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S中的边界研究——从科学划界到边界组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界论文,组织论文,科学论文,STS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3)11－83－10
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的兴起，使得科学哲学关注的焦点从科学理论拓展到科学活动，也使得作为库恩所言“范式”的承载者和科学活动主体的科学共同体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进而科技与社会(STS)研究成为其重要领域。而本文所论述的关于科学共同体的边界交互和跨界活动的边界研究、边界问题和边界组织等一系列研究进展，则成为近年来STS研究关注的焦点。
边界观念、边界视角和边界研究在STS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它传承了科学哲学中的划界问题，界定出STS的研究领域，而且因为它所瞩目的边界对象和边界问题，正是自科学建制化以来，在与社会其他子系统的交互和冲突中产生的各类STS的研究主题。应对这些边界问题而产生的各种边界组织，因而也成为STS理论研究所关注的对象。
一、生机勃勃的边界与边界研究
“知识社会的一个更持久的特征是对各种跨越性边界的关注。”①边界，是科学共同体维持自身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屏障，也是与外界发生联系、沟通和交互的场所。因此，关注边界的边界视角既是一种描述科学共同体实际交互活动的工具，也是一种展开理论分析和建构的视角。正是通过与社会系统整体及其他子系统发生着诸如思想、技术、经济、政策和传播等各种性质的丰富而复杂的互动，科学共同体及其产出的思想、技术和知识成果才在当今的社会中产生了如此重要且日益增长的影响。
雅各布(M.Jacob)指出：“可以说，边界观念在STS中是基础性的，因为它界定了研究的领域，同时又建构和维持了其学科基础。”②一方面，STS中一个默认的假设是科学与社会的分离，通过这种科学与社会的二分(诸如科学—社会、科学—政策、科学—政治)，界定出待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STS研究关注的焦点是科学，是科学作为主体与其他社会系统的交互，其结果，自然会聚焦于使科学得以区别于其他系统、并与其他系统发生交互的边界。边界研究在STS中的地位由此显现出来。
边界研究在当代的重要性还寓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中：随着我们步入一个知识经济和高度科技化的社会，科学的传统边界正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对科学的本质及其与社会经济、伦理、风险和责任等多方面的反思，以及学者们先后提出的三螺旋模型(triple helix)、后常规科学(post-normal science)模型和后学院科学(post-academic science)模型等，都刻画出一种科学研究与产业、市场、政治、政府、公众等关系的不断调整、日益接近和互相沟通的图景。边界关系上的这些变化显然会对边界的性质及问题带来极大的改变和丰富。
然而，边界关系的调整变化，又是以边界秩序的相对稳定为基础的，这同时也是边界研究的基础。在这种边界的消蚀和重建的过程中，在这种科学与社会之间的经济的、政治的、知识的互动关系中，界分、归类和分级的权力构成了重要的起点。③换言之，随着一些边界的消失和变化，新的更多边界的建立，为边界研究提供了大量的问题和丰富的素材，因而成为当今科技哲学、科技政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也成为了STS研究的重点。
STS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转换成边界问题加以考察，并从而经由不同的视角，获得迥异的理解。比如，通常认为，科学与政治的边界应该明晰，但雅萨诺夫④对美国技术管制机构的研究恰恰表明，为了更好地提供与利用科学建议，就协商以达成共识而言，一些更混合的安排，或者说科学与政治的边界的适当模糊化，反倒会导致更富有成效的决策。
二、对科学划界问题的传承
