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及其咏侠诗创作——兼论唐代的咏侠诗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唐代诗人论文,咏侠诗论文,咏侠诗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发展到唐代，已是流派竞繁的时代，就当时和对后世影响、涉及的诗人群体以及创作时间之持久言，唐诗流派中无出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以及咏侠诗派者。但从分类研究看，学术界对山水田园诗、边塞诗及其流派研积丰厚、创获良多，面对唐代社会任侠风尚中的咏侠诗潮及其咏侠诗派却无多关注，甚而混迹于边塞诗的创作中。从社会风尚与文学流派的关系看，如果说隐逸风尚促进了山水田园诗派在唐代的出现和诗歌创作的繁荣，注重边功和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了边塞诗创作的繁荣和边塞诗派的出现，那么唐代社会任侠风尚则产生了波及初盛中晚的咏侠诗潮和咏侠诗派。
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咏侠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特定历史条件下侠义传统和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产生于魏晋六朝，极盛于开元、天宝年间，流响不绝于中晚唐及其以后各个朝代。魏晋六朝咏侠诗是游侠第一次以鲜明生动的形象进入诗歌领域，但诗中体现的任侠精神和艺术手法还未能脱离史传文学的痕迹。咏侠诗派及其咏侠诗的创作贯穿了整个唐代，构成了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唐人咏侠诗不仅数量远胜六朝，而且有一批精专此道的诗人和众多脍炙人口的诗作，其影响经宋、元、明、清，一直延续到近代。但这种文学现象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事实上，唐代任侠风气中形成的咏侠诗派和咏侠诗创作，已成为唐诗流派和美学风格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
唐代任侠被视作一种英雄的气质或浪漫的生活情趣，成为唐人身上的重要习性和当时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侠的现实存在、形象寄托和精神张扬，成为提升文人人格品位的重要因素。因此，借侠以养成与儒、释、道互补的健全人格，就成为唐代文人的自觉追求。在全社会的侠风崇尚中出现了文人任侠的高涨，而且多是著名文人的任侠。邓绎《藻文堂谭艺·三代篇》云：“唐人之学博而杂，豪侠有气之士，多出于其间，磊落奇伟，犹有西汉之遗风，而见诸言辞者，有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之属。堪与谊、迁、相如、扬雄等相驰骋以上下。”而尚武任侠、追求建功立业和自由享乐的风气，使得相当多的唐代文人具备了接受和容纳侠及其生活方式的素质。
唐代文人任侠，其行或表现为脱略小节、自由豪荡、重义尚节、轻财重施，或表现为冀求知己，快意恩仇，但对侠的认同和融入侠义精神有一个以功利为中心，从利用到融入，从轻薄狂放到正义尚勇的过程。
唐代文人为结交权贵，引名延誉，大都有一个追随权贵豪富游侠少年的任侠经历。王翰“少豪荡，恃才不羁，喜纵酒，栖多名马，家蓄妓乐。翰发言立意，自比王侯。日聚英杰，纵禽击鼓为欢。”（注：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1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142页。）王之涣“少有侠气，所从游皆五陵少年，击剑悲歌，从禽纵酒。”（注：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1册，第446页。）李白“少任侠”，自云：“我昔斗鸡徒，连延五陵豪。”（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69，中华书局1960年。）“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当朝揖高义，举世称英雄。”（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68。）其《君马黄》诗云：“长剑既照耀，高冠何赭赫。各有千金裘，俱为五侯客。”杜甫虽未说明自己追随贵游子弟任侠，但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孟郊《灞上轻薄行》则云：“自叹方拙身，忽随轻薄伦。”而李颀《缓歌行》中“早知今日读书是，悔作从来任侠非。”（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4。）便是对自己追随贵游侠少的肯悔之言。
