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哪些预言将成为现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何大部分人摆脱不了“通胀情结”
2009年初，很多学者都认为这一年的下半年将出现明显通胀，像国泰君安证券这样能够从年初至今始终坚持中国在2009-2010年不会出现明显通胀的机构为数不多。事实上，2009年全年中国的CPI依然为负，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中国面临的是通货紧缩。
为何很多人都有“通胀情结”？主要是被新增贷款规模的超预期和M[,2]的大幅增长所迷惑，因为如果按“M[,2]增长率＝CPI+GDP增长率”这个公式，那么2009年的CPI就应该在20%左右。但中国M[,2]增长率超过CPI与GDP增长率之和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被麦金农称作“货币之谜”。本人认为，2009年货币之谜的谜底是资产价格上涨吸纳了大部分的增量货币，因为把费雪方程式MV＝PQ中的PQ分拆成不同商品或资产及对应的价格，就会变成MV＝P[,1]Q[,1]+P[,2]Q[,2]+P[,3]Q[,3]+P[,4]Q[,4]+……，因此，货币现象也可以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决定是否出现通胀主要是看商品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2009年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在10%以上，而出口增长率在-20%左右，这些表示供给增加10%的同时，出口方面的需求又下降20%，产出缺口的负值扩大导致通货紧缩。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的今天，中国显现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样也在很多西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出现，而全球贸易的萎缩显然也不支持CPI的上涨。衡量经济是否全面好转，不仅要看货币的流动性M[,2]，还应该看资本的流动性，更应该看货物的流动性（贸易规模）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就业率），这就是我们2009年提出的“广义流动性”概念。正如股市中的量价关系，股价的实质性上涨需要交易量的持续增加作支撑，否则上涨往往会昙花一现。我们在经历了与1929年大萧条可以类比的金融危机之后，也应该需要3-5年的一个流动性不活跃的休养生息期，也就是量缩价平的盘整阶段。大部分人之所以对通胀预期较高，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刚经历了2007-2008年的通胀，就如刚经历了汶川大地震之后，大家都有点草木皆兵。而从我国每次通胀的间隔时间看，都是比较长的，分别为1992-1995年、2003-2004年和2007-2008年，因此也不支持通胀即将发生的预期。
2009年还有不少学者讲“滞胀”的预言，其逻辑的演绎主要是两条推理过程：一条是货币供应量过大导致通胀，另一条是全球经济陷入低迷导致增长率大幅下滑，这两个结果合二为一，就是滞胀。这显然存在逻辑推理的问题，从数学上讲，即便A导致B以及C导致D，但AC并存时未必导致BD的发生。事实上，2009年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没有通胀下的较高增长，2010年也不会发生滞胀。正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美国曾经出现过一次滞胀，才给了一些人套用它作为预言的机会，但这种只发生过一次的事件，再次重复的概率非常低，尽管讲滞胀的故事会比较吸引眼球。
不过，过去预言通胀或滞胀的学者目前大多放弃原先的观点，大部分机构已经把2010年的CPI调低至2.5-3%，这显然是一个低通胀判断。因为在经历了一年货币超额投放却没有引起通胀之后，学者和政府都相信了货币对CPI的影响有限，相信了产能过剩不支持通胀。因此，2009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没有把通胀预期管理单列出来，近来各地纷纷出台水电油运的涨价方案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但值得提醒的是，2010年对大宗商品的需求或许会出乎预料地膨胀，产能过剩会很快消失，通胀率或许会超过大家预期的上限3%的水平。根据相反理论，大部分人的观点总是错的，还是期待年底的检验吧。
对中国金融结构再认识：人民币大幅升值和加息应是小概率事件
大众化思维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单一性推理，比如，看到美元不断贬值，就推理人民币将大幅升值；甚至把两个不相关的事件放在一起进行逻辑演绎：如从历史上看，每当某家机构举办投资策略研讨会时，股市出现较大幅度下跌的次数较多，于是有基金经理就做出必须在参加研讨会前减仓的决策。开会与股市下跌之间本身没有逻辑关系，都是随机事件，但专业人士往往也容易陷入大众化思维的逻辑陷阱，因为专业人士也是人，否则，就不会有迷信和图腾了。
