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工业化新论——发展中大国的农业改造和充分就业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大国论文,农村论文,关系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0；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0)05-0084-07
一、引论
传统农业与吸收剩余劳力就业是当今我国现代化中面临的两大经济问题，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普遍面临的困难。西方国家在经济现代化中解决这两大问题，是通过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过程来实现的。因此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改造传统农业与实现充分就业，其基本论题是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
关于农村工业化的论域和内涵，由于我国近20年来的特殊体制过渡时期兴起了乡镇工业的发展模式，农村工业化的理论含义只是被理解为在农村社区办兴办各种工业加工制造业等非农产业。其含义应当表述为：INDUSTRY SECTOR IN RURAL AREAS。笔者认为，要对农村工业化概念的理论含义作新的理解：所谓“农村工业化”应当是指通过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包括技术、生产组织、经营方式、工具装备，管理制度等）来改造包括传统农业在内的农村产业和经济结构，促使农村经济系统向现代化转型，最终达到城乡经济一体化上的国民经济一元化目标。因此其理论含义应当表述为：NDUSTRIAIZATION OF RURAL AREAS。为了阐明这一基本概念理解上的重要性，解除人们已俗成化的上述“农村工业化”概念理解上的不确切性，这里有必要对这个基本概念作一个学术性的引证。我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创始人张培刚先生最先对工业化进行定义，他在《农业国工业化》一书中提出：工业化是“一系列重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1]“这个工业化定义可以表明已往两个世纪中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变化，而且可以将工业发展及农业改革都包括在内。”[1]张先生对工业化的这一科学定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在于它从经济一体化和整体性上论证工业化的基本特征和过程，把农业包括于工业化中，使这一工业化理论的基础性概念更具科学性。张先生曾明确提出：“农业本身就包含在工业化过程之内，并且是这个过程的内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农业已经根据科学路线‘企业化’了，我们仍可以认识它是工业化了的国家。”[1]根据上述权威性的引证，我认为，近几年几乎在经济论文中被俗成了的“农村工业化”概念，把农村工业化看成仅仅是在农村中发展加工制造工业部门，而把农业产业排除在外的理解，只是一个经验主义而非科学的工业化概念（在早期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工业化理论中就采用了这个狭隘的概念），应当从理论基础上加以阐释，从而纠正农村工业化实践中已经发生的一些片面性后果。本文的研究视角和分析逻辑，首先要从这里开始。
另一个问题就是，传统农业改造其本质问题在于解决农业产业现代化中如何使长期沉积在手工劳动和低效率传统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得到转移和充分就业吸收，这就是当前真正困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的社会性失业问题（主要根源于过剩而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如何解决。在我国，由于人口众多，经济技术水平低落，资源稀缺度大，就业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而我国近80%的人口居于农村，农业和农村整体生产力状况还未摆脱传统农业格局，农业发展与农村经济的滞后性不仅使得大量农民在农村无法找到有效的就业岗位，而且伴随而来的农民人均收入低下，使它无法吸收大量的城市工业品。农民在家电、服饰、食品及其它耐用商品方面的消费水平都要大大低于城市居民，这种状况又反过来制约我国整个工业化进程，使我国市场容量仍处于潜在状态而未能转化为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拉动”，使得城市工业因“内需不足”而非正常地过早出现“过剩”，由此不仅难以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就是安排城市人口就业也成为一大难题。因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实际上是与农业问题缠绕在一起的。本文把这两个问题联在一起讨论，力求将就业问题解决与农村工业化发展联系起来，以突破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农业与就业关系问题上的偏见，走出一条充分就业吸收与农村工业化共荣的发展之路。
二、对二元经济结构论的再认识
