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信息、熵、环境和全球化——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研究的跨学科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社会论文,时空论文,环境论文,历史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0]11-0044-12
学术主持人：陈启能
从整体的世界史看，全球化现象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分。狭义的全球化指以1985年T.莱维特(Theodre Levitt)首次将“Globalization”概念运用于经济学领域为标志所揭示的二战后迄今发展着的经济全球化，以及由此扩展到政治和文化生活等领域的当代社会全球化现象。然而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而言，广义的全球化不仅客观存在，且长期受某种潜在自然规律的作用，空间上由点到面再覆盖至全球，从特殊上升为普遍意义的世界历史宏观进程。在此，笔者不打算就狭义全球化问题展开讨论，而是拟就与人类社会历史的宏观发展密不可分的广义全球化及其相关的时空、信息、熵和环境等问题，尝试做一些跨学科的思考。
一、历史的社会时空与信息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和牛顿相信绝对时间，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终结了绝对时间的观念，并将时间与空间连接成不可分割的时空整体。为能更好地理解这一转变，当代著名量子宇宙学家史蒂芬·霍金在其《时间简史》第二章中特地举出事例来予以说明：“假定在火车上我们的乒乓球直上直下地弹跳，在一秒钟前后两次撞到桌面上的同一处。在铁轨上的人来看，这两次弹跳发生在大约相距100米的不同的位置，因为在这两回弹跳的间隔时间里，火车已在铁轨上走了这么远……事件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对于在火车上和铁轨上的人来讲是不同的。”①霍金的这一例子启示我们，时空具有相对性这一点，不仅存在于客观世界，而且也映射到人的主观意识之中。自然科学努力探索和验证的时空如此，惟人类才会具有和感知到的社会时空也是如此，后人回首前世事件而从中感受的“历史的”社会时空更是如此。
社会时空是人类历史得以构成的基本要素(当然还有其他如人等要素)。而立足于全球视角看待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我们会发现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在两个方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其中之一表现在空间上，世界各地交往的地理距离因交通工具的发展而在迅速地拉近，人类社会的全球性的意识随之而形成。另一个方面则表现在时间上，世界各地发展的单位时间被急剧地压缩，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也因之迈上了加速度轨道。如此变化的作用之下，那些曾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缓缓消长的部落、民族或国家的盛衰问题，不仅会在顷刻之间便有了境遇迥异的结局，而且局部的震荡所产生的影响也一定会是全球性的。
造成世界历史上的社会时空如此改变的第一推动力，自然要归结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但若深究，我们或许更应看到，能够让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成功地融入社会，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引发链锁式的反应，并予以放大、衍生甚至转化，而且还能不断地被传承下去的至关重要的一环，似乎应在于信息的作用，以及信息处理技术进步对这种作用的不断且无止境地强化。
其实客观的自然界，始终都在向我们提示信息对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性。这一点从我们自身便能清楚地获得验证。人，似乎天生就是为了信息和信息的处理而构造的，比如，感官(眼、耳、鼻、口、舌、肤等)——为的是获取外界信息并与外界实现信息的交换；神经或经络(生命科学的研究已经证明其客观存在)——为的是传递获取到的体外信息，或输送体内的信息；大脑——则为的是综合处理人体获得的各类外部和内部信息，并据此发出该如何应对的指令……一个自然人具备的所有这些获取、传导和处理信息的功能，也可以推及其他各类动物，甚至这种推及还可以扩展到整个生物界。如今新兴的信息生物学(Information Biology)的研究成果已经证实，即使是植物或微生物，也还是同样具有着相应的信息处理能力的。
无处不在的信息惟有处于人类社会，才可能被用以非生物学方式来表达，并被有意识地借助通讯工具远程传播和衍生利用。信息表达的生物学方式，主要指生命体原本具有的声音(人类说话和动物发声)、表情、肢体动作、肤色改变(如变色龙)等用于信息的表示或直接传达。这种方式表达的信息，传播上受到了时空的局限。而信息表达的非生物学方式，则是人类某种社会属性行为的延展，即指运用书写、绘画、计算、印刷、击鼓鸣号、烽火台、驿道、邮车、电报、电话、计算机、互联网……来表述或传达信息的方式方法或手段。这些社会意义上的、非生物学方式的信息表达，不仅可以摆脱时空的制约，而且构成了信息跨时空传播的基础。
在此可以假设一旦没有了信息将会怎样？没有信息，人将无法生存；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社会也将无以为社会。同样，倘若没有了信息记录或遗存，历史更将是无以为历史。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客观存在着的信息及信息沟通的作用，才令我们人类有了时空的感觉和认识，也才能够形成今天我们所看到、所感受的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冠以“全球化”名衔，实为世界历史时空压缩之方方面面、点点滴滴。
二、信息的碰撞、熵增和人类社会的耗散结构性
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客观历史现象，全球化概念不论从哪种角度给出怎样的定义，就人的主观认知而言，围绕其展开的各种各样的理论阐述，实际上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世界各地人们的知识系统在信息层面发生碰撞并实现了互通互联，进而形成的将某种局地性质的全局辨识，扩大到了全球范围的结果。这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变化，是客观实在中的社会演化过程在人类思维的时空架构中所激起的必然反应。
由于信息的碰撞反映出信息的流动，而信息的流动则依赖于“人+工具(信息传播手段)”所代表的物质世界的质和能的流动，故而借用自然科学视角，以热力学理论看待动态的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客观实在就会发现，历史上所发生的任何一类全球化，完全可以视之为某种熵增的过程。何谓“熵”？根据热力学理论的解释，熵(Entropy)是热力学第二定律里不能再被转化作功的能之总和的测量单位。②熵的增加就意味着有效能的减少。能的平均状态是熵值达到最大的状态，意味着将不再有任何的自由能可供汲取/补充或进一步地发挥作用了。对此，熵的揭示者、19世纪德意志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Rudolf Clausius)指出：“世界的熵(即无效能的总和)总是趋向于最大的量。”③无效能的总和总是趋于最大化，这一熵的原理对于我们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全球化现象，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熵概念的提出被认为是向以牛顿力学为基石的经典科学提出的革命性挑战。依据热力学第一定律宇宙中的物质和能是守恒的，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据此我们曾错误地把“物质不灭”简单替换成了“能量永存”甚至是“资源永存”，以为自身的废弃物会在不久的将来某个时期里，被再次转换、复原成新的可供人类社会使用的“资源”。