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哈乔夫的反欧亚主义与俄罗斯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亚论文,俄罗斯论文,民族文化论文,主义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德·谢·利哈乔夫(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Лихачёв，1906-1999)毕生从事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特别是古代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曾先后出版专著四十余部，发表论文千余篇，其中以《古罗斯的民族自觉》(1945)、《俄罗斯文学的产生》(1952)、《古罗斯文学中的人》(1958)、《古代俄罗斯文学的诗学》(1967)、《古罗斯的“笑的世界”》(1976)、《〈伊戈尔远征记〉与其时代的文化》(1978)、《文本学：以10-17世纪俄国文学为材料》(1983)、《过去致未来》(1985)、《俄罗斯沉思录》(1999)等著作最富于代表性。 穷其一生，利哈乔夫都在致力于古代俄罗斯文学遗产的挖掘、保护与研究事业，他被公认为古代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多部著作被译成英、法、德、日、中等多国语言，其本人更被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波尔多大学等多所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正是通过他的不懈努力，才唤起了俄罗斯国内对古代俄罗斯文学的关注及对其人文价值的肯定，引发了世界各国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在文化类型的丰富、其各种特点交织的复杂性及其显现的能量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国家”[1]的浓厚兴趣。不仅如此，苏联解体前后的利哈乔夫不再仅仅被看作是一位文艺学家、文化史家与政论作家，更被视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全权代表和民族的良知。作为改革的支持者，他认为俄罗斯国家的未来在于对世界的开放及与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相互影响之中。 作为苏联解体前后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利哈乔夫最大的历史功绩莫过于他一直努力“克服与弥合俄罗斯民族自觉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矛盾”。[2]实际上，有关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的争论由来已久，从冯维辛命题到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其核心内容正如别尔嘉耶夫指出的那样：“俄罗斯能否开辟自己特殊的道路，而不再重复欧洲历史的所有阶段呢?整个19世纪以至20世纪我们都将争论：俄罗斯的道路是怎样的?它是否可能简单重复西欧的道路?”[3](32)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成为俄罗斯知识分子争论的焦点，利哈乔夫则以其鲜明的反欧亚主义立场及其对俄罗斯文化独特价值的挖掘与捍卫而独树一帜。 基于对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的长期研究，利哈乔夫对通行已久的有关古罗斯愚昧落后、停滞守旧，彼得大帝改革是俄罗斯历史转折点的观点提出了大胆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对俄罗斯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利哈乔夫认为这一对古罗斯的错误认识形成于19世纪上半期。当时的人们崇拜彼得大帝，加之对古罗斯文化艺术的研究又远未全面深入，于是乎，古罗斯的光芒被彼得大帝改革所遮蔽。这一观点被斯拉夫派与西方派所接受，并被加以传播，例如，斯拉夫派就将古罗斯视为一个“农夫”国家，认为古罗斯文化带有“农民性、封闭性、凝滞性与‘无意识性’”。[4](360)西方派在对古罗斯的看法上倒难得地与斯拉夫派保持了一致。事实上，古罗斯不仅留下了《往年纪事》、《伊戈尔远征记》等文学丰碑及大量手抄本的断章残稿，还有许多圣像画、索菲亚大教堂等造型艺术瑰宝，令我们从中领略到其文化的恢宏气势与高度成就。 利哈乔夫特别强调，正是古罗斯文化的高度发展才哺育了近代俄罗斯文化，后者实际上是在“继承了古罗斯的题材、情节与母题，掌握了其艺术成就，艺术地洞察古罗斯的生活、历史与文化”的基础上取得了辉煌成就。“18-20世纪俄罗斯文化史本质上是现代俄罗斯与古罗斯的不断的、十分有意义的对话”，近代俄罗斯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古罗斯文化，“古罗斯文化也正是在这一对话过程中”才越来越彰显出自身的价值与意义。