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_中等收入陷阱论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陷阱论文,启示论文,收入论文,经验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国际经验看，从中等收入经济体迈向高收入经济体，将面对许多全新的难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机制发生转变，困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中国也逐渐凸显。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既有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所不具备的某些发展条件，也面临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挑战。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进入现代高收入社会？本文从国际上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经验和教训出发，试图探索出一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途径。

      一、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概括与现实认识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内涵

      1.“中等收入陷阱”概念。2007年世界银行在《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路》中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其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前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以往的经济发展政策与战略处于失效状态，难以顺利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持续动力供给不足以至发展停滞的一种状态，其人均收入水平始终难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2.中等收入国家认识。“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难题。自19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230多个经济体中只有70个左右的经济体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绝大部分至今还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少数仍未走出低收入行列。美国、欧洲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十分普遍、阶级矛盾冲突的现象，拉美国家是最典型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东亚先进经济体则是成功跨越的范例。

      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欧洲与中亚(主要是前苏联与东欧国家)、东亚与太平洋、中东与北非等4个地区，这些经济体中的一些国家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快速增长，但相当多经济体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长期徘徊在“高收入俱乐部”的门槛之外。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普遍特征与原因

      1.“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特征。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或经济体，其经济社会发展普遍呈现出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分化加剧、公共服务短缺、创新能力不足、社会矛盾爆发等特征。此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还存在金融体系脆弱、贫困集中、就业困难、城市化失序、腐败严重、信仰缺失、社会动荡等诸多问题，只是在各经济体的表现和严重程度不尽相同而已。

      (1)经济增长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内取得高增长，也难以持续，这一特征在拉美国家尤其突出。

      

      (2)贫富分化加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普遍表现出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或地区对收入分配高度敏感。分配状况是否公平，既影响经济激励，也影响社会稳定，最终表现在经济发展效果上。

      (3)公共服务短缺。由于政府财力不够、利益集团掣肘、管理能力不足等诸多原因，很多社会政策实施效果不佳，公共服务短缺现象普遍存在，一般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受益更少。

      (4)创新能力不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原有的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上下挤压的环境中，经济增长动力很容易失去。

      (5)社会矛盾爆发。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导致国家之间产生分化的因素很多，包括资源环境状况、改革与调整的进程、社会稳定程度以及国际市场的影响等。许多因素的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收入分配政策及收入分配状况相关。

      2.“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原因。对于“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有诸多理论探讨，主要观点有：

      (1)恶性循环论。由于对高资本积累率和高储蓄率、低劳动力成本、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以及进口替代型技术引进路线“路径依赖”的惯性和惰性，原有的“成功模式”逐渐“失灵”，开始遭遇“成长的烦恼”甚至“阵痛”，不仅无力继续推进经济发展，而且形成“恶性循环”。

      (2)福利超前论。超前的社会福利体系增加了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超出经济所能承受的水平，降低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导致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下降，从而陷入“经济增长陷阱”。

      (3)社会代价论。由于长期的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经济增长形成畸形发展，带来社会两极分化、社会动荡不安等一系列沉重的社会代价。

      (4)转型失败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民主政治转型以及社会转型的失败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5)社会固化论。社会流动性不足是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由此引发社会利益结构逐步固化，造成社会不平等，导致经济增长的长期低迷和停滞。

      (三)对“中等收入陷阱”争论的认识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存在3种不同的论断：第一种论断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国家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般规律；第二种论断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案，不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第三种论断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它是一个伪命题。

      尽管存在这些不同观点，也确实有很多的因素与经济发展的阶段与规律并没有太多联系，如制度缺失、收入分配、创新能力等，而这些因素却是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中等收入陷阱”主要表现为竞争力下降，从这一角度看，这是一般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发展阶段、任何一个收入水平阶段都会出现竞争力丧失的问题，出现经济停滞和危机。在此意义上，我们需要认清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会来自哪里。与其他相关国家相比，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这就使得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将更为艰巨。

      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典型经验与启示

      (一)西欧国家：制度转型激发“内生经济增长”活力

      从历史发展进程看，西欧国家曾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间跨度大约是“一战”之前到“二战”结束(1913-1950年)，工业化生产方式变迁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缺乏相应的社会保护机制化解是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这个阶段，西欧不仅爆发了两次规模最大的世界大战，而且发生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1950年代，在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建立，开始了新一轮经济起飞，随后进入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期，并逐步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

