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民族融合和维吾尔族的形成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塔里木盆地论文,维吾尔族论文,边缘论文,民族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11世纪，因大批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部落南下， 以及回鹘的西迁和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进而与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原住居民融合，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近代维吾尔族，新疆的民族构成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学术界，人们一般将这一民族融合的过程称为回鹘化和伊斯兰化。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原住居民的回鹘化和伊斯兰化，是维吾尔族形成、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对此问题，学术界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但仍觉有未尽之意。故本人认为，此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汉唐时期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居民
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汉代以前居住在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居民，主要是操印欧语系语言的塞人、月氏人或吐火罗人，他们属欧罗巴人种。汉代，为了争夺西域，匈奴人、汉人等相继进入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形成自东向西民族迁徙的第一次高潮。
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76年）前后，匈奴击月氏，“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三）十六国皆以为匈奴”（注：《汉书》卷92《匈奴传》（上）。），大批匈奴人进入西域。之后，汉朝与匈奴为争夺西域而展开激烈的斗争。经过长期的战争，至2世纪中叶，南匈奴南下归汉，北匈奴西迁。“其赢弱不能去者住龟兹北”。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立“悦般国”，“众可二十余万。”（注：《魏书》卷102《西域传》。）分散在塔里木盆地边缘其他地区的匈奴人，也当为数不少。
汉代，大批汉人通过从军、屯垦、经商、任官、移民等多种途径进入包括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在内的西域地区，成为新疆很早的居民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仍，不少汉人迁往河西，又从河西辗转到新疆。他们和汉代屯田士卒的后裔汇集于今吐鲁番地区，并使该地区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汉人在新疆居住较为集中的地区。从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起，吐鲁番地区先后建立起了阚氏、张氏、麴氏等以汉人为主的地方政权，其中麴氏高昌王国传九世，历经140余年之久。
羌人是较早进入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古代民族之一。20世纪60年代，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的沙雅绿洲，发现了一枚“汉归义羌长”铜印，联系到“若羌”这个古老的地名，以及文献中的记载，可以认为，羌人是汉代新疆地区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5世纪初，柔然势力深入到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在其强盛时， 不仅控制了今吐鲁番地区，而且波及焉耆。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年）， 高车副伏罗部首领阿伏至罗不满豆伦可汗侵扰北魏沿边州郡，与其弟穷奇怒而率所属十余万落向西迁徙，在新疆建立政权，也曾一度控制高昌及鄯善地区。（注：参见冯承钧《高车之西徙与车师鄯善国人之分散》，载《辅仁杂志》第11—12期合订卷。）高车副伏罗部是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进入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部落集团。
突厥是继匈奴、柔然之后又一个在新疆地区建立起自己统治的游牧民族政权。射匮可汗时期（约在610～618年），突厥汗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西突厥统有东至阿勒泰山，西到里海的广大地区，“自玉门以西诸国皆役属之。遂与北突厥为敌，乃建庭于龟兹北三弥山”。射匮可汗死后，统叶护可汗即位，“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居旧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其西域诸国王悉受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注：《旧唐书》卷194《突厥传》（下）。）。与此同时，亦有大批突厥部落迁入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如葛逻禄等。
自7世纪下半叶起，吐蕃势力进入西域，并从8世纪末时起，对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进行长期统治。期间，该地区不仅驻有大批吐蕃军队，建有戍堡，设置斥候，而且还分布着许多吐蕃部落，见于藏文文献及出土的吐蕃文简牍中的西域吐蕃部落名称就有60种，其中大部分来自吐蕃本土的六十一东岱（千户），是从吐蕃故有部落中分化出来的部落。（注：张云：《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第349～366页。）
