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集》第三版的发现与胡适的误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第三版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新诗史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史中，胡适《尝试集》的地位毋庸赘言。这部“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诗集被奉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开山之作，《尝试集》初版至今近百年，其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力依然不容低估。这部诗集最广为人知的版本是1922年10月的增订四版，自1923年3月的第五版始，此后《尝试集》诸版皆以增订四版为底本，内容大同小异。①而在《尝试集》的版本研究中，以初版、再版与四版进行比较者居多，罕有谈及第三版者。目前涉及《尝试集》第三版的研究仅有三篇文章，分别是：周策纵的《论胡适的诗》、罗义华的《〈尝试集〉“第三版”考辨》、高楠的硕士论文《〈尝试集〉版本考辨》。此外，《胡适全集》第十卷《整理说明》中亦对《尝试集》第三版约略提及。 以曹伯言、季维龙编著的《胡适年谱》为例，在书中编者分别标明《尝试集》初版、再版以及增订四版的出版时间，唯独没有列出《尝试集》第三版的出版时间，这意味着《胡适年谱》的编者很可能没有亲见第三版文本。②出于谨慎的考虑，《胡适年谱》只在涉及《尝试集》增订四版处顺带提到《尝试集》第三版，并未对第三版进行详述： 是年《尝试集》(附《去国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第四版。本版对第二、三版做了较大的增删。正文前有《四版自序》。③ 关于这个语焉不详的第三版，甚至有学者对其产生根本性的怀疑：《尝试集》第三版真的存在吗?罗义华在《〈尝试集〉“第三版”考辨》中，根据“学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第三版’”④，以及胡适本人日记等文字中的矛盾记述，得出亚东图书馆并未出版过《尝试集》第三版的论断。那么《尝试集》第三版是否存在?与其他几个版本相比有何区别?胡适关于第三版的矛盾记述又该如何理解?以下将进行具体分析。 一、与《尝试集》第三版有关的记述 版本的考证，证有易，证无难。根据经验常识，在发生学的角度，如果初版、再版、四版以及其后诸版都确实存在，那么“第三版”缺失将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对《尝试集》第三版是否存在的质疑，如果依据仅是研究者个人未亲见《尝试集》第三版的文本，无疑难以服人。亲见《尝试集》第三版的文本，固然是证明其存在的最有力依据。但若因某种原因无法找到《尝试集》第三版的文本，我们亦可以围绕着第三版的“周边”材料，通过与其相关的记述，来确定亚东图书馆曾经出版过《尝试集》第三版。 周策纵在《论胡适的诗——论诗小札之一》一文中直接提到《尝试集》第三版。此文共有三处文字直接提到《尝试集》第三版： 1.因为我手头只有第三版的《尝试集》，没有第四版本，所以这儿也不打算做一一细论。⑤ 2.在语言文字方面，胡适的新诗虽流利平实，却变化不多。试就一小处论，他最大一个毛病或痼疾，就是用“了”字结句的停身韵太多了。现在只从手头所有的一九二二年三版《尝试集》和一九六四年影印的《诗歌手迹》，略加统计。⑥ 3.以上三版《尝试集》二十六个诗题中已有四十七行“了”!四版本似乎还多了些诗，尚有“病拖住了”“快要去了”“已过去了”等，这里未算进去。⑦ 周策纵的这篇文章，是以《尝试集》第三版来讨论胡适的诗，这在胡适《尝试集》的研究中是极其少见的。周策纵说得十分清楚，他使用的是第三版的《尝试集》，并且明确指出第三版的出版时间是1922年。 正是因为周策纵是唯一一个以第三版《尝试集》来研究胡适新诗的学者，他关于《尝试集》第三版的说法，受到了质疑： 《尝试集》再版、四版之间缺了个“第三版”，如果一定要找一个“第三版”的话，四版就是“第三版”。