      1.西欧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表现特征：(1)技术进步缓慢。这个阶段正处于第二次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间歇期。在20世纪前10年，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增长潜力基本上释放殆尽，西欧各国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而新的技术革命并没有如愿而至。

      (2)经济增长率下降。这一阶段经济增长与其他阶段相比，出现明显的下滑。1913-1950年，法国、德国和英国GDP年均增长率分别回落到1.2%、0.3%和1.2%，在随后2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年均经济增速分别提升到5.1%、5.7%和2.9%。

      (3)金融体系脆弱。由于战争对经济体系的破坏，西欧国家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同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暴露无遗。如1920年代的德国经历了史上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其金融体系的崩溃。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制，宣布英镑贬值。法国虽继续维持金本位制，但其工业出口竞争力下降。

      (4)社会经济二元结构，社会冲突不断。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大部分工人仍然是贫穷的，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这导致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社会冲突和战争。

      2.西欧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西欧国家在“二战”后经济获得快速增长和增长方式转型，从表象看是“内生经济增长”的结果，实质是制度转型激发了“内生经济增长”的活力。其实践表明，通过建立国家福利体制，尊重和保护人权、强化社会分工和促进社会和解、加强对外开放和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契机，加快了自身经济发展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加强民主建设，推动社会和解。在西欧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几乎各个国家都出现过政权和资本的结盟。但“二战”后，西欧国家都开始推行以公民权为基础的普选制度，这是在阶级斗争的压力下、阶级和解的基础上政治制度的重大转折。

      (2)建立福利国家，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二战”后，西欧国家一方面推行凯恩斯经济政策，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刺激经济增长，运用国家力量调节市场机制的不足；另一方面通过健全社会保护机制，加强社会再分配，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扩大内需，推行社会市场经济。发挥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作用，为促进西欧经济的恢复和繁荣、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3)加强教育和人才培养，充分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发展机遇。西欧国家“二战”前后的不同之处就是教育权利的平民化，具有较高教育素质的劳动力充分发挥创新能力，为经济繁荣助推了科技之力。

      (4)签署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实行积极的开放政策。英法两国从过去帝国内贸易和与殖民地不等价交换的零和贸易，过渡到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强化国际分工实现互利的双赢合作，这对西欧国家利用国际资源拓展国际市场，加快本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通过欧洲一体化卸除战争扳机。“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从两个方面加快了西欧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是通过欧洲多级治理机制控制了利益集团的分利能力，并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实现了财富共享。二是通过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建设，解决了单个国家市场和资源的不足，深化了区域内部分工，使技术进步有更好的依托，加快了经济发展，也使西欧国家之间的战争变得没有意义，西欧自此赢得了20多年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二)美国：制度和创新推动经济发展一次次成功转型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并非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要经历“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关隘，美国在经济发展历史上就没有出现“中等收入陷阱”，人均收入基本保持着自然上升的态势，中间虽有停滞或下滑，也并非发生在人均收入的某一特定阶段。梳理20世纪大危机以来，美国已经历的3次经济转型与目前的第四次转型经验，对我们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一战”后美国就超过欧洲成为第一经济强国，持续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能力令人瞩目。美国经济的一次次成功转型，源于其稳定的制度以及创新能力。

      

      图1 西欧主要发达国家人均GDP及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

      

      图2 美国人均GDP及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

      1.第一次转型：1930年代的转型来源于大萧条背景。1929年美国金融体系崩溃，带来了大危机和大萧条。1929-1933年美国经济下降26.7%，失业率从3%升至25%。在此背景下，1933年推行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模式的罗斯福新政，通过增加政府对经济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方式，大大缓解了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新政之后，美国工业生产指数逐年回升，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能力得到全面提高，1934-1939年，美国经济增长50%，经济衰退时间进程也比过去经济危机和萧条时间总和大大缩短，到1939年，人均GDP接近700美元。“二战”爆发后，新政基本结束，但罗斯福新政时期产生的一些制度或机构如社会安全保障基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等至今仍产生着影响。

