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袁氏家族男性诗人之功过——性灵派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灵论文,功过论文,诗人论文,男性论文,家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性灵派以袁枚为主将，赵翼为副将，孙原湘、张问陶、 何士颙、舒位等著名诗人及众多男性弟子为主力。 此外有两支偏师：一支是由席佩兰等四十余位才女组成的女弟子诗人群体；一支则是由袁树、袁棠等袁枚之兄弟姐妹及亲属构成的袁氏家族诗人群体。女弟子诗人群体笔者已另有系列论文论述。（见《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4 期、《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5期、《文史知识》1994年第7期、《江海学刊》1995年第6期等）关于袁氏家族诗人，可从男性诗人与女性诗人的角度评价。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诗人，其主要成员皆于袁枚身边生活过，深受袁枚性灵说与性灵诗的影响，其作品亦不同程度的具备性灵诗的审美特征。女性诗人评介可参阅拙文《性灵派女诗人“袁家三妹”》（《复旦学报》1995年第5期）， 本文专论以袁树、胡书巢为代表的袁氏家族男性诗人的功过。
性灵派的“罪人”——袁树
袁树史书无传。今据袁枚《随园诗话》及袁树《红豆村人诗稿》等，知其为袁枚堂弟，字豆村，号香亭，小袁枚14岁，当生于雍正八年（1730），卒年不详，当在乾隆六十年（1795）66岁之后。袁树祖籍钱塘（今杭州），生于桂林，时其父袁鸿在广西巡抚金鉷府中任幕僚。袁鸿于桂林亡故时，袁树仅10岁。乾隆九年（1744），袁枚归葬叔父袁鸿于杭州，时袁树15岁，藉此返乡。乾隆十四年（1749）袁枚辞官，袁树乃从袁枚于随园读书学诗。次年举秀才。袁树因家境贫寒，只能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几经挫折，终于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历任正阳（今属河南）、 霍丘（今属安徽）等地知县， 大约乾隆五十年（1787）任端州（治所今广东肇庆）太守，不久“以前任霍丘事镌级”（袁枚诗题语），乃解组归。家居八年，乾隆六十年（1795）再赴广东任职。于袁氏兄弟中，袁树与袁枚情谊最深，对袁枚亦最为崇拜。乾隆三十九年（1774）袁树将其子过继给当时无子的袁枚，名通，这更密切了二人关系。袁树辞官居南京寓园，取“随寓而安”（《寓园》诗序）之义，距袁枚随园仅有二里许，兄弟之间相互往还；二人诗集中唱和之什甚多：皆可见堂兄弟感情之深笃。
袁树不乏才情，既能诗，亦善画。其《红豆村人诗稿》十四卷，内收乾隆十四年（1749）至五十九年（1794）编年诗一千余首，数量之多于袁氏家族诗人中堪称首位。其诗学乃兄袁枚，陆建称为“群呼小苏，神似大苏”，“满纸风华，大抵性灵相近。”（《红豆村人诗稿》序）袁枚亦赞道：“香亭弟偶吟，往往如吾意所欲出，不愧吾家阿连也。”（《随园诗话》卷七）但袁枚《仿元遗山〈论诗〉》又云：“香亭风味学家兄，宋氏郊、祁各性情。”此评颇耐人寻味。袁树诗之“风味”虽然与袁枚相近，但所抒发的思想感情却有不同。袁树诗歌创作固然取得一定成绩，但其失误亦甚严重：一是丧失了袁枚性灵诗的讽谕意识、批判精神，二是将袁枚性灵诗纤佻之风推向了极端。性灵派走向衰亡，袁树是一关键人物。从这一角度而言袁树是性灵派之“罪人”。
