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商投资与贸易政策的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商投资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政策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06）02—0064—05
一、问题的提出和已有的研究
早期研究贸易政策的文献大都假定政府具有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无私品质，试图在一个政府（通过制定贸易政策）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框架内解释广泛存在的贸易保护现象，然而这种尝试并不成功。理论分析表明，在一系列经典假设下，实现社会最优的唯一政策恰恰是自由贸易，即政府不对贸易进行任何形式上的干预。为了缩小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经济学家从两个方面对上述框架进行了修正。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经典假设与现实并不相符，通过放弃或修改部分经典假设（如引入不完全市场）来重现政府干预的必然性，代表性文献如Choi and Beladi（1993）。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则对政府充当社会利益代言人这一假设表示怀疑，认为贸易干预是政府“出售”保护性政策以换取私利的结果。这便是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贸易政策决定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又称内生贸易政策理论。这一理论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试图“从政策决策过程的视角来探究贸
易干预的原因、水平、结构、形式和变化”。关于贸易政策决定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Elhanan Helpman（1995）、盛斌（2001）均进行了出色的文献综述。在诸多文献中，Grossman and Helpman（1994a）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完整的贸易政策决定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而由此开始的（新）政治经济模型研究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国际经济学文献中已有不少关于贸易政策与FDI的关系的研究。第一个将FDI引入内生贸易保护理论的是Hillman and Ursprung （1993），该研究在一个政治竞争模型中考察了跨国公司的进入对东道国贸易政策的影响。但是，Hillman and Ursprung（1993）仅仅关心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文章的研究框架不适用于包括跨国公司进入在内的其他形式的外资存量增加。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a）建立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为研究贸易政策与FDI的关系提供了巨大的便利。这一类研究首推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b）。同样在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a）提供的分析框架下，Marcelo Olarreaga （1998a）讨论了（外生的）外资存量增加对东道国贸易政策的影响。其中外资所有者被假定为拥有与国内厂商一样的游说动机和游说能力。Grether,Melo and Olarreage （1999）对墨西哥的贸易政策进行了分行业研究，发现在墨西哥制造业的进口竞争部门中，FDI密度较高的行业受到的贸易保护程度较高，二者成正相关关系。这是Marcelo Olarreaga （1998a）一文所不能解释的。为解释这一现象，作者在Marcelo Olarreage （1998a）的基础上引入了外资与内资游说能力不同的假设，并由此得出新的结论：在一定条件下，行业的关税水平与（外生的）外资进入水平成正相关关系。然而该文的最主要命题在推导上依然存在错误，致使其结论的可信性不高。
利用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a）首创的分析框架，Konishi et al.（1999）考察了存在内生FDI时关税与自主出口限额（VER）的优劣。Baizhu Chen and Yi Feng（2000）利用中国95个工业行业的数据对中国关税结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对各种内生贸易政策理论进行了检验。回归结果中最为显著的一条是外资比例越高的行业受保护的程度越高。作者将其解释为政府为了吸引外资而推行保护性政策。Grether,Melo and Olarreage （1999）对墨西哥贸易政策改革期间（1985～1989年）的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行业层面上，外资比例对保护程度有着显著的影响（无论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中）。特别是以制造业为例，FDI密集的行业往往能得到更多的保护。该结论与Baizhu Chen and Yi Feng （2000）是一致的。基于以上文章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种种的缺陷，本文拟在外商投资内生化的条件下，对以上文章的分析的缺陷进行一定的补充。
二、外商投资内生化的模型
在文献综述中，得到的结论都是建立在外商投资的变化是外生的这一假设之上的，然而实际中，外商在制定对东道国的投资决策时，一般也要考虑东道国的贸易政策。也就是说，外资进入多少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于东道国的贸易政策的，是内生而不是外生决定的。本文对外商投资进行内生化处理，来考察某一行业外资的多少与该行业贸易保护程度的关系。