自产业革命以来，人口过剩的矛盾随着商品过剩而日益突出起来，因而关于就业吸收的理论与不能充分就业原因的解释也很多。从古典经济学时代开始，马克思从制度原因与资本有机结构提高的技术原因解释“就业后备军”的形成；凯恩斯从引起有效需求不足的三个心理因素解释失业现象；拉弗等人着重从供给方面提出了与需求学派相反的关于失业与解决充分就业的新观点。这些都是从国民经济整体方面考察失业，并以工业发达国家为对象的就业理论。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以《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为题，主要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失业问题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结构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开创了通过研究部门经济差异来解决就业问题的新思路。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认为，在不发达国家中存在着现代城市工业与传统手工农业两个部门。由于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由此形成了两者较大的工资水平差异，使得农业部门中的过剩劳动力源源地流向工业部门，并且这种劳动的供给量是“无限”的，只有当城市工业资本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反复积累与再投资，将农村全部剩余劳动力吸收完后，农村劳动力供给曲线才由水平变为正斜率曲线，此时农村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才随着城市工业对农村劳力的进一步吸收而逐步提高，最后使工农业得到均衡发展，达到经济结构的一元化。显然，二元经济模式没有注意到即便在工业程度很高的阶段也会存在的农业对增长的重要性和农业剩余应是工业增长的前提这一基本的产业辩证法，而且，二元结构论对于地制度工资不变与农业边际产出为零的两个假设，与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实际状况则相去更远。
于是，60年代，发展经济学新古典学派改造了刘易斯等人的假设，得出了农业中不存在边际产出为零的劳动力和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是随着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一起上涨的新结论。比较之下，新古典主义的二元结构模型比较符合发展中国家两部门经济增长与吸收剩余劳动力所需支付成本的实际情况，其优点主要在于此，但其对于只有通过城市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基本观点仍然是不变的，这也是发展经济学新老古典学派关于人口流动模型的基本观念。如谭崇台教授指出：“本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发展经济学家一般都肯定由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丰富的人力资源由边际生产率低的地区向边际生产率高的地区转移，可以促使资本积累，可以刺激技术进步，从而对社会是有益的。”[2]正是在这样一种理论思维的影响下，此时期的发展中国家走上了片面城市工业化的发展之路。然而，结果却不理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因此而成功，有些国家甚至陷入农业萎缩与工业停滞的双重困难状况。二元结构理论的实践运用为何会与模型设计有相去如此之远的结果？
60年代后期，二元结构理论的后遗症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更加显露无遗，而且有了农业衰退、债务沉重、工业化贫穷、贫富对立等并发症。发展经济学家们苦思之余，反思了二元结构论，重新肯定了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对农业问题有深入研究的舒尔茨认为，农业不仅对现代化有重要贡献，而且农业本身也应该加入到现代化行列中去，而问题的关键则全在于如何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3]。应当说，这些探索对扭转50年代中期以来重工轻农的偏见、减轻发展中国家的两部门经济的失衡是有作用的。然而，仅有这些探索却远远不够。西方经济学家们对发展中国家工农业两部门复杂关系缺乏深刻的体验与认识，尤其对农业自身能否吸收剩余劳力就业持基本的否定态度，由此形成了困扰发展中国家的就业与农业发展两大难题及其相互关系的重大观念性障碍，以致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至今未曾构设出可以将传统农业改造、就业吸收与国民经济的整体持续发展三题融合起来，寻找一个稳定而有效的经济发展与充分就业吸收的一体化战略。
自然，解剖这个题目，还须从维系这三者联系的二元结构论入手。工农业两部门关系问题的处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至关重要，对其研究必须从理论上进行突破。首先，有必要从各国国情的差异和特点，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时期性不同这两个背景上把握问题。我们觉得发展中国家的片面工业化战略的形成有极其深刻的背景与原因，简单肯定或否定二元结构理论都是不合适的，重工与重农的政策取向，恐怕要把它们处理在工业化成长的不同阶段，更适合我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因而，应当动态地研究工农业两部门经济之间的发展关系，考察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历程，我们看到工农业两部门之间既不是二元结构论假设的农业对工业的被动适应，也不仅仅是农业对工业的单相贡献，而是存在着一个动态的相互扶持与扶持内容在多个工业化阶段上的连续变化。简要述之，在一般工业化进程中工农业两部门关系上的“四大贡献”理论是基本上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轨迹的，即：(1)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农业对工业的产品、地域条件贡献；(2)工业化成长阶段的农业对工业的生产要素贡献；(3)城市工业化完成阶段的农业对工业的市场贡献；(4)以及随之展开的全面工业化阶段的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有的学者还从经济区域的概念上提出：“农业不仅以自身的剩余支持着工业成长，而且最初的工业重心往往总直接孕育在农业重心之中。哪里有农业兴旺，哪里才有最早的商贸繁盛与工业成长。”除了那些加工贸易性的小国家经济或地区性经济之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的国民经济成长基本上遵循着这个模式进行，中国的经济布局状况至今仍大致如此。从这个角度说，农业对工业不仅不是被动适应的，而且是决定性的。
