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试论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在新中国建立以后长期探索和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在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作为指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我们对经典作家有关论述也产生过教条式的理解，出现过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似是而非的观点，因而一度影响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进程中应当发挥的指导作用。有一些认识问题直到今天还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澄清。针对这种情况，本文试图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作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以利于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从而进一步认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的杰出贡献。
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和学说最初是作为消除资本主义弊端的主张提出来的，它的早期表现形态是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现，以1516年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问世为标志，到19世纪4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前，历经300多年的发展。空想社会主义者，尤其是19世纪的三大空想家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为启发工人觉悟和研究资本主义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唯心史观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可能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不可能找到作为新社会创造者的社会力量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直到19世纪40年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才为新的科学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客观条件。那时候，产业革命在英国已基本完成，在法国取得了重大发展，在德国也已经开始迈步。这场革命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逐渐发展并趋于明朗；与此同时，大工业的发展还造就了现代产业工人阶级，并把这个日益壮大的革命阶级推上了历史的政治舞台。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趋势，在批判继承人类思想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哲学、经济学的革命性变革，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并把社会主义思想置于这两大理论基石之上，使它走出“乌托邦寓言的云雾”[1] (第108页)，从此，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和无产阶级运动发展规律的学说。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和革命斗争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在现实的严峻挑战、实践的反复检验以及同各种思潮的论战中形成一系列基本观点，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要研究和回答无产阶级为什么要变革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以及为了实现这个目际，必须通过什么途径。为了解决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必须深入研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和历史进程，以及未来社会的发展目标和实现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正是围绕这些重大问题，阐述了一系列既相对独立又密切关联的理论原理和观点，形成了一个全面而又严谨的逻辑体系：
1.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半个世纪中始终关注和着力研究的问题，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经济生活中，这一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在阶级关系上，这一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和激化，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两个必然”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能否变成现实，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成熟程度决定的。马克思在1859年1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在对唯物史观做出经典表述时，科学地、辩证地表达了他和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他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 (第33页)这里提出的“两个决不会”的思想是对“两个必然”原理的重要补充。要全面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就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两个决不会”的思想强调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即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不能容纳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它才会被一种更高形式的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才会出现。
2.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同时，明确指出了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阶级力量，这就是现代无产阶级。他们认为现代无产阶级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而且是未来新社会的创建者。
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把自己组织成为阶级，并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共产党宣言》对这一革命政党提出了如下要求：“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3] (第285页)
3.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政治统治和精神统治，因而就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三种基本形式：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斗争形式是政治斗争，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又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无产阶级政党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国际上必须联合全世界无产者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在国内必须联合一切革命阶级和阶层，首先必须同农民结成联盟。
无产阶级革命有暴力与和平两种方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般规律，但在客观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也不排除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
4.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无产阶级在过渡时期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在经济领域完成两方面的任务，即实现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和发展生产力。
5.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观点。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切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关注社会主义命运的人们从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一直引起人们思考和争论的问题，因而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后来的列宁所认真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条件下，不可能为未来的各国社会主义者提供现成答案，但是他们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科学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坚持共产主义的目标和理想，创造性地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由于这个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有许多认识和歧见需要辨析和澄清，我们将在下面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观点试作较为具体的分析，特别是对其中包含的三个基本要素尽力做出比较详细的说明。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观点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 (第742-743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也不是现成的教条，它向我们提供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出发点，以及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我们应当以恩格斯倡导的科学态度来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新社会的理论观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领悟这些理论观点的现实意义，才能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