除匈奴、汉人、羌人、柔然、高车、突厥、吐蕃等民族先后进入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外，南北朝时期，
哒、吐谷浑等民族也曾在这一地区活动。上述民族和居民进入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不仅使该地区居民族属更加多元化，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发生民族间的同化和融合。如突厥人，就和各地王族通婚，进而对当地原住居民产生影响。9世纪中叶，吐蕃势力退出西域以后， 有不少吐蕃人留在了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特别是和田地区，他们融合在了当地原住居民之中。
但是，至唐朝时期，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民族构成和分布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7世纪初，我国著名旅行家和佛教大师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一书中， 对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居民使用的语言文字作了较为具体的描述。他说：阿耆尼（焉耆）“文字取则印度，微有增损”；屈支国（龟兹）“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跋禄迦国（阿克苏）“文字法则，同屈支国，语言少异”；佉沙国（喀什）“而其文字，取则印度，虽有删讹，颇存体势，语言辞调，异于诸国”；曷盘陀（塔什库尔干）“文字语言大同佉沙国”；瞿萨旦那（和阗）“文字宪章，韦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语异诸国”；斫句迦（叶城）“文字同瞿萨旦那国，言语有异”（注：参见《大唐西域记》卷1、卷12。）。从玄奘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的居民使用的语言文字大致可分为两类，即今焉耆、库车、阿克苏等地为一类，和田、叶城等地为一类。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发现了大量古代居民语言的文献。经过世界各国学者的研究，可以认为，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和田、巴楚，可能还包括喀什在内，使用一种属于印欧语系伊兰语族中中古东伊兰语，现在一般称它为古和田语或古和田塞语；而在塔里木盆地以北的库车、焉耆地区，则使用另一种特殊的印欧语，我们现在一般称之为古代焉耆——龟兹语。此外，在公元2～4世纪，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尼雅（今民丰）到鄯善（今若羌）、且末一带，还通行一种古代印度西北的方言，文字则使用佉卢文。这样看来，从汉代至唐代的千余年里，虽有匈奴、汉人、羌人、柔然、高车、突厥、吐蕃等民族的居民进入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但是该地区居民的主要成分仍然是操印欧语系语言的塞人、月氏人或吐火罗人。《北史·于阗传》载：“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皆深目高鼻”。“深目高鼻”正是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古代印欧语系居民人种的显著特点。至于地处吐鲁番盆地的高昌，自魏晋时期就是汉人聚居比较集中的地区，所以“文字亦同华夏”，只是由于受周围居民的影响，亦“兼用胡书”（注：《北史》卷97《高昌传》。）。但不管怎么说，在回鹘大批迁入该地之前，吐鲁番地区主要通行汉文，说汉语。考古资料亦证明了这一点。
从汉代到唐代，千余年间，先后有众多民族的居民进入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却没有导致当地民族构成和分布发生根本变化，究其原因，主要是上述民族多为游牧民族，他们建立的政权多属于草原上的强国。他们之中虽然有不少人进入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但到各绿洲从事农业的人很少。他们不改变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就很难和当地的原住居民融合，进而改变当地的民族构成和分布。汉人，虽然经营农业，但除在吐鲁番地区外，其他地区的汉人多集中在几个比较孤立的屯田点上，且人数有限，他们也未能改变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民族构成和分布，相反，自己却被逐渐融合在了当地的民族之中。
二、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原住居民的回鹘化
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居民的回鹘化，是从公元八九世纪操突厥语族语言的回鹘和其他民族大批进入该地区开始的。
早在公元5世纪末， 操突厥语族语言的高车（铁勒）副伏罗部就已经进入了塔里木盆地东部边缘地区。高车与柔然长期进行斗争，频繁迁徙，至6世纪末7世纪初，被称为铁勒。其部落分布极广，东起蒙古高原，西至黑海，山谷草原，多有所在。伊吾以西、焉耆以北活动有契弊（苾）、薄落、职乙、纥骨、乌灌（一作乌护）等部。有的学者就认为，乌灌（乌护）与回纥属于回鹘族的东西两支。（注：参见程溯洛《唐宋回鹘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1页。）
突厥汗国的建立及其对天山南北的统治，虽然没有根本改变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居民的民族构成，但对以后该地区居民的回鹘化有着巨大的潜在影响。在突厥的统治下，居住在高昌地区的汉人不仅“兼用胡书”，而且被迫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俗，和突厥人一样“披发左衽”。其他民族的居民，由此可略见一斑。
7世纪初期，回鹘人就在其首领菩萨的率领下，以5000骑兵击败突厥10万大军于马鬃山，并追至天山，俘获大批突厥部众，对唐朝灭亡东突厥，起了很大作用。唐永徽二年（651年），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唐，攻破北庭。回纥首领、 翰海都督婆闰率兵5万，协助唐将梁建方、契苾何力，大破贺鲁，收复北庭。唐显庆元年（656年），贺鲁再次起兵反唐，婆闰领兵又助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大破贺鲁于阴山、金牙山，并随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追剿贺鲁至石国西北苏咄城，终擒贺鲁。在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过程中，婆闰及其所率回纥兵为巩固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8世纪末9世纪初，回鹘与吐蕃在北庭展开激烈争夺，并最终控制北庭、高昌等地。
