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学现代转型的前提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前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6)01-0103-11
一个民族对自己语言文字的研究，作为本民族文化的前研究和基础性研究，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语言研究作为人类认知科学的焦点问题之一，已跻身于国际人类前沿科学计划(Human Frontier Science Program简称HFSP)的重点内容，其学科先导地位亦毋庸置疑。随着中华文化在全球文化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和作用不断增强，汉语学既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也迎接着新的挑战。20世纪现代汉语研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汉语学对现代西方各种语言理论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汉语语法的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也很难否认，由于缺少包括整体内容的汉语理论层面，百年来在汉语具体实证研究背后的西方理论前提一直隐蔽地强制性地发挥着作用，这使得共性与个性、现代与传统、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矛盾成为汉语学现代转型的基本矛盾。那么西方语言理论究竟能否成为汉语描写和解释的具体化的途径？能否贯通汉语的结构原理和内在规律？能否揭示汉语结构类型的特征？能否成为建构现代汉语科学体系的现成依据？即汉语学的现代化究竟能否通过仿效性演绎来实现？科学的前沿问题首先应该是关系本学科发展的那些具有理论性和导向性而又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学术的发展规律及趋势应该符合研究对象的发展规律及趋势。在以“字本位”理论为代表而引发的新一轮汉语共性与个性讨论的学术背景下，总结汉语学现代转型的内部历史经验，发挥其中积极的、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价值，批判西方语言理论的唯一性、普适性和绝对性的“错觉”，把汉语学现代化的概念科学化，回到自身历史和文化的本体，在理论层面恢复汉语整体的逻辑结构，以有机地整合具体的实证环节和操作层面，这对于提升新世纪汉语学的学术水平，构建汉语学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汉语学的反思有两个层次：一是对理论内容的反思，二是对构成理论内容的根据和原则的反思，后者必须实现科学研究逻辑层次的跃迁，上升到理论和哲学层面对科学思想的逻辑前提进行批判，这对于汉语学来说尤为重要。
一、解构汉语学现代转型的大前提
第一、我们先从中西语言文字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中，简单勾勒一下中西语言文字类型差异的概貌。中西语言的演变路径是大相径庭的，西方语言是凸显语音、汉语却是简化语音的演变路向。这与中西语言所处的文化地理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有关。语言虽然也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具有人类生理和语音物理的共同属性，但它的发生发展又有其地理、历史的偶然性和社会、文化的差异性。环地中海文明圈早期开放的文化地理和流动的生产生活方式、特别是游牧贸易活动，对西方语言的演变发生着作用，从而对语言或语音演变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具有重要的解释意义。洪堡特曾分析了西方语言“从仅仅指称事物，经过有意义的辅助成分的粘着，最后发展到拉丁语、希腊语和梵语所体现的真正的屈折语的过程”。[1] (P126)而中华文明圈封闭的文化地理与环地中海文明圈极不相同，对汉语的演变也必然产生影响。并且到东周末期，原来的大宗族集体协作体制已走向崩溃，农民成为独立耕作的个体农产。农业对言语活动没有那么多的需求，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甚至可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因此当古希腊的修辞学已蔚然成风时，中国的儒家文化却在推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刚、毅、木、讷近乎仁”，“讷”即“出言迟钝”。语言地理类型学就把印欧语与东亚大陆语言的对立概括为“畜牧民型”(“通商民型”)和“农耕民型”语言的类型对立[2] (P184)。汉语为孤立语的类型判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制约性对汉语的影响。但是作为孤立语的汉语又并非是与生俱来的，它是由繁到简演变的结果。高本汉就曾把上古汉语概括成屈折语，上古汉语至少已发展出复音节(联绵词、重言)、表音三、四字格、[3] (P391-393)复辅音、入声韵、声调及声调屈折等多种语音手段。这说明汉语已找到靠变化多端的音素组合、音节复合等来区别意义的语音形式手段，已具备了向不同方向、不同类型发展的可能性。可是汉语却最终与西方语言的演变路向背道而驰，又与古日语、古朝语的发展方向分道扬镳，其音节结构日益简化，复辅音及清浊对立竟至最终消失，到后来连入声韵也不复存在了，联绵词也不过是汉语词汇中的一种残存现象。