以至在工业化时代开始后的不长一段时间里，人类社会就大胆、放心、肆无忌惮地任意消耗起地球上历经40多亿年沧桑才得以累积起来的天然资源。然而，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熵增的定律却在无情地向我们揭示，物质和能只会沿着一个趋向转换，即：从可利用到不可利用；从有效到无效；从有序到无序，而其最终的归宿则是“平衡态”下的死寂。根据熵的定律，无论宇宙还是地球或是任何局部的地方，所建立起来的任何秩序，都必然要以其周围环境更大混乱的付出为代价的。应该说，热力学这一熵增定律的被发现意义重大，其从根本上宣布了“科学圣经”——牛顿力学的终结。爱因斯坦将此熵增定律誉之为整个科学的首要定律。④曾以证实爱因斯坦相对论而名彪史籍的英国天体物理学家阿瑟·爱丁顿(Arthur Stanley Eddington)也认为：“从科学的哲学观点来看”，“与熵相连的概念一定会被当作19世纪对科学思想的伟大贡献。因为它标志了对科学需要加以注意的任何事物都是用对客体的微观解剖来发现的这样一种观点的反动。”⑤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并因此成为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伊·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则进一步指出了熵增定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进步的推动。他在自己的获奖著作中写道：在熵增定律影响之下，今日科学关注的焦点，正从“实体”转移到“关系”，转移到“信息”，转移到“时间”上来。⑥
当然，在生命领域直接套用热力学这一著名的“熵”概念应显不妥。因为，熵增定律把自然的演变纳入到从有序到无序的解释框架之内，但现实的生命世界展现给我们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生物界或人类社会的进化，完全属于简单之中出现的复杂——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繁复的结构化(有序化)过程。这样一种存在于客观世界里的结构化过程，便向熵增定律提出了难题，即：结构能再从无序中产生吗？对此，普里戈金所作的突破性新探索给予的答案是肯定的。他明确指出，20世纪晚近的科学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了重大突破，非平衡(即物质和能的流)可能是形成有序的源泉。⑦由此进一步阐述，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推进，今天的我们已经清楚，“在远离平衡态的地方，一些新型的结构可能自发地出现”；“远离平衡的条件下……可能得到从无序、从热混沌到有序的转变。可能产生一些物质的新力学态，反映了给定系统与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态”。他把这些“新力学态”的结构叫做“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以此“强调耗散过程在这些结构的形成中所起的建设性的作用”，并且还认为，“远离平衡态时”能够出现“各种各样的机制，对应着发生各种各样耗散结构的可能性”。⑧
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对熵增定律所作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为后者的基本原理适用于生命领域即生物系统乃至人类社会，以便能更好揭示事物的复杂性规律，提供了科学阐释学上的准备。生物系统恰恰属于某种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作为自然人个体遵循某种组织规则聚集而成的生物系统集合——人类社会，较之生物单个自然体而言，则更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生物的复合型开放系统。但凡开放性的系统都拥有一个最基本特征，便是系统自身的维持和发展必须从系统之外的环境那里汲取物质和能，用以补充自身因发展所耗散掉的物质及能。这一特征同样也被人类社会所具有。如此便表明，我们完全有可能将“熵定律—耗散结构”这样的理论引入到人类社会的研究领域，用以探讨和阐释历史发展进程中某些规律性问题，诸如人类同其外在环境之互动关系，或各种类型的全球化等。
三、全球化：人类与环境互动的熵增现象
自然科学的进步令我们得知，地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而人类社会则是这一封闭系统中的开放系统。人类社会同地球之间的关系，便是人类同环境的关系。为此，通过熵定律和耗散结构理论整体地考察全球的历史就会发现，人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呈现出一种自组织化(self-organization)过程，而且这种自组织化过程其实是建立在不断突破其同环境之间的局部“平衡态”(普里戈金的概念)，以扩散重构(新条件下的有序)的演化模式，与其环境达到某种全局意义上的新“非平衡态”的过程。新的非平衡态会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又一个新起点，而最终趋向则是在地球—环境这一封闭系统中达到整体的“均质化”或“均衡化”。这就是人类同环境之间经自然法则确立起来的某种互动关系，即：不间断地由非平衡态1→平衡态1→非平衡态2→平衡态2→非平衡态3……最终走向“非平衡态n→平衡态n”的螺旋式熵增过程。
尽管受到时间不可逆性(普里戈金称其为“无限大的熵垒”⑨)的制约，从而令熵增成为某种必然的趋势，但由于非平衡的客观存在，以及其产生具有着随机性，故这一过程极可能发生突变。众所周知的生物个体成长过程中的出生与死亡，是如此；物种进化过程中变异促成的新物种诞生，亦是如此。具体到人类社会，这样的临界突变也在某种程度上以宏大尺度支配着社会的发展。比如历史上的农耕时代，当居住点周边的土地和食物资源消耗殆尽的时候，人类总是会毅然决然地向远离周边的那些生活资源尚且富庶的地方迁徙。这种形成于史前早期的人类习性，同样可以在人类的游牧社会和工业社会当中看到。在游牧社会，人口的流动受制于所驯养动物的习性，因而生活方式是逐水草而居。到了工业时代，地球资源客观分布上的差异和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导致强国向海外扩张和对殖民地的掠夺在全球范围铺开。不论是自古至今的人类拓荒，还是长期以来世界人口当中各个人种的移民乃至杂居混血，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在宏观层面上存在着不断地由非平衡态到平衡态，再由平衡态转向新的非平衡态，以辩证互促的模式周而复始地从局部走向全局，最终趋向整体的均质化或均衡化的熵增进程。世界历史意义的全球化，正是在地球的物质均质化和能的均衡化，这样一种全局性的熵增过程当中逐步地得以凸显。
全球化的现象是熵增这一自然法则作用于人类社会的一种表达式。据此考察过往的世界史，我们会看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经或仍在持续呈现着的全球化进程，宏大尺度上至少可以归纳出三种类型的平衡态趋向，即：人口的、物质的和信息的全球流动平衡态趋向。而正是全球化的这三种主要类型的平衡态趋向，对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石即地球上自然环境系统的熵增过程，给予了某种意义的强化。
(一)人口的全球流动平衡态趋向
最为基础性的全球化进程，属于第一种类型的平衡态趋向，即人口的全球流动。尽管远古人类由非洲走向世界各地的各个具体环节在时间上难以最终确定，但总体上的人类人口流动最早时间，根据最新人类学或考古发现还是能够前推至200万年以前的。当然，现代人类是否仅源于非洲，目前尚存疑问。⑩但不论“人类走出非洲”的假说，亦或是“多中心起源”的假说，自人类形成过程的最初时期到1500年以后的近代，随着人口向世界各地的逐步扩散，人类渐渐认识、修正并证实了自己所能接触或感知到的客观上的空间世界。事实上，人口的全球流动就宏观意义而言迄今都未曾中止过。