袁树不是诗论家，没有诗话、诗序等论著。但其诗集中偶有片言只语，亦可略窥其诗学追求。作为性灵派诗人，袁树自然要标举性灵：“画境如诗写性灵，最难健笔出娉婷。”（《题女史何仙裳云山水画册》）此虽论画，但亦明确揭橥“诗写性灵”之旨。又云：“天机自鼓荡，枨触皆性灵。”（《独酌谣》）评陶怡云诗亦以性灵为标准：“近接南丰香一瓣，也应占得性灵多。”（《题陶怡云诗集》）其所谓性灵，指人之灵机与真情，与袁枚性灵说主旨同出一辙。其《和书巢原韵六首》称“吟咏到真率，性情乃见焉”，即指真性情；又云“句自无心得便工”（《雨霁》），则偏重诗人之灵机，诗人无须刻意吟咏，诗句天然而成。此外，又向往创新，强调“诗好总宜新”（《春暮偃息耦巢……》、“强将诗调翻新格”（《自遣》），讥讽“摹棱非好手”（《和书巢原韵六首》），其矛头所向亦是袁枚所批评的拟古格调派。于诗的风格，袁树倡导“诗因淡入神”（《腊月二十八日立春》），淡即冲淡、平和，所谓“锋芒敛全无”（《雪窗遣兴》）。崇尚诗之淡，与其“自率逍遥性，耻为名利贪”（《踟蹰行九首》）的闲散个性以以及“诗兴自闲生”（《寄陈文水孝廉并令弟青波》）的闲适生活环境、心境相关。鉴于此，袁树于前代诗人赞赏宋人范成大“石湖老去诗尤淡”（《夏日书怀》），更瓣香唐人白居易，所谓“翻阅《长庆集》千篇，晚岁心情慕乐天”（《读〈长庆集〉漫成》），即心仪于白居易闲适诗之冲淡，又誉“其官不高诗易解”（同上），欣赏白诗之通俗平易。综上简述，可见袁树的诗学观点与袁枚性灵说的要旨是桴鼓相应的。这在其创作实践中亦有体现。
人之性情多种多样，其所蕴含的思想意义亦有深浅。袁树诗之性情，基本上未超出其个人“一身升沉”（《放歌行》）的忧乐，很少心系社稷苍生的内容。与其所追慕的白居易之讽谕诗忧国忧民之情自不可同日而语，与乃兄袁枚批判社会、关心民瘼之性灵诗亦无法比拟。
胡书巢称袁树早年因“省试不利”，“忽忽不乐”，“凡其胸中幽愁忧思勃郁不得遂之事，皆一一发之于诗”。（《〈红豆村人诗稿〉序》）其“幽愁忧思”正是一己之哀怨。青年袁树亦曾有“弱冠事柔翰，意气横古今，掉臂挥八极，扣骨期千金”（《得第书怀寄家兄存斋》之志向，渴望早日成为仕途中人。但长年科场失利，志向难酬，逐渐“壮志消都尽”（《己酉消夏吟》），而转向消沉颓丧，流露出人生苦短的焦虑与感伤。此即其“幽愁忧思”之思想内涵。典型的有《下第》二首，写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省试失利之后。二诗不仅抒写了“簪花事又虚”之“惆怅”，以及“羞看僮仆苍凉色，怕读亲朋慰藉书”之颓丧，更突出表现了“江湖千里飘蓬客，赢得三年一返庐”、“三载从头再相待，少年能得几时春”的人生苦短、时不我待的人生空虚之感。这种涵义的幽愁忧思早在此前四五年所写的古体诗《放歌行》中已露端倪，所谓“日月两奔马，今古一飘蓬”、“神农难觅不死药，人生修短原未殊”，所谓“春色才暮风忽秋，一瞬荣枯万古愁。心犹少壮颜已老，农人种粟贾人收。一身升沉计未得，辛勤那有儿孙谋”，二十五六岁的袁树已感叹心壮颜老，为未立功名而生“一瞬荣枯万古愁”的悲观颓丧的人生观。这种人生态度一旦确定，即使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亦未能因此而恢复其当初的“壮志”。其《幸捷京兆却寄家兄存斋》二首云：“偶向燕京试着鞭，桂花竟折一枝鲜”，虽不无欣喜之意，但其主旨却是表白：“步趋远继三千里，依钵迟传廿四年。无学定应惊及第，有梯从此想登天。二毛已见安仁老，难称蓬莱作小仙（原注：兄以戊午科领北闱乡荐。）”，“区区一第欲何如？回首辛勤已六科。（原注：余自庚午举茂才至壬午凡六应试。）自分无成心久淡，转因中隽梦方多。”诗人中隽感慨的是人已“二毛”的衰老，辛勤六科的多舛；心中郁积的“六举不称意，短翮叹浮沉”（《得第书怀家兄存斋》）之忧思并未消除，而对于仕途“久淡”之心依然如故。特别是虽中进士，却未入翰林院，而是“蒙恩以知县用”，与其宿愿相悖，故有“未遂登瀛愿，差酬捧檄心”（《蒙恩以知县用，寄存斋兄》）之叹。以至在赴正阳任途中又写下《独酌谣》，云“独客坐秋馆，只影悬孤星”，心态孤寂寡欢；“酒是忘忧物，更以书下之。往事本如梦，来者奚必知？”更显示出对前途的迷茫悲观情绪。