其次，由于工业机器生产力与农业手工劳动的巨大生产率差异，又由于资本稀缺性的制约，发展中国家采取两部门间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工业化起步与成长阶段侧重于城市工业化发展，人财物力流向边际收益高的行业，是有利于国家长期整体的经济发展与就业吸收的发展的。因此，在处理两部门经济发展时，既要看到对工业的支持与贡献作用，重视农业的地位与发展，又要看到两者的生产率差异，在工业化的一定阶段适当集中力量推进工业发展，而这样做的目的不是放弃农业。而是为了以后传统农业的更快改造与向现代农业转变。因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失误，并不在于其工业化的前期阶段实行了重工轻农的工业化战略，而是在于当城市工业化体系逐步完善，这种阶段性工业化战略的理由已成为过去时，却未能断然改变这种战略惯性，把农村工业化发展提上日程并加速其发展，以致既困扰了城市工业的发展，也使农业陷入停滞状态。二元结构模式所倡导的农业的长期被动适应理论的错误也正在此。
其三，二元结构论强调通过城市工业的反复积累与投资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却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环境对这种扩大再生产的制约，当劳动力和人口中的大部分集中在传统农业中，而处于低生产率和低收入水平时，必定会出现低需求状况和结构性的消费不足，使得城市工业缺乏市场份额而发展受阻，因而停滞对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吸收；另一方面也没有考虑农业自身在现代化中的产业扩张而对剩余劳动的吸收能力，以及发展中国家城市扩张过程中城市人口本身也会遇到的就业难题等等。这些往往是模型化分析易造成的忽略，而恰是这些忽略，或更深一步说，正是西方经济学的抽象分析和模型定量分析往往在对象适用上，会忽视国情、社情、制度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而当将其产生的理论付诸实践时往往会产生不适应等问题。二元结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产生了普遍不良反映的后果，这是与其分析方法有关的。
三、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环境的再思考
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又确实是难度很大的问题。不仅在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工业化成长环境与当时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环境有极大的差异，以及发展中国家普遍身临的低水平“陷阱”[4]，而且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方面也较深地不自觉地受西方发展理论、价值观念的牵制与缠绕，而理不出自己的头绪来。这几个问题需要分开论及。
（一）经济环境的再认识
就业问题的解决与经济环境是不能分开的。那么，我们的经济发展环境怎样呢？由于工业化社会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国民经济与国际环境的不可分割地连结，需要运用新的经济理念来考察经济环境。借用物理学中的“熵”、“势能”两个概念来分析经济环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势能”（一国向外经济扩张的能力）较弱，由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经济熵”（剩余产品、资源过度耗用、生态污染等一系列社会矛盾），大多只能依靠国内来消化、吸收与解决，而难以像工业发达国家工业化时代那样可以通过向外输出“经济熵”、输入“负熵”（原料、能源、利润等）而保持其社会经济的均衡、快速发展[5]。因而，在发达国家行得通的工业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未必就行得通。刘易斯人口流动模式，其实有一个潜在的条件，即不考虑工业品的销售问题。如果供给真能创造它自身的需求，那二元结构模式是有效的，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实际上就是近似地这样走的。然而，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环境与发达国家已是大不一样，由片面工业化导致的两部门的发展格局因工业品缺乏市场销路，很快就使它陷入发展困境，从而使城市吸收农村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力的人口流动过程受阻。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其中的人口大国，其传统农业改造和充分就业吸收这两大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甚至还在加剧，这恐怕是与忽视了自身的经济环境中的“势能”问题和“排熵”问题有关的。经济阶段的不同以及各国家的经济环境差异在原工业化背景下，必须寻求改变人口流动模式和充分就业的办法。单向的农村——城市的人口流动模式事实上已不足取。通过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战略，积极地推动农村工业化，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是既能提高农民收入以增加对城市工业品的吸收，从而扩大城市就业，又能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因分工发展与产业链条拓展而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关于经济环境和就业关系的讨论，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在于人口。