胡适犯下的一个小小错误，不仅迷惑了他自己，也让诸多关注新诗发展的学人和出版界一错再错。再回头看周策纵先生所谓“手头所有的一九二二年三版《尝试集》”的说法，笔者以为，周先生可能已经洞察到《尝试集》的版本问题，不过因手头资料不足举证，就此卖了个破绽，而他所谓“四版本似乎还多了些诗”的说法当为误记。⑧ 罗义华误认为《尝试集》第三版不存在，但他尚无法解释为何周策纵会明确指出其使用的是第三版的《尝试集》，因而只能将周策纵拉入自己的“阵营”中，认为“周先生可能已经洞察到《尝试集》版本问题，不过因为手头资料不足举证，就此卖了个破绽”。 周策纵在文中提到《尝试集》第三版出版时间是1922年，增订四版的出版时间同样是1922年，那么周策纵是否将增订四版误认为是第三版?从现有资料来看，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1922年10月《尝试集》(增订四版)在封面竖排书写的书名“胡适的尝试集附去国集”左下方明确写着“增订四版”。增订四版封面上的标识明确，想必周策纵绝不会分不清楚《尝试集》第三版与增订四版。 当然，若仅有周策纵提到过《尝试集》第三版的文本，凭此来确立第三版《尝试集》的存在，未免孤证不立。周策纵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尝试集》第三版的信息，除此之外，胡适日记及当时的一些报刊提供了关于第三版更为详细的记录。 1928年12月25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了一则账单：⑨ 昨日亚东图书馆送来我的账单，摘抄如下： (一)版税 十七年十一月底止
在亚东图书馆送来的这则账单⑩中，左起第一栏为单价，第二栏为书名，第三栏为版次，第四栏为印数，第五栏为版税比例，第六栏为应收版税。这则账单清晰地记录了售价0.3元的《尝试集》第三版，胡适可以得到15％的版税。《尝试集》第三版版税记录的发现，提供了第三版的更多信息。 这则账单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账单中印数一栏显示《尝试集》第三版的印数为12000册，印数之庞大让人生疑。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尝试集》各版均没有标明印数，《尝试集》每版的印数是多少，也鲜有相应的文献记录，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关于胡适《尝试集》印数的记录有两则： 1.到1953年亚东图书馆结束时止，《尝试集》共印了47000册，《三叶集》印到了22900册。(《回忆亚东图书馆》53页) 2.至1922年《尝试集》印四版共一万五千部。 根据这两则记录，《尝试集》全部版本的总印数为47000册，前四版共印15000册。由此可以推断，第三版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印12000册。胡适在作于1922年3月《尝试集》四版的自序中写道：“这点大度的承认遂使我的《尝试集》在两年之中销售到一万部。”结合上文所提供的数据，大致可以推断，《尝试集》第三版的印数约为2000册，《尝试集》增订四版则约为3000册。亚东图书馆所出版的图书，共同的特点是多次再版，每次印数适中，避免出现图书因销量问题大量囤积造成损失。其所出版的《尝试集》多次再版，有时甚至一年之内再版两次，每一次的印数均应该在2000～3000册之间。 虽然《尝试集》第三版印数不可能为12000册，但账单的记录并不是错误的。12000册的印数应是《尝试集》初版、再版、三版的总印数，因前三版定价均为“洋三角”，故版税结算时算的是前三版的总册数。同样，账单中《尝试集》(4/10版)20000册的印数，是《尝试集》第四至第十版的总印数。(11) 除了胡适日记中记载的这则《尝试集》第三版的版税记录，当时报刊上的广告也记录了《尝试集》第三版的出版信息。广告是亚东图书馆营销手段之一。