长期以来，尤其是苏东剧变以后，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观点，人们的认识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片面性或者对这些理论观点的科学价值估计不足，对它们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重视不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无非是100多年前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想象和揣度，其中含有若干空想成分和历史局限，因而不重视甚至不承认这些论述对当今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意义；或者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个别论述绝对化，不顾他们提出的实现这些特征所必须具备的历史条件和基本前提，孤立地、静止地、机械地看待他们做出的每一个论断和预测，把这些论断和预测视为先验的模式和固定的标尺，用来衡量和剪裁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实践，从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精神，禁锢了思想，束缚了手脚，造成了僵化。这两种片面认识表现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观点时，仅仅着眼于他们对未来社会个别特征的预测，而忽视了这种预测所依据和体现的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忽视了这种预测的历史条件、基本前提及其同未来社会价值目标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实际上，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表述包含着三个逻辑严谨、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一是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方法论原则；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即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三是对社会主义社会若干基本特征所作的前瞻性论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这三个要素并不是相互分离、平行出现的，而是浑然一体地结合在一起的。方法论原则和价值目标始终蕴涵、渗透、贯穿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前瞻性论述之中；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若干基本特征的论述，只是科学的方法论原则的实际运用，其根本目的在于指明实现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具有更深层次的理论指导意义，它们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的精髓，是关于未来社会特征的前瞻性论述的灵魂，是我们今天研究现实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以及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正是科学方法和价值目标的统一，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那些前瞻性论述的科学本质，使它们同空想社会主义的“未来方案”划清界限。抓住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论述所包孕的这个精髓和灵魂，并把这些论述放在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来考察，我们才能把握其精神实质和核心内容，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倾向；才能用这些科学的论述来指导和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而不是株守个别字句，割裂整个体系，限制和阻遏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思路。下面，我们就分别阐述这三个基本要素。
(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是建立在牢固的科学基础之上的，这个基础就是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写了大量著作，但没有写过一部专著来全面论述资本主义以后的未来社会。他们主要是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纠正工人政党内部的错误倾向以及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经验时，论及未来社会的性质和特征的。这些论述散见于他们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所写的著作、文章和书信中，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有：《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综观这些著作，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停止对这个重要问题的思考。尽管他们的见解是在各种论战中陆续发表的，尽管他们的认识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但是，他们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是一以贯之的，这种方法论原则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确切结论：在分析资本主义现实的基础上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从绝对真理、抽象理性、永恒正义和美好愿望出发，来描绘未来社会的前景，而是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特别是经济形态，来获得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1886年1月，英国费边社领导人爱德华·皮斯请求恩格斯为该社准备出版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写一篇文章，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主义者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基本设想。恩格斯回答说；“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4] (第676页)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历史和发展趋势，这是他们研究“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依据。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一种正确的认识”[1] (第233页)，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矛盾和痼疾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结果，因为现代社会主义学说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1] (第719页)。
(2)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指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反对先验地为未来新社会的建设规定具体细节。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反对详细具体地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作出预言，并从这一角度一再批判那些力图“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1] (第724页)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同时，他们也批评工人阶级政党内部热衷于设计未来社会蓝图的理论家们。1881年1月6日，荷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纽文胡斯写信给马克思，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者如果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应当首先采取哪些立法措施？纽文胡斯请求马克思作出回答，并且准备把这个问题提交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讨论。对此，马克思在复信中明确指出，这个问题“提得不正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马克思说：“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惟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4] (第643页)恩格斯的态度同马克思完全一致。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在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中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5] (第628-629页)可见，恩格斯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进行原则性的论述；至于这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以什么具体方式、经过哪些发展阶段、采取何种适合各国国情的措施来逐步实现，恩格斯不可能也决不愿意作出回答。他在致考茨基的信中谈到未来社会可能遇到的问题时明确表示：“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会和我们一样聪明。”[4] (第642页)总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他们的任务主要在于指出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巩固和发展，那将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未来面临的任务，一切都将取决于各国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探索和实践。在没有实践的情况下设计的蓝图，“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1] (第742页)
(3)运用科学抽象的方法，揭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时，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资本主义工业最发达的英国作为例证，因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 (第100页)。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他们从大量的现象中抽象掉了许多非典型、非本质的因素，以便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就像物理学家那样，“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2] (第100页)。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特征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同样借助于这种科学抽象的方法。他们以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作为参照，从各民族发展的千差万别、纷繁复杂的情况中舍弃了各种特殊、具体的因素，以便从中发现本质的、必然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一般说来，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新社会，是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实现了规模空前的社会化大生产、奠定了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以后，通过社会革命而建立起来的，这是他们为未来新社会的产生设定的基本前提。他们关于全部生产资料直接归整个社会所有、关于未来社会的分配方式、关于废除商品生产、关于有计划地组织和调节社会生产等一系列设想，都是同这个前提相联系的。在他们看来，如果无视这个基本前提，或者在基本前提尚未具备时盲目冒进、急于求成，那就会犯唯心主义的错误，所有美好的设想都会成为空中楼阁。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论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时，总是十分审慎地强调必要的历史环境和物质基础。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分析。