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状况是另一个不同的工业化背景。人口数量多而人口素质差是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的难点。当然，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压力都很重，像非洲一些国家直到70年代还一直没有人口压力，所以他们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模式又可另有选择，但是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人口压力极端沉重，由人口带来的就业供给量极大，发展经济对资源的耗用量也极大，因此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如按西方工业模式来搞现代化，“人口吃饭”的问题还好解决的话，“人手就业”的问题就复杂多了。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特点出发，比如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较少的人就够，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做到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6]这是我国现代化中如何对待经济环境与就业关系的一个重要思想。在经济发展中由于人口及就业压力问题的不可避免，至少在产业结构上，消费模式上，技术政策上，甚至对财富观念的理解上和劳动生产效率评价上，我们都不能搬用西方工业化模式和不能依照二元结构论的做法。如果采用工业化过程中单向的农村——城市人口流动模式，目前我国的人口和劳动力状况不仅数量上无以承受，质量亦无法适应其要求。这就使得我们要考虑如何统筹兼顾，如何选择适合国情和经济环境的充分就业办法，其中必须要提出要求农村通过自身的产业化发展吸收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力的问题。上述这两点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不同于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的经济环境的关键问题。
（二）发展理论的更新
经济是一个整体，各个问题之间从来就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在历史上，工业化之初的农业曾长期地支持着工业的增长，使工业由极其简单、单一的产业分工形式推向了今天的几乎是无穷可分的现代工业的分工分业形式，从而吸收了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就业。而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仍然滞留于传统农业形式，这种传统农业的突出特点是简单的手工劳动、简单的食物与原料产业、小生产经营方式三者并存。难道农业经济不可以像初期城市工业在技术进步、分工分业的机制下，产生了大量的市场空间和产业链条，从而形成新的农业经济系统吗？在工业生产力的反哺之下，农业通过工业化改进来个同样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业”的产业革命同样是成立的，现代生物科学、新材料科学以及电子信息技术已为此准备了条件。这里需要解决三个理论与观念问题。
首先，农业是任其保持单一的被动适应于城市工业发展的模式，还是应通过积极的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向多样化结构农业、产业化、专业化、规模化、园艺化、企业化经营的现代农业转变？对这一问题，张培刚教授在《农业国与工业化》一书和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都已作了充分的论证与肯定，而且也已经得到了一些现代化实践的普遍支持。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农业实现产业化、园艺化、规模化经营后，大量的产出是否有足够的市场销路？在这点上，我们长期来受恩格尔定律的困扰。恩格尔定律关于居民食物消费中占支出的比例将会随收入上升面呈逐步减少的趋势，是有其经验与统计依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人的需求层次增长规律相一致的。然而，深入考察恩格尔定律，思考人类需求的满足特点以及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实际状况，却会发现：(1)恩格尔定律中讲的是食物消费支出的比例随收入增加而递减，并不包含现代农业的全部产出。其实，农业产业化发展后所提供给消费者的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仅仅适足于温饱的食物产品。鲜花、水果、超季节蔬菜等产品、营养保健产品、生态园艺产品等等属于大农业、现代农业的产品，不仅能启动并拓展人类的更高层次的需求，使人类的需求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在人口大国，其市场份额将有特殊的潜力。因而，农业产业化发展应具有更广阔的市场前景。(2)从人类需求满足的特点看，不仅具有纵向的层序增长特点，而且随着纵向层次的提高，每一层次内也有一个横向发展与满足需求不断提高的过程，对农产品的要求亦是如此。目前我们提供农产品的质量、品种与人类的需求增长相比仍然是远远不足的。人类自身需求的这种开放性也为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市场基础。更何况与农业相关的生态环境、国土整治等都可以列入农村产业化体系，农村工业化后派生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份额增加等等，都有极大的需求潜力。(3)就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的消费状况而言，其实还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消费水平，目前的农产品过剩问题并不是供给过剩问题，而是农民的需求不足和需求结构简单化造成的，如果我国农民的支付能力提高到目前城市居民支付水平，则其间存在着很大的市场需求潜力，可以支撑农业产业的长期发展。因而，随着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与农业产业现代化，农村就业必呈现出良好的前景。