中西文字的演变路径也是大相径庭的。西方是弱化文字、汉语却是凸显文字的演变路向。“文字在希腊经历过两个互不相关的发展时期”，[1] (P151)即从古希腊的象形文字-克里特麦锡尼的音节文字-借源于腓尼基字母创制的希腊字母音素文字，西方文字就像西方语言经历了类型变化那样，也经历了类型的改变。普通文字学的格尔伯(I.J.Gelb)模式还把表形-表意-表音看作世界文字发展的三个阶段，并认为只有表音文字发展到了最高阶段。但是汉字并没有经历西方意义上的类型改变，它的演变路向遵循着东亚文明的社会选择需求和内在规律制约。自秦汉以后，与汉语语音形态类型简化的同时，汉字则走上了形声化的意音文字的发展路径，这是凸显文字的语言发展路径。形声字在甲、金文时期还不到汉字总量的20％，而在《说文》小篆中则已占到87％以上了[4]，“小篆是最早形成的以形声字为主体的汉字体系，小篆的非形声字绝大多数都作了形声字的构字成分，小篆的构形系统实质上就是一个形声系统”[5]。直到现代，汉语形声字仍然占90％以上，这个“量”的意义非同小可。
第二、西方语言文字的类型决定了西方语言理论的大前提。西方语言由孤立-粘着-屈折的类型演化史，是语音作为西方语言的物理属性不断凸显，不断繁化、精致化、形态化、逻辑化的历史，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德里达把这叫做“音声中心”；由表形-表意-表音的文字类型演化史，则是西方文字不断简洁、“弱化”、直至“透明”，最终完全摆脱语言意义，成为纯粹语音标记的历史。这也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至索绪尔，从传统到现代，西方文化重语音轻文字的原因。德里达在对西方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解构时，指出“文字的弱化，是音声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部分”[6] (P74)，他认为索绪尔的语言文字观是“限定在被人种中心主义赋予特权的语言文字的范围内”的。他问道：“在将语言学确立为一门科学的过程中，人们难道没有发现关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的形而上学前提已经成功地发挥作用，这种前提不会妨碍普通文字学的形成吗？如果取消这一前提，人们不会破坏那张静静地镶嵌着语言科学的风景画吗？”[7] (P391)音声中心和文字弱化是西方语言同一作用过程的不同表现形式，西方语言类型是语音和文字演变共同作用的结果。
汉语学的现代转型主要是借鉴美国描写语法的，而在其线性形式模型背后，却正是索绪尔建立的“二极二维”的结构主义立体模式(简称二极模式)，这也是结构主义哲学和符号学的理论模型[8] (P144)。“二极”即指语言符号单元的内部是由能指和所指音义二项式对立构成的，二者之间的联系是“任意性”的，而文字是被明确排除在语言研究之外的。在这个逻辑元点上，一方面，索绪尔针对在语言研究中把语言和文字混为一谈的情况，对语言和文字予以明确区分。但另一方面，索绪尔的这种区分以及从理论上排除文字，正如德里达所批判的是西方语言音声中心/文字弱化的演变路径的产物，是西方理论的内在逻辑要求，而对汉语学来说却并非如此。“二维”即指这种二极性的语言单元要依存于组合关系系列和聚合关系系列。二极二维模式是一个经纬交织，纵横交错，且各层之间上下辖属的“路路通”的立体逻辑关系网络。结构主义作为语言学现代转型的真正标志，也是现代语言学宏伟大厦的理论基石。美国描写语法的线性组合的逐级实现关系：音位-词-句-文本，在理论上只不过是该二极模式的横组合段的形式层面，而语素、词组、复句只是各层之间的中间层。这也是西方各具体语言最具普遍共性的语言等级结构，表现出强烈“形式化”的倾向，因此美国描写语法被看作是一种传统的形式主义方法。二极模式也是功能结构主义的“二重分节”模式的基础[9] (P185-191)。即语言的基础层是由区别性单位(音位)构成表意性单位(语素、词)的，语言的句法层是由表意性单位构成句子的。同样生成语法的管约论及其最简方案的句法流程分枝的两极形式(语音式PF和逻辑式LF)也是二极性前提在生成语法中的体现。例如最简方案最主要的设想是：语言机能在两个界面(intarface)上与心智/大脑的其他系统发生关系。这两个界面一个与声音相联系，另一个与意义相联系[10]。
第三，西方语言理论音义二极性的大前提是汉语学现代转型基本矛盾的终极根源，因为大前提的差异会导致理论体系的理据性、体制性和整体性差异。在汉语学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不但汉语学是建立在西方结构主义二极二维模式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其科学学观念也是建立在现代与前现代、先进与落后、科学与愚昧之类二元对立概念的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思维与认识实践的规范中，是无法提出汉语学自主性问题的，因为“现代”就代表西方，非西方就是“前现代”；汉语传统学术的问题也提不出来，因为传统也是“前现代”。由于中西语言文字类型的体制性差异，汉语学的现代转型必须打破西方语言学音声中心、逻各斯中心、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建立包含三重辩证对立同一关系的汉语科学学概念体系：对立于传统，即现代与前现代应在汉语学本体论上实现辩证同一；对立于自身，即元语言理论与对象语言、主观语法和客观语法应在汉语学认识论上实现辩证同一；对立于西方，即个性与“共性”、民族性与现代性应在汉语学方法论上实现辩证同一。因为遗失了传统、个性、民族性、对象语言和客观语法，也就遗失了汉语学现代转型的根源和依据。
二、对现代汉语学演绎前提的本体论批判
西方语言的音义二极模式并不能满足汉语学现代演绎的本体论条件。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1]。中西语言文字本体的结构原理、模式、类型并不相同，中西语言文字本体的类型差异决定了中西语言理论的本体论差异，这是人类文明和文化类型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表现，并无现代与前现代、先进与落后、科学与愚昧之别。汉语学的现代转型只能是从传统小学的原子主义、经验主义向现代语言学方法论的转型，而不应是向西方语言学本体论的转型。这是汉语学现代转型合目的性与规律性相统一的基本要求。现代汉语学首先应该确立自己的本体论基础，遗失了这个基础，现代汉语学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必将最终遗失自己的主体性。