亚东图书馆的广告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时下的报刊上刊登广告，如《申报》《文学旬刊》，另一种是通过已出版的图书为其他图书做广告。亚东图书馆在报刊上多次为《尝试集》出版售卖刊登广告，其中便有为《尝试集》第三版所做的广告。 亚东图书馆是上海的出版社，在《申报》这样影响广泛的上海报纸上为其出版物刊登广告，扩大作品的影响力，是营销手段之一。根据笔者的统计，自1920年起，《申报》刊登关于《尝试集》的广告共有51则，包括《尝试集》的初版、再版、三版、增订四版、十版、十三版、十四版、十五版。其中刊登《尝试集》第三版的广告有6则，分别刊登于1922年9月6、8、9、10、19、21、23日。亚东图书馆在增订四版出版前一个月的时间里，频繁地为《尝试集》第三版做广告，这既是为了扩大《尝试集》的销量，也是为《尝试集》增订四版的出版“造势”。亚东图书馆在《尝试集》的众多版本中，为《尝试集》增订四版所花费的宣传力度可算是最大，在《尝试集》增订四版出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便开始在《申报》上为其刊登广告，从1922年10月27日至12月24日，共刊登广告15次。 《尝试集》第三版广告的发现，可以作为《尝试集》第三版存在的重要证据。值得一提的是，在《尝试集》初版出版前，亚东图书馆曾在1919年12月重印《新潮》第一卷(三版)时为《尝试集》写了一则“出版预告”，再加上胡适本人将其与钱玄同所做的《尝试集》两篇序发表于《新青年》杂志上，造成了《尝试集》已经出版的误解。那么，若没有发现《尝试集》第三版的文本，《尝试集》第三版的广告是否可以作为其存在的可靠证据?是否会出现只有广告而无出版物的情况?《尝试集》第三版的广告与初版的预告不同：首先，《新潮》杂志上《尝试集》初版的广告，明确写明是“出版预告”，而《申报》上刊登的《尝试集》三版的广告没有标明出版预告。其次，亚东图书馆在1922年9月连续六次为《尝试集》三版做广告，或可说明《尝试集》第三版已经出版，不然不必花如此力气为其宣传。 在民国时期另一份重要的报刊《文学旬刊》上，也可看到亚东图书馆刊登的《尝试集》第三版广告。《文学旬刊》上的广告多刊于报刊的中缝处。1922年9月21日，《文学旬刊》上刊登了一则亚东图书馆“新诗界的消息!”的广告，广告内容包括汪静之的《蕙的风》、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冬夜》、《一九一九年新诗年选》以及“胡适的三版”《尝试集》。这则广告继续刊登在1922年10月1日的《文学旬刊》上。与《申报》相比，《文学旬刊》直到1923年2月11日才开始刊登《尝试集》增订四版的广告，其后2月21日、3月11日亦有刊登。 综上，即使无法亲见《尝试集》第三版的文本，胡适日记中第三版的版税账单、亚东图书馆在《申报》《文学旬刊》等报刊上刊登的第三版广告，以及周策纵在《论胡适的诗》中提及的第三版信息，这些可以互为佐证，作为亚东图书馆出版过《尝试集》第三版的有力证据。因此，误认为《尝试集》第三版不存在未免草率。此外，在胡适留下的文本资料中，亦有两处提到《尝试集》第三版，下文将会重点分析。 二、胡适对《尝试集》第三版的误记 仅仅通过相关文献的记载，毕竟不能坐实《尝试集》第三版的存在；亲见文本，才是对其存在的最好证明。有幸的是，笔者在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古旧文献处找到了此书。《尝试集》第三版出版于1922年2月，仅早于增订四版(1922年10月)八个月。在封面题名的右下角明确标明“(三版)”，版权页竖排写明版本信息：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初版、中华民国十一年二月三版，定价为“洋三角”。 从具体文本来看，《尝试集》第三版与再版(即第二版)相比几无更动，胡适本人没有为《尝试集》第三版作序，以《再版自序》作为三版的序言。可以说，《尝试集》第三版几乎就是《尝试集》再版的第二次印刷。第三与第二版最大的区别集中在《看花》一诗上。胡适1918年5月作《看花》一诗，后收入《尝试集》初版，但其对此诗并不十分满意，再版时删去了“人生在世，须使可爱的见了我更/可爱；须使我见了可爱的我也/更可爱!”二句。三版时，又将此二句重新添入，恢复此诗初版时的样貌。 