[4](364，367) 利哈乔夫指出，造成古罗斯被“矮化”局面的始作俑者正是彼得大帝。他为了推进自己的改革，有意对自己进行了“神化”，人为地把古罗斯与近代俄罗斯对立来，并对以往的俄罗斯历史进行了歪曲，声称古罗斯封闭保守，与欧洲完全脱离。事实上，当时的俄罗斯并未发生“任何决定性的转折”，彼得大帝的改革实际上是俄罗斯历史进程发展的必然产物，他所做一切，如让人民剪掉大胡子、改穿欧式服装、军队换装、制订官阶表、开展社交娱乐活动等，充其量不过是“更换了俄罗斯文化的整个符号系统”[4](314)而已。但是，彼得大帝本人刻意缔造的改革是俄国历史的转折点这一“神话”却同时被改革的赞成者西方派与反对者斯拉夫派所接受，并且流传至今。 利哈乔夫在自己的著作中深入地揭示了彼得大帝改革的历史根基、形成脉络与发展源流。在他看来，彼得大帝的改革只是“业已开始从中世纪类型向近代类型转变的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彼得大帝本人不仅是这一转型的“加速者”，也是“这一进程的产物”。彼得大帝的改革是由“俄罗斯文化的所有发展线索酝酿准备的，而其中的多条线索起源于14世纪”。俄国向近代的转型不是仅靠一个17世纪完成的，“而是俄国文化‘自然性’与规律性发展”的结果。“面向西方”的现象也并非转型“进程的本质，而仅仅是其自然产物”。[4](353，354，355) 利哈乔夫拨开了历史的层层迷雾，澄清了有关古罗斯和彼得大帝改革的片面认识，还古罗斯文化以其本来面目及应有地位，也为他与欧亚主义围绕俄罗斯文化类型与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争论提供了重要历史依据。 欧亚主义是一个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俄侨思想界的政治与历史哲学流派，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以新欧亚主义的面貌复兴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成为当今俄罗斯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化思潮之一。欧亚主义者们认为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介于欧洲和亚洲、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独特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它不能盲目追随西方，而应在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中去探寻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欧亚主义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苏联解体前后的意识形态，但对其持否定态度的也大有人在，一些反欧亚主义流派也应运而生。作为一名坚定的反欧亚主义者，利哈乔夫曾在自己的论著中多次批评欧亚主义，直指其为“对复杂而悲剧性的俄罗斯历史问题的轻率解决”方案。欧亚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俄罗斯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其国土疆域是欧亚国，居住于此的所有民族则共同构成了欧亚民族(Евразийская нация)。利哈乔夫却认为“俄罗斯根本不是什么欧亚国。从西方看俄罗斯，它当然位于东西方之间。但这完全出自地理学的视角”，事实上“将西方与东方区分开来的是文化的差异，而不是地图上人为划定的界线。俄罗斯在宗教与文化上是不折不扣的欧洲国家。西部的彼得堡与东部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在文化上并没有什么显著差异”；不仅如此，“俄罗斯在文化上与西方国家的差别也并不比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更大”。[4](627) 此外，利哈乔夫与新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被称为“最后一位欧亚主义者”的历史学家列·尼·古米廖夫的交往互动与思想交锋也是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事件。列·尼·古米廖夫是著名诗人尼·斯·古米廖夫与阿赫玛托娃之子，他并没有沿袭老一代欧亚主义者有关宗教、精神因素在民族形成中起主导作用的观点，而是提出了生物与自然机制决定了民族共同体历史的族源学理论。他的名言“只有欧亚主义才能拯救俄罗斯”也成为了新欧亚主义的口号。 利哈乔夫与古米廖夫早年都曾就读于列宁格勒大学，亦都曾在苏联时期无辜入狱。二人虽是学术观点上的“对垒者”，但利哈乔夫却十分珍惜古米廖夫的才华，他主动帮助身处困境的古米廖夫出版《古罗斯与大草原》一书，并且亲自之为作序，称该书是对俄罗斯“历史发展的重要贡献”。[5](10)他甚至还表示虽然自己完全不能接受欧亚主义者的观点，但却部分同意古米廖夫的观点。 