实际上，人民币是否会大幅升值，主要看两个方面。一是潜在的升值压力，如外贸顺差是否扩大、外汇流入是否增加。次贷危机之后，全球贸易规模已经大幅缩小，2009年中国的出口顺差更是比2008年下降30%。此外，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也急剧缩减，尤其是亚洲国家的资本出现净流出，中国2009年第一季度也是FDI净流出20多亿美元；4-10月累计外汇流入737亿美元，不足2008年1月单月的流入水平。2010年，由于美国经济继续复苏的概率较大，美元应会反弹或走稳，故也不构成人民币升值的潜在压力。
二是看升值的必要性，因为中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中国对汇率的管理能力比起西方国家更强。从更长的历史看，人民币升值幅度已经足够大了，似无必要继续升值。如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从2005年7月至2009年2月累计升值了26.6%，从1994年1月至2009年2月更是升值了66.1%。而日元从1970年初至最高点的1987年12月，也仅累计升值了68%。
至于2010年加息与否，至少应该取决于两个诱因，一是美联储何时加息，“大众”估计要到2010年第三季度；二是实际的通胀水平，如果CPI在3%以下，应该构不成中国加息的理由。由于加息又与升值相关，所以，政府为了维持汇率预期的稳定，主观上也不愿意加息，2010年加息应该是小概率事件。
但笔者认为，把加息当作货币政策转向的标志，本身就是大众化思维在货币政策评价上容易犯的错误。大众化思维的特征是，往往会借西方的尺子度量中国的经济政策。事实上，中国的金融结构，如金融管制及央行独立性、融资比重与存款结构等，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货币政策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比如，2009年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外汇占款向市场的净投放额比2008、2007年都少，但这种偏紧的货币政策却产生过度扩张的货币供给结果，原因在于中国商业银行存款规模非常大，尤其是企业存款占了2009年新增存款的近一半，而往年只占35%左右。这使得商业银行在存差扩大的情况下，信贷能力几乎不受央行约束，无论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大型银行为14.5%）还是加息，都作用有限。而商业银行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无形契约，在“保增长”的口号下，更释放出空前的放贷能量。
基于此，2009年下半年以来，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显然大大加强。如最近银监会已把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从原来的8%提高到10%（对中小银行）和11%（对大型银行）。同时，推进贷款管理“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固定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项目融资指引》）的实施，加大对已发放贷款的风险排查和化解工作力度。显然，这就是目前已经偏紧的货币政策，而实施者不是央行而是银监会，这与国际社会已经启动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一脉相承。这种有别于传统货币政策理论的市场微观结构管理，实际上政策目标更精准、效率更高。因此，以加息与否来评判货币政策的宽紧度，已经是落伍的逻辑思维了。
消费的症结与区域崛起的谎言
2010年消费确实值得看好，我们估计名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应该有18-20%的增长，拉动消费增长的估计还是汽车和家电，这种消费升级背后的动力是20-34岁人口（80后）增长的速度在加快以及房地产需求量的不断增加。此外，预期2010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中也将增加民生方面的比重，这对刺激消费需求也很有利。2009年11月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近200%，如此惊人的增长如果能够在今后几个月中持续下去，则意味着对钢材、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将在2010年大幅攀升（如果以平均3年为一投资周期，那么2009年的投资项目一般在次年的要素投入量最大，这还不包括4万亿公共投资中的大部分项目）。因此，由房地产所带动的汽车、家电、厨卫用品、家具等需求将成为一大亮点。
然而，中国消费增长的制约因素还在于居民收入结构。我们曾经从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和储蓄及投资支出的角度估算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发现2008年大约被低估了4.7万亿元，而被低估的收入大部分属于占城市人口10%的富裕阶层。因此，我国居民实际收入总额其实不低，问题是收入分布不均约束了消费的持续增长。如官方公布的城乡收入比是3.3∶1，而城市内最高收入10%与最低收入10%人群的收入差距达到9倍。由于中低收入阶层是消费的主力，他们的收入增长迟缓导致需求不足，是我国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中国能否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主要看消费能否主导GDP增长，消费的症结在于收入分配不均，而非居民收入总量不足。