      2.第二次转型：由于1940年代末的经济衰退和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出现，美国在1950年代出现第二次转型。“二战”结束后，美国出现经济衰退，1945-1949年美国经济下降10%，随之第三次技术革命开始，195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1970年代以后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推动生产力、提高劳动效率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经济持续增长的时间延长，出现了战后最长的一个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大大降低。1950-1973年，美国经济增长1.7倍，年均增长4%，到1970年代末，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制造业重工化特征明显，除了原有的钢铁、汽车、建筑工业继续发展外，石油、化工、天然气、电子、航空和宇航、原子能等新兴工业部门发展更为迅速，金融保险等产业借助经济的扩张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3.第三次转型：通过1980年代“经济复兴”计划，1990年代互联网的发展，美国迎来增长时间最长的时期，实现第三次转型。在整个1970年代“滞胀”期间，美国遭遇了“两次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等外部环境变化，同时国内的传统产业出现饱和、而新兴产业尚未形成规模。1980年代，里根借鉴“供给学派”的主要思想，推出“经济复兴”计划，通过支持市场自由竞争、降低税收和公共开支、降低政府对企业经营的控制等方式，缓解了“滞胀”，为其后电脑、网络等信息产业蓬勃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进入1990年代，美国迎来历史上增长时间最长、增长稳定性最高的发展时期，1992-2007年经济增长65.1%，年均增长3.2%，到2007年美国人均GDP超过4.5万美元。新兴产业快速增长，金融业、房地产和商业专业服务业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4.第四次转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第三次工业革命显露迹象，经济发展再现长期优势和增长动力。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引起了国际金融和经济衰退，同时暴露出美国经济缺乏新增长动力、过度依赖虚拟经济以及过度消费的缺陷。金融危机后，美国第三次工业革命显露迹象，经济发展再现长期优势和增长动力。在“再工业化”战略推动下，以技术创新为依托的新兴高端制造业使其在产业链高端环节的优势更加明显，而新能源革命成为影响全球经济领域的新因素。服务业竞争在新技术的支撑下，进一步占据价值链高端的核心，物联网、云计算、智慧地球等大数据服务成为其重要的生产要素。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一直走在稳健复苏的轨道上，再次发挥全球经济引领作用，2010-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9.1%，年均增长2.2%，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

      (三)东亚国家跨越：从低成本优势战略向技术创新战略转型

      从东亚先进经济体看，1950年代以来，有5个国家和地区跻身于高收入水平国家行列，这些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共同特征是：成功实现从低成本模仿战略到技术创新战略的转型。其中日本和韩国是“东亚奇迹”的领跑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漫长的工业革命进程对比，日韩两国均以不到10年的时间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

      1.日韩两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发展轨迹。(1)日本经历3个发展阶段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日本的发展堪称典范。从“二战”以来经济发展轨迹看，日本经历3个发展阶段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

      从经济增长发展阶段看，一是1947-1955年战后迅速恢复阶段，日本经济每年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9%，经济回到战前水平。二是1957-1973年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年均增长率保持在9.3%。三是1974-1981年稳定增长阶段，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6%。

      从人均GDP发展水平看，一是1956-1965年，日本处于低等收入阶段。日本经历10年的时间从低等收入阶段进入偏下中等收入阶段。二是1966-1973年，日本处于偏下中等收入阶段。日本经历7年时间，从偏下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偏上中等收入阶段。三是1973-1980年，日本处于偏上中等收入阶段。经过7年的时间，1981年，日本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2)韩国通过3个“十年”的跨越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1950年代，韩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1961年人均GDP还不到100美元。19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顺利转型，韩国实现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很快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从1971-2000年，经济总量增长8倍，年均增长7.3%，人均GDP从3200美元提高到11300美元，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第一次跨越在1970年代末。从贫困阶段进入中下收入阶段。第二次跨越在1980年代末，从中下收入阶段进入中上收入阶段。第三次跨越在1990年代末，从中上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2001年以来，韩国经济虽然增速放缓，但持续保持稳定增长。2001-2013年，年均经济增长3.9%，到2013年人均GDP提高到26000美元。

      

      图3 日本人均GDP及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

      

      图4 韩国人均GDP及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

      2.日韩两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模式。(1)转变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方式。日本在1970年代以后、韩国在199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明显转变，经济增长要素的投入结构明显变化，劳动生产率和禀赋结构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韩国TFP水平达到美国的40%～50%，而日本TFP水平在进入全球领先水平的路径创新阶段后，达到美国的70%。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型，两国成功摆脱低成本优势战略，转换到创新优势战略。通过技术吸收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两国高科技制造业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从而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坚实基础。