人口的全球流动具有熵增性质这一点，可以从人类基因研究的一项重要进展那里获得依据。这项进展是，人类基因组国际科研组织机构HUGO(Human Genome Organization)的“泛亚SNP计划”(Pan-Asian SNP Consortium)(11)发表在2009年12月11日出版的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成果，即：论文“亚洲人类遗传基因多样性图谱”(Mapping Human Genetic Diversity in Asia)。该成果运用信息生物学方法，对73个亚洲和2个非亚洲人群中1928位代表性个体身上采集到54794个遗传基因变异样本，进行了深入研究。(12)在分析了其中的相关性之后揭示，史前时期亚洲区域人口流动的基本特点在于：1)人口迁徙在地理空间上的主流走向是由低纬度区域流向高纬度区域；2)各族群的祖先同源；3)从新获取到的基因变异聚类分析谱系树，(13)以及项目研究者就基因变异(SNP)探索未能找到以往认为的人类走出非洲先后经历两波向东亚大陆殖民的任何证据而做出的阐释，清晰地为我们重新勾勒了现代亚洲人始祖走出非洲之后，历经数百万年的扩散、殖民、往返迁徙以及定居融和的基本路径。根据这一研究，我们现在首先能够明确的是，从非洲到亚洲，然后进一步地分散到了世界各地，这应该才是史前人类人口流动的主脉。而如此全球范围的人口流动当中，亚洲的主干走向已经明晰，即：非洲→阿拉伯半岛→印度次大陆→中南半岛→东亚大陆南部→东亚大陆北部(直至进入阿尔泰地区和西伯利亚)。(14)人类在史前这逾百万年的漫漫光阴里，不懈地用自己的双脚去踏写如此恢宏的壮举，究其最为原始的推动力，应该在于自然人个体和种群本能具有的生存/繁衍需求的驱动。这种需求，同以人的聚居地为中心、人的每日活动半径为范围而圈定成的周边生态环境之间，确立起了趋向某种供求平衡的“人—环境”交互作用。作为开放系统的自然人个体，维系自身的生命周期无疑是要从周边生态环境中不断地汲取物质和能；而人类群体——“社会”，无论种族的、部族的还是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则当然也是完全依赖自然环境所给予的物质和能量方可维系。
考察世界人口流动的早期史我们还发现，每当人类迁徙至一个新地域时，其同当地环境的关系便会有一个初始的开端。这里所说的初始，是指因客观资源尚未被人类有意识地开采，而环境中原本就有的物质及能的存量相对“大于”人口需求的某种“正向的”非平衡状态。这里“正向”的含义，即“正的熵产生”(diS)(15)——指自然环境的物质和能，是由外向内地从环境进入到人类社会(生物)系统中来。当然，初始的“正向”非平衡，肯定会因为人这一变数的作用而发生改变。也就是说，每当人口数量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有所增长的时候(与此同时，暂且没有发生传染病、自然灾害、战争，或是人自身有意识的节育尚未普遍成社会行为)，人类对环境中的物质和能的索取/消耗便也必然会随之增加。其结果则是改变了初始阶段里单位环境的物质和能的存量，“大于”人口需求这一“正向”非平衡态，令人类同当地环境的关系逐步趋向并最终导致平衡态的出现。鉴于“人”这一变数自身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人类同环境之间的交互过程并不会就此了结，而是达到平衡态之后，还要继续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新阶段便是，人口增长促使膨胀了的社会对物质和能的需求总量，突破了人口聚居地单位环境所能提供的极限，从而迫使人类再次地迈开迁徙的脚步，由此便形成了人口的新一轮迁徙或流动。
人类学及考古学的研究均已探明，人类社会在自然状态下解决“人满为患”问题的通常做法，是结构化的分解，即以大化小、以整化零、分居他处。即大的聚居群体会自动分离出若干多个小族群，尔后这些分离开的人口便告别原来的生活居住地，迁往新的未开拓陌生地域。人类人口正是如此地由原来的密集区向周边区域不断扩散开来的。人口学家的研究表明：“在11000年到12000年前，渔猎人群在各个地方安居，随后显著的人口增长迫使他们扩大采集范围……从9000前开始，猎手和采集者被迫进一步扩大食物的范围……开始向农业过渡。”“农业是各种行为的总和……包括空旷土地的开垦”。(16)“由于空间的可用性，农业人员不断地从小亚细亚移民到欧洲，建立了新的定居点”；“同样，游牧民族攻击罗马帝国东部边界所带来的压力必定可以归于空间和资源的掠夺”。(17)其指出，“显然，人口扩张带来的对资源需求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开垦土地、在海拔更高的地区定居和向代价很高的土地转移……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18)
人口由密集之地流向稀疏之地，实际上构成了普里戈金耗散结构理论所揭示的某种“反向的”非平衡态。这里所谓“反向”的含义，即“负的熵流”(deS)(19)——指人类社会(生物)系统将自身的熵(以人口为表征的物质和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由内向外地排出旧有系统(人类系统在时空架构上的不断扩展)，从而持续增加着人类社会周围环境的熵值。人类系统施加在环境上的“负的熵流”可以区分为两大类，其一，是人口分布的覆盖在地球环境层面上的扩展——人类社会所占据的地理空间的扩大；其二则是，人类群体的废弃物如垃圾(现代社会里还包括难以或不可降解的人工/化学合成品废料)向环境的释放/排泄。
第一类的负熵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可以说是长期持续着的。据人口学的估算和不完全统计，全球人类人口数量的增长大致为，旧石器时代约为100万，新石器时代约为1000万，青铜器时代约为1个亿，公元元年约为2.52亿，1000年约为2.53亿，1500年约为4.61亿，1800年约为9.54亿，1900年约为16.34亿，2000年约为60.55亿；世界人口的年增长率大致为，公元元年至1750年是0.06％，1750年至1950年是0.59％，1950年至2000年是1.75％。(20)亚洲地区人口数量的增长具有代表性，其在公元元年约为1.742亿，1000年约为1.829亿，1500年约为2.838亿，1600年约为3.785亿，1700年约为4.018亿，1820年约为7.104亿。(21)人口增长的同时，则是其成规模的迁徙或流动。仅以中世纪至工业革命期间的欧洲为例，便先后发生过三次大的移民潮：1)11世纪至13世纪，德意志人向易北河以东地区的殖民；2)16世纪至18世纪，伊比利亚人向中美洲和南美洲移民，不列颠岛群岛居民向北美洲移民，荷兰人和法国人向远离本土的各自的海外定居点或殖民地移民；3)俄罗斯人向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移民。(22)其中如，南美洲巴西地区的欧洲裔人口数量，在移民潮的推动下有了很大提升，1600年还仅3万人，1700年便增至10万人，到了1820年达到150万人，而1870年则更加猛增到370万人；而中美洲的墨西哥，麦迪逊估计其人口数量的增长，在1600年为250万人，1700年为450万人，内有相当数量的人口是来自欧洲伊比利亚地区的移民。(23)19世纪以来，欧洲人口流向美洲呈加速态势，1846年至1932年间，欧洲移民前往美国的人口约3420万，阿根廷和乌拉圭710万，加拿大520万，巴西440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350万，古巴90万。(24)将我们的视线再转向亚洲北部的西伯利亚地区，在公元元年至1000年期间，广袤的土地上人口数量始终没有超过10万人；1500年和1600年，人口数量均为20万人；但到了1700年，人口数量开始上升至30万人，此后由于俄罗斯移民持续地涌入，使得西伯利亚地区人口在1820年达到144.3万人，1870年则进一步增至327.2万人。(25)全球人口的增长，直接增加了人类对食物需求的总量，进而则导致全球耕地和生活占地面积的持续扩大。据估算，全球的农田在1700年至1980年，增长了6倍。(26)统计资料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这10年，田地增长1.8％，牧场增长2.4％，“其他土地”增长5.5％，森林和林地面积却下降了7.8％。1990年前后，全球总面积为1.304亿平方公里的土地当中，有11％被用作农田，25.8％被用作永久牧场，29.9％是森林和林地，33.3％属于所谓的“其他土地”(荒地、非牧场草地、湿地、人类建筑区域等)。紧随人类耕作用地及生活占地不断扩充的后果则是，地球上生态植被等一些自然形成的诸环境平衡因素，不断遭到人为干扰、破坏，乃至摧毁。如仅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人类就以每年0.4％的速度持续砍伐着宝贵的森林。(27)
