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税收与长期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税收论文,财政支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E620,H200,O400
一、引言
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经济增长理论和宏观公共财政理论的重要研究方向，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支出结构与税收结构。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考察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大都假定劳动力供给是无弹性的，这使得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传导机制受到限制。事实上，内生化劳动力供给有利于更加全面地分析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例如，Turnovskyw(2000)指出，内生化劳动力供给的两大优点是：(1)消费税和劳动所得税不再是一揽子税收(lump-sum tax)，它们可以通过影响家庭的劳动—休闲选择，进而影响资本的边际回报与经济增长；(2)政府的消费性公共支出也可以通过影响家庭的劳动—休闲选择，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内生化劳动力供给对于分析其他理论问题以及研究现实经济也都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例如，Benhabib and Farmer(1994)认为内生化劳动力供给是在低维经济系统产生经济增长不定性(indeterminacy)的重要条件。Ladron-De-Guevara et al(1999)认为内生化劳动力供给是使得经济系统产生多重均衡点(multiple steady states)的重要条件。Kydland(1995)认为在真实商业周期理论(RBC)中，劳动时间的变化可以解释约三分之二的总产出波动。现实经济中，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例如，Kehoe and Prescott(2002)发现，政府政策引起人们劳动时间的减少是导致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Hayashi and Prescott(2002)同样发现，人们平均劳动时间的减少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大萧条的重要原因。
通常地，政府公共支出可以分为生产性公共支出和消费性公共支出。①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生产性公共支出可以直接进入生产函数，通过影响资本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消费性公共支出直接进入人们的效用函数，可以直接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Arrow and Kurz(1970)、Turnovsky(2000)等将两种公共支出分别引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进而考察了生产性公共支出与消费性公共支出对均衡产出或是平衡增长路径(balanced growth path)上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当然，政府公共支出主要是通过税收融资实现的，而税收具有扭曲性。税收的扭曲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通过征税降低了资本和劳动的边际回报率，使得家庭储蓄与劳动的积极性降低，这又抑制了投资与经济增长。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现实经济中各个国家税收账户的设计差别较大，但通常我们可以将这些不同的税种归为消费税、劳动所得税与资本所得税。②在内生增长框架下考察税收经济增长效应的文献较多，代表性的工作有Lucas(1990)、King and Rebelo(1990)、Jones et al(1993)等。
本文的理论部分在一个AK经济②中内生化劳动选择，进而考察了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之所以选择在一个AK经济中讨论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1)在新古典增长框架下，经济增长率是外生的，政府政策不能影响均衡状态(steady state)的经济增长率。相对于以研发为基础的经济(R&D-Based Economy)而言，AK框架相对简单，有利于更加直观地分析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2)Barro(1990)在一个AK经济中引入生产性公共支出与所得税，假定政府通过征收所得税为公共支出融资，发现所得税税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为了更好与Barro(1990)的结论对比，我们同样选择AK框架。
新增长理论与宏观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从经验上考察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文献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是考察财政支出与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③Easterly and Rebelo(1993)等考察了分类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Angelopoulos et al(2006)等考察了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Miller and Russek(1997)、Kneller et al(1999)同时考察了财政支出与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当然，由于计量方法、数据选择、解释变量多少等要素的差异，这些学者得到的结论差别很大。例如，Mendoza et a1(1997)根据18个OECD国家1966-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资本所得税、劳动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劳动所得税、资本所得税每上升10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下降0.1—0.2个百分点；Kneller et al(1999)根据22个OECD国家1970-199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劳动所得税、资本所得税对经济增长的扭曲作用很大。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更多地从实证角度考察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对我国财政政策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刘溶沧、马拴友(2002)估算了我国1985-1999年间资本所得税、劳动所得税、消费税的有效税率，并考察了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税收通过影响投资、劳动供给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资本所得税、劳动所得税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而消费税对经济增长具有微弱的促进作用。庄子银、邹薇(2003)认为，我国公共支出过程中大量“调整成本”的作用使得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下降，甚至出现负效应。廖楚晖(2006)考察了我国政府的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我国经济的人均产出与政府教育投入有显著关系，政府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郭庆旺、贾俊雪(2006)考察了我国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他们的结论是，公共物质资本投资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都可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其中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更显著，而政府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较小。