(4)从实际出发，指出社会主义在不同国情的国家必然具有不同的实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采取一系列社会主义措施，但由于各国情况很不一样，“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3] (第293页)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在研究各民族发展道路问题时“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把万能的钥匙”，因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他们主张“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以便“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1] (第342页)。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曾设想东方国家迟早将会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革命的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变化，同时，欧美学术界对人类史前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研究了这些新成果，根据世界革命发展的新情况和总趋势，提出了卓越的新见解，认为经济不发达的东方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向社会主义过渡。1881年，马克思在给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指出，俄国由于存在村社制度，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 (第770页)。恩格斯认为，“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4] (第443页)。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审慎而又郑重地反复提出，实现这种跨越绝不是仅凭主观愿望，而需要有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客观条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为了“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4] (第443页)，为了使某种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 (第251页)，就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形势下进行适应本国国情的彻底革命，同时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制度下取得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尽最大可能发展本国的生产力，因为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但不可能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村社发展趋势的设想虽然没有实现，但是历史证明，他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都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并且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实践成果。
(5)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一个充满辩证运动的、经常变化和改革的有机整体。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的否定，不仅本身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6] (第140页)，而且在消灭私有制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同以往其他各种社会形态一样，必然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根据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和成熟程度的不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阶段：首先是“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列宁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然后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列宁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1] (第305页)。社会主义社会在每一个发展时期，都处于不断的变化和改革之中。改革始终是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动力。1890年恩格斯在致伯尼克的信中精辟地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 (第693页)在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方式是经常发展变化的，这就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完善已有的体制和政策，以适应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要求。
(二)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即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新社会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社会，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是保证社会成员过上富裕文明的幸福生活的社会。在这个新社会中，人们将把自己的“自由个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人们将用这种“自由个性”取代迄今为止“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7] (第107-108页)。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8] (第570页)这一思想贯穿在他们毕生所写的全部著作中。他们通过扬弃资本主义文明揭示了未来新社会的本质。在1848年写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未来的新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 (第294页)。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恩格斯仍然认为，只有这段话能够“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准确而又简洁地表达他和马克思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4] (第730-731页)。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 (第239页)。在未来新社会从初级到高级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社会主义者所采取的一切政策、措施和步骤，都必须努力体现这个基本原则和价值目标，都应当为完全实现这个基本原则和价值目标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和运动，其目的是追求人的彻底解放。对于社会主义的这个核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进行过阐述。为了逐步实现这个鼓舞人心的价值目标，就必须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因此，《共产党宣言》把未来新社会的生产目的概括为“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3] (第287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 (第633页)。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人们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同时还必须正确地理解和运用自然规律，而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为所欲为，否则就要受到自然的报复和惩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惟利是图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和各种社会公害。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4] (第385页)。只有这样，才能根本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实现自然、社会和人的和谐发展。“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 (第758页)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若干基本特征所作的前瞻性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暴露的种种弊端，围绕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目标，对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热情的展望和冷静的思索：