边界研究可以回溯到在科学哲学中占有首要地位的划界问题。雷曼(S.Raman)说：“最初的边界问题是一个对主流的从哲学、文化和制度等方面区分科学与其他非科学的尝试的社会学的回应。”⑤尤其是当历史主义兴起，科学共同体进入研究视野，这种对于传统划界问题的社会学回应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传统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划界问题广为人知，是“如何鉴别科学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知识活动的那些独特的和根本的特性”⑥。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为此做了长期的努力，孔德、波普尔和默顿等都曾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判别标准，但后来的研究表明这种努力在一定意义上是失败的，劳丹等甚至将其消解为“伪问题”，一种本质主义的科学划界解决方案似乎陷入了困境。
基恩(Thomas F.Gieryn)的工作打破了这个僵局。他指出，在一个有点讽刺的意义上，科学划界不是哲学家、社会学家们所能够决定的，它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分析问题，更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并在现实的、日常的环境下被例行地完成着，⑦从而将人们的视线拉回到当今社会的现实中。
传统科学哲学的划界企图，是为了从理论上确定科学与其他知识活动的根本区别，而现实中的与科学共同体相关的边界类型则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虚假信仰、政治、技术等)的边界，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边界，也有学科间的边界，有学科内部的边界，科学家之间的边界，科学伦理的边界，以及(好的与坏的)科学工作之间的边界等等。由此，划界活动的目的、科学划界的功能以及策略、研究边界活动的视角也是多样化的。比如研究方法上可以区分宏观进路和微观进路，以及有建构论视角与制度研究的联袂等。
三、划界活动理论及应用
从基恩提出划界活动理论以来，它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进而得到了多方面检验、发展，也包括批评质疑。
1.基恩的划界活动理论
基恩在传统的科学划界问题的基础上，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著名的划界活动理论，即“科学家选择性地赋予科学体制(即其从业者、方法、知识存量、价值和工作的组织)一些特性，以建构一条将一些知识活动区别为‘非科学’的社会边界”。⑧
同样是科学划界，当从社会学层面而不是从哲学层面来考察边界问题时，所考虑的就不仅仅是确定研究领域，更可能是建立保护共同体自主性的屏障，以及为学科和共同体的发展获取更多的资源，因此，所设定的这些“特性”以及由此确定的“边界”就不是固有的或者单一的，它可以被“按需”赋予，比如经验性的或理论性的、纯粹的或应用的。这突显了科学的特性是可协商的，将科学与非科学区分开来的并非一些根本性的或超越性的特征或方法，而实际上是一系列的权宜状况和策略行为。⑨据此，“科学”不是一个单一的事物，它的边界被以一种灵活的、随时间变化的且有时是模糊的方式划定与重新划定。基恩认为，在科学与种种非科学之间建构一条边界对于科学家追逐职业目标，比如获得知识权威性和职业机会，以及保护科研自主性不受政治的干预等是有帮助的，同时，这也阻碍了“伪科学家”获得这些资源。⑩
基恩在研究中给出了三个案例来说明划界活动：案例一：廷德尔(John Tyndall)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在公众演讲和通俗写作中，被称为“科学发言人”。当廷德尔试图说明科学不是宗教时，经验性和有用性是关键特征；而当他试图表明科学不同于工程技术时，抽象的和纯粹的理论性又成为科学的关键特征。案例二：19世纪早期在爱丁堡发生的颅相学和解剖学关于科学地位的争论中，爱丁堡的解剖学家提出只有专家才有资格评估一个知识主张，用这种方式来捍卫他们的权威性。相反，颅相学者则说科学主张可以被任何人来确证，从而为颅相学争取“科学的”合法性。由此可见，不同的学者对科学的边界会有不同的诠释，进而引发争议。案例三：美国国家科学院于1982年发表了一份关于科学交流与国家安全的政策报告，质疑是否应当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干预科学的交流。该案例说明，当目的是反对政府控制科学交流时，应用和基础科学的界限被清晰地划出。而当企图提醒资助者，即便是基础研究通过转化为应用知识也可以对技术进步产生重要贡献时，这条边界则被刻意模糊了。
2.划界活动理论的应用与拓展
加斯顿(David H.Guston)指出，虽然划界活动最初是被用来解释科学家如何维护其共同体的边界，以阻挡来自外部的对其认知权威性的威胁，但其找到了有用的、与政策相关的应用，比如研究(在科学家和管制机构之间的咨询关系中)政治任务和科学任务之间的策略性划界，以及其他方面更多的应用和发展。