可以说，袁树步入仕途之日，即产生归隐思想之时。尽管上任后尚称职，其所谓“中州我戴竹皮冠，妄被民呼作好官”，但仍对大姐夫胡书巢相约：“我有心期君诺否？他时同隐五湖边。”（《重至东昌赠书巢太守》）其归隐思想是其消极人生观的产物，而并非对社会本质有深刻认识的结果；何况入仕任地方官亦与其追求闲适之性不合，反渐形成“无官始见真”（《喜春圃兄至》）、“自足即云乐”（《消夏杂咏》）等厌恶“红尘”的思想。此后半生袁树时隐时仕，隐是其本心，仕是迫于生计。因此出仕时仍常常咏叹：“宦海何尝知畔岸，得归时便是归时”（《和存斋大兄见寄二首》），“好筑西湖三亩宅，他年待我结比邻”（《闻许石兰司马引疾解组，走笔寄之》），“弟不久淹留，兄去莫回顾。来岁挂冠归，共此一条路。”（《九月十六日端州城下再送存斋兄》）而当其任端州太守，因“以前摄江南霍丘县篆任内，有失察民人升科旧案，部议降调”而解组归时，表现出任随自然的人生态度：“升沉何必异悲欢，易冷由来是热官。”（《端州解组后，即事书怀留别诸寮友》）袁树晚年心境已甚冲淡平和，又好读《南华经》，崇尚老庄思想，已摆脱早年的“幽愁忧思”，因此并不为“升沉”而“悲欢”，“热官”变冷亦视为规律。有这种心境，则随遇而安。其《自笑三章》更直摅胸臆：“颇亦解作达，处己惟任天。不敢与物迕，只期俟我缘。……携家归万里，仰屋无一椽。既醒邯郸梦，且读《逍遥》篇。”《踟蹰行九首》亦称：“自率逍遥性，耻为名利贪。”可见其受到庄子自然无为思想的影响。袁树晚年还与僧人来往，颇得些禅意。如《无事静坐图为徐芷庭题》：“心有事即有，心无事即无。有事若无事，是为真丈夫。”《题万峰山房赠心舟和尚》：“浮生愧词客，微念契禅宗。因师参妙谛，因境悟真空。”当然，袁树并不佞佛，只是在“有事若无事”、任随自然这点上与“禅宗”相勾通而已。
由上可见，袁树诗之抒写性灵，早年是幽愁忧思，晚年是隐逸无为，虽皆真情实感，但与国家民生无与，只囿于个人情感之中，在性灵的思想价值上并未得袁枚性灵诗之精髓。只是在性灵诗之直摅胸臆的表达方式上，以及语言通俗易懂，时或亦有风趣调侃之语等方面，与袁枚性灵诗风格相近。
袁树早期仕途多舛，晚期则“忘情淡俗缘”（《晓起独步寓园》），因此转而面向大自然、寄情山水是极其自然的。袁树一生游历颇广，南方北国皆留踪迹，多有吟咏。因此其诗集中大半是景物诗、山水诗，题材较丰富，风格亦不一，且多具性灵诗的审美特征。此为袁树诗主要成绩之所在。
最能反映性灵诗虚灵活泼、生趣盎然及清新别致特点的，是袁树描绘生活小景的近体诗。这些诗与袁枚确实“大抵性灵相近”。此类诗纯用白描手法，观察真切，状物细致，形象空灵，颇具隽永之味。写春景者，如早期的五律《春斋》后两联：“雾湿蜂须重，花深蝶翅干。落英春不管，多在石阑干。”前联观察细微，后联富有情趣，写出春晨时分景象的别致。又如晚年的五律《晓起独步寓园》：
一二鸟啼树，两三星在天。花含清露笑，柳抱湿烟眠。触目饶生趣，忘情淡俗缘。疏风还有意，吹我葛衫偏。
笔触疏淡，形象空灵，饶有生趣，花柳有情，疏风有意，在晓起独步的闲适诗人心目中，被拟人化的自然之物皆与其心灵相契。寓园正是其心灵休憩之所。写雨景者，如《春雨》：
玉漏沉沉越三更，小楼人静一灯清。檐前细细滴秋雨，吹上纸窗作雪声。
尾句的听觉新颖别致，乃诗人独特的审美联想，极写出秋夜清寒之感受。而写旅途雨景之“云里马蹄重，雨压风头响”（《磨盘山中遇雨》），马蹄因云湿而重，风头因雨压而响，真切的体验，真非亲历雨景者所不能道，隽永之味亦非细思而不能知。雨亦有人情味：“春如惜别犹馀冷，雨亦留人不放晴。”（《客自南来道随园近事甚悉，感赋二律却寄存斋兄》）雨一经诗人移情，即具性灵，反衬出诗人“行期屡卜未登程”的矛盾心态。这类诗即景联想，多为小景，语言明隽，风格阴柔，属于袁树所崇尚的“淡入神”的风格。
袁树山水诗则不乏意境壮阔、风格雄健的阳刚之作。这与作者所描写之山水的硕大空间形象相关，正如袁枚所评“信乎江山之助，不可少也”（《随园诗话补遗》卷十）。诗中山水不仅多为大空间、大景物，且多呈动态，好用动作性强的词语，具有劲健的力度，勃郁沛然的气势，所谓“行神如空，行气如虹”（《诗品·劲健》）。如写彭城雨中山水景观：
山摇霹雳走虹霓，鼓角鏖兵万马嘶。白雨欲冲河水立，黑云忽压郡楼低。吹来乔木枝全折，卷起残鸦阵不齐。禾黍离离秋苦旱，野田明日看人犁。（《彭城署楼观雨》）