      (2)科技创新能力和机制建设。通过“技术引进→模仿创新→自主创新”的技术发展路径，日本和韩国实现了高起点的赶超，从“模仿时代”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阶段”。主要的政策措施有：一是确立科技立国战略，构建以民间企业为主，政府与大学实验室为辅的自主创新科研体制；二是制定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战略，为技术创新提供制度支撑；三是大幅增加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的投入，为技术创新提供财政与人才支撑。这反映在两国的经费投入强度上不断增加。韩国R&D经费投入强度从1980年的0.56%提高到1990年的2.12%，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3)调整经济结构与产业升级。从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日本实现了轻工业、重工业和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升级，完成了由“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再到“文化立国”的转变，不断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物质与文化基础。根据“二战”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日本先后进行了3次大的产业结构调整。一是1955年后近20年间，日本确立了贸易立国战略，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主导，并以此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到1970年代，日本机械行业在出口中占比大幅上升，其中汽车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带动了钢铁、石化等重工业和化工业的快速发展，机械电子工业逐步成为日本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二是1970年代石油危机进一步加快了日本产业结构调整，重化工业比重明显下降，以电子计算机、宇航等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性产业发展，开始加快实施以产业“绿色化”为核心的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结构。三是从1980年代开始，日本产业结构再次转向以最终消费为主，在政府推动下，以文化创意为发展方向的第三产业比重迅速提升，服务业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

      (4)发展动力转换和收入分配均等化。在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消费结构升级加速，消费率通常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然后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以日本、韩国为例，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动分别呈现平缓的“马鞍型”和“倒马鞍型”曲线。日本的消费率从1950年代初的70%多一直下降到1970年代初的59%，1970年以后开始上升到75%。经济增长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实际收入水平及其分配格局。从基尼系数变化看，日本的基尼系数从1962-1990年基本保持在0.35左右的水平，而此间国民收入增加了约19倍；韩国的基尼系数从1976年的0.35下降为1995年的0.32，而在此期间其人均GDP增长了10倍，表现出较高的收入均等化水平。

      日韩两国之所以能实现分配的均等化，其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带来收入分配方式的变化。以技术专业人员为主的中产阶级的增加，是收入分配均等化的重要因素。1960年日本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1970年代日本中产阶级所占的比重达到70%以上。1980年代韩国的中产阶级达到总人口的40%，成为社会的核心力量。二是高速经济增长带来充分就业以及制造业工资水平的普遍上升，特别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企业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使劳动者收入普遍得到提高。另外，中小企业的发展与就业的充分，使得初次分配比较均衡。三是对农业的保护与扶持以及农民兼业收入增加。土地改革为农村均富创造了条件。日本农民对政治的影响很大，农民受到特殊的保护。韩国1970-1980年进行新乡村运动，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环境。四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均衡发展。为了解决人口过疏和过密问题，日本在1961年、1969年和1977年先后制定了3个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实现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五是收入再分配政策中教育得到重点扶持。基础教育与中等教育的普及，有效地增加了人力资本积累并提高了国民的收入水平。

      

      图5 日本1960年代-1990年代基尼系数变动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

      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经济体的教训与启示

      目前，全球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致可以分为3种类型：一是1970年代-1980年代，以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停滞”现象。由于其产业结构长期无实质性升级以及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因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二是1990年代以马来西亚、菲律宾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由于货币政策失误、对实体经济的不重视，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三是20世纪初中东和俄罗斯等资源立国型国家，由于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再加上宗教冲突、战乱频发等原因，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一)拉美国家的失败教训

      拉美国家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就先后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过30多年“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徘徊。虽然21世纪以来，拉美地区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2003年开始新一轮经济扩张，基本恢复到前30年的增长水平，2007年人均GDP陆续超过1万美元，有望跨出“中等收入陷阱”，但就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就业和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影响而言，其实际效果要远远低于改革的预期目标和人们对改革所寄予的期望。

      从经济发展历程看，1960-1980年期间，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GDP年均增速分别为4.6%、1.8%和3.6%，，而在1981-2000年这20年间，年均增长分别为0.2%、0.1%和0.7%。2001年以来，3国年均经济增速分别回升至2.6%、3.8%和0.9%，2013年人均GDP分别提高到11200美元、14800美元和10300美元。