在经历科研环境的变化以及跨界工作的时候，实际上是个体科学家而不是“科学”最直接地感受到了这种跨界的冲击。胡新和(11)对于著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在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遭受政治迫害的史实的考察，鲜活地表明了科学与政治的文化和实践是如何的迥异，而游弋于这两个世界间的科学家必须经历明显的角色变换和“世界观的转换”，从而产生苦恼和迷惑的体验。他们不得不与科研的外部环境因素协商，而且要向内与自己的情感与观念协商，以谋求适当的社会身份与内心平衡等。这种科学家及其私人版本的划界活动，已经成为边界研究学者们关注较多的一个重点。
莱姆(12)(Alice Lam)将划界活动理论的应用扩展到了科学与市场关系的变迁，研究科学家在大学—产业联系日益加强的条件下，怎么寻求保护和协商他们的社会位置，以及为他们的职业角色的身份寻求意义。他采用组织变迁的新制度学派的分析框架，强调行动者的选择和战略行动在塑造变迁中的作用，从微观、个人的角度应用划界活动理论，关注随着科学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学术工作的规范和实践受到的冲击，以及科学家所经历的价值冲突和职业身份危机。她认为，科学家是寻求塑造科学与商业的边界的积极行动者，其工作取向持续表现出多样性，并且鉴别出以下四种取向：传统型(边界隔离和排斥)；传统混合型(边界试探和维持)；创业混合型(边界协商与拓展)；企业家型(边界包含与融合)。其中，两种混合形态是主要类型，并且特别善于利用学术和产业之间的模糊从事“划界活动”。
温赖特(13)(Steven P.Wainwright)等则致力于研究科学家如何划定科学行为中合乎伦理的边界，他们称之为伦理性划界活动，指出这正成为生物医学科学日常实践和操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们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关于人类胚胎和干细胞的研究：个体科学家本人将什么视为符合伦理的人类胚胎和干细胞来源；怎样理解人类胚胎和干细胞；如何看待干细胞研究领域的管制框架。温赖特等的研究扩展了基恩关于划界活动的最初概念。基恩认为非科学必须被逐出科学，而此项研究却显示科学家的伦理话语、或者说寓于其中的伦理性划界活动既在规范层面上发挥功能，又同时服务于界定和辩护涉及伦理敏感的研究工作，成为科学家们在实践层面进行自我辩护的一部分。
齐尔(Zehr)(14)对比分析了美国1980年代就酸雨的审议和1990年代就全球气候变化的审议，发现其划界活动的运作过程发生了改变。他通过对国会听证会辩论的细致解读，得出的结论是在关于气候变化的辩论中，在科学和政治之间划出明显界限的需要，远远没有在关于酸雨的辩论中明显。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在气候变化案例中，一个全球边界组织(即IPCC)内化了一些科学—政策边界的协商，并且促成了一种适用于更公开的环境的混合声明的产生，从而避免了曾随着关于酸雨的辩论而发生的公众极化(public polarization)的问题。就结合了政治考虑和科学考虑的论题来说，气候变化专家更有准备，他们强调了环境考量与经济解决方案相兼容的生态话语，有助于模糊那些科学家和政策经济学家有可能发生冲突的边界。在此，齐尔强调了将经济学看作一种专业领域的重要性，并表明利用科学建议的制度安排的变化会对政策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四、边界对象的概念及建构
虽然划界活动理论传承自科学哲学中的划界问题，但由于现实划界实践中的目的和策略的多样化，必然产生边界的模糊化，随之而来的另一个与边界研究相关的重要概念，也即边界对象，却是在传统科学哲学理论中没有直接对应概念的。边界对象既是边界协商和建构的媒介，又同时是其产物，因而是建构论科学哲学的适宜的研究对象。
1.边界对象的概念
斯达和格里塞默(15)(S.Leigh Star,J.R.Griesemer)于1989年提出了边界对象的概念：边界对象是一种分析概念，是指那些位于数个交叠的社会世界(16)之间、并且满足它们中每一方对信息的要求的科学对象(scientific objects)。
它最初被用来解释科学工作内部的异质性和合作的关系问题，随后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因为人们发现“创造和管理边界对象是在交叠的社会世界之中发展和维持一致性的一个关键过程(17)。”比如基于研究结果的一项专利，可以被科学家一方用来确立优先权或经济收益，同时也可以被政治家一方用来衡量研究的生产率，“从而成为促进两者联系和沟通的媒介”(18)。再比如，(通过标准化的方法)收集的标本，既可以作为生物学家的研究材料，又可以成为大学管理者提高大学声誉的一个途径，也可以是自然保护者展示生物多样性或呼吁保护荒野的载体，还可以是业余博物学爱好者的一个收入来源。再比如一个气候愿景，可以充当气候模拟专家和气候政策官员沟通与合作的媒介。