宏观公共财政理论认为，生产性公共支出规模越大，经济增长率来得越高。原因是，生产性公共支出规模越大，资本和劳动的边际回报率越高，从而家庭储蓄和劳动的积极性越高，这又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需要说明的是，实证研究却发现生产性公共支出并不一定总能促进经济增长，且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差别较大。例如，Easterdy and Rebelo(1993)根据28个国家1970-1988年的面板数据，检验发现政府在交通、通信等方面的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Devarajan et al(1996)通过43个发展中国家1970-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政府在交通、通信等方面的投资抑制了经济增长；而以21个发达国家1970-1990年的数据为样本检验时，发现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投资对经济增长又具有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中鲜有文献较为系统地考察我国分类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为此，我们在赵志耘、吕冰洋(2005)的基础上考察了我国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⑤我国东、中、西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不同地区之间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可能差别较大。因此，我们运用1997-2007年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考察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里将Easterly and Rebelo(1993)与Devarajan et al(1996)的思路结合起来，分别用两类指标刻画生产性公共支出的规模，且同时考察了生产性公共支出对当期经济增长与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有利于更加全面地分析我国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模型框架；第三部分是求解竞争性均衡；第四部分是生产性公共支出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语。
二、模型框架
(一)家庭
按照Barro(1990)和Turnvosky(2000)的基本框架，我们假定经济是由连续同质具有无限寿命的家庭组成，每个家庭只有1个个体，且无人口增长。家庭有1单位的时间可用于休闲或劳动。家庭的效用是建立在自身消费、休闲以及政府消费性公共支出基础上的，家庭对消费和休闲的选择又受到自身财富约束的限制。因此，家庭的问题是：⑥
其中Y表示产出；K、L分别表示厂商雇佣的资本和劳动；
表示生产性公共支出。在工资、利率给定的前提下，厂商选择最优的劳动、资本数量以极大化自身利润。生产函数对于私人要素投入(资本和劳动)满足常数规模报酬，因此，厂商的竞争性利润为零。
根据一阶条件，我们可求得厂商对资本和劳动的需求分别满足：
将(12)代入(6)，再根据(7)与劳动市场出清条件，我们可求得利率：
根据(18)，我们可以将γ表示为模型各参数的函数，即γ=γ(A，α，ρ，σ，υ，η，
θ)。根据(16)、(17)和(18)，我们知道C/Y和l也可以表示为模型各参数的函数。根据(14)，消费税、劳动所得税以及生产性公共支出的比例通过影响人们的劳动—休闲选择(如(14)中的2)，储蓄—消费选择以及生产性公共支出占总产出的比例(如(14)中的3)来影响经济增长。资本所得税除通过上述两种途径影响利率外，还通过降低资本回报率(如(14)中的1)而降低税后利率与经济增长率。
根据(18)，无法求得γ的显示解。为此，我们运用MATLAB软件，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考察消费税、劳动所得税、资本所得税以及生产性公共支出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Turnovsky(2000)，我们取如下基准的参数值α=0.92，υ=η=0.3，ρ=0.04，σ=2，
=0，
=
=0.28，θ=0.33，A=0.206。将上述参数值代入(18)，可求得基准的经济增长率γ=0.02。为考察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稳健(robust)，我们可作一系列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并进而考察当基准参数值在合理区间内变动时，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
本文给出了3种代表性的情形，分别见图1、图2和图3。其中，图1的基准参数取值是α=0.02，υ=η=0.3，ρ=0.04，σ=2，=0，==0.28，θ=0.33，A=0.206；图2的基准参数取值是α=0.8，υ=η=0.3，ρ=0.04，σ=2，=0，==0.28，θ=0.33，A=0.412；图3的基准参数取值是α=0.92，υ=η=0.3，ρ=0.04，σ=2，=0.2，==0.28，θ=0.33，A=0.202。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借鉴了Devereux and Love(1994)的方法，通过调整A值使得某一基准参数值改变后，基准的经济增长率仍为0.02。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不调整A值，从而基准的经济增长率不一定为0.02。这种情况下，尽管经济增长率在数值大小上会有变化，但随财政政策变化的整体趋势不变。
图1 政府税收以及生产性公共支出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消费税税率越高，消费价格越高，总产出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越少，用于资本积累与公共支出的比例越多。总产出中用于资本积累比例的上升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总产出中用于资本积累与生产性公共支出比例的上升，有利于提高劳动的边际回报率，从而家庭会选择更多的劳动。消费性公共支出比例的上升有利于提高休闲的边际效用，因而总产出中公共支出比例上升对家庭劳动—休闲选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我们的数值分析中，资本、生产性公共支出的作用要比消费性公共支出的作用来得大。因此，消费税税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变得越高。
劳动所得税使得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减少，总产出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减少，用于公共支出的比例增加。生产性公共支出的比例越高，劳动的边际回报越高，家庭会选择更多的劳动；消费性公共支出的比例越高，休闲的边际效用越高，家庭选择的休闲越多；此外，劳动所得税还直接降低了劳动的边际回报率。第一种作用使得家庭选择更多的劳动，而后两种作用使得家庭减少劳动供给。因此，劳动所得税对家庭劳动—休闲的选择是不确定的。根据(14)，劳动所得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例如，图1和图3中劳动所得税税率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图2中劳动所得税税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有一个倒U型关系。
资本所得税一方面直接降低了资本的边际回报，另一方面又通过提高总产出中生产性公共支出的比例提高了资本的边际回报。此外，资本所得税对劳动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原因是一方面消费性公共支出占总产出比例的上升提高了休闲的边际效用，另一方面生产性公共支出占总产出比例的上升提高了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综上所述，根据(14)，资本所得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例如，图1和图2中资本所得税税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有一个倒U型关系，图3中资本所得税税率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
生产性公共支出占公共支出比例的上升，使得生产性公共支出占总产出的比例上升，消费性公共支出占总产出的比例下降，两者都提高了劳动和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从而家庭会选择更多的劳动和储蓄。因此，生产性公共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例越高，经济增长率来得越高。