      1.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长期奉行的进口替代战略未能及时调整。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之初，拉美国家曾实现了一段时间的快速经济赶超，特别是“二战”后还创造了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拉美奇迹”。但自1970年代末起，这些国家的工业化陷入困境，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究其原因：拉美国家国内市场空间比较狭小，受保护的产业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无法创造足够的非农就业机会。而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又使国内产业缺乏创新动力。进口替代部门大量进口资本品和机器设备，所需外汇靠初级产品出口难以满足，不得不大量对外举债，即使在19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企业效益偏低，政府财政收入必然匮乏，入不敷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也明显下降。随着债务规模持续上升，长期性债务越来越难以筹措，拉美国家不得不大量借入短期债务，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加剧。

      2.过度城市化，超前的城市化进程超过工业化的承载能力。拉美国家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在人均GDP处于3000～5000美元时，就实现了78%的城市化率，使本国的城市化水平超越了发达国家。拉美城市化的超前进程与工业化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工业化难以为急剧增加的市民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只能生活在贫民窟里，政府为了选票必须不断向市民提供福利承诺和福利支出，庞大的政府福利开支制约了经济发展。同时，超前的城市化进程加剧了经济发展和人口地理分布的失衡，远离中心城市的偏远地区更加贫困落后。

      3.收入分配不公平，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二战”后，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在对待分配问题上的主流理念是“先增长后分配”。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19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巴西在1990年代末仍高达0.64。目前，拉美仍被视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两极分化使社会结构极不稳定，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图6 拉美国家人均GDP及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

      

      图7 拉美国家1960年代-1990年代基尼系数变动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

      4.宏观政策出现偏差，过度推崇新自由主义政策。1980年代，美国对拉美债务国家提出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贝克计划，要求拉美各债务国推进私有化，减少政府干预，实行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改革税收体系和劳动力市场。新自由主义改变了拉美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模式，但随之也带来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国际收支不平衡、失业率增加等突出问题，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

      5.体制变革严重滞后，市场配置资源严重扭曲。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二)东亚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

      与拉美相比，亚洲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时间较晚，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才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历经3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60年代-1980年代，经济发展起飞阶段。为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工业化的发展目标，这些国家先后转向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它们根据动态比较优势，强化产业政策实施以获取出口竞争优势，并采取鼓励出口的财政、金融、贸易政策。在当时内部市场容量有限、资本积累严重不足、技术水平低下的情况下，选择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无疑是正确的。亚洲“四小龙”和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的经济起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70-1980年，印尼GDP年均增长5.3%，马来西亚GDP年均增长5.1%，泰国GDP年均增长4.6%。

      2.第二阶段：1990-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东亚这些国家大量引进外资来发展本国经济，因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1990-1997年，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年均经济增长分别为4.9%、4.5%和5.8%。

      3.第三阶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亚洲金融危机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的经济增速显著放缓。1998-2013年，这3个国家年均经济增速分别回落到2.6%、2.2%和2.2%。主要原因在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出口导向战略的缺陷日益显露。比如，对国外市场过度依赖，而忽略了国内市场的开发；盲目追求利用外资的数量，而忽略了监管；外贸依存度高，产业结构和内外部经济结构失衡；实行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未能及时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形成机制以及对实体经济的过度轻视。2010年，世界银行针对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前景，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困扰东南亚国家的观点，其中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最为典型。

      (三)中东国家：单一资源立国型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东单一资源立国型国家在1970年代-198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依靠大量出口石油，使人均收入迅速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这些国家由于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再加上宗教冲突、战乱频发等原因，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最后跌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虽然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使得这些国家摆脱了低收入国家的状态，或者大大提高了国民的实际收入，但由于这些经济体产业结构单一，过于依赖自然资源，其他配套设施和行业发展缓慢，难以形成有效控制外部冲击的体制屏障，这些国家将无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怪圈。

      (四)前苏联与东欧国家：长期僵化地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图8 东南亚国家人均GDP及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

      