（一）基本假设 假设存在一个开放小国经济，有两个行业X、Y，分别生产产品x和y。X部门生产的产品x为基数产品，只在国内生产和消费，并且价格为l。Y部门生产的产品Y是可贸易商品（可以出口或进口）。
Y[,i]＝
,i＝X,Y
（1）
其中K[,i]为行业特定生产要素（资本），L[,i]为劳动力，i＝X,Y。在基数产品行业X中，资本均为国内居民所有，存量为K[X]。在可贸易行业Y中，资本的一部分资本为外国居民所拥有，数量为K[Y][,f]，国内居民所有的资本数量为K[Y][,h]，劳动力总量为
。
在这里生产者优化问题是对两个完全竞争的行业X、Y进行的，由于是完全竞争，每个厂商都是价格（产品价格、要素价格）的接受者，代表性厂商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可表述为：
－kr－lw
（2）
这里把整个国家当作一个消费者，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可表述为：
假设Y行业的行业特定生产要素（资本）的一部分资本为外国居民所拥有，数量为K[,f]，国内居民所有的资本数量为K[,h]。但这里K[,f]并不是外生给定的定值，而是由国外居民根据本国的贸易政策P来决定的，不妨把K[,f]写成P的函数，即K[,f]（P）。设国外居民持有的总资本存量为
，则在国外投资数量为－K[,f]（P）。假定国外的资本收益率固定为r[,f]，并且设国外居民在国内投资需要一定的成本，成本函数设定为C（K[,f]）。
这里与政治经济学框架也略有差异。在这里不像上述文献中那样设出整个行业Y的政治现金函数C（P），而是针对国内资本所有者和国外资本所有者设定不同的政治现金函数，分别记作：C[,h]（P），C[,f]（P）。则政府、国内行业Y（包括本国资本所有者和外国资本所有者）以及外国资本所有者进行如下的三步博弈过程：
第一步，国内行业Y对政府进行游说，国内外资本所有者分别给出他们的政治现金函数C[,i]（P），i＝h，f；
为计算简便，本文在考虑不同外生参数时，将其它参数设定成利于计算的具体形式或具体值，以保证问题可解②。
则解得
（二）主要结论 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本文通过MATLAB模拟出特定数值参数下博弈的均衡解，可以推出如下的命题③：
命题1：如果一个行业的生产技术较为偏于资本密集型，则均衡的（内生）外商投资量较高，同时该行业的最优贸易保护（关税）水平也较高。
命题2：如果一个行业的特定要素（资本）的国外收益率比较低，则均衡的（内生）外商投资量较高，同时该行业的最优贸易保护（关税）水平也较高。
命题3：如果一个行业的特定要素（资本）进入本国的成本较低，则均衡的（内生）外商投资量较高，同时该行业的最优贸易保护（关税）水平也较高。
在此将命题1—命题3总结成命题4如下：
命题4：在外商投资是内生决定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如果政府赋予社会福利的权重相对于政治献金收入来说比较小，那么均衡的（内生）外商投资量与该行业的最优贸易保护（关税）水平是正相关关系，并且二者的均衡水平高低受到该行业的行业参数的影响。
三、我国工业部门的贸易保护水平与外商投资水平
前面两节中，通过政治经济学模型分析推导出了关于一国贸易保护水平与外商投资水平之间应有的关系。本节中利用已有的数据对上述结论进行实证检验，以期得到数据上的支持。本节的实证研究主要是针对模型扩展的结论（命题4）进行检验，由于在外商投资内生化模型中，必须考虑到贸易保护水平与外资水平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所以本文采用联立方程组的方法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一）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1995年中国第三次工业普查中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第三次工业普查以企业为基本普查单位，涵盖了全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全部工业企业和附营工业单位。统计资料包括行业卷、地区卷和国有、三资、乡镇卷。文章中所用的数据除了实际关税水平外，其它均摘自中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统计资料（行业卷与国有、三资、乡镇卷）。实际关税税率引自盛斌（2002）。所有变量均以行业口径统计。本文对数据不全或存在问题的行业进行了剔除，以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二）计量模型与变量 为了验证结论命题，本文采用联立方程组的计量模型对所选代理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具体模型为：
其中t[,i]为行业i的实际关税水平，k[,i]为行业i的外资水平，a[j][,i]、b[j][,i]分别表示行业参数代理变量，β，β[,1]，β[,j]，γ，γ[,1]，γ[,j]为回归系数。
这个模型中内生变量是外资水平与关税水平，其它的行业参数是外生变量，这与理论模型设定是一致的。关于代理变量选择，外资水平以一个行业外方总资本表示；贸易保护水平参照盛斌（2002）文中计算出的实际关税税率，并在方程（3—1）和（3—2）中应用不同年份的税率；其它行业参数的代理变量参照Baizhu Chen and Yi Feng （2000）、Grether,Melo and Olarreage（1999）和李永军（2003）的变量选择。于是得到待估计的方程如下：
方程（3—3）中被解释变量t[96]为1996年实际关税税率；
解释变量为④：
方程（3—4）中被解释变量k[95]，含义与方程（3—3）中相同。由于理论模型中视其为内生变量，我们在这里用另一个联立方程把它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解释变量为⑤：
此外，本文还加入了其他的解释变量：各行业的产品差异特征，代理变量ad，以各行业的销售费用与销售收入之比表示；各行业研发支出与销售收入之比rnd。
（三）计量结果 方程（3—4）中我们对关税解释变量取1994年和1992年的实际关税税率，分别做回归。将回归结果列于下表中。
表：用实际关税税率做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方程（3-3） 方程（3-4） 方程（3-3）
方程（3-4）
变量t[96]变量k[95]变量
t[96] 变量k[95]
常数3.779039 常数26.57024 常数
1.610431 常数26.57024
(22.68585)
(25.46677) (22.36625)(25.46677)
K[95]
0.824991*** t[94]
