索大胆，常有特别的结论。比如日本的桥本万太郎和平山久雄。二人都从共时与历时的结合上研究汉语声调。
桥本的地理波浪说。他考察了大片方言点材料，从描写类型和地理变体的一致性，梳理出表面纷杂的声调现象的有限类型。他以调值为观察点，发现第一声读高降调的在地理上连成一条链，而第一声读高升调的在地理上也是一条链，两链形成声调分布的第一种波浪，与中古长安声调相似。而第二种波浪则与《中原音韵》声调类似。他从这种纵的历时发展和横的共时地理分布的联系中，归纳出一条永恒的变化规律：较低的调值转化为较高的调值，较高的调值转化为较低的调值。桥本的地理波浪说纵横捭阖，高度概括，但也很危险：因为古代调值都是构拟的，证据不足，信度有折扣。如果万一构拟有误，结论不但不成立，竟至荒诞了[28]。
平山久雄在研究汉语声调的历时演变中，发现调值之间的变换有定势，比如高平易变高降，低平易变中平，中平易变高平等，形成“调值演变的环流”理念。他据此研究山东德州方言的轻声变调，并构拟了德州的古调值。他发现德州的轻声变调是一种循环：作为单字调出现的4个调位，在轻声前分别向逆时针的方向递换为毗邻的第一个调位，如下图（括号外的是单字调类，括号内的是轻声前变调的调类）：
阴平【上声】
213 ← 55上声【阳平】
↑ ↓
去声【阴平】21 → 42阳平【去声】
他认为轻声前的变调是古调值，演变成今调值的过程是：
古调中间今单调型的顺
值 阶段字调势变化
阴平 21（低平）→ 212 → 213（升）低变升
阳平 55（高平）→ 53 → 42（降）高变降
上声 213（升） → 324 → 55（高平） 升变高
去声 42（降） → 31 → 21（低平） 降变低
这一变化过程中主要是推链作用：古阳平55变42降，推动42的古去声变到21，而21的古阴平变到213，213的古上声变到55。调型的顺势变化连接起来，便是：低变升→升变高→高变降→降变低，形成一个循环[29]。
四、声调演变规律的研究
声调演变的规律通常指演变原因和条件、演变趋势等。上乘的规律应该可以解释过去、把握现在、预测未来，即可用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实验证，可准确推测即将发生的事实。
汉语声调演变条件的研究多散见于个案研究，要从文章中抽取。其中有些已成为“公理”，比如：声母的清浊（例略）；送气与否（如：江苏吴江的12个声调，古平上去入因声母的清浊各分阴阳而为8，阴声4类再因送气与否又分化出4类，总计12类：全阴平，次阴平，阳平，全阴上，次阴上，阳上，全阴去，次阴去，阳去，全阴入，次阴入，阳入）。
李如龙研究了另两类演变条件：1.不别上去，但分阴阳；2.全清、次清分调类。“不别上去，但分阴阳”的例证是广东海南岛的三亚市的迈话和福建省平和县九峰镇的上坪村客家话，这两个方言的古上去合并，按古声母清浊分为阴阳两类（笔者按：上海话同此，而且阳调的平上去合为一调，见3.1.1节）。“全清、次清分调类”例如福建省建阳县的黄坑话，逢古平声、上声，“全清”和“次清”声母读不同声调[30]。
词汇也常常影响或决定着声调的演变。比如，上海南汇方言全浊上变阳去，是从不能单说的字开始变，然后再扩散到能单说的全浊上声字。宁波方言声调所发生的阴阳调类的合并也是不成词单音节声调先变，然后波及成词单音节声调[20]。赣语南城方言的古全浊上声字因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的不同而演化不同，口语词古全浊上声今归阴平，是方言自身的变化，而书面语词的古全浊上声今归阳去，是受官话影响发生的变化，这一外来方言影响的变化要晚于方言自身的变化[12]。
王士元归纳了声调演变的7条规律：1.倒退式演变极其罕见（笔者按：a.倒退式演变有例证，比如山西和新疆的一些方言中的平声由中古曾发生过阴平、阳平的分化，现在又回头合并，即平声不分阴阳。b.何大安曾证明声调的完全回头演变是可能的[12])；2.调型越相似，就越有可能合并；3.声调系统的演变，主要产生于感知的相似性；4.声调以交叉方言形式互相影响；5.连读变调常常比较保守，因为其中保存了在单字调中已失去的差异；6.声调合并是以词汇扩散的方式实现。在这种演变中，用一般的语音条件和／或语法条件把语素的演变类和非演变类区别开来是不可能的。扩散率可能是平均一代不过寥寥几个语素。声调发展的这种低速度证明，这些合并中的一部分正以上千年的时间扩散到词汇中去。7.中古至今的声调是合并而非分化的观点，可以比分化的观点更有解释力[6]。
汉语声调演变研究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古代不成线，现代不成片，因个人研究而异。这与研究规划有关。国内的研究重事实描写，有时失之琐碎；境外的研究重理论构想，有时失之空泛。也有二者结合较好的研究，但比较少。如果要理清汉语声调从无到有、自古至今发生和演变的原因、条件和过程，一定是云集高手的集体攻关的结果。
收稿日期：2002-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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