《尝试集》第三版具有一定的新文学史料价值，能够丰富与还原胡适《尝试集》版本的史实。尽管，从已发现《尝试集》第三版来看，第三版在研究价值上或不如初版、再版与增订四版。但第三版的发现，可以更正当下学界的某些误识。此外，通过《尝试集》第三版，能够发现胡适日记及相关文字中的误记，为胡适研究的材料做出勘误，这体现了《尝试集》第三版的重要价值。 胡适本人是自己的记录者，他的文本有着重要的新文学史料价值。但胡适自己不免有记录错误、笔误之时，研究者在研究胡适时须对一些材料加以辨析，方可作为可靠的研究资料。随着对《尝试集》第三版的发现与关注，可以发现胡适文本中的两处笔误，须在此澄清。 在胡适所留下的文本中，明确提到《尝试集》第三版的文字有两处，但这两处记载均是胡适的笔误。 其一，胡适在1922年3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 昨夜与洛声同整理诗稿，预备三版付印。今天完毕，计共删去新旧诗三十余首，添入十六首，共存六十四首。……校诗稿，作目录。夜作三版《自序》。(12) 其二，《尝试集》四版自序： 例如《看花》一首，康白情写信来，说此诗很好，平伯也说他可存；但我对于此诗，始终不满意，故再版时，删去了两句，三版时竟全删了。(13) 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完成时间是1922年3月10日，而日记记载三版自序的写作时间是1922年3月11日。对比以上两则材料，胡适本人的记载似有矛盾之处，四版自序已经在前一天完成，为何又开始写作三版自序? 胡适在这里的记录确实有笔误之处，仔细辨析不难发现这一错误。首先，《尝试集》四版自序记载： 再版时添的六首诗，此次被我删去了三首，又被“鲁迅”、叔永、莎菲删去了一首。此次添入《尝试集》十五首、《去国集》一首。共计： 《尝试集》第一编，删了八首，又《尝试集》提出代序，共存十四首。 《尝试集》第二编，删了十六首，又《许怡荪》与《一笑》移入第三编，共存十七首。 《尝试集》第三编，旧存的两首，新添的十五首，共十七首。 《去国集》，删去了八首，添入一首，共存十五首。 共存诗词六十四首。(14) 胡适在1920年底，请任叔永、陈莎菲、鲁迅、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等人为其“删诗”，删诗后出版的《尝试集》便是增订四版。在《尝试集》增订四版中，共存诗64首，而且在初版、再版《尝试集》第一、第二编基础上，增加了第三编。如果确如胡适1922年3月11日日记中所记载的那样，《尝试集》三版“共存六十四首”，那么《尝试集》三版应该是“增订三版”，是胡适请人删诗后“定稿”，事情果真如此吗? 《尝试集》第三版是再版基础上修订而成的。1920年9月《尝试集》再版时，胡适作再版自序，并增添了《示威》《纪梦》《蓝蓝的天上》《许怡荪》《外交》《一笑》等六首诗。《尝试集》第三版同样保留了再版所增订的诗歌，以及再版自序。可以说，《尝试集》三版与再版基本完全相同，所存诗歌共七十三首。如此看来，胡适日记中关于《尝试集》第三版的记录有误。 其次，从出版时间来看，《尝试集》第三版出版于1922年3月，若胡适为三版作序的时间为1922年3月10日，岂不是在《尝试集》三版付印时才为其作序?由此判断，胡适的记载或与事实有出入。 再次，《尝试集》三版中并没有所谓的三版自序，《尝试集》三版中只有《再版自序》《初版自序》《钱序》。 由此可见，胡适在1922年3月11日所记载的日记，与事实并不相符。胡适虽偶尔会补录日记，不过这则日记是否是补录的，胡适没有说明。即便这则日记是胡适事后补录，也不能说明胡适日记中所记的事情没有发生。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胡适在1922年3月10或11日这一天确实与洛声整理删定《尝试集》中的诗歌，为新版《尝试集》付印做准备，入夜后胡适也的确为“新版”《尝试集》写作了一篇自序。但胡适误认为即将出版的是《尝试集》第三版，因此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为三版删诗、作序。