纵观利哈乔夫与古米廖夫的思想体系，两位学者最大的分歧就体现在他们对俄罗斯历史演变进程的认识与文化类型的界定上，但是，这种分歧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对立的延续。 首先，利哈乔夫与古米廖夫都反对彼得大帝改革是俄罗斯历史转折点的观点；所不同的是利哈乔夫认为俄国的转型是14世纪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古米廖夫则认为以往的学者站在西方将罗斯人与鞑靼人都视为东方野蛮人的立场上，忽视了东方对俄罗斯的影响，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其次，在鞑靼-蒙古入侵对俄罗斯的影响问题上，古米廖夫坚持俄罗斯文化与国家的东方起源，具体来说也就是起源于蒙古与金帐汗国，认为莫斯科公国是建立在蒙古传统基础上的。利哈乔夫却表示俄罗斯与东方的文化起源不同，俄罗斯文化中甚少纯东方的东西；不仅如此，鞑靼-蒙古入侵还是一场空前的浩劫，破坏了罗斯的统一，给俄罗斯文化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最后，利哈乔夫与古米廖夫对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问题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他们都反对欧洲中心论，古米廖夫从族源学视角出发，将俄罗斯与东西方的关系都视为“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存在的普遍规律的个别情况”，他所关心的是“俄罗斯过去和现在是以何种民族身份与欧洲发生联系的”。利哈乔夫则基于文化学视角得出了“俄罗斯毫无疑问是欧洲的一部分，因为它与欧洲是统一的文化系统”的结论。[6](207，208) 作为一名“忠于俄罗斯文化”、“忠于人类共同价值理想的真正的俄罗斯爱国者”，[2]利哈乔夫自始至终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即俄罗斯从来都是一个欧洲国家，无论在血缘、信仰和文化上都是如此。从文化类型来看，俄罗斯文化理所当然属于欧洲文化。 利哈乔夫认为欧洲文化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开放性”，“能够接受、联合、学习、保存甚至部分掌握其他文化”。纵观俄罗斯文化的千年历史，它一直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也正是利哈乔夫将俄罗斯文化归入欧洲文化的根本原因。俄罗斯文化从来都是多民族文化，其产生就有东斯拉夫民族(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与斯堪的纳维亚各族(瓦良格人)两大来源。也正是“在多民族的沃土上”，俄罗斯文化才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形成了自身的“普世性与普遍主义”特征。[4](56-57) 利哈乔夫把人格、普遍主义与自由视为欧洲文化的基础，认为三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欧洲文化的基础是解决了人格问题的基督教。基督教是唯一一个认为上帝即是人格的宗教。”俄罗斯文化恰恰“具备了与基督教有关的三大特点：个性因素、对其他文化的接受能力(普遍主义)与对自由的渴望”，这就是其欧洲文化属性的鲜明例证。[4](31，32)利哈乔夫还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普遍人性(всечеловечность)不仅是俄罗斯人的特点，更是欧洲文化的特点，这也进一步证明了俄罗斯文化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利哈乔夫还特别强调了基督教在俄罗斯历史与文化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他指出罗斯“稍做反抗就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并将其加诸于古老的多神教之上，基督教将罗斯带入到世界历史与世界地理的范畴之中。人民有了信仰就不再感到自己是孤立的，从而获得了人类整体观。”[4](14) 除了基督教之外，自由也是利哈乔夫特别关注的一个范畴。他认为俄罗斯文学与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自由。文化现象“是独立的，它们并不总是清晰地汇入普遍进程。它们也是自由的，正因为是自由的，才容易接受并创造性地改造他人的东西，即外来事物或仅仅是旧事物，回归旧事物抑或大幅前进，不仅超越了本国所处的时代，也超越了别国他人的东西，俄罗斯文学中的‘白银时代’或绘画中的先锋派正是如此”。“从本质上说，俄罗斯文化中的任何现象都是以其最佳形式呈现，力求更上层楼，做到内容充实，摆脱教条获得自由。”俄罗斯文化并没有简单机械地照搬照抄，而是富于“创造性”地、个性化地“支配了世界文化财富”，也正是基于这种对待各种文化遗产兼容并蓄的态度才使俄罗斯文化最终获得了广泛的自由与强大的创造力。