诗中展现的是漫天的大雨，空间有立体感；又连用“走”、“嘶”、“冲”、“立”、“压”等等动态动词，极写雷声之轰鸣、闪电之夺目、白雨之倾泻、黑云之浓重等情状，有声有色，天地之间勃郁着大自然的阳刚之气，读来骇人耳目。又如写三峡天妃闸之险境：
三峡倒流竹箭急，崩山压波波僵立。蚩尤夜走阳侯狂，五尺水头飞霹雳。霹雳上激天门高，喷星射沫腾飞涛。……回看下水船，低昂奔溃川。中流收不住，呼号声动天。篙工偶失手，举舟无一全。吁嗟！上下之险有如此，君胡为兮行不止？明日逆风吹逆水，尚有黄河路千里！（《天妃闸》）
诗写三峡天妃闸处激流之湍急，既调动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又选用“崩”、“压”、“飞”、“激”、“喷”、“射”、“腾”等笔力千钧之动词，渲染出三峡激流之气势与伟力，亦衬托出行舟之惊险。此外，袁树晚年描绘澳门海上风光云：“万顷碧琉璃，双瞳忽净洗。数点山浮空，四面天垂水”（《渡海》），“海风大于天，海山横截浪。山裹风轮中，人行山顶上。风欲拔山飞，山怒与风抗。”（《越岭至深澳》）均被袁枚评为“雄健”，并以为是得“江山之助”的结果。这些诗与袁枚的《南楼观雨歌》、《观大龙湫作歌》等豪宕雄健之作风格正相仿佛，显出诗人内心的激情与豪宕，且有“字立纸上”（《随园诗话补遗》卷五）的活力，是性灵诗的又一种表现形态。当然，阳刚之什在袁树诗中为数并不多，他毕竟属于“诗才清婉”（《随园计话补遗》卷十）的诗人。
袁树的景物山水诗，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善用色彩，亦注意构图，具有“诗中有画”的妙趣。这是因为袁树既为诗人，又是画家，“丹青、吟咏，妙处相资”（蔡絛《西京诗话》）。
作为丹青妙手，袁树对大自然的色彩十分敏感。在他眼中，色彩是自然美之重要方面，诗中运用色彩词可使景物视觉化，更富具象之美。因此描绘自然景物色彩的诗句，在袁树诗中俯拾即是。如“稻秧联袂绿，山翠入眉清”（《晓发》），写春天平畴山野之翠绿，十分清新，而且连带映得行人“袂绿”、“眉清”，人与自然皆具色彩，更渲染出春天旺盛的生命力。如果说上引诗句颜色尚嫌单调，那么更多的诗句是以色彩对比强烈的形态呈现。如“黄发僧衣红叶树，碧池水定白云心”（《莲社探秋与赵瑞符先生分韵》），两句诗写了两组四种色彩，“黄发”与“红叶树”、“碧池”与“白云心”相互映衬；妙的是既为色彩的映衬，又是人与自然的映衬；自然色彩既映衬人的外观“黄发”，又映衬人的内心“白云心”，使诗之意蕴颇为深厚。而“林间乌桕红，杯内茱萸紫”（《宫詹陈紫澜先生浩招同人九日宴吹台……》），通过红与紫色彩的映衬，巧妙的作了由室外自然之景移入室内宴饮之景的空间转换，堪称“笔性灵”之句。上面这些诗句皆明写色彩，还有不少诗句并未用色彩词，但却暗含色彩。如：“数片夕阳云，分波摇五色”（《湖上晚晴》），“夕阳云”分明闪耀血红色，映入湖面一经波摇，又幻成“五色”斑斓，夺人眼目。“高岭黑云明积雪，孤帆落日破层冰”（《晚渡浦口》），前句云之“黑”分明与“雪”之白相映，后句孤帆、落日实亦白与红相映，二句描绘出薄暮时分浦口特有的色彩美。
袁树景物诗亦颇重视类似作画般的构图。典型的诗如《正月三日泊舟曲江关外，见对岸疏树有可图者，既写其意，因系以诗》：
疏树曲江边，含情带野烟。枝横虬影乱，叶落鸟巢悬。远拓荒原势，孤撑夕照天。东风吹便绿，拈笔写春先。
诗人在作了曲江关（位今广东韶关）疏树图之后，乃题写此诗。诗中所描写的疏树之景宛若一幅丹青之作：首联勾勒疏树的大背景，颔联写疏树的近景，突出树的“枝横”、“叶落”的主体，颈联描写疏树的整体气势。尾联系想象之词，使诗中疏树具有非画所可比的艺术张力。类似的构思在其他诗中亦不难发现。
人生观消极的袁树除了享受自然美以填补内心世界的空虚之外，就是以及时行乐打发人生，这表明他并未得老庄思想之真谛。他多次坦率地宣称：“人生适志在行乐”（《病中归杭州》），“人生到处须行乐”（《同杨兰坡和〈华竹斋九日宴有竹堂〉原韵二首》），“富贵不可恃，日月不可留。百年短咎不为乐，为谁空作长年忧”（《寒食行》），而“行乐”的重要内容就是男欢女爱，其所谓“人间行乐万千场，惟有温柔是好乡”（《庚子春晤柔卿于吴门，赠以柔卿之字并为题扇》）是也。加之袁树“天性风华，馀波绮丽。何郎粉不离手，荀令香能染衣”（袁枚《〈红豆村人诗稿〉序》），乃风流种子，袁枚性灵说又标举“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蕺园论诗书》）；这样其诗集中颇多情诗与艳诗亦就毫不奇怪了。
