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_抗日战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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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

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胜利,是人类进步事业的胜利。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还对打破帝国主义奴役压迫,推动世界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本文仅就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谈几点认识。

一、关于抗日战争开始的时间问题

人们习惯地认为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芦沟桥事变,日军向河北宛平县城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开始,是抗日战争爆发的起点。“八年抗战”(1937年到1945年)已经成为人们的一句口头禅。

不过,当我们再作进一步思考时,这个问题就值得重新研究。我们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蓄谋已久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突然炮击沈阳,同时在吉林、黑龙江发动进攻,侵占了我国东北,加紧了侵略步伐。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向上海发动进攻。同年3月9日,日本帝国主义竟然炮制了“满洲国”。接着,日本帝国主义又向华北地区发动了进攻,中华民族处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

尽管这一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然而中国人民的抗日烽火却从此点燃。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接连发表宣言和决议,明确提出三个条件,即(一)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武装民众,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表示愿意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一只到异常艰苦的条件下,独立地支持长达6年之久的抗日武装斗争。上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北平、天津、上海、广州等地的学生纷纷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并派代表团奔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上层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也要求国民政府“改弦更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军1万余人,在董振堂、赵博生等领导下,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并参加了红军。1932年1月,蔡廷锴、蒋光鼐率领国民党第19路军,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在上海奋起抗战,抵抗日军进攻。19路军的抗战,曾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上海以至全国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第二年,中国共产党与冯玉祥合作,组织抗日同盟军抗击日本对热河、察哈尔的侵略。1934年至1936年,中共中央率领南方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主力北上抗日,同西北红军汇合。1935年底,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号召“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实行全民族总动员,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1935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推动全国的抗日战争。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追述“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历史,清楚地表明了这样的事实: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事实上已经开始。因此,应当认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不是1937年“七·七”事变,而应该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是八年,而是十四年。当然,我们不否认1937年“七·七”事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虽然不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的时间,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间,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即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二、关于两个战场问题

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客观上存在着两个战场,这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否定两个战场,或者说还存在“第三个战场”(即所谓存在国民党“敌后战场”),都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初,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掌握中央政权的蒋介石国民党实行了片面抗战的路线,因此全国全面抗战开始,主要表现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片面抗战。这一时期,国民党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它采取了正面防御的正规战。它的战略方针是以保守城市和战略要地为主要目标的阵地防御战,也就是单纯防御、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这种战略方针指导下,国民党当局运动大量的兵力,连续在忻口(太原)、淞沪(上海)、徐州、武汉等地进行了大规模会战,从华北到华东、华中形成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防御体系。国民党战场的这些会战,是打得相当艰苦,激烈的,仅在武汉会战中国民党官兵伤亡达20万人之多,日军伤亡为3万余人。这些会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有的也曾一度取得胜利,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日军直进到了武汉和广州,中国丧失了大量土地,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当国民党战场连遭失败、不断溃退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分别开赴华北、华中前线和敌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从而开辟了解放区战场。到1938年12月,解放区战场消灭了日伪军5万多人,牵制日军40多万人;八路军、新四军正规部队从4万多人发展到20万人;解放区总面积达2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6千多万。解放区战场配合了正面战场,起到了稳定全面战局的作用,粉碎了日军的“速战速决”计谋,使抗日战争成为持久的战争。

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解放区战场成了主要战场。在以后的几年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更成了抗日战争的主力军。从1938年到1945年,解放区战场抗击着侵华日军的58-75%,抗击着全部伪军的90-100%。在这些年代的抗战中,解放区战场作战12.5万次,毙伤俘日伪军171万余人。同一时期,国民党战场作战4.1万次,毙伤俘日伪军30余万人。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伤亡200余万人,国民党军队也伤亡200余万人(但溃散,逃亡占很大比例)。可见,两个战场是客观存在的,它们基本上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而在1939年以后,国民党战场日趋消极,蒋介石甚至还派兵向解放区发动数次进攻。

1944年春夏之交,由于日军战略重点转移,发动了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这时国民党战场一度又变为抗战的主战场,不过国民党政府既无思想准备,它的部队又缺乏抵抗能力,仅仅8个月内,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省6000多万同胞的广大地区,又为日本侵略军所占领。与此相反,解放区的敌后战场却开始了局部反攻,使得解放区战场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