至于第二类的负熵流，即人类群体向环境的释放/排泄的废弃物，则仅是步入19世纪之后，才真正凸显为全球性问题。比如在法国的巴黎，1872年，市民人均每天丢弃200克垃圾；1922年，每天丢弃700克垃圾；1994年，每天所丢弃的垃圾便达到1.6公斤。全巴黎每天产生的家庭垃圾平均约达2800吨，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2％—3％的速度不断递增。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整个法国，每年需要清除的生活垃圾多达2000万吨，大件废弃物多达600万吨。而在美国，居民人均每日丢弃垃圾的数量约为2公斤。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丢弃的塑料、纸箱、罐头盒、玻璃瓶等数量大幅度增长。占世界人口20％的工业国家在消耗着80％的纸张和铝，用75％的石油生产塑料。与此同时，1985年至1990年，有证据显示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联邦德国、瑞士等国可能将逾500万吨的垃圾运往东欧地区。而仅1989年一年，工业化国家就被指责可能将20％的有害垃圾运弃至发展中国家。(28)
总之，人类定居和迁徙的行为同自然环境所形成的diS和deS之间的互相转换，构成了一种宏观层面上的循环，即：“正向非平衡态→平衡态→反向非平衡态”，紧接之后又开始新一轮的“正向非平衡态→平衡态→反向非平衡态”……如此循环往复，驱动着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系统(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和能量的交互)，由总体的非平衡态，渐进趋向于总体的平衡态。
(二)物质的全球流动平衡态趋向
宏观考察地球形成以来的历史，第二种类型的平衡态趋向是物质的全球流动。地球上的物质流动，内涵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物质流动，既包括自然环境中物质系统本身的自组织演化、物质交换和迁移，如地球内部的地幔活动、地壳的板块运动、火山喷发、泥土流失和沙尘飘落、大气圈和水圈的流转、生物圈(含人类自身)的扩张与退缩等；又包括人类在以生存和繁衍为先决的主观意志驱动下，对自身之外环境的扰动，以及扰动所造成的自然界物质(自然资源等)在不同时空框架中的迁移和消长。狭义的物质流动，单指广义内涵中的后者，即人类扰动行为所造成的自然界物质在地球上的迁移。
人类追求物质流动的梦想，可以上溯至远古时代。曾一度活跃于两河流域南部冲积平原的苏美尔人对轮子的发明；中国古代秦始皇所推行的“车同轨”制度等，都不外是这一追梦的具体写照。而历史上早期城市里那些对物资交换的买卖需求，以及人类远途贸易的实践，则成为物质的流动得以跨地域运转的推力。
人类对自然界的扰动行为所带动的物质在全球范围的流动，首先反映在农业革命(当然也延展至其所开启的整个农业时代)和与之相伴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畜牧业方面。农业革命最早几个发祥地有：1)西亚和北非东部尼罗河流域地区(两河流域、地中海东海岸地区和尼罗河流域)；(29)2)中国长江以北和东南地区；3)北美大陆墨西哥一带；4)南美大陆秘鲁地区；5)东南亚地区；6)西非地区等，由于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动植物物种资源等不同，还有人类社会在各地的发展有所先后，致使这些发祥地起始和日后进步也就存在着时间和水平上的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为物质的流动提供了某种物理学上称之为势能即类似落差的驱动力。
人类驯化了的植物/动物的物种，随着社会发展进程中人口的流动，逐渐地散布到世界各地。如史前时期，原生于西南亚地区的小麦、大麦、豌豆、小扁豆；东亚或非洲的大米和小米，都被流动的人口先后传入印度次大陆，其中可以确定的是公元前2000年中期，稻米文化就已在次大陆各地蔓延。(30)数千年后的16世纪，原产自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马铃薯则被流动的人口带到了欧洲，该世纪末即1590年或稍早一些，又被引入不列颠群岛的爱尔兰地区。(31)同样也是流动人口的携带及传播，驯化于西亚新月沃地的小麦在19世纪早期，首次被引入新西兰的毛利人聚居地。(32)以上这些人们常见植物在全球范围的扩散表明，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口的流动，便会有人为的物质流动。更值一提的是，具备生命力的物质(如动植物)的流动，通常都会给流入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带来程度不等的影响。比如印度次大陆逾二万种本土野生植物中，可供人类食用的有778种，经历不同时期先后驯化了约80种，其中有33种早在铁器时代之前就已被驯化了。可恰恰是上面提到的那几个屈指可数的史前时期物种的流入，在成为印度次大陆当地人口主食的过程中导致了过去近5000年来该地区人类的整个社会存在系统的改变。(33)由此不难推断，人类自主的扰动行为所引发的物质流动，会给整个地球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
除了作为食物的动植物资源外，因人类的扰动行为而跨地域流动的还有一些非食物用途的物质，如各类金属矿藏(社会早期便开采的铜、铁、铅等，用其制作成器具并通过贸易传往他处)、石材、陶土、煤等。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早于公元前3000年前，就已同周边地区进行非食用物品的远途贸易了。古希腊文明史上的地中海东西部地区之间非食用物品的海上贸易运输，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以远。在各类非食用物品中，作为化石燃料的煤，被人类所使用的记录最早能追溯到距今3000年前。公元前11世纪，中国已经用煤冶炼青铜；公元13世纪，英格兰开始成规模开采煤并将其销往远方。(34)这以后，煤逐渐在全球范围被大量开采和使用，不论作为御寒还是作为动力，其所实现的由物质向能的转换，在近代世界历史上起到了其他物质难以匹敌的作用。
跨地域贸易过渡到世界性贸易，是客观世界的物质因人为作用而在全球范围流动的具体表现。自16世纪起，欧洲的帝国贸易公司便在欧亚两大洲之间建立起更为广泛的物质流动贸易网络。以工业革命前夕的荷兰为例，其进出口贸易额的变动情况，便折射出跨地域贸易走向世界性贸易的趋势：1)进口自欧洲地区——1650年代约为1.25亿荷兰盾，1720年代约为0.84亿荷兰盾，1770年代约为1.05亿荷兰盾；进口自其他地区——1650年代约为0.15亿荷兰盾，1720年代约为0.24亿荷兰盾，1770年代约为0.38亿荷兰盾。2)出口至欧洲地区——1650年代约为1.15亿荷兰盾，1720年代约为0.83亿荷兰盾，1770年代约为0.92亿荷兰盾；出口至其他地区——1650年代约为0.05亿荷兰盾，1720年代约为0.07亿荷兰盾，1770年代约为0.08亿荷兰盾。以上两组数字的比较可以看出，荷兰在欧洲大陆内部的进口贸易在下降，而基于远洋海运、面向世界其他地方的进/出口贸易却在增长。(35)欧洲对稀有矿产物质如黄金和白银拥有量的变动，从金融角度反映出1500年以来物质全球流动的增幅情况。据测算，从美洲到欧洲的金银装船吨数分别为，1500年至1600年，黄金约为150吨，白银约为7500吨；1600年至1700年，黄金约为158吨，白银约为26168吨；1700年至1800年，黄金约为1400吨，白银约为39157吨。约300年来欧洲列强的人为掠夺，使得美洲流向欧洲的黄金和白银的装船总吨数，竟然分别高达2708吨(黄金)和72825吨(白银)。(36)