边界对象具有充分的解释灵活性，“不同的意义可以被注入统一的概念之中”，甚至允许它们是不一致的、含糊的，甚至“不合逻辑的”。这使得边界对象常常具有内在的异质性，它们同时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特定的，又是一般的；既是约定的(conventionalized)，又是个性化的。
因此，边界对象有足够的可塑性，以适应于采用它们的各方的地方性需要和限制。它能与不同的观点相适应，从而能为各方(中的个体)用来服务于各自特定的目的，而在重叠部分的不匹配之处则成为有待协商的问题。简言之，边界对象是跨边界的，它有助于边界双方构建共识、沟通差异、协调行动和促进讨论。
但它又不会失却其自身公共的、被充分共享的核心意义。这表明它的强健性，以使得它们可以在多个社会世界中获得认可，获得合法性。这也就是一种诠释的方式。
这样，相关各方可以“就一个问题的特定界定达成一致而无需就其含意或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或者说“任何一方都不必采用另一方的价值或目标”，从而可以既围绕着边界对象展开合作，又保持各异的特性。因此，需要强调的是，边界对象并不意味着共识，而仅仅是作为合作的条件。
边界对象的类型异常丰富，它可以包括“协议、政策、咨询报告、模型、术语、建筑，等等”。(19)
2.边界对象概念的应用及发展
边界对象是一个多产的概念。雅各布指出，在斯达和格里塞默最初运用边界对象概念于研究生态学家之后，STS研究表明，这个概念在政策领域中与在科学领域中一样受欢迎，“在STS对政策的研究中特别常见”。这是因为边界对象概念可以促进对于科学和政策之间以及政策领域内部的交流的理解，以一种早前的工具做不到的方法，阐明科学在政策领域中发挥功能的途径。它给予了科学政策研究者一种方法去描述和解释科学和政策间的交流是如何发生的，而无须任何一方接纳另一方的价值或目标。(20)
在理论研究方面，森德巴格(Sundberg)(21)的研究表明，“参数化(parameterizations)”这一边界对象对于气象学中的田野实验派和模拟建模派有着不同的功用，但也有加强这些群体的联系和他们的互相依赖的功用。特南豪特(Turnhout)(22)研究了作为边界对象的生态指标。自然保护政策有赖于生态指标来评估生态系统的质量以及评价政策和管理的有效性。研究表明，诠释的灵活性是解释生态指标有效性的重要因素。普尔兹尔和雷曼特斯泰纳(Pülzl & Rametsteiner)(23)研究了“可持续性影响评估”中的指标设计活动。设计这种指标需要横跨科学和政策的交界面，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利益相关者和决策者等，都在这个界面上向对方传达一些概念和思想，同时对于指标和相关的亚类别的选择做出价值判断。因此，就设计这种指标而言，基于简单的“知识转移模型”的纯粹的科学指标是难以获得成功的，而需要代以一种跨越科学的和政治的领域之间的边界的“知识交易模型”。
3.边界对象相关类概念
在边界对象的基础上，STS学者还发展了若干与其密切相关的概念工具，同时也揭示了边界对象概念的一些理论弱点。
(1)标准化包(standardized package)
标准化包是与边界对象相关联的最重要的概念。藤村(Joan H Fujimura)在1986年和1988年的两篇文章中提出了这一概念。就确立理论而言，边界对象的优点是更容易在地方情境中被重构以适应地方性需要，有助于促进转译(translation)以赢得同盟者，但这也恰恰是其弱点，即使得他人能抗拒转译以建构其他事实。(24)而标准化包则可以促进多个社会世界中成员间的集体工作。比如，政府科学家与私人企业之间合作研究的标准合同可以鼓励双方基于他们自身的目标而展开更频繁和有成效的合作。(25)标准化包比边界对象更强健，更擅长稳定事实，有能力改变边界两边的实践，而且能将一方的理论、铭写(inscription)和物质置入它方的研究进路中。(26)标准化包强调行动者之间的合作来“完成工作”，同时维持它们在各自的社会世界中的完整性。(27)这样的整合有利于识别一个社会行动的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并通过使两者之间联系的常规化来稳定社会系统。(28)
(2)锚固机制(anchoring devices)
桑纳德(L.Soneryd)(29)用锚固机制来特指一类高度稳定的边界对象，它们是高度聚合的和多义的共识性知识建构体，展现出惯性，在科学和政策之间作为接口，帮助稳定一个社会－科学域内的波动，管理不确定性。在这种机制中，诠释中的灵活性和通过再协商而产生不断变化的共识的可能性都是有限的。因而这种机制发挥了锚的作用，固定住某个政策争论的科学基础，并用来限制相关的政策话语。(30)换言之，它们在话语中引入了类似于拉卡托斯的硬核的东西，来限制话语并防止它漂移(drifting)。(31)边界对象似乎是产生于水平的社会互动，而锚固机制则作为一种管理不确定性的工具发挥作用，因为它可以限制发生在主要的科学问题(指当下的科学－政策议程中的科学问题)中的“漂浮”。
(3)交易区(trading zone)