先看袁树情诗。所谓情诗是指表现男女相恋、相思之情的诗，偏重于精神上的向往、渴慕。这又可分为两类：一是作者代女子抒情，一是抒写自己的感情。前一类如《踏春词》写“卢家女儿”踏青游春，面对花溪“长杨掠水”与“流莺压枝”，“贪看春色忘朝饥”，沉浸于对春天风物的审美观照中。但女子后来又“背人却立忽惆怅，看见一双鸳鸯飞”。女子这一变化，正暗示出“春女思”（《淮南子》）的怀春心态：因见鸳鸯双飞，而激发了对爱情的向往及一时无法得到爱情的惆怅。诗写得颇有情趣，亦堪回味。又如《养蚕行》乃代一养蚕女抒发对远方情郎的思念：“思郎怕近缫丝处，千丝万丝头绪多。”又写对情郎的关心：“将丝织成素，为郎裁作衣。”更写其对情郎变心的担忧：“男子一心自古无，在家约密出门疏。君不见：头白邻家机上妇，夜夜五鼓悲啼乌！”诗人设身处地为养蚕女构想，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痴情女子的心理特征。但代人抒怀毕竟隔膜，其从自身角度抒发夫妻感情的才是发自性灵。《赠内》云：
鹿车辛苦可怜生，卿负春光我负卿。嫁得黔娄恶夫婿，年年罗帐筑愁城。
此诗乃对妻子的告白：自己长年在外奔走，有负于妻，故自称“恶夫婿”，害得妻子年年为不得与自己团聚而“筑愁城”。诗人自责之意甚为真挚。但类似真情之作并不多，较之袁枚相距颇远。袁树另有《忆昔》组诗七首，当是写给某位亡故之妾的，虽然末首流露出“此日空回首，飘零枉断肠”、“事过方知悔，愁来转欲狂”的悲悼之意，但其余几首却重在回忆亡者的外貌情态，如：“乌云三尺发，秋水一双波”，“艳绝桐花凤，身影轻亦娇”，“媚是花真态，名娇韵更添”，“当花比颜色，学柳爱风流。……只嫌明月小，照不尽欢楼！”皆词胜于情，情即使真亦颇俗，已迹近艳诗。
再看袁树的艳诗。所谓艳诗即香奁体，不仅“皆裾裙脂粉之语”（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而且重在写女子娇容冶态，表现男女情欲与感官刺激，十分大胆。袁枚对明末清初王次回的香奁诗曾誉为“绝调”（《随园诗话》卷三），并对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不选王次回的《疑雨集》予以批评。袁树不仅受到袁枚思想影响，而且后来居上，其诗文之“艳”已远超王次回的《疑雨集》。这类诗固然远离了儒家传统诗教，张扬了自然人性，体现了情欲的解放，但其所写多为嫖妓的放纵情欲，消极作用甚大。
先看袁树艳诗描写女子容貌体态的“脂粉之语”：“香肩如削尽温柔，蝉鬓垂垂绿雾浮”（《赠歌儿韩宝庆》），“碧桃旖旎明娇靥，红玉摩挲润好肌”（《春昼曲》），“云蝉
髯鬓垂初，遍体凝脂玉不如”（《题桃花画扇赠柔卿》）。上引所描写的对象多为以声色娱人的歌女，因此作者目光专注的不过是“香肩”、“蝉鬓”、“玉肌”之类女子性感的容貌身体，抱着一种男性轻浮玩赏的态度，审美趣味很鄙俗。再看更能显示袁树“人间行乐万千场，惟有温柔是好乡”之人生态度的描写男女情欲的艳诗，这又分为两类：一类较为含蓄，一类则颇为直露。含蓄者如《强把》二首其二：
秋窗斜映月明开，花影横阶护绿苔。消受卿卿无限意，满身风露夜深来。
诗中主人公不顾夜深露浓来到窗下阶前，目的乃在于“消受卿卿无限意”，实际是享受男女偷情的鱼水之欢，只是将偷香窃玉的勾当写得颇具诗情画意而已。又如《雨凉》，因“炎炎连十日，一雨嫩凉生”，诗人所产生的却是“汗消怜体滑，神定识香清。今夜鸳衾里，应添几许情”之艳想。不仅热衷于“体滑”、“香清”之女性肉感，而且暗示“今夜鸳衾里”类似“蝶怜残粉蜂怜蝶，舞向花丛各自狂”（《河亭即事同杏庄太守》）的巫山云雨之欢。直露者当推《效〈疑雨集〉体十三首》，诗题即标明是香奁体。这组诗是写作者与一女子（当为妓女）幽会时的双方心理与交欢情景，其艳已非《疑雨集》可比拟。且看其中第一首：