工业革命的发生和随后的近代工业化，构成了迄今物质流动史上的最重要篇章。因为不到300年时间里，人类社会凭借着科学进步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以及工业社会形成的强大发掘、加工、制造和输送的能力，实现了地球上的物质(各种物质的原生态、资源态、合成态或衍生态，包括煤炭、石油、金属矿产、动植物、农产品、工业品……)在全球范围的快速流动。其中，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人类社会运输工具及手段的变革，对于物质的影响毋庸置疑是至关重要的。众所周知，蒸汽机车于1814年在英国被发明出来。1826年，在英格兰北部开始将其用于铁路运输。1890年，大英帝国铁路网里程总数达到了27680公里。与之相比，美国则于19世纪30年代铺设了首批短途铁路；1847年至1860年，铁路里程数从不足8000公里增加到48279公里，大大超过了英国；到了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全美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国家铁路网络的覆盖布局。(37)对此，经合组织(OECD)出版的经济史专著《世界经济：千年透视》(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指出，正是铁路的发展使得美国西部开发成为可能，从而释放出了北美大陆所蕴含的巨大经济潜力。(38)由此可见，铁路网在世界各地的建设和跨地域扩展，为物质快速流动的实现创造了条件。而工业革命后的大英帝国被冠之以“日不落帝国”，不仅因为其殖民地或势力范围覆盖到了全球，更在于其拥有着环球掠夺、调动、输送物质资源的能力和实际手段——庞大的远洋舰队和商船队。这样一种加速物质流动的能力，被随后发展起来的许多工业化强国所沿袭。据统计，全世界拥有的蒸汽动力船装载总量，1820年约为2万吨，1850年约为80万吨，1900年约为2240万吨，1913年约为4170万吨。(39)远洋运输能力的提升，极大地增进了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全球范围的贸易往来。仅以19世纪的世界贸易为例，1820年至1850年，贸易额年增长速度约为2.3％；而1850年至1870年，这个数字便达到了5％。(40)
关贸总协定(GATT)框架确立之后，由于全球贸易体系的形成和日臻完善，世界上绝大多数物质产出陆续地被用作了环球贸易，如农业初级产品中的大米和小麦，在20世纪的下半叶便有了正式的全球市场。在被经济学家称作“黄金时代”的1950年至1973年间，世界总体贸易的增长大大超过了产出，其以年均5.8％的增速加快了物质的全球流动。及至20世纪80年代末和整个90年代，产品加工/制造的外包为新特征的跨国制造和贸易，构成了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日益加速的物质全球流动的主脉之一。(41)
回顾物质在全球流动的历史，我们会看到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即：不论何种物质(食物或非食物)，其流动趋向都会是从高密度区(产地)向低密度区(非产地)流动。这一现象充分显露出世界所具有的熵特性本质。总之，物质的全球流动平衡态趋向，给我们这个地球带来的变化应该说是巨大而深远，其既加快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当然也同步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三)信息的全球流动平衡态趋向
目前的信息时代，实际上反映出历史发展进程中第三大类型的平衡态趋向，即信息的全球流动。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曾先后出现了5波影响深远的社会信息化重大变革：第一为语言的形成；第二为文字的使用；第三为印刷术的发明；第四为电报、电话、无线广播、电视和卫星通讯等一系列通讯/广播电子技术的问世；第五则是微电子化、个人电子计算机化和全球互联网化等综合应用之远程的信息和通信处理技术(ICT)的诞生。而正是最近这第五波的变革，将当代世界推向了全面的社会信息化(informatization of society)。
1.社会信息化史上的第一、二、三波重大变革：语言、文字和印刷术
考古发现和人类学研究揭示，人类至少是在距今40万年至50万年前，开始逐渐形成了口头语言。口语的出现及其日臻完善，让人与人之间能够较好地表达和沟通，增进了人类的社会属性。在此之后出现的书写这种方式，则应该起源于原始的绘画表达(如岩画)，故而绘画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最早的信息记录方式。原始绘画经历了由具象到抽象、再被符号化的过程，最终演化成为人类社会历史上最早的那些表形、表声或表意的文字符号，其具代表性的如古埃及文明的象形文字、两河流域文明的楔形文字、华夏文明的方块字等。
人类的信息表达尚在口语阶段时，仅凭口口相传，信息的存在和传播均是短暂且影响范围也是极为有限的。文字的出现，表明人类开始掌握并运用了记录信息的技术(尽管很原始)，从而得以让信息被固化在某种物质上，使之能够内容保全地散布开来或流传给后人。当然，印刷术的出现更是极大地方便了信息的记录、散布和流传。但有一点须指出的是，在公元18世纪以前，所有这些关于信息的表达、记录和传播等技术上的进步，都还只是漫漫历史长河中某种极为缓慢的过程而已。甚至到了18世纪初，远距离通讯的最快方式除飞鸽传书外，依旧还得靠数千年古老岁月不曾被替代的手段——骑马送信来实现。事实上，不论是使用烽火还是使用信鸽；不论是使用马拉邮车还是使用越洋航行的帆船，在历史上始终都无法完全实现信息在全球范围直接而快捷地流动。
2.社会信息化史上的第四波重大变革：电报、电话、无线电广播、电视和卫星通讯
然而自18世纪末起，数千年未曾换颜的信息流动方式，却因一种类似今天电报的快速传送信息方式——视觉快递的问世而引发的信息技术革命所改变。1790-1793年间，法国牧师沙普(Claude Chappe)发明了一种技术史上称之谓“沙普远报”(Chappe telegraph)可视信息传递系统，并在巴黎和里尔之间架设起了史上第一条“沙普远报线路”。(42)1838年，第一条电磁电报线路在法国的帕丁顿和西德雷顿之间铺设；(43)而1851年，史上第一条海底通讯电缆也铺设成功。几乎与欧洲同步，美国的莫尔斯也在1835年前后独立制成了电报，并为之设计出简便易用的莫尔斯电码。1842年底，美国国会决定投资3万美元着手架设华盛顿至巴尔的摩的电报线路。(44)电报的使用及其专线的架设，使得人类社会首次实现了信息在两点之间(发送端至接收端)准确无误地远距离快速传递。不过，这种靠电报做到的信息快速流动，因为受制于信息编码、发报技巧等专业要求和对专线输送的依赖，故而其流动范围也仅局限在电报线路所及之地。同有线电报相比，有线电话的发明实际上更令世人振奋。1861年，首部实用电话装置在法兰克福被赖斯(J.P.Reis)制作出来。随后在1876年3月7日，移居美国的苏格兰人贝尔(Alexander G.Bell)使用自己发明的电话传送了划时代的第一句：“沃森先生，过来一下，我想马上见到你！”(45)这以后在1884年，美国建成了第一个城市电话通信网络。就信息流动而言，电话的出现使人们拥有了比电报方便许多且用自然语音便可远距离直接交流的重要手段，而且这种手段是实时互动性质的，比电报减少了人工送达环节，为此自然促进了信息的流动。据统计，全美国在用电话数1877年为9000部，1880年增至48000部，1885年便达到156000部，及至1899年则已高达1005000部；(46)而英国拥有的电话数在1894年为1800部，1899年增至2200部，到了1921年达到美国1899年的水平即1005000部。(47)然而，首次能真正令整个世界不拘地点和距离而几乎同步获得信息的方式方法，是19世纪末问世的无线电收发技术。1887年，德意志物理学家赫兹(Henrich Hertz)进行了史上第一次收发无线电讯号的尝试。此后，信息的流动模式突破了传统物质形态的局限，实现了从有线到无线、从有形到无形地发散传播的历史性跨越。这一跨越，为日后人类将人工信息覆盖到全球预示出广阔的前景。
对于信息的全球流动，20世纪的到来无疑开启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极为重要阶段。在此之前，信息领域里的变革集中在信号的传输动力(人力、畜力、蒸汽力、电力)、传输介质(空气、岩石、陶片、泥板、莎草、竹简、羊皮、纸、导线内的电信号、电磁波)、传输方式(口耳相传、书信、电报、电话、无线电)和传输内容(口头语言、绘画和书面文字、字符—电报编码、语音)等四个方面。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这种技术性质的变革则进入到新兴领域并向纵深发展。
首先是无线电通讯广播的实现。1901年12月12日，意大利物理学家马可尼(G.Marconi)成功进行了横跨大西洋的无线电报信号发送和接收。(48)1906年12月24日，由加拿大移居美国的雷吉纳德·菲森登(Reginald Fessenden)运用载波(carrier wave)和超外差(superheterodyne)原理，在马萨诸塞州进行了史上第一次语言和音乐的无线电广播尝试，将信号的无线电传输方式由点对点模式(point-to-point)，改变为广播即单一发射源对众多接收设备的模式。(49)同年，美国发明家亨利·邓伍迪将军(Henry H.C.Dunwoody)同他人合作，发明了毋需专门能源便可收听无线电波信号的小装置——“碳化硅矿石检波器”(50)，并为其申请了专利。(51)简便易用的矿石检波器问世，激起社会大众爱好无线电的热情，纷纷动手制作无线电接收装置。(52)由此，广播设备和收音机之间便开始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历程。1920年11月2日，美国匹兹堡的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Company)KDKA无线电台播发了第一个节目，即向听众公布了有关哈丁·考克斯(Harding Cox)选举的结果。KDKA电台的此次首播，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无线广播时代的降临。(53)这以后的1922年11月14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开始实施每日无线广播的计划；1926年，美国无线电广播公司(RCA)正式组建了全国广播网。统计显示，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已经约有2/3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的收音机。(54)