交易区是加里森发明的，是指来自不同文化的参与者用一种精要的中间语言(a stripped-down interlanguage)交流，就像商人创造出的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交界面的“pidgins or creoles”(指诸如洋泾浜英语一样的混杂语言)。加里森(32)认为边界对象是“最贴合”他的交易区概念的。但是他或多或少地无视了这一条研究线索，也没有在他的经验研究中考察其他的解释。他使用交易区的理由似乎是：互动不限于“对象”，而是包括了过程与行为。翻译从来不会无损地转换意义，无论是在其常规用法中，还是在对科学的专门分析中。边界对象正是为了应对一种不完全翻译的状况而提出来的。交易区和边界对象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很兼容，都是寻求完善“翻译”的基础观念。
五、边界组织的理论与实践
如果说边界对象在边界研究中还是某种比较概念化、理论化的东西，那么在应对各种边界问题的实践中产生的边界组织则可以看作是它在社会建制上的映射，而受到了更多的理论关注和探讨。
1.边界组织的概念及其理论的提出
摩尔(K.Moore)首先将对划界活动的研究，从边界对象扩展到了边界组织，因为它们都具有这样的能力，即“既提供一个社会行动的目标，又提供稳定但是灵活的规则，来实现这个目标”。在其对于诸如“公共信息科学家学会”(Scientists' Institute for Public Information)等公众利益组织的研究中发现，“科学及其同政治的关系成为行动的主要目标”——这些组织使科学家得以将自己呈现为既是知识共同体的成员，又是宣传者，“因而他们构成了科学和政治之间的桥梁，并使得两者的惯常的实践方式不受触动”(33)。对于划界活动的这一描述，响应了基恩对于划界活动的定义，即可以在科学家的企图中看到一种意识形态风格，以有利于科学的方式将其与非科学或技术性活动相比较，从而为科学创造一种公共形象。摩尔所讨论活跃的科学家们(activist scientists)意图建立一种以对政治更加负责任的方式将科学传达给非科学世界的组织，从而使科学家的职业生活在伦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意义更加明显。然而，这些组织的目标是单边的，它们只关注从科学到非科学的信息和影响力的流动。
加斯顿(Guston)认为，从边界对象到标准化包再到摩尔对“公众利益组织”的研究，都为讨论“稳定性”这个边界研究的关键问题做出了贡献，但是还没有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一般性假设，即这些边界对象、标准化包或机构如何稳定科学/政治边界的潜在的混乱。据此，加斯顿于1999年提出了“边界组织”的概念。所谓“边界组织”，是指“那些日益在‘科学’机构和‘政治’机构——它们被理解为当代社会中鲜明的生活形式的标签——之间作为媒介的社会安排(social arrangements)、网络和机构”。
加斯顿指出，二战以来在美国形成的“科学的社会契约”渐露弊端，使得科学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模式受到全面反思，一些边界组织由此应运而生，如OTT(技术转移办公室)、ORI(科研诚信办公室)等。这些“既非实验室亦非传统政治组织的机构，正在日益成为当代社会的制度景观(institutional landscape)的主流特征，并且在管理科学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互动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34)。边界组织的出现，一方面，消除科学与政府之间传统契约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明晰政府和科学共同体各自的角色和职能，另一方面，成为政府实现从主要是科学的资助者向科学系统的管理者角色转变，不同类型的边界组织则成为政府这种角色转变的载体。(35)
边界组织是跨骑在明显的科学—政治边界上的机构，并籍此将该边界那些临时和模糊的特性内部化。(36)它们通过成功地作为科学家和政治家双方的代理来稳定这个边界，并在日常工作中起着调停和协商新的边界的功能。(37)边界组织的三个特征是：首先，它们为边界对象和标准化包的产生和运用提供了一个合法化的空间；其次，它们包括了边界双方的行动者以及扮演中介角色的专业人士的参与；最后，它们存在于两个相对迥异的社会世界的交界处，并对每一方负有明确的责任和问责。(38)而就第三个标准而言，边界组织的概念是借自于(39)委托—代理理论。(40)这个理论认为组织联系可以被理解为在组织内部或组织之间(41)从委托者(principals)向代理者(agents)的一系列权威/权力的委托/转授。这些委托(行为)可能受到合同的规范。但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总是困扰着这种委托关系，也引出激励和监督这两个常规的解决方案。(42)
