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剩余劳动力论文,如何看待论文,城镇论文,非农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第四部分第二节“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中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这一精辟论断，深刻地阐明了我国农村劳动力优化配置的重要性，并明确指明了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农村劳动力优化配置的发展方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农村实行的改革，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农村经济空间活跃。1978～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1元增长至2366元，全国第一产业增加值从1018亿元增长至14610亿元。同时，农村乡镇企业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小城镇建设也适时而生和发展壮大。全国城镇人口比重不断增长，从1980年的19.2％增加到2000年的33.6％。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结果，也促进了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同时还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加快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1999年农村从事非农行业的劳动力人数占农村总劳动力总人数的比重已达29.8％，其中乡村企业从业人数占农村总劳动力总人数的比重为25.6％，而1978年这个比重为9.2％。因此，在实行改革后的十多年，中国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农民生活齐头并进、快速协调发展，其成效为世人所瞩目。
但是从1997年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了逐渐走弱的局面。主要体现为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有效转移出去，农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1997年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逐年下降。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4.6％，1998年实际增长4.3％，1999年实际增长3.8％，2000年实际增长2.1％。这种趋势直到2001年才得以遏制。2001年农民收入增幅出现恢复性上升，实际增长4.2％。
根据从1980～2001年居民收入统计数据，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这一时期的变动趋势具有很强的阶段特征。以1980年城乡居民消费者物价指数为100，扣除物价影响以后，在1980～1991年间，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4.78％，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5.75％，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在1992～2001年间，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66％，农村居民收入年均5.97％，情况相对于前期发生了反转，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慢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在农村居民收入绝对量小于城镇居民的情况下，这种增长趋势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图1 1980-2001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
因此，农村经济如何发展已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就是广大农民农业收入的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而农民又无法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保持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
以下笔者在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运行的大框架下，利用全球贸易模型（GTAP）实证性论证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对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的重要性。
一、理论结构与基本假设
1.产品市场部门均衡
中国加入WTO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更紧密的联系。两个市场动态连接的部门均衡理论框架如图2所示，并被本项研究应用于中国农产品市场与世界农产品市场的联接。
图2中的图示A假定中国市场未与世界市场连接前的某个产品的均衡点位于A，而世界其余地区的该产品的均衡点位于图示3的点A’。图示B代表世界贸易市场。当中国进入世界贸易市场时，如果中国在世界贸易市场上是该产品的交易大国，市场贸易市场该产品的价格将随即发生变动。
图2 产品市场部门均衡
假定中国该产品生产量提高而世界其他地区维持不变，则图示A的供给线从Sc移至Sc’。如果中国该产品的出口也相应增加，则图示B的供给线从Sw移至Sw’，导致世界市场该产品价格从E*降至E*’。这种下降返馈至中国市场会导致中国减少该产品出口。于是，又会导致世界市场价格的上升。这一过程持续一段时间后，该产品世界市场最终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
类似地，我们也可以相应地分析中国产品出口减少，或中国对农产品需求增加进口增加时，世界农产品贸易市场变动情况。
2.关税减让与非关税壁垒
在实际运行CTAP前，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和研究目的为外生变量给定相应的参数假设。在本项研究中，关税减让与非关税壁垒是两个重要外生变量。
中国加入WTO谈判议程的主要方面在关税减让与非关税壁垒。而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及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农业一直是重要的敏感经济部门，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
表1 中国关于关税减让的承诺
表2 主要农产品关税减让（中美）
表3 主要农产品关税减让（中欧）
我国是一个农业生产大国，也是重要的农产品消费国。农业问题曾经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重点领域，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承诺执行世贸组织农业协定，降低农产品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开放农产品市场；还承诺约束国内农业补贴，取消出口补贴，规范动植物卫生措施。