汉语有五千年上下的文明史，而秦始皇制定“书同文”的重大国策亦意义深远。汉语自秦汉以来发生的形态(音节结构)类型的简化与汉字形声化是汉语言文字符号类型的整体演变趋势，也是同一作用过程的不同表现形式和结果。汉语这种语音弱化/文字中心的演变路径，正是对西方经典语言理论音声中心/文字弱化的理论模式的自然解构。中西语言文字形音义三极的内在关联方式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与西方结构主义的二极二维模式不同，我们把汉语言文字的形音义内在关联方式的模式叫做形声结构模式(简称形声模式)，是指汉语由形音义三极体系构成的语言价值关系系统和语言结构模式本体的理据。西方结构主义的二极二维模式和汉语形声模式相比，二者虽然具有本体论的不可通约性，但并非不具有可比性。这种可比性正源自于方法论的可通约性。
第一，中西语言本体的价值承载物和模式不同。形声模式创造了汉语的语言价值(Linguistic value)系统。语言价值的思想浓缩了索绪尔对语言机制的一个最根本的认识，即语言意义系统是被形式系统切割、分装出来的，符号能指和所指在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分开来研究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性，这是划分语言单位的必要条件。杰弗里·利奇对此有个有名的比喻，他说“词汇”就是给词义“打包”，语言的“词汇”是词义的“包裹”和“容器”[12] (P46)。中西语言用以给词义“打包”的语言形式和“打包”的方式并不相同。在西方语言的形音义三极关系中，词汇是用语音打出来的“包裹”，文字外在于语言结构体系，只是音词“包裹”的标签，因此西方语言的词汇是音义二极性的线性组合，文字是纯粹记录语音的符号，与语音是等价同构的“照片”关系，因此“文字是语言符号的符号”。语词将具有内在性、主观性、私人性、自然性的思维暗流通过“打包”，表之于人，达之于外，使之成为具有外在性、客观性、公共性、超自然性、自主性的“语言”，这也是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的现代性反思的起点。与此不同，在汉语的形音义三极关系中，给汉语词义“打包”的语言形式却是字形。形声模式以音义关系为基础，孳乳分化出同音异形的聚合系统，分化、固化了大量的所指意义，如：音节bīn可以有宾、缤、槟、傧、镔、滨……等字形。同一音节的形声字并非只由一个声符生成，加上假借同音、偶然同音等，一音多形(异形同音字)即成为汉语本体不争的事实。有些学者还认为汉语量词的产生就源自于区别同音名词的需要[2] (P90)。现代汉语本体的基本事实是：在其符号表意功能单位的音形关系中，汉语“音”有400个带“异形同音字”的单音节；“形”有7000个带音、带调的通用汉字(3500常用汉字)，其中90％以上为形声字，非形声字的绝大多数都是形声字的构字成分，形声模式就是指这种音形差比系统，其中字形才具有“辨意功能”。索绪尔说“语言的本质是形式”，体现汉语符号表意功能的形式体系是7000通用汉字，而非400单音节。我们只要看一下《新华字典》的《音节索引表》就能明白这种语言价值关系。把7000通用汉字的符号表意功能纳入几十个具有记音功能的西方字母的“文字学”，而排除在汉语本体论之外，是汉语学现代转型的理论陷阱。形义体系构成汉语形声模式的价值轴心体系，正是汉语的本质。即自形声模式始，汉字不再是汉语的照片而内化为汉语胴体的骨肉，在此汉字对汉语来说首先不是文字学的问题，也不是书面语的语体问题，而是汉语观的问题，是汉语本体论的问题。形声模式从写词到构词，从量变到质变，使得汉语符号表意功能由语音向字形功能迁移，并因此改变了汉语的类型。汉语的符号表意功能是由形音义三极结构模式(简称三极模式)来体现的。汉语词义的“包裹”和“容器”就是汉字字形，其符号表意功能正相当于西方语言的“语素”和“词”，其“打包”方式即汉字构形学具有西方音位学那样的语言本体论意义，并与汉语构词学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
第二，中西语言本体的形音关系体制不同。形声模式反转了上古汉语和西方语言文字的形音关系体制。布龙菲尔德指出：“具有意义的语音形式是语言形式”[13]。首先，在三极模式中具有意义的语音形式是字音而非音节。字音才是汉语的语言形式。字音是进入形音义三极编码的音节，是听说层面用以代表字形的音码标签，它的表意功能是被字形的心理表征锁定的，它标记的是语素，其区别性单位是声韵调。异形“同音字”在听说层面就是字音与音节二者价值差异的产物，例如用以区分“工事、公示、公式、公事、攻势、宫室”这类词的语音形式是字音，而汉文盲的大脑词库并没有字音，更没有“同音字”，只有音节gōngshì，他们的大脑词库是音义二极性的，其语言形式才是带调的音节。在汉语三极模式中只有当音节落实到字音时，才与汉语的语素相关，而音节并非表意功能单位。汉语音位学及拼音方案都不具有独立的语言本体论价值，字音学才具有这种价值，汉语音韵学实际上就是传统的字音学。20世纪90年代汉语音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揭示了汉语无论是共时成分的组合模式或交替模式，还是历时音变，都以单字音为控制枢纽的规律”[14]。字音学不仅包括音位学，更应包括汉语音形关系的理据和理论。其次，形声模式的记音方式也与上古汉语和西方语言不同。从编码理据来看类似于西方文字那样“记录语言符号的符号”只是声符系统。但声符的记音作用已随着语音的历时演变而不断降低，造成了声符读音与字音的矛盾，所以在现代汉语学中，关于声符表音机理和表音度的研究，对于汉字学习及汉字改革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汉字改革则关涉着汉语本体论，也不应只是精简字数与笔画的问题。另外在传统音韵学中还有“因声求义”的理据和文化旨趣。像这种在现代形声模式中积淀的各种历时演变以及约定俗成的规律和规则，也应该是现代汉语学研究的内容。