其次是电视广播的问世和发展。电视技术把远程传递的信息类型及内容，拓扩到了活动的、声像并举的多媒体信号领域。1908年，俄罗斯的鲍里斯·罗辛(Boris Rosing)制作出史上首台电视接收器。1923年前后，英、美、法、德等国开始加快对电视技术的研发，代表人物有英国的贝尔德(Baird)、美国的查尔斯·詹金斯(Charles Jenkins)、法国的埃德温·贝林(Edwin Belin)、侨居德国的匈牙利人德奈什·冯·米哈里(Denes von Mihaly)等。1927年4月，美国贝尔实验室在华盛顿和纽约进行了首次电视音像节目无线电传送的尝试。1936年11月2日，英国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公开的电视实况转播。1949年，人们在城市的社区里尝试用同轴电缆传输电视信号，有线电视(CATV)就此出现。1953年，电视的无线广播技术有了新突破，微波被用于信号的中继传输，令电视信号能够传送得更为遥远。1962年，新兴的卫星通讯技术被美、英、法三国首次引入电视广播领域，从而为电视节目播至全球各地提供了可能。(55)
第三是卫星广播/通讯工程的实施。1945年10月，英国雷达专家和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Arthur C.Clarke)首次提出利用人造卫星实现全球通讯和广播的构想。1957年10月，史上首颗人造卫星由苏联送入太空，预示着人类卫星通讯时代即将到来。1963年2月、1963年7月和1964年7月，美国先后发射了三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即Syncom Ⅰ/Ⅱ/Ⅲ，其中头一颗发射失败。1964年8月，卫星Syncom Ⅱ向全世界电视直播了东京奥运会比赛盛况，同年，第一个卫星导航系统也在美国海军开始服役。突破传统通讯范畴的导航卫星投入运行，实际上向世人揭示了信息技术革命正向更广泛领域蔓延这一必然趋势。(56)
截至20世纪60年代，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已经能让置身一地的人们，凭借有线电流或无线电磁波的力量，运用电报、电话、电传、传真、收音机、电视机和通讯卫星等信息工具，传送及获取到远在世界各地的文字、声音、静止图像及动态视频影像等信息了。
3.社会信息化史上的第五波重大变革：微电子化、个人计算机化和全球互联网化
20世纪里，与信号传输领域的发展近乎同步的还有信号处理技术方面的一系列变革。这些变革表现在互为促进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谋求信息设备元器件的固化、微型化和集成化；另一方面则是追求改善或持续提高运算能力，以求扩大运算的应用功能和拓展其应用领域。
在信息设备元器件的固化、微型化和集成化方面，首先是不能忽略半导体晶体管问世及开发应用。此前的真空电子管对电信号的处理，是在玻璃封闭的真空环境中，固体物质外部即若干电极之间进行的；而半导体晶体管的信号处理，则完全是在固体物质如锗、硅的内部加以实现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贝尔公司着手半导体晶体管的研制工作。1947年，贝尔电话实验室威廉·肖克莱(William Shockley)小组研制出第一只取代真空电子三极管的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1954年，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开发出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57)其次，集成电路的研制成功，将信息技术革命的创新推向模块化和微型化阶段。早在1952年，英国皇家雷达学会的工程师杜默(G.W.A.Dummer)就曾预言，晶体管之后的未来电子设备，“将是一个看不见连接线路的固体模块”。1958年，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的基尔比(Jack Clair Kilby)研发出世界上第一块集成电路(integrated circuit，缩写IC)，被看成微电子时代降临的标志。因其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小型化革命”(miniaturization revolution)，使人类的信息技术实践深入到宏观世界的另一端——微观世界，故而历史意义远大于集成电路问世本身。20世纪的60年代，集成电路开始用于航天器和导弹的制导系统，随后其产量便有了极大幅度提升。据统计，集成电路产量在60年代为10枚，70年代为1000枚，80年代便超过了10万枚。(58)作为信号处理技术的核心元器件，集成电路芯片的如此发展增进了社会各个领域信息处理基于计算机(器)应用的微电子化、程序化和智能化。1978年，美国有56％的集成电路芯片用于制造计算机，9％用于通讯设备，11％用于工业和测试设备；1983年，用于计算机的集成电路芯片所占比例虽然降至48％，工业及测试设备的使用比例变为9％，但投放到各类通讯设备的比例却增加到13％；前后两个时期，政府消费的芯片比例都是13％，个人消费的比例却从9％升至11％；后一个时期即1983年，集成电路芯片消费量近乎为1978年的3倍。(59)这些数字的变化表明，在总量大幅增长前提下，集成电路芯片的使用正在向1)计算机之外以通讯为基础的更广泛领域扩散；2)个人生活消费领域扩散。
人类社会运算能力的提升和运算应用功能的拓展，是在硬件不断创新基础上加以实现的。数字演算工具的历史可以溯及久远，如计算器的远祖——中国的算盘，便诞生于距今逾1800年的汉代。近代计算机(器)的发明，起步于17世纪。1642年，帕斯卡(B.Pascal)发明出首台能进行加法运算的计算机器。1820年前后，可以进行四则运算的“科尔马”(Colmar)机械计算器被制作出来。到了20世纪上半叶，科技进步为人类研制出真正意义的计算机创造了条件。1941年，首台机电式数字运算计算机在德国问世。尔后，美国于1944年，英国于1948年，而瑞典则于1950年，相继研制出了各自的机电/电子数字运算计算机。
在20世纪上半叶，信号处理装置进步的主流还仅限于解决或改进信息的加载发送和接收重现，如电传对编码信息的处理，传真对成像信息的处理，无线电广播设备和收音机对音频信息的处理，电视广播设备和电视机对视频信息的处理等，并且这些信息处理基本上也就是模拟信号上的复制而已。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相关设备的研制成功，人类冲破了信号处理原有的局限，开始能够高效地对内容即信息本身展开了处理。比如，美国于1945年研制成功的史上首台用真空管装配起来的电子计算机ENIAC(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在担当核物理(氢弹)模拟试验研究的计算任务之后，开机运行仅用2小时便得出了答案。若按传统方法来计算，其结果的获得则需100名工程师埋头运算上整整一年。ENIAC的成功应用，为世界揭开了电子计算机时代的帷幕。另一台诞生于1950年的史上首台用晶体管装配起来的计算机UNIVAC-1(通用自动计算机)，在标志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代的同时，作为史上首台商业化的电子计算机被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1)1951年用于美国社会的人口调查，成为使用计算机统计人口的首次尝试；2)1952年用于美国总统选举的预测分析，其结果提前告知世人艾森豪威尔将在竞选中获胜。