其次，笔者认为，从理论上断定一门产业无法吸收由它自身产生出来的劳动力，必须使以下三个困难条件成立且无法克服：
(1)该产业向市场提供的供给已超出市场需求，且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改进这种供求状况。当前我国农产品过剩问题只是短时的假象。我国国民经济刚从短缺经济中摆脱出来，农业供给能力离产品过剩还有很大距离，米袋子与菜篮子仍然是定国安邦的大计。故此情况并不成立。目前的农产品局部过剩现象，实与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上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尤其是与农民可支配的支付能力低下、消费力低下有关，更何况目前我国的农业产出是在竭尽地力资源下的供给，这与欧美国家对土地的强制休耕更是不可相提并论。
(2)该产业的边际收益率明显低于其它行业，且无法通过价格、利率、税收和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措施来弥补。我国目前农业的低产出和低收益与农业政策和农业生产体制的局限性相关。传统农业的边际收益率较低，这是事实。然而，通过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实行机械化、生物化、规模化、企业化经营可以将收益率提高到平均水平，甚至更高。另外，通过政府的税收减免、投资增加、利率降低等扶持政策可进一步降低农业成本，提高收益率。同时，市场化的土地体制改革和工业化的农业规模组织出现等等，都能改变目前的农业收益状况。因此，农业经营的低收益率情况并不是不可改变的。
(3)用于该产业的未来资源已明显不足以支持其进一步的发展并吸收更多的人就业。我国农业经营的南北差距很大，北方农业多以粗放经营为主，对其进行产业化改造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吸收就业的潜力是很大的。南方虽有精耕细作的传统，然而此多局限于农田种植业上，从大农业的角度看，可以应用的资源仍然是极丰富的。从现代农业科技和生态环境技术的运用看，资源条件支撑现代农业产业及其附生产业的条件更充分。因而，从资源角度看，在农村工业化中，通过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来解决剩余劳动就业的途径同样是可行的。
以上三个方面说明，农业中并不存在那些无法克服的产业成长、就业吸收、分工扩张的条件，关键仍在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与加速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步伐，从而通过农村工业化的新发展阶段，为解决充分就业找到新的途径，使农业改造和就业问题共同得以解决。
（三）发展价值观的调整
工业化进行到了今天，已极有必要将就业与人生价值取向这两个话题联系起来进行一次经济哲学思考。笔者认为，人类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幸福，财富只是幸福的一种条件或手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目标是要实现充分就业，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就业时间将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减少，休闲的时间要增多。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目标论述中，极为重视休闲的“自由时间”对人类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他曾经认为“自由时间就是人们自由发展的空间”，“自由时间就是一种财富”[7],因此增加社会财富和增多人的自由时间都是重要的社会发展目标。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待失业，尤其是看待发达国家的失业问题，恐怕对“就业”的理解就将自然得多。总之，由于发展水平和财富水平的制约，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各类产业，开发各类资源，从而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实现劳动创造财富和积累资本，从这一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还“休闲”不起。另一方面，像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在财富观念上应该有区别于西方的过度“物欲”，也需要把“自由时间”“充分休闲”等作为社会的另一种“财富”和另一种“生活福利”的满足。在看待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上，要适当地调整价值观念，把“充分就业”和“增加休闲”结合起来，充分吸收东方文化价值观念中的合理成分，让经济发展的目标既体现为财富的增长，也得益于通过增加“休闲”方式体现出来，从而减轻社会就业压力，形成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生产结构、需求模式和生活方式，使社会、经济、人文三者得以和谐发展。
[收稿日期]200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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