相比较而言，加斯顿认为在边界组织之外所进行的划界活动则是令人担忧的，因为边界活动必然是利益负载的，因此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变得极端自利。在边界组织之外的边界活动的结果更易于受到权力运用的影响。当然，当科学与政治运用联合的力量来达到共同目的时，即使是在科学—政治边界组织内部进行的边界活动也有可能受权力运用的影响，尽管它相对地要受到约束。而相对于那些不稳定的边界对象和标准化包，边界组织由于其建制化的策略，不仅使自身的划界活动合法化，也使得自己成为边界对象的载体，使得边界的模糊内在化，跨界的交流功能化，因而成为解决边界问题的有效工具。
2.边界组织的类型
边界组织的形态、性质各异，其类型可以有各种分法。就规模而言，它可以分为地方性的、国家的和国际的；有依照法令或政令形成的，也有志愿性的；就结构而言，有紧密型的，也有网络状松散型的。有政府的、半政府的、政府间的以及民间性质的，如美国议会所属的技术评估办公室(OTA)、各种生物伦理委员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等，后者如很多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等。有临时的，或者特设的，也有长期的。比如，在鼓励跨学科与跨社会部门的合作研发的前提下，合作撰写一份资助申请报告的多元化的申请者，就构成了一个短期的、特设的边界组织。(43)此外，一些公众参与的形式，如共识会议等也具有临时性的边界组织的性质。
必须加强对边界组织的形态多样性的研究，因为边界组织是一个多样配置、不断变迁的概念，而不是一类或一个组织。在中国，边界组织有如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
3.边界组织的功能
边界组织的意义在于促进社会整合、稳定和效率。边界组织可以发挥媒介的作用，加强不同的社会世界的互动，又明确彼此之间的地位、权力、身份、功能等，还避免了它们的直接碰撞，或越俎代庖。后者往往具有斗争性、破坏性，彼此试图影响、凌驾、越界，比如科学的政治化、过分商业化或者政治的科学化，或者公众对于科技事务的直接干预等。
具体来说，边界组织的功能可以体现在这样一些方面：维护科学的自主性、科研资助的分配(44)、促进科学与公众的沟通、提高科研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科研项目管理和科研成果管理(45)、监控科研诚信(46)、技术评估，比如美国的技术评估办公室(47)；技术转移，如美国的技术转移办公室(48)；协商科学伦理问题，如公众伦理委员会(49)；科学顾问，如美国的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50)；促进知识与用户的双向沟通，比如美国民营的休斯顿高级研究中心(HARC)；公众参与科学，比如共识会议等各种常设或特设的公众参与制度。\
4.边界组织理论的应用与发展
和划界活动、边界对象一样，边界组织理论一经提出，就得到了持续而广泛的应用。例如：
(1)协商科技伦理问题。凯利(Kelly)(51)以美国人类胚胎研究小组(U.S.Human Embryo Research Panel)为例，将公共生物伦理机构视为边界组织，考察了它们同科学及其他类型的专业的道德权威和认知权威的关系、同公众参与争议性科学政策的机制的关系，以及同共识模型的关系。
(2)国际性边界组织。米勒(52)(Clark Miller)将对边界组织的研究扩展到了全球治理和全球政治背景下的国际组织，指出其位于科学与政治的边界这种结构特征，主导着解释其行为的理论框架。但当应用于国际组织时，需要对这一理论若干核心特征重新聚焦，以解释其在更复杂的全球政治背景下的行为。
(3)多重目标的边界组织。克尔克斯和李维斯(Klerkx & Leeuwis)(53)将通常用于分析科学—政策双边关系的委托—代理视角，扩展到了分析网络中的多边联系，通过研究将资助的权利委托给一个包含知识的用户在内的多重行动者网络，提出了多重目标的边界组织的概念。在这样一种网络关系中，传统的研究理事会从一种资金分配机构，演变成了一个在由用户、研究者和政府之间的各种不同组合构成的多条边界之间作为媒介的边界组织。
(4)跨越多个组织层次。凯什(54)(Cash)研究了美国农业研究、教育和扩展系统(CSREES)，从而将边界组织的研究扩展到了跨越多个组织层次(比如从地方到州一级再到国家)时的情况。他将边界组织的概念从科学—政策的单一维度，扩展到组织的不同层次，即不仅是在科学和政策间架桥，而且要跨越不同层次以联系科学和政策，并为边界组织与有效地生产和利用科技知识之间的因果联系提供了一个案例。
(5)边界组织的动态模型。帕克和克龙纳(Parker & Crona)(55)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沙漠城市决策中心(Decision Center for a Desert City,DCDC)”为例，研究了基于大学的边界组织，提出了用利益相关者视角研究边界组织的进路，认为科学与政治不是截然分离的。边界组织并非跨骑在一条明确的边界线上，而实际上是栖居在一个混合空间(hybrid space)中。其利益相关者也往往不止两方。基于大学的边界组织位于一个混合空间中，服务于异质的利益相关者群体。而这些利益相关者则运用各自的能力影响着边界组织的目标和行为，塑造着它的内部结构和它对利益相关方的管理。在此意义下，边界管理并非仅仅是稳定边界的行动。