综上所述，通过数值模拟发现，当政府通过征收更多的消费税为公共支出融资时，消费税税率越高，经济增长率来得越高；当政府通过征收更多的劳动所得税或是资本所得税为公共支出融资时，所得税税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在税率既定的前提下，生产性公共支出规模越大，经济增长率来得越高。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所得税税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并不一定总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也即Barro(1990)的结论并不一定总是成立。原因是，在我们的模型中，劳动力供给是内生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劳动供给来影响经济增长。而在Barro(1990)中，劳动力供给是无弹性的，财政政策只能通过影响资本积累来影响经济增长。
图2 政府税收以及生产性公共支出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图3 政府税收以及生产性公共支出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中国生产性公共支出经济增长效应的经验分析
(一)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我们以1997-2007年我国31个省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因变量，以不同类型生产性公共支出的规模为自变量进行回归。⑦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生产性公共支出与消费性公共支出的划分存在较大的争议。这里我们采用赵志耘、吕冰洋(2005)的标准，生产性公共支出主要包括财政基本建设支出、财政教育支出和财政科研支出，三者可分别被看作是政府对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与研发的投资。现有的文献研究中主要存在两类指标来刻画公共支出的规模：(1)分类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也被称为财政支出结构，例如Devarajan et al(1996)；(2)分类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例如Easterly and Rebelo(1993)。我们把上述两类指标表示的生产性公共支出规模分别引入经济增长的回归方程。此外，投资率、开放性水平、通货膨胀率、劳动力增长率、政府规模以及直接税比例也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把上述6个变量也作为自变量引入经济增长的回归方程。根据庄子银、邹薇(2003)，投资率为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值；开放性水平等于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根据廖楚晖(2006)，我们用全社会就业人数的增长率表示劳动力增长率；根据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可求得通货膨胀率；这里用直接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例表示直接税比例。⑧数据主要是根据相应各省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Easterly and Rebelo(1993)等在检验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并没有考虑时滞因素，他们只考察了生产性公共支出对当期经济增长的影响；Devarajan et al(1996)，Kneller et al(1999)却认为生产性公共支出从投入到发生作用需要一段时间，生产性公共支出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更显著，即必须考虑到时滞因素。为此，我们将两者结合起来，同时考察包含时滞效应与不包含时滞效应时，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遵循Easterly and Rebelo(1993)，Devarajan et al(1996)，我们建立如下的回归方程：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我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地区间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可能不同。因此，我们分别以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为样本予以考察。(11)由于是面板数据，我们分别使用了OLS、固定效应模型以及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通过F检验，LM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进行模型设定检验。表1和表2是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其中表1是用生产性公共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表示生产性公共支出规模时的回归结果；表2是用生产性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表示生产性公共支出规模时的回归结果。回归(1)、(2)、(3)、(4)对应的分别是以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数据为样本时的回归结果。
根据表1和表2我们可知，我国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并不一定总能促进经济增长，甚至可能抑制经济增长；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财政科研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中部地区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西部地区财政科研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我们就上述回归结果给出以下三种可能的解释。
(1)根据Devarajan et al(1996)，当生产性公共支出规模超出与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水平时，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甚至可能抑制经济增长。在本文所有回归中，我们均控制了政府规模，生产性公共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其他类型公共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就减少1个百分点，也即对其他类型公共支出的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可能是使得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东部地区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已达到一个较大的规模，这种情况下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对其它类型公共支出的挤出作用可能要比其对经济增长直接的促进作用来得大。这也启示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生产性公共支出规模并非越大越好，而是取决于生产性公共支出与其它类型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力度的权衡。
(2)Prichett(1996)区分了公共投资与公共资本，公共投资通过转化为公共资本促进经济增长。他认为公共投资的数量(生产性公共支出规模)可能并不是反映公共资本生产效率的有效指标。原因是，公共投资转化为公共资本的有效利用率较低。即使公共投资可以有效地转化为公共资本，但现实经济中公共资本的使用效率也可能较低。他进一步指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生产性公共支出常被用于非生产性的活动，这也使得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因此，生产性公共支出的使用效率较低可能也是我国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的一个重要原因。
(3)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取决于地区的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例如，只有具备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与科研创新能力，财政科研支出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较强，因而财政科研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来得更大。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与科研创新能力相对较低，因而财政科研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甚至抑制了经济增长。