(1)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根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是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增长和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3] (第86页)。其次，只有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才能造成世界交往的普遍性，才能突破地域性局限和原始封闭状态，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3] (第86页)。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治统治并开始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就必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3] (第293页)。只有生产力充分发展、物质财富大量积累，只有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普遍展开，才能为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消灭、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为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2)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3] (第287页)劳动者作为社会的主人，不仅参加生产，而且参与社会财富的管理和分配。
(3)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基本生产关系，而公有制的实现方式和实现程度，则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实际的经济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4] (第693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惟一先决条件”，也是消除剥削、压迫和一切不平等现象的重要前提[1] (第633页)。
消灭私有制是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但是，私有制的彻底消灭，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基本条件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可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彻底废除，“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他们指出：“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3] (第239页)在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后，必须建立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1] (第754页)这是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第一步。至于实现整个社会对一切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那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正如恩格斯所说：“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1] (第755-756)
(4)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的新社会，“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因此，他们认为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分配方式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而应当按照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需要及时加以调整[4] (第691页)。
(5)在未来生产力高度发展、整个社会直接占有一切生产资料的条件下，有计划地利用生产资料，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马克思曾设想未来社会的“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1] (第130页)。恩格斯也曾设想未来社会将“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1] (第754页)。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设想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提出的，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整个社会直接占有一切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当这个前提尚未实现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当然不可能取消，价值规律也仍然会发挥作用。
(6)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自然资源得到科学的利用和合理的保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前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4] (第385—386页)，而根本不会顾及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浪费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消除这种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灾难性弊病。在这个崭新的社会制度下，“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1] (第758页)。人们经过长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研究，坚决杜绝以往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穷奢极欲的挥霍之风，渐渐学会认清自己生产活动的间接的、较远的社会影响，从而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种影响，以保证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共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中，推动人类文明持续健康地发展。
(7)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将着力推动先进文化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应当重视物质财富的增长，而且应当重视精神财富的积累，“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1] (第150页)。正是在这一总体设想下，马克思、恩格斯展望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教育、艺术等事业的发展，并提出一系列精辟的见解。例如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在革命实践中锻炼和改造自己，“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3] (第91页)，又如在教育方面，马克思指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9] (第530页)
(8)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那个阶段，三大差别将全部消灭，国家将自行消亡，整个社会将成为全面自由地发展的人构成的联合体。
以上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声明：“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4] (第692页)这里所说的“指南”，是指明辨方向的依据，而绝不是指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崭新的事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0] (第291页)。然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清醒地认识“行动指南”和“现成答案”的界限。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100多年前的思考和论述，当成了具体地、直接地解决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完备的、现成的答案，而不是视为研究现实问题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种做法的错误和弊端就在于：漠视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的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不是牢牢把握他们着力阐明的基本价值目标，而只是片面地理解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具体特征的前瞻性论述；主观地舍弃马克思、恩格斯在前瞻性论述中强调的物质前提和历史条件，使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论断变成抽象的、绝对的、超历史的范式，从而使一系列科学的预测失去了科学本质和实践精神，变成了干枯的、僵死的教条，甚至倒退到空想社会主义“未来方案”的水平。坚持这种做法，就不可能对中国的基本国情作出准确的判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做出科学的规定；就不可能自觉地集中力量发展先进生产力，把社会主义事业建立在日益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就会使公有制的实现方式和实现程度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际经济条件，就会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对生产进行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的设想绝对化，就会超越历史阶段否定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巨大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纠正了以往的教条主义倾向，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努力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的最重要的内容，是把握好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坚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和两极分化，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重视先进文化的建设和精神财富的积累，使社会全体成员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得到丰富和提高，并且在这一进程中逐步实现社会的和谐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的核心部分；而这一切恰恰是我们党目前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做的事情。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牢牢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这个理论精髓，破除教条主义成见，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学习、再认识和进一步发展的过程，我们党在总结中国和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成规，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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