与此同时，欧洲的计算机应用也扩展到了新领域，如英国剑桥大学于1951年研制成功的名为LEO(Lyons Electronic Office)的计算机，便在1953年被用于伦敦的一家面包连锁店，这一事件成为电子计算机进入商业销售领域的标志。从信号的处理到信息的处理，是信息技术领域里的一次意义极为深远的历史性革命，从某种角度上反映出信息的全球流动平衡态趋向，因处理技术的不断创新而正开始蔓延或深入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60)应用的扩大必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1965年，美国的计算机拥有量便超过20000台，已经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而同年，整个西欧则拥有计算机5000台，苏联加上东欧却仅有2000台。70年代末，全球信息产品制造领域的总产值达到了2600亿美元。与信息设备硬件发展同步前行的则是被称为计算机灵魂的软件技术。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海军的霍珀(Grace Hopper)提出开发程序语言的设想。50年代初，软件费用占全部系统费用的5％到10％；1970年，其费用所占比重便达到70％左右。与之相反，则是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计算机产量的增长，计算机硬件成本逐步下降。(61)事实上，也正是微电子技术的创新、计算机编程语言的简化和硬件成本的下降这三个重要因素的共同推动，才使得个人计算机(PC，俗称台式机)不仅在20世纪70年代问世，而且还以未曾有过的迅猛势头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个人计算机化时代”。统计显示，从70年代中期至1988年，全球的个人计算机数量已经超过2亿台。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个人计算机拥有量更是进一步增长，如1994年，欧洲拥有约3500万台；北美地区的拥有量则高达7000多万台，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约有3100万台甚至被使用者个人安置在了家里。(62)
20世纪末迅猛发展起来的计算机国际互联网技术和移动电话(手机)，及其覆盖全球的应用普及，实际上为人类开启了一个面向未来的信息流动“全球互联网化”时代。以越洋海底电缆/光缆、直接广播卫星(DBS)/全球卫星定位-导航系统(GPS & GNSS)/天基卫星链网(Satellites Space Link Networks，SSLK)、陆基计算机光纤宽带专网、多频率无线电广播/移动通讯网、城乡固定电话线路网和有线电视网等组合而成的信息快速流动通道，在历史进入21世纪之后的今天，不仅已经能够将信息送达到整个地球的任意角落，而且还让持有或使用计算机、手机和互联网络的每一人都变成了信息终端，成为信息制造/发布者和接受者。这样一种信息流动的平衡态，应该说是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基础上初步达到的。典型如发达国家，其在90年代中期就已有相当多的家庭是全球综合信息网络的某一类终端，并开始成为这一庞大网络的信息处理(编制和发布)节点。1995年，美国家庭99％至少拥有1台收音机，98％至少拥有1台电视机，94％至少拥有1部电话，81％至少拥有1部录像机，63％可以享受有线电视服务。(63)1993年底，美国24％的家庭(2260万户)拥有了个人计算机，其中约380万户(占拥有计算机家庭总数的17％)在1994年定购了上网接入/在线服务；1993年，互联网上仅有150个站点，1997年底则达245万个站点；1997年美国的上网/在线服务用户数量增长至1900万，这些用户平均43％的上网时间用于信息交流——电子邮件和在线聊天，57％的上网时间用于获取信息和娱乐——浏览各类网站(所谓“网上冲浪”)。(64)据美联社2005年12月7日报道，世界上运行于太空的人造卫星总数接近800颗，其中有413颗属于美国，382颗分属其他国家，而高悬于19000公里开外的这些卫星对地球所实施的覆盖，实际上已经能够将任何信息送达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65)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代表是中国，据统计，截至2010年6月，移动电话用户达7.96亿户，(66)手机网民用户达2.77亿，(67)各类网民总规模达4.2亿。(68)
以上社会信息化史的五波重大变革及随之而来的发展表明：1)人类社会的信息流动，经历了由“点”(发送与接收这两个端点)到“线”(一系列的中继站点)再到“面”(通讯网络)，进而发展到今日能够通过辐射状、多层面、立体交叉式的综合网络系统(海底电缆网、无线广播/通讯网、轨道同步卫星广播/通讯/定位网、计算机有线/无线国际互联网、……)实现其最终对整个地球的全面覆盖性质的快速流动，这一发展演进和扩散开来的过程，凸显出熵增的平衡态规律所起的支配作用。2)人类社会的信息在全球的流动，是以人口的全球流动和物质的全球流动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为前提和基础的。倘若没有人口通过流动散布到世界各地，间距不断扩大的发送和接收信息的两个或多个乃至N个端点的分布局面就不可能出现或形成；倘若没有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促成的物质向世界各地的扩散/流动，人与人之间任何远距离的信息流动(沟通)都将无法实现，信息的全球流动更是无从谈起。反之，亦由于信息流动方便了远距离沟通、交流和经贸信息的交换，使得社会时空在信息层面被大大压缩，从而促进了人口和物质的全球流动。
综上所述，就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研究中的社会时空压缩、信息的客观存在及其同历史学主客体关系、人类和环境互动等基本理论问题加以跨学科思考，应当能令我们对世界历史进程中存在的全球化现象——不论广义还是狭义，有了全新且更为深刻地认识：
第一，三种类型即人口、物质和信息的全球流动平衡态趋向，共同组合成为地球上物质与生命演化的最基本的脉动，而如此之脉动，当然构成人类社会得以演化和不断发展的基础。
第二，人类社会在全球的演化与发展，由于受到熵增这一客观世界自然规律的支配，其具体呈现的整体性趋向，实质都是在把局部的问题全局化；个别的问题普遍化；个性的问题共性化；多重的问题单一化；从而使得地球上任何一个领域里的任何一个微小的局部，都同全球的整体命运紧密而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
第三，全球化是从局部走向全局的均衡化或均质化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令过去的人类将人口散布到世界各地，足迹踏遍全球，甚至还让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的现代化，也呈现出全球趋同的走势。并且同时发生着的还有，使全球的资源趋于同步消耗，如动植物物种的大量消弭、化石燃料储量的普遍快速减少，等等；全球的生态环境趋于同步恶化，如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的全球化、传染性疾病或污染引发的毒理性疾病的全球化……事实上，整个人类社会各类问题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均让地球上的多样性——不论是生物的还是社会文化的(广义层面如种族、民族、地域、历史)，陷入濒危的境地。
总而言之，21世纪的人类正面临着地球生态危机。在此时代背景下，就世界历史上的关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全球化进程等，展开规律性等宏观层面探索之时，尝试将跨学科的思维、方法、手段和成果整合到史学研究领域，对我们更好、更全面地把握历史，应该说具有特殊意义。
注释：
①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许明贤、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7、29页。
②“熵”(Entropy)概念由德国物理学家R.克劳修斯(Rudolf Clausius)于1850年首次提出。"entropy",Encyclop
dia Britannica.Encyclopdia Britannica 2009 Ultimate Reference Suite.Chicago：Encyclopdia Britannica，2009.