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可能的原因是，尽管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政府公共支出主要是通过税收实现的，税收具有扭曲性，这两种作用的大小对比是不确定的。直接税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直接税是对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直接征税，这使得家庭劳动和储蓄的积极性降低，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间接税比重过高，不仅不利于商品流通，而且造成财政对间接税的过度依赖，增加了财政风险。
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这与Levine and Renelt(1992)等的结论是一致的。开放性水平越高，经济增长率来得越高。但东部地区开放性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进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外贸进出口仍为粗放型增长，质量和效益不高等原因造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进出口贸易额与GDP的比例可能并不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性水平的有效指标，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性程度的指标还应包括核心技术、高素质人才的引进等。通货膨胀可能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样本数据中通货膨胀率较低(平均为0.96％)，这也说明适度的通货膨胀率可能有利于社会资源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劳动力增长率上升有利于促进专业化与技术分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中部地区劳动力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中部地区劳动力配置不合理，劳动力的使用效率较低，劳动力增长率上升反而使得经济负担加重。
五、结论
本文在一个AK经济中内生化劳动力供给，考察了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财政支出与税收通过影响家庭的劳动—休闲选择、储蓄—消费选择以及生产性公共支出占总产出的比例来影响经济增长。通过数值模拟，我们发现Barro(1990)关于所得税税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的结论不一定总是成立。原因是在Barro(1990)中，劳动力供给是无弹性的，这使得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受到限制。进一步地，我们以1997-2007年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考察了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公共支出并不一定总是促进经济增长；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这说明适当减少生产性公共支出、增加消费性公共支出可能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理论部分只是考察了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上的情形，而对经济处于转移动态(transitional dynamics)过程中的情形却没有予以考察，这可能是不全面的。事实上，考察经济处于转移动态过程中的情形也很重要，这是因为：(1)根据Tanaka et al(2007)，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上与处于转移动态过程中，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正好相反；(2)转移动态的时间较长，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认为整个转移动态过程至少需要50年到70年。为此，进一步的工作可以根据Futagami et al(1993)的思路，考察转移动态上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此外，也可以按照Ortigueira(1998)的方法，估算和对比经济在转移动态过程中，各种税收的福利损失。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实证部分在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中可能存在测度误差、变量缺失和内生性等问题，如何更好地修正这些缺陷是本文进一步的工作。本文通过分省的数据考察了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生产性公共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数据可得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我国县(市)级的数据来考察生产性公共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样可能更好地反映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此外，本文只是考察了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没有考察分税制改革前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我国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可以进一步完善这方面的工作。
注释：
①政府提供的转移支付也常被认为是消费性公共支出，详细的讨论见Barro(1990)。
②关于消费税税率、劳动所得税税率、资本所得税税率的估算方法，见Mendoza et al(1994)。
③AK经济的两个核心特征是：(1)强调资本积累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2)总产出函数中广义资本K(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政府公共资本)对应的指数为1。AK经济是相对于新古典增长经济和研发为基础(R&D-based)的经济而言的。在新古典增长经济中，经济增长率是由外生技术进步决定的。研发为基础的经济认为研发与创新是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AK理论是建立在广义资本K对应的指数为1这一强假设(knife-edge condition)基础之上的，关于这一理论的更多论述，请参见Solow(1994)，Temple(2003)。
④从其他方面考察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也很多。例如，考察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见Barro(1991)等；估算公共资本产出弹性的大小，相应的文献回顾见Glomm and Ravikumar(1997)。
⑤赵志耘、吕冰洋(2005)考察了我国生产性公共支出对产出—资本比的影响。
⑥我们对参数的这些限制使得消费、休闲以及消费性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为正，且效用函数对于消费、休闲和消费性公共支出都是凹的。
⑦根据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分税制改革可能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采用分税制改革后的数据考察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⑧税收总收入包括直接税收入与间接税收入。直接税是税收负担不可以转嫁的税种，间接税是税收负担可以转嫁的税种。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关系”课题组的划分标准，我们将所得、利润、资本利得税类、社会保障税类、工资和劳动力税类、财产税类和其他税种归于直接税，将增值税、营业税等商品税种归为间接税。
⑨值得注意的是，为使样本量不至于过小，我们假设滞后期数为2期。
⑩本文将三类生产性公共支出之外的公共支出定义为消费性公共支出。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我们没有在经济增长的回归方程中同时控制生产性公共支出规模与消费性公共支出规模。
(11)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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