唐代文人对侠的认同，从更深的缘由看，乃在于科举中借以扩大知名度进入仕途和冀求知己的“明主情结”二端，功业意识和功利色彩很重，当然也不乏对侠的生命方式美的发现与追慕。这种时代文化心理，对其人格理想和诗歌审美理想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从而也极大地影响了唐代咏侠诗创作的繁荣和咏侠诗派的形成。
唐人重科举，但科举取士中个人的知名度至关重要，为此，唐人选择了隐逸和任侠。隐逸在唐代是仕途的一条“终南捷径”。但从效果看，任侠似乎比隐逸更为激烈和直白，故“初盛唐社会任侠活动的另一种是勇决任气、轻财好施、结纳豪侠，以博取声名，为进身之阶。这多是权贵子弟与士族中人。这样的任侠与初盛唐社会的‘终南捷径’实具同等意义。”（注：罗宗强：《李杜论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9页。）故借任侠以扩大社会声誉，在唐代文人中也是颇有市场的。与此相联系，唐代文人把自己人生理想的实现完全寄托于赏用自己的“明主”，这种“明主情结”则与侠的冀知报恩观念一拍即合。无论是受朝廷征辟，还是就任于方镇；无论是为人君拾遗补阙，还是投笔从戎，他们都视这一切为国恩、君恩、知己之恩。因而“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5。）“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6。），就是这种侠义观念的直接表白。纵观唐代文人的尚侠任侠心理，求知报恩最厚重，这是唐代科举中形成的“座主”与“门生”恩报关系的一种侠义表现，也是“士不遇”心理情结的一种时代激化。明人沈德符说：“座主、门生之谊，自唐而重。”（注：（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4《科场·霍渭硅不识座师》条。）唐代科举中形成的座主与门生的恩报关系，往往使文人将侠义精神中的求知己、报恩仇积淀为自觉的行为和方式。故知举者或通榜者荐拔举子及第为赐恩，则举子当然要报恩。“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出者，非人也。”（注：（清）董诰：《全唐文》卷30，中华书局1983年。）下层文人，为登一第，几经坎坷，一旦登第，则会为报座主之恩而不惜一切的。另外，武后在科举中通过重进士科以培植自己的势力，并开始了殿试，以市恩于士人。《通典》卷15《选举》载：“武太后载初元年(689)二月，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殿前试自此始。”（注：（唐）杜佑：《通典》卷83，中华书局1984年。）这种“即试之南宫，复试之殿廷”的所谓殿试，清人王夫之指出其实质是“市恩遇于士，而离大臣之心”。又说：“夫武氏以妇人而窃天下，唯恐士人之不戴己，而夺有司之权，鬻私惠于士，使感己而忘君父。”（注：（清）王夫之：《读通鉴论》738，中华书局1975年。）但抬高进士科，为士人的兴起，尤其是为寒庶之士进入统治阶层创造了重要的政治环境。而寒素之士求荣心切，便于驱策，更宜于倚之为心膂，于是便形成唐代文人极为浓厚的“明主情结”。唐代一部分文人在诗文中极力剖白和张扬自己的这种情愫，并把它侠义化为一种任侠精神——报恩为豪侠。因而知己不遇、恩仇无所便又同他们的怀才不遇相为表里。“士不遇文化规定下的伦理价值观，制约着下层豪士的恩怨情感，宁愿冒险代恩主刃仇，敢死轻生，也不愿有负别人的情义，这里面有微贱之士对恩遇机缘的珍视，仍洋溢着侠的自尊自重”。（注：王立：《伟大的同情——侠文学的主题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28页。）可见，侠义恩报观念从一个角度折射出唐人任侠的功利目的和独特的时代文化心态。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理想人格的形成、生活情趣的培养和审美理想的构建。