胡适记错《尝试集》出版的版本，或许是由于《尝试集》在短期内(1920年3月至1922年2月)，两年时间多次再版，胡适也不曾为第三版作序，这些可能造成了胡适误认为即将出版的是《尝试集》第三版。 本文的这一猜测，在胡适的另一个笔误中得到了印证。上文所引胡适在增订四版自序中曾经提到三版时将《看花》一诗完全删去。事实上在三版中，《看花》这首诗完整地保留下来。这是胡适的第二个笔误，这一笔误亦说明，胡适一度将增订四版误认为是第三版。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本人可能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一“笔误”，在1923年3月出版的《尝试集》第五版中，胡适(或亚东图书馆人员)将“三版”改成了“四版”，因此，我们现在(15)看到《尝试集》增订四版自序，关于《看花》一诗的说法是： 例如《看花》一首，康白情写信来，说此诗很好，平伯也说他可存；但我对于此诗，始终不满意，故再版时，删去了两句，四版时竟全删了。(16) 有意思的是，在1922年10月出版的增订四版自序中，胡适写道：“我借这个四版的机会，谢谢那一班帮我删诗的朋友。”(17)笔者大胆推测，此处胡适原本应该写的是“我借这个三版的机会，谢谢那一班帮我删诗的朋友”。可能当时胡适(或亚东图书馆人员)已意识到“四版”与“三版”的笔误，便对“三版自序”做了修改，将文中的“三版”改为“四版”，但《看花》那一处笔误则忘记修改，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以上指出胡适在记录《尝试集》第三版时的笔误，1922年3月胡适在为整理诗稿，并写作新版自序时，他本人以为即将出版的是三版，因此，其日记中记载的内容也与第三版有关。同时，其在写作新版自序的过程中，文中两处提到即将出版的《尝试集》时均称之为“三版”，之后或他本人，或亚东图书馆人员意识到自序中的笔误，但由于某种原因，1922年10月增订四版出版时，只修改了一处笔误，另一处笔误直到1923年3月《尝试集》第五版出版时才做出了修改。 在尚未发现《尝试集》第三版前，胡适文本中的笔误与矛盾，让研究者误认为《尝试集》第三版不存在。而第三版的发现能够合理地解释胡适日记及1922年四版自序中的误记，为胡适本人的记录做了勘误。 亚东图书馆的《尝试集》多次再版，销量可观，或许由于《尝试集》第三版多被读者所购，为个人所有，各处图书馆、资料馆很少保存第三版的《尝试集》。从内容上看，第三版与再版几无不同，所不同者仅在《看花》一诗，因此三版类似于再版的二印。在关于《尝试集》的版本比较中，通常将再版与三版并称，甚或根本不提三版。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三版与再版几乎相同，但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胡适删诗”却不能因此翻案。胡适的“删诗”事件始于1920年底，是时，《尝试集》再版已出版，第三版尚未出版。所以，“删诗”的底本应为再版的《尝试集》。 尽管如此，《尝试集》第三版仍具有一定的新文学史料价值，探讨与其相关的问题，能够厘清目前学界对第三版的相关认识，尤其在是否存在《尝试集》第三版这一问题上。同时，通过对第三版的考察，亦能够发现胡适文本资料中的两处误记，对胡适的研究亦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胡适全集》中对《尝试集》第三版描述的舛误之处。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胡适全集》是当下胡适研究的重要资料。《胡适全集》第十卷收录胡适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尝试集》。在本卷的整理说明中，编者写道： 《尝试集》1920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有钱玄同的“序”和胡适的“自序”。这是中国新诗的第一部个人诗集，也是胡适生前编定并公开出版的唯一一部诗集。所收诗以1917年9月胡适到北京前后分为两部分，附《去国集》(在美国作的旧体诗词)，共存诗词68首。1920年9月《尝试集》出第二版，增收六首诗。