0.3538509*** K[95] 0.8336799*** t[92]
0.3538509***
(0.2356145) (0.1068267) (0.2328475)
(0.1068267)
totaltax0.1790261*
a
0.3889633totaltax
0.1702988*a
0.3889633
(0.1027838) (1.437491) (0.10311) (1.437491)
valueadded 44.95414 mkt 0.0455924*** valueadded 51.33449 mkt 0.0455924***
(58.93887)
(0.0057597) (57.70928)(0.0057597)
labor
0.2884642** taxrate -198.2168labor 0.2755519**
taxrate -198.2168
(0.1312528) (125.0278) (0.1301259)
(125.0278)
wage-0.6708677** soe -74.66234** wage
-0.6539448** soe -74.66234**
(0.2638311) (33.09779) (0.2605036)
(33.09779)
loss-1.154811ad 536.0023 loss
-1.13293 ad 536.0023
(0.7221551) (327.5397) (0.7130102)
(327.5397)
dum 3.779039 rnd 26.57024 dum1.56164
rnd 26.57024
(22.68585)
(25.46677) (16.50466)(25.46677)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从表中可以看到，外资水平与关税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很好地支持了模型的结论。同时，特定的行业参数对两个内生变量的影响的方向也基本符合理论模型的预期，其中市场规模、国有企业比重等衡量外资进入成本的变量在1％～5％水平上显著。行业的总利税水平、就业人数、工资等变量也显著地影响贸易保护的程度。这与理论模型结论是一致的。至于其它变量如资本密集度等，符号的方向也与理论的预期一致，但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其原因有待进一步考察。
总之，计量模型得出的结果基本上对理论模型的结论给予了支持，尤其在外资水平与贸易保护水平二者的关系上得出了非常显著的正向关系。
四、结论和评述
本文在新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探讨了行业的贸易保护（关税）水平与该行业的外商投资水平之间的关系。构造和抽象出了内生的外商投资和贸易政策模型。特别地，本文对经典文献中的关税决定与外商投资的政治经济学模型进行了扩展，引入了内生外商投资决定机制。这是文章的主旨所在。从文章的计量分析结果分析，这种有益的扩展在中国的现实中获得较好的支持。建立在我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基础上的分析，对现有的关于外商投资和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在文章的内生投资机制下，对现实中复杂的贸易保护结构和外商投资水平的理解将有进一步的加深。本文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期望在后续的研究中对理论和实证分析有进一步的完善。
注释：
①③ 有兴趣的读者请来信索取具体计算过程。
② 对于效用函数，W＝dx＋U（dy）中的U（·）具体形式不妨设为In（·）。外资进入的成本函数C（·）形式假设为，C（K[,f]）＝
K[,f][2]＋βK[,f]其中参数β的大小可以代表不同行业的资本进入本国的成本的高低。
④ K[95]：95年外资水平，用外方总资本来表示，根据第五节中的模型，其系数应为正。totaltax：行业利税总额，以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与所得税之和表示。这一项越大表示该行业为政府财政创收越多，越容易受到保护，预期符号为正。valueadded：工业增加值与总产值的比率。由于政府更容易保护技术含量高和高附加值的商品的生产和出口，所以较高的该项指数应对应较高的关税率，预期符号为正。labor：行业总劳动力，以年末从业人数表示。创造就业越多的部门越容易受到保护，预期符号为正。dum：战略行业虚拟变量，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高科技产业设定为1，其余设定为0。由于政府对战略行业的保护，预期系数符号为正。此外根据Baizhu Chen and Yi Feng（2000）的研究结果，我们还列入的解释变量：行业工资总额wage，行业亏损企业亏损总额loss。
⑤ t[94]（t[92]）：94年（92年）实际关税税率。考虑到外商投资关税变化的反应可能较慢，与方程（4—3）中被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只滞后一期不同，我们这里别用94年和92年的实际关税作为解释变量，根据理论模型，我们预期其系数为正。a：资本密集度，以固定资产与从业人数的比例来表示，根据第五节中的理论模型结论，预期符号为正。taxrate：产品销售税率，以以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与销售收入之比来表示，该项越大，可以看作成本越高，对吸引外资越不利，根据理论模型，预期符号为负。mkt：市场规模，以该行业的销售表示。市场规模较大对吸引外资越有利，也可以看作外资进入的成本越低。根据理论模型，预期其符号为正。soe：国有企业在该行业的比重，以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占该行业的固定资产比重来表示。由于中国的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对到中国进行投资的外国投资者产生了很大影响。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行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严重的倾斜，一些部门的发展受到严重抑制。由于改革的过程中国家对金融资源的控制能力依然很强，那些在计划经济时期受到抑制的行业在改革开放之后仍然不能得到足够的支持。因此，外商投资决策一定会关心国有企业行业分布特征，并把其视为成本之一，所以此项越大，外资水平应该越低。预期符号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