从创作主体来讲，一种社会存在要成为文学的审美对象，它必须深入到作家的内心体验，才能引起审美观照。唐代任侠风气中所包含的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心理通过其任侠活动或对游侠人格精神的崇尚已成为文人士大夫重要的文化生活方式，形成了以侠或侠义精神为核心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情趣，他们将侠作为一种审美意象，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愤懑，形成颇具时代文化精神的咏侠诗创作，表现出唐代任侠风气与文人、文学的密切关系。
二
据笔者统计，唐代诗人中，大约有150多位诗人参与了咏侠诗的创作，共创作咏侠诗400多首。一些重要诗人，如初唐四杰、陈子昂、孟浩然、王昌龄、高适、王维、李白、杜甫、岑参、李颀、韦应物、李益、张籍、王建、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吕岩、贾岛、贯休、司空图等，都是唐人咏侠诗创作的重要作家。
从唐代咏侠诗派的创作倾向上看，除了共同的创作精神和审美价值外，初盛唐和中晚唐咏侠诗也存在着差异。初盛唐的任侠风气，表现为把侠的气质精神和形象更有效地与文人的现实生活、人生理想、社会要求相结合，呈现著世俗化、理想化的色彩，任侠精神往往与诗人改造人生的社会目标相一致，或与自身的要求相统一，随着个人阶层、理想的不同而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这时咏侠诗的创作富于理想色彩、功业意识和现实身世之感。另外，初盛唐边塞游侠儿的形象和生命情调不但代表了“功名只向马上取”的时代精神，而且极大地迎合了唐代文人的功名心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出塞入幕求取功名便与任侠风尚相为表里，诗人们把侠义精神结合爱国英雄主义理想而发扬光大。“这不仅带来了唐人咏侠诗创作的繁荣和高潮，而且也为咏侠诗提供了广阔的视野，灌注了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诗人将附丽于游侠形象的青春豪迈，自由奔放的气质视为热烈追慕的审美象征，将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视作个体人格更为根本和更高层次的需要，形成了以少年游侠为歌咏对象的咏侠诗潮”。（注：汪聚应：《唐人咏侠诗刍论》，《文学遗产》2001年第6期。）中晚唐政治混乱，藩镇与中央矛盾重重，初盛唐恢宏的任侠气象渐远渐离。这时咏侠诗的创作，着力表现对剑侠怒平不平的渲染，作者也多与佛道有关，如吕岩、司空图、贾岛等。
初唐是咏侠诗创作的承变期。这时期的咏侠诗人，有虞世南、魏征、郭元振、卢照邻、骆宾王、杨炯、陈子昂、虞羽客、孔绍安、陈子良、崔融、张易之、郑愔、刘希夷、李峤、王绩、张昌宗等，其中杰出的代表是“四杰”中的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陈子昂。这时的咏侠诗创作，主要是拟古或拟意的古题乐府，如《刘生》、《结客少年场行》、《从军行》、《缓歌行》、《轻薄篇》、《白马篇》、《游侠篇》、《骢马》、《紫骝马》等，也有一些通过咏史、怀古、送别、赠寄等形式借侠自抒怀抱的诗篇。这时诗中歌咏的游侠形象多为古游侠。从创作风格看，初唐咏侠诗创作可分为两个时期，以“四杰”和陈子昂的创作为标志。前期咏侠诗创作承魏晋六朝，多拟古拟意之作，后期逐渐转移到对现实任侠风尚的描写和自我胸臆的抒发，诗题开始灵活多样，摆脱了拟古的形式。
就初唐诗坛看，初期游侠题材很少见，虞世南《结客少年场行》、魏征《述怀》等诗篇写到游侠，但并非全篇以游侠为中心。“四杰”和陈子昂出现在诗坛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闻一多先生说：“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注：闻一多：《唐诗杂论·四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5页。）诗歌创作环境和内容的变化，也从另一个方面暗示了文人与游侠的关系。它不但使游侠开始成为唐诗歌咏的对象，为初唐诗坛吹进了一股生气，平添了刚健的风骨，而且使初唐咏侠诗透出浓浓的“边塞气”和“市井气”。因此，就这一点说，四杰和陈子昂也是唐代咏侠诗创作的首开风气者和杰出代表。