一个类似的批评是，最初的边界组织理论聚焦于单一的科学—政策边界，是太过狭窄了。要理解“当代科学家与资助和政策机构建立的边界的高度多样化的性质，就需要一个更‘宽泛的图景’”。(56)
综上，边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的兴起，使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及其活动进入哲学研究的视野。STS研究即科学与社会和文化的互动，也随之成为科学哲学的重要领域。换言之，不同社会世界之间的互动必然产生边界问题，认识论的转变使得这种边界问题以不同的方式和更大的多样性进入学术视野。而科学哲学的建构论转向，则为对科学的边界问题的经验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就国内现实而言，科研管理的行政化、国家创新体系、科研诚信问题、科技决策中的官僚化或者专家一言堂、科研资助问题、专家面临的信任危机、公众参与科技的要求等，都是重大现实问题，都可以从边界分析的视角获得更好的理解，推动科技的治理。这对于本土化的边界研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国内学者对边界问题虽也屡有触及，如各种有关的STS研究、科技创新、科技政策、科学普及、科技类NGO等，但缺乏从边界研究的视角，汲取国际语境中已有成果，加以系统统一的关注，这对于在当今复杂、多元、迅速变化的世界中，确立一种既传承传统科学哲学资源，又具有前瞻性的理论视野是十分不利的。边界研究及边界组织理论，将有助于为以科学共同体为主体的STS研究，开拓出新的理论空间。
注释：
①Tomas Hellstr
m & Merle Jacob,"Boundary Organisations in Science:From Discourse to Construction",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30(4),2003,pp.235-238.
②③(17)(20)(25)(31)Merle Jacob,"Boundary Work in Contemporary Science Policy:A Review",Prometheus,23(2),2005,pp.195-207.
④Sheila Jasanoff,The Fifth Branch:Science Advisers as Policymaker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⑤Sujatha Raman,"Insiitutional Perspectives on Science-policy Boundaries",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32(6),2005,p.418.
⑥⑦Tomas Gieryn,"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Strains and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Scientist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3,p.781.
⑧⑨⑩Tomas Gieryn,Boundaries of Science,In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edited by Sheila Jasanoff,Gerald E.Markle,James C.Petersen,and Trevor Pinch,1995,pp.393-443.
(11)胡新和：《奥本海默与原子弹》，《社会科学战线》，2000.
(12)Alice Lain,"From 'Ivory Tower Traditionalists' to 'Entrepreneurial Scientists'? Academic Scientists in Fuzzy University-industry Boundaries",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40(2),2010,pp.307-340.
(13)Steven P.Wainwright et al.,"Ethical Boundary-work in the Embryonic Stem Cell Laboratory",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28(6),2006,pp.732-748.