突厥对天山南北的统治及回鹘人在西域的早期活动，无疑为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居民的回鹘化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9世纪中叶，异姓突厥诸部落葛逻禄、样磨等在中亚地区建立政权， 都八拉沙衮（在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附近），后人称其名为喀喇汗朝。与此同时，西迁的回鹘人在今吐鲁番地区和吉木萨尔一带建立高昌回鹘王国。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至11世纪初，塔里木盆地边缘绿洲地区分别被高昌回鹘王国和喀喇汗朝所统治。由于操突厥语族语言的居民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总的人数上都占有优势，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原住居民的回鹘化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操突厥语族语言的居民的政治和人数上的优势，并不等于回鹘化。我们所说的回鹘化，是指操突厥语族语言的居民与当地原住居民通过接触、通婚和融合，使回鹘语成为当地普遍使用的语言，即语言的同化。要达到这种程度，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如回鹘及其近族葛逻禄、样磨等，必须改变原来的游牧生活方式，转入定居。只有这样，才能便于他们与原住居民接触、通婚和融合。
高昌回鹘王国和喀喇汗朝时期，进入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的回鹘人、葛逻禄人、样磨人等，在当地原住居民比较发达的文化影响下，逐渐放弃了原来的游牧生活方式，而转入定居的农业生活。当然，这一转变首先是由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塔里木盆地边缘各绿洲，适合于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和游牧业相比，收获较为稳定，使他们自然选择了这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回鹘人、葛逻禄人、样磨人等，特别是回鹘人的游牧生活方式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转变过来的。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北宋供奉官王延德出使高昌，其《高昌行记》说，高昌“有水，源出金岭，导之周围国城，以溉田园，作水磑。地产五谷，唯无荞麦。贵人食马，余食羊及凫雁”。说明高昌是一个典型的灌溉农业区，同时也说明回鹘人的上层还保持着游牧民族的某些饮食习惯——食马肉。王延德还说，他到了高昌王的避暑地北庭，那里有很多马，“王及王后、太子各养马，放牧平川中，弥亘百余里，以毛色分别为群，莫知其数。”（注：《宋书》卷490《高昌传》。）这也告诉我们，在迁入西域百余年后，回鹘上层仍保持着游牧民族某些生产方式，并没有一下子就转变为定居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但是，这种转变是必然的。正是这一转变，使回鹘人、葛逻禄人、样磨人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和当地原住居民在经济领域内，达到了划一的程度，也为他们之间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高昌回鹘完全转变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在蒙古的蒙哥汗时期。蒙哥汗即位以后，为了削弱窝阔台、察合台汗国的势力，于1252年处死了与窝阔台系大汗密切关系的高昌亦都护撒邻迪（萨仑的斤），恩准亦都护的兄弟斡根赤（玉古伦赤）继立为亦都护。接着，他又采取分解政策，将窝阔台、察合台汗国的领地分成若干小块，再予以层层分封。从窝阔台汗国分化出来的合丹领地放在了别失八里，直接占有亦都护的大片土地。蒙哥汗还任命亲信纳怀、塔剌海、麻速忽（即马思忽惕）等为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这样，高昌亦都护的领地不得不缩小到高昌一带。故《西宁王忻都碑》说，“己而北庭多故，民弗获安。乃迁国火州”。高昌亦都护迁到高昌，使回鹘由游牧完全转入了定居，完成了生产方式的转变。这一过程历时四百余年。
回鹘人在放弃原来的游牧生活方式，而转入定居的农业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同时还接受继承了当地的绿洲农业文化，其中包括音乐、舞蹈和绘画等。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重读一下唐代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描写西域乐舞的诗篇，再品味当今维吾尔族的音乐、舞蹈，谁也难以否认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共同的语言则是一个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在高昌回鹘王国境内，以粟特文字母为基础拼写的回鹘文，逐渐被广泛使用，代替了以前使用的古代突厥鲁尼文。随着城市生活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回鹘语文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用它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说：“回鹘人的语言是纯粹的突厥语，但他们彼此交谈时还使用一种方言”。除使用以粟特文字母为基础拼写的回鹘文外，“回鹘人还有和秦人文字相似的另一种文字，官方文牍都使用这种文字。”（注：《突厥语大词典》卷1，汉译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2页。）学者们一般认为， 这种文字应该是汉字。说明直至11世纪下半叶，汉语文仍然是高昌回鹘使用的文字之一。但是，最终汉字还是被回鹘文所代替。