初唐诗坛，有20多位诗人的近50首咏侠诗。其中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共22首，占了将近一半，陈子昂7首。这些诗，除了拟古拟意之作外，诸如咏史、怀古、赠别等已借游侠之歌咏，体现着较为深厚的现实内容。这时的咏侠诗创作，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在拟古或拟意的古题乐府中通过对古游侠的歌咏，寄托作者的侠义崇尚和功业追求，并这种功业追求与边塞立功和报国报恩的侠义精神结合在一起，赋予古游侠深沉的功业和国家意识，表现出对儒生的卑睨。唐初诗人歌咏古游侠的乐府古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刘生》，一个是《结客少年场行》，但内容已不同于魏晋六朝。如同为《刘生》这一古题，六朝人表现的是这位豪侠的意气和优游，而唐初诗人却赋予了其浓厚的功业追求。卢照邻《刘生》云：
刘生气不平，抱剑欲专征。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翠羽装剑鞘，黄金饰马缨。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8。）
杨炯《刘生》：
乡家本六郡，年长入三秦。白璧酬知己，黄金谢主人。剑锋生赤电，马足起风尘。日暮歌钟发，喧喧动四邻。（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50。）
在这两首《刘生》诗中，卢、杨二人不但将刘生描绘成了一个重诺轻生、冀知报恩的豪侠，而且赋予刘生为国家而专征的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结客少年场行》，是唐初咏侠诗中使用较多的乐府古题，事实上，唐代这一诗题包含的意义容量已较六朝咏侠诗大。在乐府诗题中，《结客少年场》和《结客少年场行》表现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乐府诗集》卷66“杂曲歌辞六”“结客少年场行”题下云：“按结客少年场，言少年时结任侠之客，为游乐之场，终而无成，故作此曲也”。又引《乐府解题》曰：“结客少年场行，言轻生重义，慷慨以立功名也。”（注：（南朝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初唐诗人咏侠诗中只借用《结客少年场行》这一乐府古题，而又融入了“轻生重义，慷慨以立功名”的内容。如卢照邻、虞世南、孔绍安等人的《结客少年场行》。如虞羽客《结客少年场行》云：
幽并侠少年，金络控连钱。窃符方救赵，击筑正怀燕。轻生辞凤阙，挥袂上祁连。陆离横宝剑，出没惊徂旃。蒙轮恒顾敌，超乘忽争先。摧枯逾百战，拓地远三千。骨都魂已散，楼兰首复传。……烽火今已息，非复照甘泉。（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4。）
此诗以旧题写时事，描述的游侠少年无不体现着时代精神。它说明乐府旧题，在初唐诗人笔下已不是传统主题的复述，而是将任侠精神赋予了时代内容，开始和现实生活打成一片。
初唐咏侠诗的另一个创作内容，主要是通过咏史、送别、述怀、寄赠等形式，借侠自抒胸臆。在这类咏侠诗中，侠与其说是一种历史存在，毋宁说是一种形象的借用或气质精神的张扬。骆宾王和陈子昂这方面的创作较多。如骆宾王《送郑少府人辽共赋侠客远从戎》：
边烽警榆塞，侠客渡桑乾。柳叶开银镝，桃花照玉鞍。满月临弓影，连星入剑端。不学燕丹客，空歌易水寒。（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78。）
诗人借游侠送别，以边塞时事为背景，描绘了从军将士的侠者风采和英雄气概，卑视荆轲的名就功不成，并以此激励朋友建功立名。
陈子昂是初唐借侠咏史怀古自抒胸臆且富于侠气侠行的诗人，他的咏侠诗创作中没有拟古或拟意的古题乐府。如《感遇》之十六、三十四、三十五等。其三十五云：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恩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零丁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谁言未急祸，磨灭成尘埃。（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8。）
诗人俯仰天地，思通古今，悲忧陈词，有一种情绪激奋不可抑制的豪侠之气，是诗人为侠“尚气决”的诗化表达。而《蓟丘览古赠卢藏用七首》中《燕太子》、《田光生》两首，通过对燕丹子和田光的歌咏，借古游侠宣泄了自己报国的壮志和怀才不遇的苦闷。