1921年的“三版”与“二版”相同。1922年10月的“四版”，篇目上做了较大的增删，部分诗篇的字句也有改动，存诗词64首。其后《尝试集》便以此“增订四版”行世，版次甚多，其中仍小有变动。(18) 编者在编纂《胡适全集》时，无法回避《尝试集》第三版的问题，可能由于无法亲见其书，编者无法得知第三版的出版时间。(19)因《尝试集》再版时间为1920年9月，四版为1922年10月，编者在写作《整理说明》时恐取其折中，将第三版出版时间定为1921年。而三版与再版，在《看花》一诗上存在着差异，亦不得言“‘三版’与‘二版’相同”。在《胡适全集》编纂过程中，对第三版描述的错误，很可能会影响学界对《尝试集》第三版的看法，需要做出更正。 注释： ①现有观点认为1920-1940年，《尝试集》共出版十六版。但因笔者尚无法确定是否存在第十六版，及其出版时间，故这里采用“多次再版”的说法。根据《申报》1935年9月1、3、9日，10月5日所刊登第十五版的广告，可以确定《尝试集》至少已经出版至第十五版。 ②可以看出，曹伯言、季维龙在编著《胡适年谱》时，希望能做到尽可能详尽。这份年谱虽然旨不再做胡适作品的版本罗列，但凡是编者能确定出版时间的作品，均会标明。如在胡适《尝试集》的诸版本中，尽管本书没有记录第三版的出版时间，但列出了第五版出版时间为1923年。 ③曹伯言、季维龙编著：《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256页。 ④⑧罗义华：《〈尝试集〉“第三版”考辨》，《江汉论坛》2013年第11期。 ⑤⑥⑦周策纵：《论胡适的诗——论诗小札之一》，载《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1990年，第273页，第278页，第279页。 ⑨胡适：《胡适全集》(第3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0-301页。 ⑩1928年胡适在写给江冬秀的信中，他不断提到要求亚东图书馆汇款的事情。可见，当时的亚东图书馆还欠着胡适的版税。这促使亚东图书馆给胡适送来版税账单。 (11)《尝试集》增订四版以后的版本，均已增订四版为底本。增订四版后各版基本没有任何改动。笔者比照增订四版与第五版基本完全相同，五版比照四版只有两处不同：其一，上文提到的《自序》中“三版”改为“四版”；其二，将增订四版页码上的一处错误修改。增订四版有两处均为52页，五版进行了修改。六版则与五版完全相同。亚东图书馆时期出版的图书，销量较好的图书均多次再版。以《尝试集》为例，除前四版有所改动外，四版后基本没有任何改动。故笔者认为，此时期图书发行中“版”与“印”与当下的理解不同。虽然《尝试集》增订四版后再版多次，按现在的说法，应该是增订四版的第几次印刷，而不是《尝试集》第某版。 (12)胡适：《胡适全集》(第2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36-537页。 (13)(14)(17)胡适：《尝试集·自序》(增订四版)，亚东图书馆，1922年，第4页，第4-5页，第7页。 (15)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依照增订四版出版的《尝试集》，并没有依照其自序保留这一笔误，而是将“三版”改为“四版”。 (16)胡适：《胡适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4页。 (18)胡明：《胡适全集·整理说明》(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19)编者在这份《整理说明》中，认为《尝试集》第三版出版时间是1921年，这是否只是编者的笔误?《整理说明》中提到《尝试集》再版与增订四版的出版时间，均精确到月份，唯有第三版的出版时间“模糊”到年份。由此，大致可推断编者在编纂此书时，可能并未亲见《尝试集》第三版，弄错其出版时间，并非是编者的笔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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