③J.里夫金、T.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吕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0页。
④J.里夫金、T.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吕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⑤⑥⑦⑧⑨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1、41、28、46、29页。
⑩人类起源问题目前尚无定论，学术界至今仍存多种假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两大截然不同的观点：1)人类走出非洲假说；2)多中心起源假说。笔者赞同走出非洲说。
(11)“泛亚SNP计划”(Pan-Asian SNP Consortium)是一个由人类基因组研究领域里的亚洲国家科学家联合进行的大型国际合作研究计划，首要目标之一在于解决与亚洲人群历史和复杂疾病研究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截至2009年底，参加该项目的科学家已达90多位，分别来自中国、中国台湾、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10个亚洲国家和地区。计划中关键性质的研究对象SNP即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mucleotide polymorphism)，主要指在基因组水平上由单个核苷酸的变异所引起的DNA序列多态性，属人类可遗传变异中最常见的一种，广泛存在于人类基因组当中。
(12)(13)(14)The Hugo Pan-Asian SNP Consortium,et al.,Mapping Human Genetic Diversity in Asia,Science,Vol.326,11 December 2009,pp.1541,1544,1543、1544、1545.
(15)(19)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页。
(16)(17)(18)(20)马西姆·利维巴茨：《繁衍：世界人口简史》，郭峰、庄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6-97，101，102，1、26-28，103-106页。
(21)(22)(23)Angus 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OECD 2001,pp.238,235.
(24)(26)(27)马西姆·利维巴茨：《繁衍：世界人口简史》，郭峰、庄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135，244，245页。
(25)Angus 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OECD 2001，pp.232.
(28)卡特琳·德·西尔吉：《人类与垃圾的历史》，刘跃进、魏红荣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6、22、7、24、33页。
(29)20世纪中叶以来一系列最新考古发现表明，中近东和中亚的高原地带是农业最早发源地，之后向周边的低地平原传播或扩散，从而改写了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和埃及尼罗河流域为农业文明发祥地的旧理论。见I.E.S.Edwards,By edited,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Third Edition,Vol.1,Part 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p.251.
(30)(31)(32)(33)Chris Gosden & Jon Hather,Edited by,The Prehistory of Food:Appetites for chang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9,pp.137,139; pp.127,132; p.127; pp.137,138.
(34)巴巴拉·弗里兹：《煤的历史》，时娜译，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35)(36)Angus 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OECD 2001,pp.81,64.
(37)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詹姆斯·W.科塔达：《信息改变了美国：驱动国家转型的力量》，万岩、邱艳娟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第9-10页。
(38)(39)Angus 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OECD 2001,pp.19,95.
(40)(41)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219、228-229页。
(42)(43)(44)查尔斯·辛格等主编：《技术史》第4卷，辛元欧主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37-441、443-444、446页。
(45)(51)I.McNeil,by Edited,An Encyclopaedia of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Routledge 1990，pp.719,726.
(46)(47)B.R.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美洲卷1750-1993年》，贺力平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0、809页。
(48)查尔斯·辛格等主编：《技术史》第5卷，远德玉等主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157页。
(49)I.McNeil,by Edited,An Encyclopaedia of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Routledge 1990,p.726."Fessenden,Reginald Aubrey",Encyclopdia Britannica.Britannica.Encyclopdia Britannica 2009 Ultimate Reference Suite.Chicago:Encyclopdia Britannica 2009.
(50)俗称方铅矿，用其作为检波器制成的无线电信号接收装置又称为“矿石收音机”(Crystal radio)，20世纪50-60年代在我国青少年无线电爱好者中很是流行，笔者也曾动手装配并使用过。
(52)(54)Colin A.Hempstead,et al.,by Edited,Encyclopedia of 20[th]-Century Technology,Routledge 2005,pp.640,175-176.
(53)Daniel R.Headrick,Technology:A World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p.119.
(55)(57)Colin A.Hempstead,et al.,by Edited,Encyclopedia of 20[th]-Century Technology,Routledge 2005,pp.819-821,844-845.
(56)Stojèe Dimov Il
ev,Global Mobile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Springer 2005,pp.5-6,7,8.
(58)Colin A.Hempstead,et al.,by Edited,Encyclopedia of 20[th]-Century Technology,Routledge 2005,pp.436-437,845.
(59)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詹姆斯·W.科塔达编：《信息改变了美国：驱动国家转型的力量》，万岩、邱艳娟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第209-210页。
(60)Colin A.Hempstead，et al.，by Edited，Encyclopedia of 20[th]-Century Technology，Routledge 2005，p.107，188，192，200.特雷弗·I.威廉斯主编：《技术史》第7卷，刘则渊等主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345页。
(61)特雷弗·I.威廉斯主编：《技术史》第7卷，刘则渊等主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325页。另见http://www.xs.zj.cn/sm/xxyd/xxhjczs/dez/t20061117_37743.htm
(62)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詹姆斯·W.科塔达编：《信息改变了美国：驱动国家转型的力量》，万岩、邱艳娟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页。
(63)(64)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詹姆斯·W.科塔达编：《信息改变了美国：驱动国家转型的力量》，万岩、邱艳娟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第257、262-264页。
(65)KATHERINE SHRADER,U.S.Satellites Outnumber Rest of World,Associated Press Writer,Dec 7,2005,http://www.breitbart.eom/article.php?id=D8EBKGNGC&show_article=1.
(66)古晓宇：《中国电话用户数突破11亿，移动用户达7.96亿户》，《京华时报》2010年6月28日。
(67)(68)中国新闻网：“中国手机网民用户达2.77亿，移动互联网潜力巨大”，2010年7月15日，http://www.chinanews.com.cn/it/2010/07-15/240414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