第三，中西语言本体的不同模式决定了各自不同的构词法。形声模式决定了汉语的构词法。首先，使汉语的语素(词)在形义层面由封闭走向开放。《说文解字》收字已有9353个，到《广韵》已达到26194个，各代累积到当代《中华字海》已达到85568个。从语言价值关系来说，象形、指事、会意字只是一形写一词的。而假借同音等又缺乏形式类推的理据，只有形声字才能使语素(词)数量开放而又遵循有机的理据，因此可以“引而生之，触类而长之”。其次，由于人脑记忆能力毕竟有限，汉语词汇的所谓“双音化趋势”便应运而生了，这正是用以解决形码体系高度膨胀开放与音节体系功能超重超负荷，即文字凸显与语音弱化之间矛盾的一种有效机制。这不但符合语言经济性原则，使得“当用”汉字数量大幅度降低；而且符合语言区别性原则，使得音词的区别性大大加强。这种三极模式的复合式双音化与汉语联绵词之类二极性双音词的性质不同，它不但使汉语词汇化(lexicalization)的手段发生了改变，而且对后来的汉语语法化也产生了影响。再次，汉语的构词模式与形声模式逻辑相关。徐通锵在《语言论》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向心性”、“离心性”形声字字族与汉语构词法的内在逻辑联系[3] (P265-385)。这种构词法不同于西方的二极关系模式，而是一种超线性的语义模型。
第四，中西语言本体的大脑词库的形式表征系统不同。形声模式是中国人大脑词库的语义网络的形式表征系统。在当前人类认知的前沿领域中，大脑词库的研究备受语言学家、神经学家、心理学家的关注。大脑词库的研究涉及语义结构、语音表征、正字法表征等组织结构在存储方面的问题，还涉及词汇的提取和辨认等运作方式方面的问题。只有三极模式才能从汉语理论的角度揭示汉语大脑词库的语音表征体系、汉字表征体系和语义体系作为大脑词库的子系统的内在组织结构关系的逻辑理据。形声字义符与声符系统一样也具有理据性。“义符之间存在着普遍的意义联系；义符之间的联系是分层次的；义符之间通过不同层次的意义联系而构成一个可序性的系统。义符系统的意义涵盖面很广，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义符系统的分类层次与语义系统的分类层次具有高度的一致性”[5]，这不仅是汉语构形学、构词学而且是汉语语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西方二极模式更适合作为汉文盲语言研究的大前提，因为他们的大脑词库是没有汉字的《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按照黑格尔的哲学观点“历史的顺序跟系统的并列相当”，例如人的十月胚胎发育过程，要经历生物从单细胞到哺乳类的亿年进化史[15] (P42)。汉语的个体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系统发生的规律。汉文盲语言是现当代汉语的一种前文明模式，非汉字本体论的汉语学同理，只不过现代汉语学的语料(客观语法)却是三极性的。由于西方语言的二极性，英语文盲的大脑词库从理论上说与识字的人是一样的，只是量的差别，即他们使用的语言结构体系和类型是一样的，因文字在逻辑上后于、外在于语言，只是语词的标签，所以英文的字典也就是词典；而汉文盲语言与汉语三极模式相比则是语言结构体系和类型的差别，可谓真正的“没有共同语言”，是存在着巨大文化鸿沟的质的差异，其文化境遇堪忧。所谓汉字“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方向”，从学理上说就是汉文盲语言的非智主义方向。中文信息处理体现了汉语三极模式的内在理据，值得汉语学借鉴总结。因为虽然电脑的汉字输入问题已由计算机解决了，但现当代中国人人脑的“汉字输入”及字词章句学并未解决好，这已直接关涉并影响到语文教学、人文精神、国民素质乃至文化国力等重大主题。千百年传统小学虽然是原子主义的，毕竟是三极模式的。清华大学计算机理解语言研究的HNC理论在20世纪末已经提出汉语是“典型的三极语言”的观点[16] (P25)。近年来中外神经语言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的诸多研究成果还纷纷证明汉字是“复脑文字”，汉语是“复脑语言”[17]。最近英国《自然》杂志刊载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不但明确指出了汉语脑与西语脑具有不同的大脑功能分区，而且还指出中西语言文字的学习记忆方法亦应有所不同[18]。这些成果进行中西对比后，则与本文论题相得益彰，汉语生物脑、意识脑与人工脑理论模式本应当是一致的，汉语的大脑词库、物理词库与电子词库亦然。
第五，中西语言本体的语法化途径和方式不同。形声模式改变了汉语的语法化方式。汉字作为汉语语素的重要形式，与西方语言的任意性不同，是一种从拟象(icon)到抽象的理据性系统，与汉语语序的像似性(iconicity)具有现实的逻辑关联。从语序类型学来看，按其设定的参项，先秦汉语句子语序的基本格局是：主动宾语序，前置词，动词的修饰限定成分在动词之后。这是完全符合中心词在前(SVO)型语言的和谐(harmonic)配置的。语序的固定是汉语语法稳固性最突出的一种表现，可是自秦汉以来，汉语的语序却逐渐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例如，宾语前置的几种特殊句式的消失，判断句、比较句的句型变异，动词的修饰限定成分由动词后向动词前的转移，而动补结构的产生则影响到后来很多古汉语句式的解体和新句式的出现，汉语则具备了修饰语+谓语动词和谓语动词+结果成分并存的语序类型学特征。这些演变的结果使汉语的语序和谐配置基本被打破，但并未影响汉语SVO的基本语序类型[19]。这种语序变化与其说是SVO与SOV语序之间的演变，不如说是语序规约性向像似性倾向的演变。上古汉语修饰语后置的语序之所以是和谐配置是因为它更倾向于规约性语序。黎天睦、戴浩一、蒋绍愚等人都曾指出上古汉语不遵循时间顺序原则(PTS)[20]。上述语序演变虽表现形式不同，但显然都统一于PTS制约，而PTS只是像似性语序的原则之一。虽然汉语象似性语序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参数仍有待于深入的实证研究来进一步确定，但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都支持现代汉语的基础语序更倾向于像似性语序[19]。语序规约性和像似性是人类语言语序性质的两极，具有不同的运算机制。而语序类型学只是从规约性语序一极出发来得到统计分析结果。规约性与像似性这两种“语序”的概念内涵并不同一，这也关系到语序类型学是否蕴含着现代中西语言语序的真正共性基础的问题。在西方形态语言中由于规约性为主的语序并不是语法形式的主要手段，因此实词虚化就成为所谓“语法化”的主要内容。而汉语演变中语序规约性的弱化，基础语序像似性的强化，则是秦汉以来汉语形态类型简化和汉字形声化的整体演变趋势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一种语序演变为汉语的主要语法化手段的发展路径，所以汉语语法化并非只是实词虚化的问题。