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最大伙伴是美国和欧盟。因此，有关农产品的入世协议主要体现在中美、中欧的谈判协议。
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中国入世后政府将不能对农产品的进口数量进行限制，因此，中国政府承诺，对小麦、玉米、大米、植物油、糖等一些重要农产品，由原来实行绝对配额管理制度转变为实行关税配额管理制度。
根据《中美农业合作协议》，我国在农产品方面已做出以下承诺：（1）到2004年削减平均关税至14.5％；（2）在缓冲期过后的2005年，小麦、玉米、豆油、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增加税率配额，大麦没有配额，税率降至9％；（3）取消关于小麦、柑橘和肉类的非正规的卫生和植物检疫（SPS）限制。
表4 农产品关税配额（中美）
表5 农产品关税配额（中欧）
分品种：
（1）小麦。配额外关税率由2000年的80％降至2004年的65％；配额内市场准入量由730万吨增加到936.6万吨，配额内关税率1％～10％；国营贸易比例为90％。
（2）玉米。配额外关税率由2000年的80％降至2004年的65％。配额内税率1％～10％，配额量由450万吨逐步增加到725万吨。国营贸易比例由75％减少到60％。取消出口补贴。
（3）大豆和豆油。大豆税率3％，无配额限制。豆油配额外关税率由2000年的85％降至2004年的9％；配额内关税9％，配额量从171.8万吨增加到330万吨；国营贸易比例从50％下降到10％。
（4）棉花。配额外关税由76％降至40％。配额内税率1％，配额量由74.3万吨增加到89.4万吨。国营贸易比例33％。
在运行GTAP时，以上所有变动和约束条件都以相应的参数形式进入模型设定。
3.中国主要农业产品名义保护率
相对于工业品来说，中国的农业产品受保护程度更高。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视。
有关中国农产品比较优势的研究表明，中国粮、棉、油料等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下降，目前已基本丧失国际竞争力。如从资源成本角度看，1997年中国每生产1公斤小麦和玉米将分别亏损0.15元和0.11元，资源配置缺乏效率。而大米、畜产品、园艺产品等具有比较优势。研究进一步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产品生产国内资源机会成本的上升，是导致比较优势下降的主要原因。可以认为，在目前中国农业资源禀赋条件下，土地密集型的小麦、玉米、大豆等产品明显缺乏比较优势，不具备参与国际商业竞争的基本条件，而劳动密集型的畜产品、园艺产品等，具有比较优势。下表列出了2001年中国主要农产品名义保护率。
表6 2001年中国主要农产品名义保护率
根据协议，到2005年时中国要基本完成适应调整以便中国经济在WTO框架下运行。根据以上的名义保护率和现行国内农产品价格，笔者在GTAP设定农产品到2005年时的变动趋势，以下表给出的变动率使得国内市场价格与口岸价格持平。
二、结果
以下我们通过分析GTAP所产生的福利变动来分析各行业的受益变动，并通过城乡劳动力在各行业就业分布特点分析城乡劳动力受益程度。为了分析各种不同因素引致的福利变动，我们利用GTAP对总福利变动的三种分解来进行分析。这三种福利分解是：产品技术进步引致的福利变动，资源优化配置引致的福利变动和产出变动引致的福利变动。
在GTAP中，福利变动是用EV（Equivalent Variation）来衡量的。
表7 到2005年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
上表表明，在因加入WTO而带来的产品技术进步因素中，资本密集型产业受益大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受益大于资本业，工业大于农业。因此，在这一因素带来的福利变动中，主要是城镇劳动力所从事的产业受益程度明显大于主要是农村劳动力所从事产业的受益程度。
根据入世协议，到2005年为止的这一时期是给予中国的入世后调整期。从上表可以看到，在这一调整期内，各产业都从因加入WTO而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中受益。从产业受益程度看，在这一项福利变动中，仍然是主要由城镇劳动力所从事的产业受益程度明显大于主要由农村劳动力所从事的产业受益程度。
表8 因加入WTO而带来的在各产业的福利变动百万美元
上表表明，因加入WTO而带来的产品生产刺激中，纺织业增长最快，同时也带动了棉花生产快速增长。在其余各产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快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工业快于农业。从产业受益程度看，在因产业产出变动因素带来的福利变动中，依然是主要由城镇劳动力所从事的产业受益程度明显大于主要由农村劳动力所从事的产业受益程度。
因此，根据城乡劳动力主要从事的产业，在上表所列的三种因素带来的福利变动中，结论都是城镇劳动力受益明显大于农业劳动力受益。据此，平抑这种受益差异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及进入目前主要是城镇劳动力所从事的产业。
只有减少农业人口，才能增加农民收入，这已经是各方面的共识。未来15年，如果我国城镇化水平提高15个百分点，达到45％的世界平均水平，那么，将有2.5亿农村人口变成市民，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收入会增长15％。如果考虑剩下的农村人口占有资源量的相对增加和由此有可能增加的规模效益，则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会加快。“十五”期间适逢农村劳动力供给高峰，根据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的实际参与率测算，每年将新增劳动力850万人，比“九五”时期多增加近200万人。因此，高度重视“十五”期间农村就业问题，提高城镇化水平，加快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已不仅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而是事关全局、事关稳定的大事。但是这一问题的解决，又有赖于二元结构问题的解决。
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极大地制约了城乡经济的有机结合和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因此，必须实行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变。惟其如此，才能够更加重视和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发展非农产业，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顺利实现以上转变，就必须逐步取消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种种限制，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包括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等。正如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所指出的：“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