回廊百折转堂坳，阿阁三层锁凤巢。金扇暗遮人影至，玉扉轻借指声敲。脂含垂熟樱桃颗，香解重襟豆蔻梢。倚烛笑看屏背上，角巾钗索影先交。
此诗明显写男女情事。首联写幽会地点乃一楼阁隐秘所，颔联写男子悄然而至，颈联转写女子性感情貌，尾联写二人急不可耐之情欲。写得无所顾忌，毫不含蓄。其他几首，或写女子性心理：“窗外闻声暗里迎，胆娘有胆亦心惊。常防过处留灯影，偏易行来触瑟声”，刻划得相当细腻。或写男女交欢情景：“惺惺最是惜惺惺，拥翠偎红雨乍停”，“羞闻软语情尤浅，许看香肌爱始深”，笔触甚是冶荡。或表白沉溺情欲：“生知不免风流罪，甘堕泥犁不负伊”，简直作鬼亦风流！这组诗被袁枚摘入《随园诗话》，并评曰：“诗中境界，非亲历者不知。然阿兄虽亲历，亦不能如此之细腻风光也。”（卷三）可见袁树所写乃其风流韵事之反映，而其“细腻风光”连袁枚亦自叹不如，又表明其艳诗绘画横陈、绮靡冶荡之风，已将性灵诗纤佻轻薄之习气推向极端，并产生恶劣影响。
袁树诗集内容并不限于上述几类，其记事写人亦不乏佳作。记事细致曲折，如《家居杂言》、《归随园呈存斋大兄作》等；写人则形象传神，如《敕勒歌为赵将军题照》、《李二姐弹琵琶歌》等。且多为长篇古体，显示出诗人的才力。兹不详说。
要之，袁树是袁氏家族诗人中的重镇，亦是性灵派的干将。其景物山水诗、记事写人诗都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其诗崇尚白居易浅显平易之风，便于抒写性灵，感发人心。而其诗歌形象之空灵有趣则更具有性灵诗特征。但其抒怀诗偏于表现个人或幽愁或闲适之情，抛弃了袁枚性灵诗的讽谕精神，脱离社会民生，思想意义肤浅；而其艳情诗只知发乎情欲而全然不顾“礼义”的规范，又丧失了诗之善与美，更败坏了性灵诗的声誉：从这两点来看，袁树无乃是性灵派的“罪人”。
半个性灵诗人——胡书巢
袁氏家族男性诗人应包括非袁氏血统而与袁氏结姻亲关系者，这类诗人当以胡书巢代表。胡氏为袁树大姐袁杰之夫婿、袁枚的堂大妹夫。其名德琳，字书巢，以字行。临桂（今广西桂林）人，生卒年不详。弱冠举于乡，乾隆十七年（1752）中进士，初入蜀任什邡县令，后改任济阳（今属山东）县令，又任东昌府（治所今山东聊城）太守，并拟任登州（治所今山东蓬莱）太守。袁枚称其“于宦途也，若称意，若不称意。莫益之，或击之；三仕之，三已之。年垂六十，发苍然而室萧然”（《〈碧腴斋诗存〉序》，又称其“太守官罢，两次捐复，家资搜括已尽；第三次再捐”，“未及补官而卒”，“葬于金陵瑶坊门外”。（《随园诗话补遗》卷十）胡氏“第三次再捐”指登州太守，却未及上任而卒。其卒年自然早于袁枚，当在乾隆末1795至1796之间，享年60岁左右。胡书巢不惜家产三次捐官，可见其“官瘾”甚大，这与袁树正好相反。尽管袁树与他相约“他时同隐五湖边”（《重至东昌赠书巢太守》），他亦有过“誓将老丘壑”（《何南园以诗稿见示并赠五古一篇，次韵题后》）之言，但事实上至老亦不甘心退出仕途。胡书巢秉性豪爽慷慨，袁树称“胡子豪情绝羁鞚”（《清响书屋落成， 书巢集同人分体赋诗，得“送”字》），袁枚记其“性好交契，重然诺，廉俸朝入，馈遗暮尽”，为官亦堪称循良，“凡一切大府艰巨事，皆所办治”，“答四方笺奏，日舂斗面为糊；五记室掌之，手腕欲脱，犹不能遍。此其希通慕大，岂肯以一吟一咏宾宾然作学子终哉！”（《〈碧腴斋诗存〉序》）但他毕竟好读书，喜吟咏，晚年乃将其诗集交袁枚审定作序，于乾隆末期由袁枚为其刻印公诸天下。存诗八卷，三百四十余首。
胡书巢早年受业于浙江嘉兴布衣张庚，“而诗之超拔，青出于蓝”（《随园诗话》卷三）。袁枚《仿元遗山〈论诗〉》评其诗云：“书巢健笔颇棱嶒，入蜀诗多近少陵。”指出入蜀诗风格劲健峻拔，与杜诗相近。此与其性格豪爽有关，亦与巴蜀山水险峻分不开。
胡书巢于《〈红豆村人诗稿〉序》中有一段文字，当有助于了解其诗学观点：
诗以言志。而志之大小、深浅，则又视乎其人之性情；故又曰：“诗以道性情。”夫性一而已，若情之所发，或有不同；故又曰：“发乎情，止乎礼义。”然不游名胜之地，不经名人指授，则其志必不高；不遭困苦阨塞之途，则其情或不知返，而其性亦不能忍而保厥初。虽有所作，亦必不工；即工矣，要只拾人牙慧，而非吾之真性情也。是何足以言诗？