初唐诗人的咏侠诗创作，其格局和气象多限于个人的狭小范围。艺术上除了骆宾王和陈子昂外，其余皆较平庸，因袭成分多。陈子昂不但把自己的任侠经历、出塞体验和豪情融入了咏侠诗的创作，显得纵横开合，气象宏大，而且以“风骨”、“兴寄”的艺术追求，为盛唐咏侠诗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艺术借鉴。
盛唐是唐人任侠风气的炽盛期，也是咏侠诗创作的繁荣期。诗人歌咏游侠，具有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和昂扬向上的人格力量，诗中行侠与赴国难、报国恩，侠客与文人紧密结合，展现着极具特色的时代内容。这一时期的咏侠诗创作几乎占了唐人咏侠诗的一半左右。孟浩然、王昌龄、高适、王维、李白、岑参等都是时代的鼓号手，他们的咏侠诗创作表现了时代的最强音。李白是文人任侠的楷模，也是唐代咏侠诗创作最多的一位。这时的咏侠诗主要表现出两种创作倾向，一是诗人将游侠置于天地间的显著地位——边塞、市井，将游侠儿的功业意识与对国家、民族高度的责任感紧密结合；将附丽于游侠儿本身的青春豪迈视为一种自由通脱的人生理想和精神追求，甚至其纵情恣意的薄行，也被视为一种高朗跳跃的生命存在。这种以游侠儿的形象和生命情调为表现中心的少年精神，是盛唐咏侠诗的主体和价值所在，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和盛唐气象的艺术表征之一。王维《少年行》，李白《侠客行》、《行行且游猎篇》、《幽州胡马客歌》、《少年行》、崔灏《游侠篇》，高适《邯郸少年行》，张籍《少年行》等都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王维《少年行》四首云：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汉家君臣欢宴终，云台高议论战功。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一身能擘两彫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这首联章体组诗，纵横开合，意气贯通，共同表达了一个完整的主题，歌咏了游侠少年生活的几个画面，描绘出游侠儿的昂扬意气、爱国之志、勇武精神和功业荣耀。场面宏大，时空转移快，场景开合有致。豪侠意气、功业追求二而合一，寄意遥深。这种体式和气势在唐人咏侠诗中并不多见。
在盛唐诗人中，李白是咏侠诗创作的杰出代表。诗人本身有仗剑远游的生活经历和任侠体验，又富含侠气，因此，诗中的游侠形象更具风神和时代色彩，诗人极力张扬游侠儿的自由无禁和豪放。如《少年行三首》，其一云：
君不见淮南少年游侠客，白日球猎夜拥掷。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少年游侠好过，浑身装束皆绮罗。兰蕙相随喧妓女，风光去处满笙歌。骄矜自言不可有，侠士堂中养来久。好鞍好马乞与人，十千五千旋沽酒。赤心用尽为知己，黄金不惜栽桃李。……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4。）
诗中淮南游侠儿，踢球博猎，施财报仇，狎妓优游，场面异常热烈，这种豪荡放纵的游侠生活，自由无拘的浪漫精神，表现出诗人无比的企慕和向往。李白以诗人独有的浪漫气质把对游侠的歌咏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推展到了更广泛的世俗生活中。
盛唐诗人歌咏游侠的另一种创作倾向，表现为往往将游侠身上体现出来的纵张性情的任侠精神和功业追求和谐地统一起来，体现着盛唐游侠饱满的风采和多质性的一面，崇高的责任感和人世的欲望并行不悖，理想的光辉和生活的情趣紧密相联。这无疑是盛唐恢宏博大、高朗向上的时代精神赋予游侠世界的一种生命情调。李白《白马篇》、王维《少年行》、高适《邯郸少年行》就成为唐人咏侠诗的精华和极富时代精神的内容。同时，从盛唐咏侠诗的创作倾向看，诗人在对古游侠的歌咏中表现出对功业的要求和对任侠精神新的诠释。侠不但要“以功见言信”，而且要有健全的人格精神。这使盛唐诗人对古代侠义之士的歌咏体现着昂扬乐观的时代理性，而以对荆轲的评价最具代表性。如王昌龄《杂兴》云：“可悲燕丹事，终被虎狼灭。一举无两全，荆轲遂为血。诚知匹夫勇，何取万人杰。”（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41。）李白云：“燕丹事不立，虚没秦帝宫。武阳死灰人，安可与成功？