第六，中西语言本体的模式决定了各自不同的文体论及表达论的特点。无论从系统发生的角度还是从逻辑上说，汉语三极模式都是源自于二极模式的，即汉字既具有“形入心通”的三极性符号表意功能，也具有记录语音词的写词功能，如联绵词、“叠音词”、拟声词、音译外来词、“合音词”[3] (P404)、方言语音构词、某些虚词及词缀等等。在此汉字就只是“记录语言符号的符号”了。这使得汉语三极模式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文体调节功能，即汉语文体类型从最文的文言文到最白的白话文之间构成了一个连续统。中国文言文达到了高度的篇章艺术成就，成就了千百年“经国之大业”的文章盛事，但随着汉语的历时演变它非但未能成为汉语“符号的符号”，反而逐渐脱离口语甚远，使汉语产生了不同社会方言之间的巨大鸿沟，造成了普通劳动大众的文化困境，反而又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正在于对该连续统不同文体功能区的社会主体性选择。显然西方语言的二极模式并不具有这种调节功能，因此那些使用范围受到限制，脱离了全民口语的语言，如拉丁语、古典阿拉伯语、印度的梵语等就都消亡了。从纯文体的角度来看，汉语“国民”的、“写实”的、“社会”的与“贵族”的、“古典”的、“山林”的表达形式原本也都是该连续统的题中之意。在此汉语文体的实用功能也不能完全代替它教化美育和传承发展文明、文化的功能。汉语三极模式的这种文体连续统，就使得“文”与“言”的关系既成为汉语的基本矛盾之一，也构成了汉语丰富性的一种内在张力。中国学术传统中文章的“象”之所以非常丰富，就因为它是沟通“意”与“言”、“文”与“言”的重要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
第七，中西语言本体的整体社会文化功能不同。形声模式是汉语的语言建构模式，是一种符号化活动，具有文化哲学、符号哲学和语言哲学意义上的语言本体论价值。汉语三极模式的轴心体系虽然是书写的、静态的、视觉的，但这并不影响由它建构的汉语语词系统转换为听说层面的音码。正如文化哲学所揭示的：“人类文化并不是从它构成的质料中，而是从它的形式，它的建筑结构中获得它的特有品性及其理智和道德价值的。而且这种形式可以用任何感性材料来表达”[21] (P46)。中国的文字观与“讷于言”的文化正相反，用许慎的著名论断来代表：“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社会制约对汉语演变的选择性并非仅表现在孤立语的形态类型上，更表现在三极模式高度成熟的语言内在机制和结构原理上。这就是汉语的奥妙所在，是中西语言类型的最本质差异，也是解释汉语学洪堡特问题(Humboldt' s problem)的基本方向，用乔姆斯基的概括即：“语言知识的本质，就是这一知识是如何构成的”。[10] 音声弱化/文字中心与音声中心/文字弱化的中西对立，首先不是语言类型的差异，而是语言文字共同作为人类文化符号的符号类型的差异。中西语言类型各自内在于其文化传统和文明类型。西方语言类型学对汉语是孤立语之类的类型判定以及西方语言理论所承诺的“普遍性”，正如汤因比所批判的是“自我中心的错觉”中的西方的“狭隘和傲慢”的产物[22] (P41)，是德里达所批判的音声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人种中心主义的产物。中西“语言”的内涵本不同一，真正的“普通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应当确立以人类语言文字的内在关联方式为前提性标准的符号观，才谈得上语言文字作为人类文化符号统一体的更高层次的共性。
汉语形声模式具有系统发生的自源性，结构模式的三极性、理据性，历时的连续性，共时的系统性、开放性的整体特点，亦符合逻辑与历史统一这一科学哲学的基本原则。形声模式按照现代哲学的语言观就是中国人“存在的家园”，它作为中国人认知、思维、交际的工具，高度成熟而精致，“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首先，从文化史来看，汉语语音形态类型的简化，并没有影响中国两千年来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文史书论等文化典籍，成为人类精神文明、文化宝库的巨大财富。其次，从汉语的社会文化功能特征来看，在三极模式中，汉语共同语与方音的语音对应规律，历时与共时的语音对应规律，也都必须以字形为轴心来谈。这使汉语具备了与西方语言完全不同的超时空性。从共时平面看各方言都用各自不尽相同的音韵、音系系统，从历时角度看不同时代亦用各自不尽相同的音韵系统，与汉字这一稳定的、静态的汉语结构轴心体系构成内在的逻辑关联，这样语音多元、汉字一体，音动形静，动静相生，蔚成汉语大观。汉语自古以来历经社会动荡、朝代更迭、民族融合、异族入侵，却能一脉相承，源远流长。汉语三极模式的稳定性既表现出巨大的文化整合力、同化力，同时也是中国“和而不同”思想形态的符号基础，“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而相辅相成”。正因此中国文化和文学也从秦汉以前的多极分立，发展为秦汉以后的多元一体格局。所谓“国语”、“普通话”之类历代共同语不过是汉字的读书音罢了。否则离开了字形体系，不同时代、不同方言之间是无法交流的，共同语也无所附丽，也就不可能有中国人的概念。这该是汉语言文字创造的一个伟大的文化奇迹。当然一切伟大的文化贡献都难免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有些学者就认为汉字是中国终究未能产生近现代科学的符号学原因，认为这是求解李约瑟难题的一个途径。