此文将诗言志的古训具体解释为言“吾之真性情”，即具有个性特征的真情，正是袁枚性灵说的重要涵义。其高明之处还在于区分“志之大小、深浅”，崇尚志大情深之作，当然其创作实践未必达到。胡书巢亦重视创作的客观条件：一是游名胜之地，旨在“妙得江山助，老成语益奇”（《寄香亭并柬简斋八首》）；二是“遭困苦阨塞之途”，即阅历之艰辛坎坷，以磨炼升华性情。此乃“诗殆穷而后工”（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说的具体化，故又云：“士穷乃工诗，斯语不吾欺。”（《寄香亭并柬简斋八首》）另外，于诗之风格，他不满“郊、岛特寒瘦，厥味等螃蜞”，又嘲讽“轻俗到元、白，终为识者嗤”，而是欣赏李、杜：“不见万丈光，李、杜真吾师。”（同上）胡书巢的上述诗学观点乃是其审美理想，因心有余而力不足，与其创作实践并不一一相符。
胡书巢于诗中抒发“吾之真性情”，表面上入仕前与袁树相类，偏于幽愁忧思；但又有其个性特点，即不似袁树偏重功名难就、虚度岁月的焦虑与愤懑，而是着重表现其对贫困的生存状态的忧愁以及求仕之苦的慨叹。这种真性情与传统文士常表白的报国无门、壮志难酬之忧郁相比，境界并不高，志向亦不大，但具体实在，亦确系发自性灵。如客居京师时咏叹：“陋巷无车辙，愁浸岁月过。懒宜知己少，贫怕受恩多。”（《京师寓中消夏》）北上时感慨：“动息真无定，饥寒事不常。家贫谙客苦，人倦觉途长。”（《北征杂咏》）皆明言“贫”或“家贫”是其“浸岁月过”之愁，感受是真切的。而“堂前老父况七十，士亦有时为贫仕。两地浮家旧自危，五斗折腰焉敢耻”（《壬申冬捧檄入蜀，道中感怀，寄都门诸同学》）的表白更坦率，他是因“贫”而“仕”，不敢以为五斗米折腰而觉耻。因为“贫”又更觉羁旅之苦，所谓“北征殊节候，长路苦漫漫”，“斯人犹冻馁，吾道自艰难”（《北征杂咏》），皆坦言贫困求仕之艰难辛苦。穷苦之极，亦会对求仕生涯产生厌倦之意：“浮名夺至乐，翻忆儿童年。”（《秋夜用昌黎〈秋怀〉诗韵十一首》为求功名而失去人生天伦之乐，反觉童年无所求的岁月令人留恋，此亦诗人之真性情，极写求仕之苦。胡书巢入仕前之诗作多为贫愁苦语，感情低沉压抑，语言平白如话，容易感人。
乾隆十七年（1752）胡书巢终于中进士，步入仕途，宿愿已偿，自然不再言穷说愁。在入蜀赴什邡任途中，曾写有《壬申冬捧檄入蜀，道中感怀，寄都门诸同学》，虽有未入翰林之憾，但主要是“金门封策挥万言，宰相动色屈一指”的中隽之喜悦，“天生行脚打包僧，要令胸中饱山水”的兴奋，以及“三年上考且休论，万里之行从此始”的豪宕，皆一扫压抑之感，十分切合当时的心境与身份，正所谓“吟咏到真率，性情乃见焉”（袁树《和书巢原韵六首》）。而其一旦身为父母官，又产生了责任感与使命感，因此封建士大夫传统的悯农思想在诗中有所流露，这一点是袁树诗中所缺乏的。只是作者处于乾隆盛世，天下基本安定，不像他所崇仰的杜甫所处的时代战乱频仍，加上其本身思想的局限，因此其悯农之作感情较肤浅。这表现在他只是从自然气候的角度表现，而未从社会方面考虑。这自然与其“长官”地位相关。如《郊外值雨》表白“关心是农父，深树听鸣鸠”。《九日寄畅亭即事，以“山气日夕佳”为韵》云“登高俯原野，沟堰闻潺潺。滞穗犹栖亩，悯兹稼穑艰。长官自无事，田家方不闲”，《腊月八日大雪柬香亭》叹“亲尝愈觉斯民苦，久历方知仕路难”，感情虽非伪饰，但总有居高临下的局外人意味，与杜甫乃至袁枚体同身受、与民同忧的思想感情相去远矣。袁枚性灵诗的讽谕精神、忧患意识在胡书巢诗中亦丧失殆尽。其与袁树乃五十步与百步之差。