（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4。）刘叉诗言：“白虹千里气，血颈一剑义。报恩不到头，徒作轻生士。”（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95。）汪遵亦云：“匕首空磨事不成……青史徒标烈士名。”（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620。）对荆轲无功的侠名毫不苟同。李白《东海有勇妇》中，批评了要离、豫让不足取的侠名，高咏东海勇妇的侠行义举，指出：“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豫让斩空衣，有心竟无成。要离杀庆忌，丈夫素所轻。妻子亦何辜，焚之买虚名，岂如东海妇，事立独场名。”（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64。）其间无不闪现着诗人健全的人格意识和清醒的理性精神，富含时代光芒和诗人的人生理想。另外，盛唐诗人在高扬侠的同时，无不将儒生作为对立面：“儒生不及游侠儿，自首下帷复何益”；“羞入原宪室，荒草隐蓬蒿”。这种对比，是唐人咏侠诗的一个基调，它不但从一个侧面更加鲜明地展示了侠者的人格美和价值观，而且促成了诗人以功业自许的怀抱，形成了唐人咏侠诗独有的理想精神、英雄性格和浪漫气息，使咏侠诗在粗犷雄强之外，平添几分风雅蕴藉之美，洋溢着明朗、高亢、奔放、激越的时代强音和催人奋进的人格力量。
在盛唐诗人笔下，已更多地将侠衍变为一种侠义气质的追求，一种人生境界的向往，一种理想人格的崇拜。歌咏对象内涵的赋新和外延的引申，体现出艺术容量和审美空间的扩大，即使沿用乐府，也生发出许多变体和新题。咏侠诗已完全跳出魏晋六朝和初唐的窠臼，并以神采飞扬的时代精神和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创造了咏侠诗中的高峰。
咏侠诗的创作进入中晚唐，已表现出不同于初盛唐的气象。受社会动荡和侠风衰变的影响，这时咏侠诗的创作表现出两大特色：一是咏侠诗中有很多诗篇极力表现游侠纵情行乐，这在中唐咏侠诗中最为鲜明；二是咏侠诗中对侠客的歌咏已表现出某种神秘幻化色彩，与现实生活渐远渐离，剑侠成为歌咏的主要对象，这在晚唐咏侠诗中有显著表现。从艺术形式看，中晚唐咏侠诗在艺术的精巧和创新上已较初盛唐有所发展，多律诗、绝句，形式精美，咏侠诗更加文人化。另外，从大历前后咏侠诗创作看，一些诗仍表现出盛唐余韵，如戎昱《上湖南崔中丞》、韦应物《寄畅当》、钱起《送崔校书从军》、韩翊《赠张建》等，但整体上已与盛唐咏侠诗的雄浑壮美渐远渐离。
中唐咏侠诗的创作，有近40多位作者的近百篇作品。在咏侠诗中，许多以《少年行》、《少年乐》、《公子行》、《羽林行》、《羽林郎》、《长安少年行》等为题的诗篇大都渲染一种奢浮之气和享乐色彩。除此而外，中唐咏侠诗中表现出两个较为特色的内容，一是对“义”的突出强调，二是寄寓诗人知己难求、怀才不遇的悲慨和时代苦闷。
中唐诗人在咏侠诗中突出强调“义”，柳宗元《韦道安》中的韦道安就是现实中这样一位仗义行侠的英雄：
道安本儒士，颇擅弓剑名。二十游太行，暮闻号哭声。……一闻激高义，眦裂肝胆横。挂弓问所往，矫捷超峥嵘。见盗寒磵阴，罗列方忿争。一矢毙酋帅，余党号且惊。……顿首愿归货，纳女称舅甥。道安奋衣去，义重利固轻。……慷慨张徐州，朱邸扬前旌。投躯获所愿，前马出王城。……君侯既即世，麾下相欹倾。立孤抗王命，钟鼓四野鸣。横溃非所壅，逆节非所婴。举头自引刃，顾义谁顾形。烈士不忘死，所死在忠贞。咄嗟徇权子，翕习犹趋荣。我歌非悼死，所悼时世情。（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52。）
诗人以较长的篇幅叙述侠义之士韦道安见义勇为、重义轻利、忠贞轻生的侠义行为。韦道安“毙群盗”、“辞师婚”、“顾义引刃”，（注：（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134，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不愧儒侠楷模。柳宗元借此也抒发了对世人重利趋荣，忘义苟且的鄙弃和感叹，是唐人咏侠诗中惟一一篇以现实中侠义之士为歌咏对象的叙事长诗。无独有偶，甚至诗人也将这种对人间正义的歌咏推广到义禽。如杜甫《义鹘行》，这首寓言诗，通过一场救难除恶的场面，活画出仁慈义勇的义鹘形象，其慷慨激昂，欲使毒心人敛威存魄。而“奇情恣肆，与子长《游侠》、《刺客》列传争雄千古。”（注：（清）浦起龙：《读杜心解》48，中华书局，1961年。）