(14)Stephen Zehr,"Comparative Boundary Work:US Acid Rain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 Policy Deliberations",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32(6),2005,pp.445-456.
(15)S.Leigh Star,J.R.Griesemer,"Institutional Ecology,'Translations' and Boundary Objects:Amateurs and
(16)既可以是科学内部的(比如不同的学科或实验室之间)，也可以是科学内部和外部的(比如科学与非科学)。 Professionals in Berkeley's Museum of Vertebrate Zoology",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19(3),1989,pp.387-420.
(18)(42)(47)David Guston,"Boundary Organizations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Science:An Introduction",Science,Technology & Human Values,26(4),2001,pp.399-408.
(19)van Egmond,Stans and Roland Bal,"Boundary Configurations in Science Policy:Modeling Practices in Health Care",Science,Technology,&Human Values,36(1),2010,pp.108-130.
(21)Mikaela Sundberg,"Parameterizations as Boundary Objects on the Climate Arena",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37(3),2007,pp.473-488.
(22)Esther Turnhout,"The Effectiveness of Boundary Objects:the Case of Ecological Indicators",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36(5),2009,pp.403-412.
(23)Helga Pülzl & Ewald Rametsteiner,"Indicator Development as 'Boundary Spanning' Between Scientists and Policymakers",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36(10),2009,pp.743-752.
(24)(26)Joan H.Fujimura,"Crafting Science:Standardized Packages,Boundary Objects,and "Translation'",In Andrew Pickering ed.,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1992,pp.168-211.
(27)(37)(38)(48)David Guston,"Stabiliz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Politics and Science:The Role of the Offic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s a Boundary Organization",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1999,pp.87-111.
(28)(51)Susan E.Kelly,"Public Bioethics and Publics:Consensus,Boundaries,and Participation in Biomedical Science Policy",Science,Technology & Human Values,28(3),2003,pp.339-364.
(29)Linda Soneryd,"Deliberations on the Unknown,the Unsensed,and the Unsayable?:Public Prote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ird-Generation Mobile Phones in Sweden",Science Technology Human Values,32(3),2007,pp.287-314.
(30)(52)Clark Miller,"Hybrid Management:Boundary Organizations,Science Policy,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Climate Regime",Science,Technology & Human Values,26(4),2001,pp.478-500.
(32)Peter Galison,Image and Logic:A Material Culture of Microphysic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
(33)Kelly Moore,"Organizing Integrity:American Science and the Creation of Public Interest Organizations,1955-1975",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01(6),1996,pp.1592-1627.
(34)Soneryd,"Deliberations on the Unknown,the Unsensed,and the Unsayable:Public Prote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ird-Generation Mobile Phones in Sweden",Science,Technology & Human Values,32(3),2007,pp.287-314.
(36)(46)David Guston,Between Polities and Science:Assuring the Integrity and Productivity of Researc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30.
(35)(45)(50)李正风：《塑造政府与科学之间的新型关系》，《中国软科学》，2006,pp.95－100.
(39)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上述第一点的表述略有改变，变成了“提供机会和有时提供刺激/激励”。
(40)划界活动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关系：互补的检视科学—社会关系的进路。划界活动为委托代理理论提供经验细节，委托代理理论为边界描述提供结构。划界活动有助于委托—代理理论对事实的过度模式化，而委托—代理理论帮助划界活动研究缩小观察范围。
(41)委托—代理关系可以是组织间的，也可以是组织内的。
(43)Anne L.Schneider,"Why Do Some Boundary Organizations Result in New Ideas and Practices and Others Only Meet Resistance? Examples From Juvenile Justice",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39(1),2009,pp.60-79.
(44)(53)(56)Laurens Klerkx & Cees Leeuwis,"Delegation of Authority in Research Funding to Networks:Experiences with a Multiple goal Boundary Organization",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35(3),2008,pp.183-196.
(49)Leinhos,"The US 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ssion as a Boundary Organization",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32(6),2005,pp.423-433.
(54)David W.Cash,"In Order to Aid in Diffusing Useful and Practical Information:Agricultural Extension and Boundary Organizations",Science,Technology & Human Values,26(4),2001,pp.431-453.
(55)John N.Parker,"Beatrice I.Crona,On Being all Things to all People:Boundary Organizations and the Contemporary Research University",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42(2),2012,pp.262-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