[4](18，20) 通过对俄罗斯与欧洲文化关系的长期研究，利哈乔夫得出了俄罗斯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结论。有人据此将他说成是欧洲中心主义者，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从利哈乔夫的研究视野与学术追求来看，与其说他是一名欧洲中心主义者，毋宁说他是一名文化中心主义者。利哈乔夫虽然提出了俄罗斯文化属于欧洲文化的观点，却从未“将西方视为‘落后的’俄罗斯应该效仿的某种理想”。[6](209)利哈乔夫对俄罗斯文化欧洲属性的界定构成了他与欧亚主义的分野，也充分表现出了他鲜明的反欧亚主义立场。 利哈乔夫曾在《关于善与美的书信》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人类文化不是通过‘空间—时间’中的移动，而是通过价值的积累向前发展的。价值物不会彼此取代，新价值物不会消灭旧价值物(如果旧价值物确实有真正价值)，而是附加于旧价值物，以增强旧价值物对当今的意义。因此文化价值物的负载是一种特殊的内容。它不会让我们前进的步伐变得更加沉重，而是更加轻松。我们掌握的价值物越多，我们对其他文化即在时间与空间上远离我们的古代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文化的接受就越精细，越敏锐。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任何一种过去的或是别国的文化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文化’，成为具有深刻个性的自己的文化与民族意义上的自己的文化，因为对自有之物的认知伴随着对他人之物的认知。”[7](231)基于上述观点及其长期的研究实践，利哈乔夫对“俄罗斯文化到底属于东方还是西方”这一俄罗斯的“斯芬克斯之谜”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俄罗斯文化属于西方与东方的几十个民族”。[4](56-57) 利哈乔夫认为文化既是独立的，又是不独立的，它的独立性恰恰就在于它的非独立性。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在汲取其他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俄罗斯文化自然也不例外。俄罗斯文化“生长于连接了东方、西方、北方与南方的广袤平原上”，且不论古罗斯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俄罗斯文化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还受到了拜占庭(借由拜占庭间接地接触了古希腊、罗马文化)、斯拉夫的东南欧(首先是保加利亚)、斯堪的纳维亚、乌戈尔—芬兰部族等多种文化的影响。[4](315-316) 利哈乔夫从未打算否认俄罗斯处于东西方交界的地理位置对其文化产生的影响，但却坚决反对将俄罗斯文化归为“处于欧亚洲、东西方之间的过渡性文化”，在他看来，这完全是基于西方视角。他认为“亚洲游牧民族对过着定居生活的罗斯的影响微乎其微”，“如果不把罗斯本身的民间多神教文化算在内的话，在俄罗斯文化的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拜占庭和斯堪的纳维亚”，前者“赋予了罗斯以基督教精神”，后者“主要是赋予了其军事卫队制”。由此可见，对于俄罗斯来说，来自“南方与北方”即拜占庭与斯堪的纳维亚的影响远远大于“东方与西方”的影响。[4](35-36) 早在9-11世纪，“从瓦良格人到希腊人之路”作为连接波罗的海诸国与地中海诸国的贸易之路，还起到了“文化传播之路”的作用，诺夫哥罗德与基辅就是罗斯在这条路上的两个中心。“从南方、拜占庭经保加利亚传入的宗教文化、欧洲的基督教将罗斯与西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说罗斯文化连接了10-12世纪欧洲的主要文化，那它就应当被视为斯堪的拜占庭国(Скандовизантия)，而不是欧亚国。” 利哈乔夫批评西方囿于自身的狭隘视野与传统思维定式将俄罗斯及其文化归入东方，长期以来，西方习惯于以自己的视角去审视外部世界，以自己的立场去评判文化的类型与价值，从而影响了对“我者”与“他者”的认知。在利哈乔夫看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东方与西方，自己的南方与北方，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东方，对其邻国来说就是西方。睦邻友好可以使民族界线不会成为政治‘封锁线’，使自身的多样性不仅不妨碍任何人，还可以丰富充实他人。”[4](627，628，629-630) 当然，对利哈乔夫的观点俄罗斯国内也并非没有质疑的声音。有学者就认为利哈乔夫将罗斯受洗视为俄罗斯文化史的开端是值得商榷的，他“把罗斯的历史仅仅与基督教联系在一起”，对罗斯受洗之前的历史丝毫不予关注，甚至认为那算不上俄罗斯历史的一部分，这种“历史编纂学式的切割”似乎并不可取。[8]此外，利哈乔夫在东方文化特别是突厥、鞑靼-蒙古对俄罗斯的影响问题上的认识也是存在着一定局限性的。对此，我们要秉持历史主义的观点，予以客观的分析与公正的评价。 