1945年8月,解放区战场向日军发动大反攻以后,经过两个月激战,歼敌23万人,解放国土31.5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2000万。解放区人口发展到1.3亿,正规军发展到128万人。而蒋介石国民党战场的兵力,则主要用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在日本宣布投降后,蒋、日、伪合流,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轻易地接管了华中、华北、华南的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形成了抗战胜利后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形式。

三、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决策。这个决策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从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七·七”事变,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国内阶级矛盾逐渐下降为次要矛盾,我们党的政策经历了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阶段。

反蒋抗日口号所反映的历史时期,是中日矛盾开始上升,但国内阶级矛盾尚未下降为次要矛盾的时刻。这一时期还谈不到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

逼蒋抗日口号所反映的历史时期,是中日矛盾已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已逐渐下降为次要矛盾的时刻,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对形势仍然作出了错误的估计,长期反共政策还一时转不过弯来。

联蒋抗日口号所反映的历史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是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关键时刻。抗日救国,团结御侮,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宗旨。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为抗日救亡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一切爱国将士和士兵、一切党派、团体、民族和侨胞,共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实际上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从此,中共不仅与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了联系,双方还曾互派代表,以便联络。然而,蒋介石还处在极端矛盾之中,反复无常,言而无信,与中共秘密联系的同时,又坚持“攘外必须安内”的反动政策,这就导致了1936年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基本目的是逼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逼蒋抗日获得了成功,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打下良好的基础。逼蒋抗日之所以成功,是中日矛盾上升,特别是日蒋矛盾上升的结果,也是中共的努力和国内外各种势力压力造成的结果。

联蒋抗日是西安事变以后,中共政策的重要转变。从西安事变到芦沟桥事变,随着形势的发展,联蒋抗日逐渐成熟,到1937年9月下旬,国民党中央社先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和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事实上宣布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第二次国共合作有许多特点,可以作出如下归纳:(一)这次合作基本特点是广泛的民族性,合作的基础是共同抗日;(二)采取了党外合作的形式,除了共同抗日外,既没有统一的共同纲领,也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三)由于两党的不同阶级基础和经过十年内战后的合作,蒋介石对共产党仍有敌视,甚至企图借“统一”之名,吃掉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四)这次合作的力量有很大的不平衡性,国共两党及其它党派在统一战线中的力量很不平衡,加上国民党掌握着中央政权,因此国民党企图利用统一战线为一党一派私利服务;(五)中国共产党坚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从而掌握了统一战线的主动权和领导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坚持贯彻。

由于实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就为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打破日蒋合作反共反人民,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应当给予充分的估计,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为开创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新的历史时期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四、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问题

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问题,国外史学界大多没有给予公正的评价。这里,我们需要着重指出不容忽视的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抗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辟最早,事实上是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而且持续时间最长,始终没有停止过战斗,直到日本法西斯最后投降为止,先后达14年之久。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既是爱国自卫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法西斯战争中仅次于欧洲战场的主要战场。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人民就开始了反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从而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国共两党及全国人民奋起抵抗,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上从亚洲首先开始,接着,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大战全面展开。

中国战场不是孤立的,各国人民在共同反法西斯战争中是互相支持的。中国抗战时间不仅最早、最长,而且参战人数最多,蒙受的牺牲和损失也是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据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直接参战的达61个国家和地区(卷入达84个)中,中日战场是东方的主战场,中国抗击和牵制日本陆军的2/3以上,二次大战中伤亡超过1亿人,中国军民即伤亡3500万;其中死亡5500多万人,中国军民死亡达2100万。战争中,中国财产的直接损失达1000亿美元。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付出了巨大代价,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中国战场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之一,而且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它牵制并大量歼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使日军受到沉重打击。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陆军从17个师扩充到24个师,其中21个师投入侵华战争,占陆军总兵力的90%。此外,约有一半海军也用于侵华。随后几年派到中国的兵力不断增加,1938年为32个师团,1939年为34个师团,1940年为39个师团,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的80%仍然用于侵华,随后侵华日军的比例虽有下降,但绝对兵力仍在上升。