即便如此优劣兴废的价值评价也不能代替科学的语言功能评价。况且东西方文明之精华本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文化与政治、经济问题也不应混为一谈。再次，从文化传播来看，世界上几千种语言，只有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呈现出世界性大面积的地理分布，不仅如此，在东亚、东南亚地区还存在着一个汉字文化圈，这主要不是华人的地理分布使然，而是由于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文化输出国，是汉字“异体分布”成为其他语言的借源文字的结果[23]。可见在现代语言学格局中汉语学的边缘地位只限于“主观语法”，而使用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汉语言文字的本原文化形态即“客观语法”，源远流长而又历久弥新，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偏颇。
三、对现代汉语学演绎前提的认识论批判
西方二极模式并不能满足汉语学现代演绎的认识论条件。这是指汉语学在现代转型中以西方语言理论为元语言，与汉语作为对象语言构成的主观语法和客观语法之间的认识论关系。汉语学现代转型的元语言理论和对象语言、主观语法和客观语法在认识论上的辩证同一，取决于汉语研究的合规律性的基本要求。西方的“语言科学”和“文字学”都是默默地毫无意识地建立在音声中心/文字弱化的前提之上的，这也是西方语法学背后自觉不自觉地隐藏着的大前提，它虽然并不需要在具体研究内容中申明，但却贯穿渗透在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所有层面和实证环节。因此以西方理论为前提的汉语研究的现代演绎的公理思维就产生了元语言理论和对象语言、主观语法和客观语法、“思维”与“存在”之间的认识论矛盾。
第一，二极模式不能满足汉语学现代演绎的基本逻辑条件。结构主义理论十分重视音位学，比较重视形态学，极少注意句法，几乎不研究语义。通过本体论的分析可知，汉语学的现代转型最成功的描写当算音位学理论，但是它却并不符合“辨意功能”的基本原则。用布龙菲尔德的分析方法来说，在英语中pin和bin之所以被看作两个不同的语言单位形式，是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于两个不同的词义所指，因而是英语的两个“词”，b、p就是两个“音位”[13] (P91)。但汉语音节pīn至少是“拼、姘”两个以上字的读音，bīn是“宾、缤、槟、傧、镔、滨、玢、斌、彬、濒……”许多字的读音，在此无论哪家结构主义理论都不能认为汉语的“区别性单位”是音位，反之也不能认为汉语的音位能实现汉语的“表意性单位”语素或词[10] (P185-191)。中西语言“音位”的功能并不相同，其概念内涵也不同一。首先，英语音位是区别意义的单位，而汉语音位只是区别音节的单位。其次，英语音位构词的词汇化手段、音位构形的语法化手段，都是二极性在西方语言中的具体体现，这在汉语中并不存在。因此从“音位”构“词”之类形式概念起，汉语学的公理思维就进入了一系列“推不出来”的逻辑困境。布龙菲尔德指出：“凡是没有把区别性特征跟非区别性特征区别开来的描写很少告诉我们或者根本就不能告诉我们某一语言结构的情况”[13] (P151)。相对而言，功能结构主义理论更有可能打通汉语从“区别性单位”到“表意性单位”的逻辑路径。
第二，从语法研究来看，西方描写语法的元语言理论常常造成汉语作为对象语言描写的困境。二极性是西方语言类型屈折化、语法类型形态化、语序类型规约化的前逻辑依据。西方的构词法、构形法与语法、句法之间表现出具体的、现实的结构关联。皮亚杰指出：一切结构主义的矛盾是结构与发生学的矛盾[24] (P5)。美国描写语法之所以能够完成描写的理论目标，是因为其语言类型与结构主义理论模式逻辑同构。形态语言的“结构”表现为形态标记加组合关系的“双轨制”。是形态把发生的、动态的、功能的句法语义信息定格、固化、标记出来，使得形式语法有可能通过确定“形式范畴”去考虑它们的功能和意义，从而使得形式与内容达到统一。
现代汉语学借鉴美国描写语法建立起了自己的主流语法学框架。但是，首先，与此相伴生的逻辑矛盾也一直是汉语学争论不休的问题。近年来中文信息处理的句法分析工作再度总结了这类问题：“这种不对路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当然就解决不了汉语信息处理的句法分析问题。要分词嘛，没有一个科学的词的定义，词的下面跟语素划不清界线，词的上面跟词组划不清界线。要标词性嘛，名、动、形的界限划不清楚，兼类问题解决不了，而且词类跟句子成分没有一一的对应关系，词性标注跟句法分析脱节。……要分析句子成分嘛，主、谓、宾、定、状、补划不清楚。要分析句型嘛，首先就划不清楚单句和复句的界限。这不是我国语言学家和语言信息处理专家无能的表现，而是汉语语法研究的路不对造成的”[25] (P4)。其次，从汉语作为对象语言的事实出发，其描写成果又常常与西方的元语言理论相左。针对上述体制性矛盾汉语学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汉语特点的具体方法，如词类观的广义形态论及鉴定字理论，语言单位观的同形替代法、扩展法和剩余法，结构观的结构功能原则，层次观的并立式扩展法和层次与结构关系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主宾语的语序标准论及推导式的平行性原则，析句法的词组本位理论等等[26] (P19-120)。这些主观语法、元语言理论的中西对立，正是客观语法、对象语言的对立在描写语法中的体现。这些成果与其说是对结构主义的贡献，毋宁说是立足于汉语事实对上述逻辑矛盾的补救。但这种具体的、局部的补救还算不上是完成了描写的理论目标，迄今为止“对汉语语法事实的挖掘与描写还非常不充分”[27]。