晚年的利哈乔夫因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而遭到了国内的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排斥。自由派因其对古罗斯文化遗产的珍视、对“俄罗斯文化的民族特点”与“民族性格”问题的专注而将其视为保守派；保守派又因为他坚持“俄罗斯是欧洲国家，俄罗斯没有任何使命与任务”的观点，甚至怀疑他是否爱国。[2]事实上，利哈乔夫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治派别，他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利哈乔夫曾在《论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文中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他认为知识分子不仅应该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较高文化素养、专门从事脑力劳动，还必须具备执著追求自由、憎恶专制压迫、不屈服于意识形态的精神内核。自俄罗斯第一批知识分子出现起，知识分子就成为了尊严、良知、诚信、公正、高尚的代名词。[4](615-625)利哈乔夫的一生无疑就是对知识分子这一称号的最好诠释。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利哈乔夫还大胆否定了“天赋俄罗斯神圣使命”这一传统命题，他强调俄罗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肩负任何特殊使命。俄罗斯和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自始至终都只有一个任务，一个使命，那就是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保护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关心爱护自己的人民，与其他民族和平共处。[2]这样的眼光与见地对于俄罗斯学者来说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一名古代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的权威专家、俄罗斯文化遗产的忠诚守护者，利哈乔夫基于对俄罗斯历史与文化长期思考与深入洞察，最终将俄罗斯文化界定为斯堪的纳维亚拜占庭型，而非欧亚型，这既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对西方的盲目崇拜，更不是对苏联解体前后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意迎合。他珍视俄罗斯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特色，大力弘扬“俄罗斯的文化，推崇俄罗斯独特的文化观，捍卫俄罗斯文化的自在价值和世界意义”，[9](76)他的著作无疑为我们研究俄罗斯民族自我认同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利哈乔夫认为文化是“民族甚或国家存在的主要意义与全球价值之所在。脱离了文化，民族或国家的独立存在就都丧失了意义”。他在1995年9月1日提交的《文化权利宣言草案》中首次提出了“人文的文化”(гуманитарная культура)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面向人类与社会的创造性因素发展的文化”，从而确立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草案》的核心论点就是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对话问题。利哈乔夫认为全球化首先是“被国际社会的文化利益而非经济利益推动的进程。全球化被错误地理解为大集团的扩张、人才与原料的分流。人类应该树立这样一种理念，即全球化是世界文化的和谐发展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伟大文化与弱小民族的文化之间建立起一种平衡”。[10]他真诚地倡导文化的平等、交流、沟通与对话，主张文化的多元共存与和谐发展，这对于当今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思潮泛滥、人类文明进步面临地区冲突和恐怖主义威胁等诸多难题，仍然不失为一份有效的解决方案。有鉴于此，“利哈乔夫学”方兴未艾，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与研究。标签：文化论文; 罗斯论文; 彼得大帝论文; 俄罗斯民族论文; 俄罗斯历史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政治论文; 东方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基督教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