从歼敌数量看,盟军对日作战,毙伤日军195万余人,其中在中国战场毙伤达133万,占70%。而在日本战败后,仍有128万余日军投降中国。而中国战场上歼灭的日军,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死伤总数的8倍,是苏军击毙日军总数的31倍。可见,中国战场始终是东方战线的主战场。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中国战场在东方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三、中国战场束缚了日本法西斯“北进”的手脚,粉碎了德、日法西斯夹击苏联的阴谋,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日本法西斯把社会主义的苏联看作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北进”以对付苏联,是日本整个侵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进攻中国的目的之一,是企图“速战速决”,然后挥兵北上,进攻苏联。但是,日本的企图成为泡影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战场使日本侵略军陷入泥坑而不能自拔,抽不出足够的力量去对付苏联。

日本无力进攻苏联,苏联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才可能从东线抽调39师、21个旅,从太平洋舰队调走12个海军步兵旅等,共54.2万人,以及各种火炮5000余门,坦克3300多辆。这对苏德战场的形势不能不发生重大影响,这对苏联卫国战争是个巨大支援。

第四、中国战场还推迟了日本“南进”的时间表,打乱了德、日法西斯会师中东的战略计划,从而为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日本全面侵华开始,立即制定了“南进”计划,并抛出了“大东亚共荣圈”,企图建立包括中国、东南亚以至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庞大的殖民帝国。日本妄图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实行所谓“以战养战”。然而,日本侵略者没有想到自己在中国战场愈陷愈深,这就打乱了它的“南进”部署,最后不得不采取偷袭的方式,袭击珍珠港,拉开太平洋战争的帷幕。日本袭击珍珠港虽然获得成功,也张牙舞爪了一阵子,然而日本的“南进”,从一开始起,就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1942年,日本不仅不能增加“南进”的兵力,反而从东南亚地区抽回一部分兵力,以加强其在中国战场的力量。这说明日本的处境已发生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法西斯希望与日本会师中东的计划,当然无从实现。

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为了自救,而且也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中尽了自己伟大的责任。中国抗日战争,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都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不可忽视。

五、云南抗战的特点及其地位

云南的抗日战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特点及其地位,可以作出如下归纳。

第一、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前身为长江局)和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全省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在昆明、昭通等城镇和农村中,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象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投身抗日阵营,支持民主运动。加上广大爱国民主力量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使昆明成为抗日战争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的进展。

第二、滇军在全省各族人民和抗日民主力量的支持下,首先派出第60军,以卢汉为军长,下辖以安恩溥、高荫槐、张冲为师长的第182、183、184师,在台儿庄第二阶段的保卫战中,作出了杰出贡献。接着,滇军又派出58军(以孙渡为军长)新3军(以张冲为军长)赶赴前线。这样,在短期内,滇军即派出了3个军,总兵力约22万人,此外征送中央其它部队之兵力又约5万人,计共出师27万人,奔赴抗日前线战场;而且滇军出师部队全部装备、大半给养均由地方自筹。此外抗日战争时期,云南还先后出壮丁达38万人。据估算,抗日战争时期,滇军官兵伤亡约10万人之多,其中包括曾任第3军军长的唐淮源(云南江川人),12师师长寸性奇(云南腾冲人)、79军军长王甲本(云南富源人)以及542旅旅长陈钟书和团长董文英、严家训、莫肇衡,以及营长尹国华等将领。

第三、滇西抗战得到云南各族军民的支持,成为国民党战场将日寇首先完全赶出国土的地区,取得了抗日的重大胜利。在滇西抗战两年多的时间里,云南既是抗日的大后方,又是抗日的大前方。由于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在1945年1月将日寇赶出怒江以西的全部国土,这就为全国人民反攻日军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而且打通了由印度经缅甸北部进入中国的交通线,这对全国的抗战也是巨大的支援。

第四、云南大后方从各方面对抗日战争的支援,非同小可。首先是改善交通以适应战争的需要,战前已确定修筑滇东、滇西、滇东北、蒙剥四大干线,滇东线于1937年首先通车,打通了云南与内地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仅用8个多月的时间,即全线打通了长达950公里的滇缅公路线,这是世界的奇迹,后来又打通了驼峰航线,中印公路,对抗战胜利起了保证作用。其次,粮草、兵源、武器的准备,也非一朝一夕,云南各族人民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最后,滇军在越南以及南昌、九江的受降,为国家,也为云南人民争了光,赢得了荣誉。

云南的抗战,也和全国抗战一样,是近百年来我国反对外国侵略的第一次伟大的胜利,为云南的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奠下了基础,对云南历史后来的发展起着重大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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