第三，二极模式的理论前提无法满足汉语生成机制的认识论条件。生成语法取代了结构主义成为西方语言理论的主流学派和方法论基础，但它却至今也未能成为汉语学的主流。首先、生成语法的元语言理论不一定能成为解释汉语事实的现成依据。生成语法虽然是形式主义的，但并非不研究语义，这也是其“普遍性”的基础之一。然而英语的形态类型无论怎样简化，核心句的句型毕竟可以由形态标明，形态不但把词类与句法成分统一起来，把词与命题统一起来，把聚合系统与组合关系统一起来，把结构与功能统一起来，而且它也提供了句法成分“转换”、“位移”的基础。而汉语句法语义理论即便采取了从语义到形式的功能研究角度，即便运用了语义结构，如生成语法的“论旨关系准则”、格语法的命题(语义)结构等，仍难以象英语那样，不证自明地确定核心句(原型结构)与变式句、主句与从句、时态句与非时态句、定式动词句与非定式动词句，以及区分诸多句型与句型、句型与句式、句式与句式之间的界限与差别。不仅如此，英语的句法成分也是受形态句型及一致关系制约的，例如主宾语的概念关涉的就是句法语义范畴，主动句主语就是施事，被动句主语就是受事，因此这种形式主义语法能够实现形式与意义、语法与语义、结构与功能的统一。而在汉语句法研究中，无论是“结构”还是“生成”，因为没有句型的形态制约，所以主宾语的概念关涉的却只能是语序。由于概念内涵并不同一，就导致了汉语语法研究中关于主语、主宾语、主题句以及主语/主题型语言类型等等的不断讨论。诸如此类，所宜旁通。母语研究本应该是我们一个最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的研究领域，但是这种矛盾重重的仿效性演绎却越做越难，术语越来越新，耗时耗力越来越多，但所获得的汉语知识却既不成比例，也不成体系，更不符合现代科学方法论的“思维经济”(Principle of Economy Thought)原则。
其次，符合汉语事实的解释不一定符合生成语法的元语言理论。汉语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形态”不等于没有形式。汉语三极模式的句法理论以语序和虚词为语法化的主要手段。语序规约性是西方语言表层的问题，因此在管约论、格语法等经典理论中甚至连语序问题都没有涉及到。在生成语法的最简方案中，乔姆斯基认为线性次序在两极形式(语音式和逻辑式)或核心运算的部分没有扮演任何角色。“线性次序只局限于音韵部分之内”。根据这个假设，语序参数在最简方案的模式里已被否定[28]。但语序在汉语句法中则成了天大的问题。举个汉语处所范畴句的例子：台上坐着主席团=主席团坐在台上、前边来了一个人→(有)一个人从前边来了、在黑板上写字→把字写在黑板上、在五道口食堂吃饺子*把饺子吃在五道口食堂、小猴子在马背上跳≠小猴子跳在马背上、在食堂吃≠吃食堂等等，都是汉语语法学曾经引起过讨论或目前正在讨论的热点、难点问题。其中至少已涉及到汉语的基本语序与基础语序、规约性语序与像似性语序、无标记语序与有标记语序、语法语序与语用语序、施动句语序与状态句语序等等的不同运算规则，以及语序与虚词的内在协同规则。汉语正是通过基础语序，像似性的隐性运算机制，“趋万途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其复杂程度亦不亚于形态语法的屈折变化，只是不循解释、功能、语义之踪就难觅描写、结构、语法之形罢了[29]。在此生成语法未能为汉语生成机制提供必要的“原则”或“参数”，汉语若不考虑语序的话，连核心句句型都无法生成，语序又怎么可能不处于核心运算部分呢？倒是布龙菲尔德早在《语言论》中就指出了形态标记功能(“选择法位”)和语序标记功能(“语序法位”)之间的这种类型差异。对汉语学来说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即从形态标记功能来看，是拉丁语＞英语＞汉语；从语序标记功能来看，是汉语＞英语＞拉丁语。其中拉丁语语序变化“只是在语气的强调和生动性上有些差别”；在区分句法关系方面，英语中的语序标记是伴随形态标记出现的；而汉语除了虚词(“标词”)以外，语法结构“大致都可以根据语序来区分”[13] (P243-248)。可见汉语生成语法并不等于生成语法在中国。总之汉语学的现代转型必须通过前提批判，来选择和确定自己的认识论基础。
四、对现代汉语学演绎前提的方法论批判
方法论与本体论、认识论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它们在实际上也是不可分的。汉语学现代转型的实质应该是向现代语言学方法论的转型，虽然传统小学并非没有体系和系统，但其原子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与现代语言学方法论的差异，则表现出了前现代与现代、落后与先进、前科学与科学的对立，在这个意义上汉语学的现代转型的确是已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注意脚下“现代化的陷阱”，即方法论的转型不应以牺牲本体论的民族性和认识论的选择性为前提。
第一、汉语学方法论的现代转型只能通过批判性、建构性演绎来实现。那种认为结构主义、生成语法是“普遍语法”，是人类语言理论的主流，汉语学只要靠上去、融入进去就行的看法，不仅是放弃了汉语学文明文化传统的特殊性，更是放弃了对这种特殊性内在的普遍性因素和价值的信心与肯定。那种寻找一种对应关系的研究思路，比如说西方所具有的“音位”、“词”、“词类”、“主语”、“向心结构”、“句子”……，我们汉语里也能找到，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在此我们有必要学习马克思“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这一辨证的分析方法和独特立场[30]，把现代性的继承者、叛逆者、重建者三者关系有机而内在地结合在一起。打破西方音声中心主义的二极模式，使被它遮蔽的一系列汉语文化和文明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向我们敞开，构成汉语科学充满张力的理论空间。
