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标准与历史观、真理观、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价值观论文,真理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二十年前在全国展开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进行的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冲破了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枷锁和“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从根本上推动了拨乱反正。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坚持完整准确地掌握、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持通过实践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这才恢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历史地位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真正作用。它促进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思想的大解放，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条件。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实质上是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从党的历史上看，它同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它尖锐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本本主义和个人崇拜，树立了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它确立了实践的权威，弘扬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精神，真正发挥了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不是上了“本本”的就是真理，也不是“有权就有真理。”只有把社会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才能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确立实践的权威与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是辩证统一的。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和当代世界的特点相结合，才能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子，才能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实践告诉我们，正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了思想准备，从而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国民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社会主义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这个过程，就是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逐步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是正确的理论，是由于它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由于它是正确地总结概括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经验，并在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取得成功、得到证明了的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原来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即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性，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性。伟大的实践必然要创造出科学的理论，而科学理论形成之后，就必然会发挥它巨大的能动作用，变为我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行动指南。
2.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我国哲学工作者和哲学研究也有重大的意义。它使我们从现代迷信和教条主义、蒙昧主义中解放出来，使我们深刻反思我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和历史，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道路。经过二十年的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取得了一些共识。例如，普遍认同科学实践观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中的关键作用，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本质和生命力之所在。又如，不能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紧密地联系我国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为中心，开展各种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与此同时，对各种哲学问题的深刻的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在深入研究、大胆探索，并有不少新的突破、新的成果。对历史观、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研究正是这样。由于林彪、“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利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和混乱，导致全国生产衰退、经济失衡、物资匮乏、市场萧条、民生困苦、民怨沸腾……。在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之后最初二年，由于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没有否定反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政策和口号，使得“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没有消除，党的工作和国家的建设徘徊不前。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地要求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理论上，特别是从社会历史观上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尤为迫切。“四人帮”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炮制的“理论依据”，集中表现为“上层建筑决定论”、“生产关系决定论”、“阶级斗争决定论”。在经济建设方面，他们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宣扬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不需要物质基础，煽动人们去搞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穷过渡”，攻击四个现代化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叫嚷“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好像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穷”。显而易见，理论的是非不搞清楚，思想上政治上的混乱也就不能消除。林彪、“四人帮”是一伙政治骗子，他们惯于用历史唯心主义来冒充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剥去伪装，把被他们颠倒了的理论是非再颠倒过来，恢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本来面目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哲学工作者在思想解放运动过程，较集中地探讨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新时期的主要矛盾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等理论问题，并不断研究社会主义的本质、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以及判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是非得失的标准等现实问题的原因。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当代世界广泛的社会改革和现代科技技术革命所引起的深刻变革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从广度和深度不断得到拓展。可以说，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社会历史哲学已成为我国哲学一个重要的生长点。马克思、恩格斯在阐明唯物史观的实质和内容时，科学地论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的历史过程”与“我们自己创造的”两方面的辩证统一，即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只有把社会主体——人、人类的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客体——对象化了的社会结构、“人化的自然”的客观规律性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避免并反对自由意志论与宿命论。