中唐咏侠诗中对“义”的强调和对游侠儿轻薄侠行在一定程度上的指斥是互为联系的两个方面，如贯休等人的《少年行》、《公子行》等。这种创作倾向表明，侠的范围和行为在一步步地走向“义”所规范的内容中。另外，中唐诗人借游侠形象所表现出的个人情怀也多是知己难求、怀才不遇的时代悲慨。李贺《浩歌》云：“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唯浇赵州土。”（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4。）又孟郊《游侠行》云：
壮士性刚决，火中见石裂。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岂知眼有泪，肯白头上发。平生无恩酬，剑闲一百月。（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5。）
诗中“平生无恩酬，剑闲一百月”的苦闷和贾岛：“十年磨一剑，霜雪未曾试”（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571。）的压抑一样，都是诗人怀才不遇的现实痛苦，也是中晚唐诗人心态和时代精神的折射。
晚唐是唐人咏侠诗创作的衰落期，有30多位作者70多首咏侠诗。这时咏侠诗的创作，形式多用律诗或绝句，内容上一是在咏史、怀古中借侠自抒怀抱；二是集中对剑侠的歌咏，表现出神秘色彩。
晚唐出现了许多咏史怀古形式的咏侠诗，诗人借对古游侠及侠义精神的歌咏，表现深沉的沧桑感和历史意识，把危机感、失落感和对盛世贤君的向往也一并寄托在歌咏之中。如杜牧的《春申君》、汪遵的《易水》、《夷门》等。周昙和胡曾可谓这方面代表，专门创作咏史、怀古组诗，借侠抒怀。如周昙《咏史诗·春秋战国门》专辟《荆轲》、《豫让》、《毛遂》、《侯赢朱亥》等篇。胡曾《咏史诗》中，有《易水》、《豫让桥》、《博浪沙》、《田横墓》、《秦武阳》、《夷门》等六篇，借古游侠之咏，表达物是人非而英雄浩气长存的感叹。
值得注意的是，晚唐咏侠诗中诗人以大量篇幅集中歌咏剑侠的侠形义胆。如慕幽《剑客》、齐己《剑客》、李中《剑客》、吕岩《七言》、《绝句》、《赠剑客》等，其中吕岩是最典型的，也是歌咏剑客诗篇最多的一位，约有30篇。这些作者或为僧、道，或与僧、道有关，因而晚唐咏侠诗中的剑侠或是道士，或与佛道有关。诗中对剑侠奇操异术的歌咏实难俱道一一，但其歌咏的主旨却在仗义行侠和怒平不平两个方面。如吕岩《七言》（之四十九）“雨雪霏霏天已暮，金钟满劝抚焦桐。诗吟席上未移刻，剑舞筵前疾似风。何事行杯当午夜，忽然怒目便腾空。不知谁是亏忠孝，携个人头入坐中。”（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857。）以神秘超绝之剑术，自掌人间正义。而“杀人虽取次，为事爱公平”；（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850。）“背上匣中三尺剑，为天且示不平人”；（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858。）“粗眉草竖语如雷，闻说不平便放杯。仗剑当空千里去，一更别我二更回。”（注：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858。）等更以夺人气势，描绘了剑侠怒平不平的侠形义胆。此类诗篇中，诗人突现的是剑侠的特异形貌、气势、神秘的行迹、高超的剑术，其核心旨在赞扬剑侠平不平的侠义精神，咏侠诗散发着浓厚的神秘色彩。这是晚唐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它表明晚唐咏侠诗的创作已从表现现实中的游侠少年形象和任侠精神转向了咏史怀古中古游侠形象及其侠义精神，从富含理想和时代精神转向了神秘幻化色彩，咏侠诗的创作渐趋衰落。
综观唐代任侠风尚中形成绵延初、盛、中、晚的咏侠诗潮，其间体现出共同的创作倾向是文人通过对任侠行为及侠义精神的崇尚，已自觉地将侠或任侠精神作为一种抒情形象或诗歌创作意象，借以抒发昂扬向上的时代意气、建立功名的抱负、寄托自我深厚的明主情结、宣泄怀才不遇的愤懑。侠或侠的精神、意象积极地参与了文人的人格理想、生活理想、艺术审美理想的建构，任侠风气与文人在文学创作中也形成了多层面的联系。而在此基础上的咏侠诗创作及体现出的任侠精神，就成为唐代咏侠诗派的重要标志和唐诗美学风格的组成部分。唐代诗人及其咏侠诗创作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咏侠诗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