      图9 俄罗斯人均GDP及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

      前苏联与东欧国家凭借计划经济体制的超强资源动员能力，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农业和轻工业部门的有限剩余被强制占用，导致重工业过度发展，轻工业发展不足。这些国家依靠计划安排生产和消费，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经济增长的低质量和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实际上是苏联国内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延伸。没有进入真正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使得这些国家的企业和产品都缺乏真实竞争力。长期的矛盾积累，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1970年代以后，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明显放缓，计划经济体制已越来越难以为继。1950-1975年期间，前苏联、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的GDP年均增速分别为4.8%、4.1%、6.5%和4.6%，而1976-2000年间，上述国家的年均增速分别降至-0.6%(苏联解体后的数据为原各成员国的合计数)、0.7%、-0.6%和1.5%。“二战”后亚非拉地区一些新独立的国家曾一度模仿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也都先后面临经济发展停滞的窘境。

      四、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3次历史性的跨越，已经跨越“贫困陷阱”，进入中上等收入发展阶段，目前正面临着如何顺利实现第三次跨越，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一)第一个历史性跨越：1978-2001年，实现从低收入阶段到中下等收入阶段的跨越

      1978年，我国人均GDP仅为270美元，到2001年超过1000美元，历经24年，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下等收入国家。1978-2000年为我国经济成长的市场驱动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7%。特别是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增速进一步加快。1992-200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0.6%，推动我国最终跨越低收入阶段。

      (二)第二个历史跨越：2001-2010年，实现从中低等收入阶段到中上等收入阶段的跨越

      在这个阶段，我国仅用9年的时间使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实现了从中低发展阶段到中上发展阶段的跨越，成功跨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初级阶段。2001-2009年，我国年均GDP增长率为10.5%，这是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阶段。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带有劳动驱动、资源驱动、资本驱动甚至土地驱动的“有形要素驱动”的历史特征，总体上表现为粗放式增长，资源类、土地以及房产等资产类价格出现快速攀升。此外，我国加入WTO这个历史性机遇贯穿这个阶段，为我国带来全球市场的巨大发展空间，但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我国国际收支出现失衡，积累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2005年开始新一轮汇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进入升值通道。与1980年代日本和1990年代韩国类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升值，2005-2013年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25.2%，这也成为促进我国人均GDP水平快速提升、实现“惊险跨越”的重要条件。

      (三)第三个历史跨越：2010年以来，我国面临从中上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跨越

      

      图10 我国人均GDP及GDP增长率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2010年以来，我国开始了中上等收入发展阶段。2013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6920美元。当前，我国正处于关键的“三大周期”叠加历史时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实现第三次跨越，顺利跨入高等收入阶段。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处于换挡期。人口红利逐步下降、原有改革边际效应下降、资源成本上升等因素，导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由高速回落到中高速(从10%左右下降到7%～8%)。二是经济结构调整处于阵痛期。传统以消耗资源、能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的增长方式正在转向追求集约式经济增长。三是宏观经济处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主要是指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初期，我国实施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还处于消化期。“三期叠加”效应减缓了我国经济增长，2010-2013年，我国年均GDP增长率回落到8.8%，我国经济发展今后最大的挑战将是如何实现转型与升级。

      经过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已经走出了低成本扩张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十分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愈加明显，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人口红利正在不断消失，劳动力“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经济增长动力不断衰减，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不断减小；资源和环境约束不堪重负，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供应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足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加剧。

      

      图11 1978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五、我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思考与选择

      美欧国家发展轨迹与东亚先进经济体有着明显的不同：从欧美发达国家看，它们没有参照系，尽管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基本相同的问题，但都比较从容地走过这个阶段；东亚国家则是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快速超越发展。从我国发展的经验看，既要借鉴日韩等东亚国家的快速超越发展模式，也应借鉴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以经济发展规律为主导，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

      (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四大普遍要素

      综合上文分析可知，一个国家或地区顺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普遍与以下4个发展要素紧密相关：

      1.正确的发展战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下，一个国家必须参与全球竞争才能够保持经济活力，在竞争中实现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这是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外部原因。

      2.及时的要素升级。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增长初期主要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廉价自然资源和引进技术启动经济增长。但由于在教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不足，导致人力资源质量提高不快、产业技术能力不强，难以支持企业迅速提高生产率以保持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及时的要素升级将给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3.均衡的收入分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次分配往往受劳资关系的制度不健全而缺乏公平，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二次分配制度往往也不健全，常导致全社会的两极分化，出现尖锐的利益冲突，最后引起社会不稳定和内部纷争，经济增长进程被打断，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