胡书巢诗与袁树诗一样，可称道者亦是山水景物诗，特别是描绘入蜀途中所见山水名胜之作，为袁枚所赞赏并非无因。这些景物多为高山大川、雄关险隘，具有崇高之美，与作者的个性较吻合，一旦入诗则显示出类似杜诗的雄健棱嶒风格。其艺术表现有几个特点：一是善写大景，且多以小景相映衬，求得空间的变化，显示出棱嶒不平的风貌。如《寿阳道中二首》其一：“寒云屯七岭，晓月芹泉路。马尾风萧萧，微茫见烟树。”上联先写大景，后写小景；下联先写小（近）景，后写大景（远）景：显示出景物大小远近的空间变化与映衬，大景益大。又如《凤翔道中》：“微阳生远树，残雪冻春泥。田际草根短，天边出影低。”微阳远树、天边山影之远景、大景分别与田际草根、残雪春泥之近景、小景相映衬，画面有立体空间感。二是好用数词，特别是百、千类大数词，这显然是学习杜诗。如《井陉》之“日色冷暗千嶂出，风声潜挟两河流”，《榆次留别钱令之清二首》之“匹马千山路，盘雕四野风”，《朝天峡》之“滩转峡角来，双峙袤千丈”，《半山亭》之“到山方一半，逾险已千盘”……其中用千、百之类数词，为的是写出景物空间的高度与广度，突出意象的硕大、雄浑。三是注意锤炼动态动词，凸现景物的气势、力量。这与袁树相仿。如《途中回望二华》描写华山：“连山如洪涛，一泻不得住。散作平冈低，万壑此争赴。奔腾势未已，倔强有馀怒。数里渐逶迤，坡陀相错互。……”因为将“洪涛”作为华山的喻体，化静态为动态，于是就采用适于“洪涛”的一系列动词“泻”、“散”、“奔腾”等赋之于原本静态的华山，山因此充满生命的活力，具有了“争赴”、“倔强”的灵性，这又是诗人初登仕途精神振奋之动态心境的外现。四是善用比喻，显示景物形象的灵活有致。如《朝天峡》写朝天峡中的羌舟：“羌舟小如叶，羌水平如掌。健疑青鹘飞，疾类枋榆抢。”句句用喻，特别后两句动感极强，暗示出水流湍急。《再过高景关》云：“关前巨石立猛虎，岩半古木横长戈。”比喻生动有趣，又突出了过关之艰难。但“独抒性灵”之特色并不明显。
上述景物诗多为古体，胡书巢亦不乏近体写景诗。绝句一体风格隽永，颇具袁枚性灵小诗活泼空灵的特点。如：“山中多白云，卧向云深处。意欲乞山僧，携云出山去。”（《自前氐迂道至高桥看梅，是日宿白云庵》）有的诗则构思别致，情趣盎然，如《过小姑山》：“小姑眉黛映秋空，衫影靴纹碧一弓。不识彭郎缘底事，凭他抛掷浪花中。”此诗写“小姑嫁彭郎”（东坡语）之意，被袁枚评为“亦趣”（《随园诗话》卷十六）。但胡书巢这类性灵小诗并不多。
平心而论，胡书巢诗才不高，诗题材较窄，诗学杜仅得其皮毛，并未得其沉郁顿挫之精髓；独特的东西已不多，诗之思想与艺术性已不具备为性灵派增光添色的能力。故他只可称为“半个性灵诗人”。
袁氏家族的其他男性诗人
袁氏家族男性诗人可提及的还有不少，惜成绩都不大，在此简略介绍一下。
与袁枚同辈的有：袁枚表弟章袁梓，字
斋，《随园诗话》称：“表弟斋秀才，名袁梓，性洁癖，好神仙吐纳之求，自谓可长生，而卒不验”（卷十三），并引其诗《睢阳客兴》、《对雪》以乃若干佳句，称“俱妙”。族弟袁知，字舒同，《随园诗话补遗》记：“族弟舒亭知守大同，寄诗册属余为序。余家有阿连而竟不知，殊自愧也。……其清妙不减樊榭。”（卷九）堂弟袁步蟾、袁履青（皆袁树嫡亲弟），亦能诗，惜均早卒，袁树《红豆村人诗稿》多次提及。袁春圃，可能是族弟，官至皖江（今安徽芜湖）臬使。《随园诗话》称：“余春圃、香亭两弟诗皆绝妙，而一累于官，一累于画，皆未尽其才。”（卷五）并抄录其《扬州虹桥》二律及若干断句，称“皆佳句也”。
袁枚的下一辈有：袁枚甥陆建，字湄君，号豫庭，袁枚二姐之子，父早亡，自幼由袁枚抚养，三十六岁病故。袁枚为之刻印《湄君诗集》，并作小传代序。诗多写忧愁幽思，在袁枚下一辈诗人中堪称翘楚（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袁树甥（袁棠之子）汪庭萱。袁枚《随园诗话》记：“余有汪甥兰圃，名庭萱，亦能诗，为贫所累，未尽其才”（卷十）；并抄录其诗句。袁枚甥（大姐之子）王健庵，《随园诗话》引录其诗句，并“叹其超绝”（卷十四）。袁枚嗣子（袁树子）袁通，字兰村，官河南汝阳知县，有《捧月楼诗词稿》，五晓莹《历下偶谈》称其“豪饮能诗，才华轶世，隶书绝佳，尤工词曲”，显系溢美之言。袁枚子袁迟亦“能诗”；袁迟子、袁枚嫡孙袁寿芝“年未弱冠，稿已笋束”，“颇有乃祖家法”，（均见钱泳《履园谈诗》）实无甚成就。
这些男性诗人，或由于见识不深，或由于才情不高，或由于早卒，均不成气候；后代更明显不及前代，性灵派中的袁氏家族诗人气数已尽、性灵派亦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