在喀喇汗朝境内，突厥语为官方正式语言，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突厥文为官方的正式文字。例如公元11世纪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编著的《突厥语大词典》中的古代突厥语词和诗歌、格言、谚语，就是用阿拉伯字母写成的。同一时期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编写的《福乐智慧》，有人认为它是先用阿拉伯字母写成，以后才用回鹘文抄写的。（注：有回鹘文抄本《福乐智慧》，属15世纪，现存维也纳国立图书馆。）至迟至11世纪末，突厥语族语言作为当地通用的语言基本上普及到了塔里木盆地边缘广大地区，而原住居民的语言逐渐消亡。麻赫穆德·喀什噶尔在《突厥语大词典》导言中证实了这种情况。他说，11世纪下半叶，“凡是通晓两种语言并和城市居民有交往的人的语言是不纯的。‘索格达克’、‘坎切克’、‘阿尔古’等部落就是通晓两种语言（指突厥语族语言和本民族母语）的。……吐蕃人有自己的语言。和阗人也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这两种人的突厥语讲得并不流利。……喀什噶尔有操坎切克语的村庄，但城里均操哈喀尼耶突厥语。”（注：《突厥语大词典》卷1，汉译本，第31～33页。）也就是说，至11世纪，和阗地区的原居民不仅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且也开始了语言的突厥语化的进程，现在我们见到的属于11世纪或更晚一些的古代和田语文献也证明了这一点。（注：参见克·格尤别赫《古和田语佛教文献》，贝莱的导言，Ⅺ页。）
尽管如此，当时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客观形势尚不具备形成统一民族的条件。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喀喇汗朝于10世纪中叶前后接受了伊斯兰教，而北部以高昌为中心的回鹘王国则多为佛教徒。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导致文化和心理状态各异，致使双方在政治上完全处于敌对状态。喀喇汗朝称高昌回鹘王国的居民“是最凶恶的异教徒”（注：《突厥语大词典》卷1，汉译本，第121页。），而高昌回鹘王国则支持信仰佛教的和阗李氏王朝反抗喀喇汗朝的入侵，甚至直接与其发生武装对抗。在喀喇汗朝灭亡和阗李氏王朝以后，双方以阿克苏为界形成对峙。14世纪，伊斯兰教传播的主要区域仍在阿克苏以西地区。这种情况，直到14世纪中叶的东察合台汗国时期才发生变化。当时，秃黑鲁帖木儿汗（1343～1363年）作为新疆地区的蒙古汗皈依伊斯兰教。在他的强制下，有16万蒙古人信仰了伊斯兰教。其子黑的儿火者亦热心传播伊斯兰教，并率军对吐鲁番地区进行“圣战”，强迫当地居民成为穆斯林。此后不久，伊斯兰教便逐渐成为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居民普遍信仰的宗教，并占有统治地位。
一般说来，人们都把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过程称为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居民的伊斯兰化。希提在其所著《阿拉伯通史》一书中提出了伊斯兰化的三个标准：一是非伊斯兰地区对穆斯林在政治上的归附；二是非伊斯兰地区改信伊斯兰教；三是语言的同化。（注：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22～444页。）对照这三条标准，除语言的同化外，上述观点基本上是成立的。实际上，在改信伊斯兰教的过程中，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居民的语言文字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在他们的语言中，增添了不少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而在文字方面，不管是高昌回鹘王国使用过的以回鹘文为代表的书面语，还是喀喇汗朝使用过的以阿拉伯字母为代表的书面语，都已经让位于察合台文字（近代维吾尔语）。15世纪中叶以后，察合台文成为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居民普遍使用的文字。
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居民的伊斯兰化，是维吾尔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由于他们普遍信仰了伊斯兰教，不仅使不同民族之间便于通婚，而且凝聚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并使他们得以互相认同。所以说，伊斯兰教对维吾尔族形成和发展起有重要作用。
总之，经过六七个世纪的融合发展，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在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和宗教诸方面都逐渐统一，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居民的回鹘化和伊斯兰化才最终完成，于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近代维吾尔族，经过长期的发展最终形成了。
三、维吾尔族的“源”与“流”
把9世纪中叶以后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民族融合称之为“回鹘化”，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实际上，这是一个互相同化、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原住居民接受了回鹘人的族名、语言和政治统治，而回鹘为适应自然环境，改变了自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并接受继承了当地的文化。而双方最终又都皈依了伊斯兰教，使伊斯兰教几乎成为了该地区全民信仰的惟一宗教。回鹘和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原住居民互相同化、融合的过程，经过了近六七百年的时间，至15世纪终于形成了近代的维吾尔族。本文之所以仍然把回鹘和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原住居民互相同化、融合的过程称之为“回鹘化”，是遵循“约定俗成”原则的结果。