      4.完善的制度建设。随着经济增长的启动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活动和经济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一个国家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多。如果不及时进行深入的改革和系统的制度建设，不能及时完善法律制度、加强政府能力培养、加强社会监督、扩大人民参与权、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一个国家就可能出现经济停滞、社会失序与冲突加剧，从而打乱经济增长的历程。在中等收入阶段，全面的制度建设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的基础。

      (二)我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思考

      1.抓住经济发展转型的历史机遇，避免“转型陷阱”。在当前的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阶段性新特征或可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诱因。所有这些阶段性新特征，都是在进入上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需要在发展方式转型中逐步加以解决的，这就需要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准确把握发展趋势，以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次次错失了转型时机，导致经济发展长期停留于中等收入阶段。

      2.实现“包容性增长”，防止“拉美陷阱”。从世界各国基尼系数中可看出，凡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基尼系数一般都较高，凡是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基尼系数都较低，且一般不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尼系数都普遍较高，如拉美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地区。这些现象说明，收入公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

      我国目前基尼系数虽低于拉美的中等收入国家，但却高于很多亚洲发展中国家，且呈逐渐攀高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公认，但分配不公问题也始终受到国际社会的诟病。因此，尽快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缩小城乡差距，防止两极分化，是确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举措。在这方面，早在一二十年前就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亚洲“四小龙”积累的有益经验可以借鉴。

      

      图12 我国基尼系数走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新闻发布会。

      3.社保制度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跨越“福利陷阱”。目前，我国的社保制度建设没有跟上经济高速发展的步伐，显得非常滞后，没有充分发挥保障居民消费和扩大内需的应有作用。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迅速的城镇化、大规模的非农化和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使得社保制度面临的压力更大。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清醒头脑，始终坚持社保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发展，既不要滞后，也不应超前。滞后将不利于扩大消费和经济增长，超前会透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成为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三)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路径

      1.经济增长速度降到合理区间，由高速、粗放型增长向均衡增长、可持续发展转变。发达国家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环境和模式是不可复制的，我国过去30年多年的高速发展道路也难以为继。长期以来，我国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过多地挤占了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资源，使得很难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今后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出口，过度依赖工业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的格局。要下决心调低经济增长速度，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培养结构性增长动力。一是支持需求结构调整，实现由外需导向、生产型结构向内需导向、消费型结构转换。二是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发展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由以工业为主向以服务业为主转变。三是支持资源要素结构配置和调整，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开发新技术，降低物耗、能耗和环境成本等，最终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型转化。四是稳步推进城镇化，实现社会结构向市民社会转型。

      2.扩大中产阶层群体，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无论是当前还是未来，扩大内需、开拓国内消费市场，建立“消费型社会”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一是大力培养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即中产阶层。从日韩两国的经验看，它们在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之前，中产阶级群体已占人口的70%以上。而当前我国中产阶层占人口比重明显偏低，必须加快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充分利用公共权利和公共资源，给国民创造更多的增收机会，使中等收入者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主体，成为扩大内需、拉动社会消费的主要力量和稳定社会的中坚群体。二是坚持推进城镇化。目前，我国城市化率略超过50%，属于典型的城市化滞后型经济。要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消化过多的工业产能，就必须坚持推进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对扩大内需会产生两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农民转市民能带来巨量消费；另一方面，会给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带来巨大需求。今后5～10年，我国城镇化的重点应该是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加强和完善这些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其人口承载能力。

      3.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支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经济实现高端化、低碳化发展。一是调整产业结构，不断提高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服务业快速发展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为适应建立消费型社会创造供给条件。要放宽垄断性服务行业的准入限制，尽快形成多元化的市场发展主体。二是改变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降低低端领域和环节的产出，增加高附加值、高加工度化和高技术含量产品的产出量。三是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产业结构从重化工业化向高附加值化、高加工度化进而向知识技术密集化方向发展的关键所在，是实现产业发展低碳化、绿色化和智能化的重要支撑。四是积极推动能源供求结构调整，要放弃高碳发展道路，进行新的能源革命。

      4.加快推进体制改革，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创造制度条件。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大变迁的时代，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中等收入者占全社会比重、国内消费占GDP比重将由少变多。实现这“三个变多”的转型，必须加快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鼓励社会创新，支持企业技术进步，引导经济增长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扩张实现、依靠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实现。

      周群艳、屠孟樵、陈君君、张诚等对本文也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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