以社会实践活动——社会主体和社会客体的交互作用为基础和中心线索，从分析社会结构（社会主体亚结构、社会客体亚结构及其中介性亚结构）入手，考察社会交往、社会文化、社会管理、社会演化等等问题，就可以从总体上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人类创造性活动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性。以这样的视角来分析社会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分析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的相互作用，分析个体、群体和人类总体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的相互作用，分析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及其相互作用，分析实然与应然、现实与理想、必然与自由、真善美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可以把社会结构、人的发展、人的活动统一起来理解。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4-85页）由此可见，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以实践作为检验认识和理论的真理性的标准，才能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才能更好地理解和阐释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3.在真理观方面，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彻底破除了“语录标准”、“权力标准”，有力地冲击了“唯书”、“唯上”的种种错误观念，真正恢复和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精神：认识以社会实践为目的、动力和基础，通过社会实践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完整准确地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化为党的思想路线，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邓小平号召全党依据这条思想路线，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明确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在论述马克思主义是我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邓小平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同上书，第382页）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哲学界对真理论、认识论的研究也有长足的进展，它们成为我国哲学另一个重要的生长点。在总结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丰富经验，借鉴西方现代认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人的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深入地考察了认识主体、认识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对主体的结构、主体性原则，对能动的反映的本质，对认识的三维结构及中介的作用，对主体的思维方式、语言符号、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对科学认识的道路和方式，对认识系统及其运行机制等等理论问题的研究，都取得可喜的成果。真理论、认识论的研究不但广泛运用各种横断学科，特别是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等最新研究方法，而且与现代心理学、认知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各种分支学科，例如，社会认识论、微观认识论、发生认识论的辨析，也正向纵深发展。有的学者还提出构建“广义认识论”，研究如何“转识为智”，如何“化理论为方法”、“化理性为德性”，从崭新角度论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有的学者则提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全面反映论”，它是与知识论不同的，是在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践的全面关系基础上来阐明认识的本质、基础、形式和发展规律的哲学理论，从而真正与唯心主义认识论、机械唯物主义反映论划清界线，真正总结和概括现代科学革命的经验和成果。就真理论自身而言，有的学者提出“开辟真理论研究的新思路”，强调首先应从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去研究科技革命和真理过程的关系、思维方式和真理发现的关系、科学发展新成就和真理论的关系。其次还应从新的视角研究社会科学中的真理问题，从复杂性的眼光来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来研究真理观，进一步辨析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与实用主义真理观的本质区别，探讨真理和价值的关系，真善美的关系。总之，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按照真理自身发展规律来开展真理论的研究。
4.关于价值观的研究和价值哲学的构建。实践标准的大讨论，从两个方面推动着我国价值观的研究和价值哲学的构建。一方面，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三中全会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贯彻执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发展，调整所有制结构、利益多元化，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就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市场经济对于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正面的作用，又有负面的效应。而价值哲学的一个任务就在于研究和促进正确的健全的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调适、控制、疏导各种价值观念的相互关系，抵制、克服某种错误的、消极的、有害的价值观念的传播和渗透。另一方面，实践标准的讨论深入发展，直接导致价值问题（价值认识、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评价等等）的研究。实践的结果是否成功、是否达到目的，不仅是检验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律是否相符合、相一致，而且是检验主观认识和实践过程自身的价值如何的问题，通俗地说，实践不仅是检验是非的标准，也是检验得失、利害的标准。长期以来，价值哲学是一个禁区。其实，在西方，本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人们生活的不断提高、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价值问题的研究已成为热门课题，价值哲学逐渐形成哲学的相对独立的学科，并影响到其他领域。价值哲学的构建，正是冲破禁区的重要表现。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出现许多新事物、面临各种新问题。研究这些新事物，解决这些新问题，不仅需要事实分析、历史发析，而且需要价值分析、价值评价；不仅需要科学的认识论和历史观，而且需要正确的价值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思想道德建设、科学文化建设）以及制度文明建设，都要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也直接推动着价值哲学的构建。在邓小平理论中，从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提出“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检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到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标准，”既是促使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武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与价值论辩证统一的创造性阐发。关于价值哲学研究，有的学者
提出应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展开，即把价值看作本质上是人类实践上特有的现象，是实践的内在规定之一。有的学者还提出，社会价值论，包括社会价值信念、社会价值目标、社会价值标准、社会价值规范、社会价值调适等等理论问题的探索。这些都是很有新意的。与价值哲学相联系，还有文化哲学、人学、时代精神的研究方兴未艾。
应该强调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无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思考，或者历史观、真理观、价值观的研究，都是源于当代的社会实践，又为当代社会实践服务的。因此，应该加强对社会实践的现代形态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研究。不仅要阐明实践“是什么”、“怎么样”，还要阐明实践“为什么”、“应如何”的问题，真正把社会实践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揭示出来。针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以及现代化国家所引发的全球性问题，在把实践作为人类的活动方式、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时，应着重探讨如何形成人类新的活动方式、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包括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自我意识）的方式，从而促进科学实践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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