但是，必须指出，回鹘和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原住居民互相同化、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虽然沿用了回鹘的名称，但内涵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已经从一个游牧民族转变成为了定居的农业民族，从信仰摩尼教、佛教转为信仰伊斯兰教，从使用以回鹘文为代表的书面语和以阿拉伯字母文字拼写的书面语而演变为使用察合台语，特别是通过各种不同民族成分之间的接触、混杂和融合，回鹘人的体质特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把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和隋唐时期的回鹘划等号。
回鹘和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原住居民互相同化、融合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的学者将这个过程分为“突厥化”和“铁勒化”（即回鹘化）两个阶段。（注：参见谷苞《新疆维吾尔族族源新探》，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而有的学者在谈到中亚地区的原住居民突厥化时则明确指出：“要实现突厥化，就必须使操突厥语部族与当地原有操东伊朗语的居民融合，并使突厥语成为当地普遍使用的语言。而要达到这种程度，一要操突厥语部族改变原来的游牧生活方式转入定居，二要操突厥语部族和当地人一样都信奉伊斯兰教。因为只有定居才能使其与当地人混杂地住在一个地方，便于通婚，而不同的宗教信仰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妨碍通婚。”（注：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页。）在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原住居民中，实际上还没有突厥化，就已经开始了回鹘化的进程。从喀喇汗王朝的布格拉汗皈依伊斯兰教，到伊斯兰教传播到哈密，其间经历了六七百年的时间，所以后一个阶段要比前一个阶段长得多。另外，不管“突厥化”，还是“回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变原来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而转入定居，加之回鹘人的语言与其他操突厥语诸部并没有太大区别，所以说“突厥化”和“回鹘化”，其实是一样的，应该是同一个过程。
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原住居民的回鹘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的原住居民能否成为维吾尔族的族源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有的学者认为，“不仅丁零、铁勒和回纥是维吾尔族的重要族源，而且被维吾尔族融合了的原来居住在南疆的各农业民族，也是构成维吾尔族族源的重要部分。”（注：谷苞：《新疆维吾尔族族源新探》。）也就是说，原来居住在南疆的各农业民族是维吾尔族族源之一。有的学者利用考古、人类学资料，结合文献记载，认为回纥不等于维吾尔，古代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的土著居民也不等于维吾尔。现代维吾尔族主要是由以上两部分人，于公元9世纪以后至15世纪末融合而成的一个新的民族。（注：杨圣敏：《回纥人的种族特征试析——兼评回纥与维吾尔之区别》，载《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实际上，也认为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原住居民是维吾尔族族源之一。但是，也有的学者明确指出，不能把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混为一谈。“一个民族起源于何时何地，主要指这个民族的主要族源最早的居地和时间，而不能将与这个民族密切相关的民族起源地和时间，或一部分后来同化、融合于这个民族的起源地和时间，当成这一民族的起源地和时间”。并认为，“近现代维吾尔族真正以Uyghur为名，最早出现于历史文献的源头，乃是公元5 世纪活动于蒙古草原操突厥语的高车诸部之一的‘袁纥’部落。”（注：周伟洲：《关于维吾尔族族源问题》，载《西域研究》1991年第2期。）我们赞同这种观点，但需要补充的是，前面两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没有完全弄清楚“源”与“流”的区别。袁纥部落是形成维吾尔族的“源”，在维吾尔族形成发展过程中同化、融合的其他民族成分或部族，只能称为“流”。道理非常简单，如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在其东流的过程中，又汇入了岷江、嘉陵江、汉江等，但我们绝不会把岷江、嘉陵江、汉江等的源头作为长江的“源”。同样的道理，我们不会也不能把在维吾尔族形成发展过程中，同化、融合的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原住居民当作维吾尔族的族源。他们只能是维吾尔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流”。
另外，如前所述，在回鹘化之前，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原住居民，有多种民族成分，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或部落联盟。其中，不仅有操印欧语系语言的塞人、月氏人或吐火罗人，而且还有陆续迁入的匈奴、汉、羌、柔然、高车、突厥、吐蕃人等，如果笼统地将他们都作为维吾尔族的族源，道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从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原住居民的回鹘化和伊斯兰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同其他民族一样，维吾尔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同样由于吸收、融合了其他民族成分而发展壮大了自己。在十四十五世纪，又有不少蒙古人和其他民族成分融入其中，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的维吾尔族。中华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是普遍存在着的，这是中国民族关系的特点，也是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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