第二、方法论的辩证同一，不等于实证方法和操作程序的同一性。方法论不等于方法。方法论的转型不可能只通过具体方法、实证和操作的量的累积来实现。演绎的价值来源于理论的深度。在语言学史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方法淹没方法论而包罗万象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只有当具体研究方法完全遵循并适应方法论时才能最有效地促进科学研究。从语言基础层来看，由于中西语言文字类型的体制性差异，汉语学的现代转型未能建立起西方结构主义“二极二维”式的“路路通”的理论模型，反而导致了汉语理论体系的梗阻淤滞和千疮百孔。在西方结构主义方法论中，词层的结构分析是语言结构分析的轴心，它向下关联作为语言结构基础层的音位学，向上关联作为组合段主要部分的句法学，并旁接作为语言结构内容层面的语义学。而汉语三极性是理解中西语言体制性差异的逻辑元点，也是建构汉语学现代理论的逻辑支点，在汉语结构主义的方法论中像西方语言的词那样，具有结构体系轴心作用的只能是汉字体系，它通过字形、字音向下关联汉语基础层的汉字学(构形学、字形学)、语音学(音韵学、音系学、音位学)，通过构词法向上关联作为组合段主要部分的句法学以及修辞学、篇章学，旁接作为汉语结构内容层面的语义学。至于汉语三极模式的维度问题，即形音义子系统的聚合和组合的结构原理及其内在逻辑理据，则有必要用现代语言理论进行进一步的“充分性”的观察、描写与解释，进行有机的逻辑贯通与整合。汉语学的现代转型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完成。从句法层来看，当代汉语句法语义理论逐渐代替了描写语法成为汉语理论语法的主流理论，是颇富中国特色的句法理论，已取得了丰富的实证成果。它的方法论性质应该看作是以汉语生成机制研究为目标的语法。它与西方生成语法相比，从语义出发的功能研究角度，面对的具体问题，具体的操作方法和程序都不尽相同，但是汉语句法语义理论如果忽略了与结构主义、生成语法在方法论上的辩证同一，也将难以通过方法论的前提性、逻辑性、贯通性和系统性，建构起现代汉语句法科学的整体理论体系。
第三、由于中西语言形式的体制性差异，汉语学批判性、建构性演绎的方法论，不可能通过从形式出发的演绎途径来实现。中西语言的共性基础不具备形式同一性，只有功能同一性基础上的形式之同和特殊性之中的普遍性才具有更高层次的语言学共性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虽然我们需要在不同方向、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并肩作战，汉语学的现代转型其主流方法论依然是要解决汉语结构和汉语机制的问题，一是汉语结构和机制的问题远未解决，二是语言运用的研究又必须以此为前提，语言交际功能的研究也必须以语言的符号表意功能、形式结构功能和句法语义功能为前提。
总之，汉语三极模式的方法论是批判与建构，元语言理论与对象语言，个性与共性，民族性与现代性，方法论与方法，共时与历时，结构、生成与运用的有机统一；是方法论与本体论、认识论等的有机统一；也是语言科学与当代自然科学(生物脑、意识脑和人工脑)的有机统一。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中西语言符号类型的音声中心与文字中心；语言结构类型的二极模式与三极模式；符号指称性质的任意性与理据性；语法结构类型的“双轨制”与“单轨制”；语序类型的规约性倾向与像似性倾向等等诸多对立，借用管约论的话来说不仅是“参数”的差异，而且是“原则”的差异。西方语言音声中心/文字弱化的演变路径，决定了西方语言理论的大前提在其“普遍性”承诺的背后，隐含着的却是“音声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特殊话语权力。它体现的是语言描写与解释的西方权益，实质上对非西方语言构成了一种压制性、排他性和垄断性的专制。以此为前提的现代汉语研究尽管在学术体制的建立、对具体问题的把握和对实证材料的发掘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亦不乏具体的理论建树，但终究无法关涉中国学术思想的内在脉络和历史性，无法顾及学术理据与汉语事实整体的相关性，无法在理论上肯定民族真实语言生活的内在活力；因而也未能完整地体现出语言学现代转型的原创性精神、整体性关联和逻辑性贯通。另一方面汉语学又必须在批判前提的基础上坚持现代性方向，坚持语言学现代方法论，坚持语言学现代性所承诺的价值理想，坚持现代性所具有的语言学向前发展的潜力。汉语学不可能与西方语言理论没有一种超出本土之外的相关性，从而变成了对比性差异的各说各话，那就谈不到人类语言的真正共性，以及共性基础上的个性。
在全球化趋势的今天，在多元文化的历史语境中，汉语学如何应对当代西方各种强势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进行自我定位和自我构想，实际上也决定了汉语学如何争取实现自主性，并由此参与界定普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史的问题。这也反映出汉语学现代转型的一个根本性的抱负和自我期待。中国不仅是汉语言文字的祖国和大国，也应该是汉语言文字学的祖国和大国。西方现代语言理论正是我们理解中西语言类型体制性差异并建构汉语学现代理论的逻辑工具，但我们学习西方理论，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现代汉语科学。汉语学树立“思想自我”，强调文化自觉性和主体性，是解决现代转型基本矛盾的根本前提，而科学理性是建设现代汉语学的灵魂。汉语学必须确立自己的理论前提和理论模式，它相对于西方语言理论来说，应该具有本体论的民族性，认识论的选择性和方法论的同一性。我们在实证领域已经走出了具有汉语学特色的发展道路，在理论上也进行了诸多的有益探索，建立汉语学现代理论乃至哲学的扇面，相对于西方的相关扇面来说，人类学术视野中的“语言哲学”、“普通语言学”、“普通文字学”、“语法哲学”、“普遍语法”和“语言类型学”等才能各是比较完整的圆。卡西尔说“这种多样性和相异性并不意味着不一致或不和谐。所有这些功能都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种功能都开启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并且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一个新方面。不和谐者就是与它自身的相和谐；对立并不是彼此排斥，而是互相依存，‘对立造成和谐正如弓与六弦琴’”[27] (P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