由于富裕阶层的收入大部分流向房产投资，与自住性购房需求一起产生了巨大的买房需求，这样一种供不应求的局面使得中国2009年以来房价继续大幅上涨，并推动房地产开工面积的飙升。这种需求又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政策下被不断强化，从而产生越来越严重的房地产泡沫。
我们再来评判城镇化政策。首先，2008年下半年以来不断出台的区域经济促进政策，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地区，所以，实际上目前的政策导向是希望各个地区均衡发展，而非某个地区鹤立鸡群地崛起。而大众化思维往往是听风就是雨，看到国务院推出有关区域振兴的计划，就马上推测该地区将崛起。其次，星罗棋布地推进城镇化，本质上看就是重复建设，是资源的低效率配置和浪费，可以断言，中国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城镇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据统计，我国20万人口以下的城镇，投入产出率只有200万以上人口城市的1/14，这就是中国大量农民工离乡背井的原因。像日本那样人均耕地面积比中国都要少的国家，都不去发展比我们某些省份自然条件好得多的北海道地区。而大众化思维往往遵循一种线性逻辑，即在经历了30年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之后，我国的产业将由东往西转移。但事实上，中国自宋朝以来，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的重心就逐步向东南地区转移了，而中国过去30年中大量流向东南沿海的移民，也印证了发展规模经济与集聚经济对于一国经济增长举足轻重的作用。
房价持续上涨之后：小幅回调还是泡沫破灭
2010年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房价还能涨多高，房地产究竟将小幅回调还是泡沫破灭？目前新开工面积的大幅攀升显然表明供给的大幅增加，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城镇化也是扩大供给的手段，但这种供给又以增加银行信贷为代价、以中长期贷款的比重过高为特征。而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肯定是雪崩式的，因为投资性需求是顺周期的，即买涨不买跌。因此，目前我国房地产政策欠妥之处在于以扩大供给、让银行承担未来风险为代价，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抑制投机、投资需求。因为房产本身是资产但不是资本，它只会折旧却不会产生价值。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任何一家银行无论怎样提高资本充足率、管理好资产负债表都是徒劳，因此，不管现在如何对银行加强监管，都无法避免未来的房地产暴跌引起的金融危机。
美国的房地产崩盘是因为穷人通过高杠杆参与了这场游戏，而中国房地产目前为止主要还是富人游戏，富人最终必须把手中的房产卖给中低收入者才能实现盈利，但中低收入者如何有钱来买这些高价房呢？如果只是富人之间的击鼓传花游戏，那么，随着“花”的供给越来越多，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同样也是一大批富人会出现“负资产”。
大众化思维往往把房价上涨的原因归结为目前的低利率，而低利率又是美国输入的。但美国不加息的政策并没有导致美国房价的再度上涨，这同样也不是中国目前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实体经济投资机会的缺乏导致企业资金的大量闲置，或许是解释目前企业炒地、炒房更现实的理由。还有其他一些支持房价的原因，如城市化、自住性购房需求等，在时间序列上是平滑向上的，并没有发生突变，谁能说目前的房价水平究竟包含不包含城市化等因素呢？对房价走势将继续看好的另一种大众化思维就是“买房就是买地”，因为上海、北京、杭州等地的住宅建筑成本中，土地价格已经占到30%左右，而土地价格在过去30年中一直向上，从未出现回落。但《非理性繁荣》的作者希勒曾说：“我们现在还在犯一个错误，就是把已经人为抬高的土地价值作为下一个新的均衡的参照。”从更长的历史看，土地价格也有回落的时候，更何况中国的城市面积目前只占国土面积的0.3%左右，土地供给还有至少两倍的扩张空间（美国为2.6%）。
不过，当中国的房价涨得越来越离谱的时候，任何一种利空事件的发生都会使得供求关系逆转，比如实体经济繁荣导致的加息、政府对房地产政策的变化等。小幅回落调整当然是大家都愿意看到的最理想的泄洪手段，但预期一旦发生变化，趋势的逆转就难以控制了。2010年或许不会发生泡沫破灭，那么2011年和2012年呢？这也许是未来最沉重、最有可能成为现实的预言。
对社会经济活动中未来将发生事件的预测，其准确性是很难提高的。而上述所指的“大众化思维”，是指在分析方法或逻辑的运用方面明显存在问题的“俗手”。但即便用“妙手”，也未必一定会提高预测的准确率，但笔者还是宁愿相信，分析方法和逻辑运用的错误是一定不能提高预测准确率的。比如，用“桥牌逻辑（单一逻辑）”来推断某个错综复杂经济事件发生的概率，应该不如“围棋逻辑（复合逻辑）”拟合性更好；再比如，用本月数据来推断下月的数据容易短视，一年下来会观点多变，缺乏整体逻辑框架。而且，大众化思维往往喜欢划分阶段、寻找拐点。经济波动并不会以年为界限，也不会出现多个拐点，从这个意义上讲，2010年与2009年又有何区别呢？寻找拐点不如追随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