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国民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的基础和源泉。而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国民消费的变化，更是一个国家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演变的主动因。这既是由人类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所决定的，而且也是社会经济增长及发展过程的出发点和归宿。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因内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均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的物质条件变化，增长模式的选择以及相应的制度变革上。而对于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需要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则认识不足。这一明显的理论缺陷常使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规律。特征及增长方式转变中的矛盾等难以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并直接影响到政府及决策者们对经济增长过程的驾驭能力和政策的制定。这也正是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及发展进程中反复重蹈同样失误的症结所在。本文将从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需要的本质出发，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演进的相互关系和面临的矛盾以及如何提高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的效益、质量的思路、对策等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演进的关系分析
任何社会的经济增长都是以人作为主体为满足自身的生存、享受、发展的需要去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进行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创造日益丰富的物质及精神财富的价值活动过程。消费作为实现人的主体需要的核心，在主体需要的满足、更新及生产力的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充分满足和优化国民的消费需求，使人的主体需要和价值得到全面实现，从而不断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应是每个国家经济增长及发展所追求的主导目标。
从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国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往往是与经济增长同步，有时甚至是超前于经济增长面对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形成拉动。从而使经济增长进程能够获得稳定的源泉（见表1）。
从表1中看出，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其人均GNP值的增长与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的关联性都极强。若用表中的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代表国民消费的演进水平，并以它为自变量（x）。用人均GNP值增长率代表国民经济的增长水平，并以它为因变量（y）。则可以用回归经验公式对三个国家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演进的相关关系进行模拟，并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是二者的关系近似于幂函数性质，所推导出的摸型和相关系数为：
y＝3.16X[1.35]；r＝0.6
（因论文篇幅所限，模型计算过程从略）
三个国家国民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演进关系的模拟结果及二者的高度相关性，不仅说明了国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制约和促进作用，而且也为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需要 的重要性提供了力证。事实上，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应来源于其国民以消费为物质基础对人力资本更新、增值的追求以及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所发挥出来的进取性和创造力。即“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 〔1〕。而物质要素投入的效益和资源配置的合理程度及结构变化等均会受到这一内部动因的约束。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国民消费演进的水平及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和增长效益的变化。
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方面。一是经济增长量的方面，即国民生产总值（GNP）或社会总产品量的增长。二是经济增长质的方面，即在经济总量或GNP值增长的同时，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以及国民生活消费质量的同步提高等。因此，经济增长既包括数量和规模的扩张，也包括质量与效益的提高。所以，如果说国民消费是制约经济增长质量效益的内部动因，而经济增长则应是促进国民消费演进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力量。
二、我国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演进中的矛盾与偏差
从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演进的关系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从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需要的本质出发，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应属于一个相辅相存的统一体，并且互为因果和具有直接的关联互动效应。这是一条任何国家在其经济增长过程中都必须遵循的规律。然而，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却一直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
表11980—1990年美、日、韩人均GNP值和生活消费支出增长率
时间 美国日本韩国
GNP值消费支出GNP值消费支出
GNP值消费支出
(%)
(%)(%)
(%)
(%)
(%)
1980-0.2
1.44.3
3.7 -3.0
0.7
1982-2.5 -1.73.1
2.6
5.7
3.8
1984 6.6
5.95.1
5.6
5.6
5.2
1986 3.8
4.32.5
3.2 11.7
9.6
1988 4.6
4.85.9
4.3 11.3
8.2
1990 3.5
3.24.7
5.2
7.8
7.7
平均 2.6
3.04.3
4.1
7.0
5.9
1949年建国后，我国政府为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和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曾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和长期抑制国民消费的制度和政策。如以高积累确保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优先增长，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价格制度将农业资源大量转向工业部门，以资本、劳动力的高投入和高消耗来刺激国家工业体系的迅速扩张，并全面推行以低工资加福利补贴和平均主义大锅饭为主的收入分配制度等。这种高积累和低消费的发展模式，一方面使改革开放前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一直保持了年均7%—8%的高速增长率。不仅大大高于同期发达国家3%—4%的增长水平，而且也高于发展中国家5%一6%〔2〕的年均递增率。另一方面，将国民的消费需求长期排除在经济增长进程之外。在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里，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年递增率还不到3%（其中“二·五”时期还出现过负增长）〔3〕，恩格尔系数高达0.7—0.8。这种将国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相互隔离的做法，不仅使城镇居民只能勉强维持温饱，而占人口80%，收入只及城镇居民三分之一的农民则多数温饱不足。同时，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的尖锐矛盾，也把对人的主体需要的否定几乎推向了极端。这虽然可以被理解为国家工业化战略所造成的一个不得已的后果。但由此引起的人力资本严重贬值和需求刺激的弱化，必然使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进步等缺乏内在的驱动力。其结果只能是经济粗放增长且效益低下，国家的宏观产业结构严重失衡。
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使原有的收入分配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城乡居民收入渠道的多元化及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使过去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相互对立的矛盾得以缓解，并使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需要第一次得到了明确的认同。随人力资本的增值及国民在“消费补课”中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和需求的扩张，不仅促使国家的宏观产业结构作出了相应调整，而且为国民经济增长注入了巨大的推动力，使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在“六·五”和“七·五”时期达10%，“八·五”时期更高达12%〔4〕）。然而，由于旧有体制的惯性作用和以粗放式数量扩张为主的增长模式几乎末变，使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虚拟化（即无效增长）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再加上国家宏观产业结构转换滞后和消费品市场发育不全，使得通货膨胀和国民消费选择中的“溢出效应”以及消费断层的出现等矛盾不可避免。从而又对国民消费需求向着高质量、高层次演进形成新的约束。
对于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应如何评价，国内尚有许多争论。但据国家计委产业政策司的最新资料表明，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仍然是靠过高的资本投入来实现的。另外，在1992—1994年连续二年的高速增长中，通货膨胀已高达20%以上〔5〕，并有大量产品因质量和结构问题滞销和积压〔6〕等等。这正是粗放型增长方式运行的必然结果。由于我国经济增长仍基本是改革开放前的低效、粗放模式在规模上的延伸。因而在高速增长的同时，有相当部分增长脱离了主体需要不能实现其价值而成为无效增长。故使我国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之间相互对立的矛盾并未完全消除，其主要表现有：
1.增长方式粗放对国民消费质量和层次提高的制约
由于进入90年代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格局仍无实质性改变，致使产业与产品结构的改善难以适应国民消费需求扩张及质量、层次提高的要求。因而一方面造成产品的大量积压和滞销，另一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消费断层。据国内贸易部调查，自1992年以来，我国消费品市场上供过于求或供求平衡的商品高达90%以上，产品积压呈上升趋势。在现有的生产能力中，棉纺过剩近800万绽，毛纺过剩三分之二以上，彩电、冰箱、洗衣机等高档消费品因滞销而生产线有一半以上闲置〔7〕，并且主要是因质量和结构问题所致。与此同时，由于产业及产品结构转换滞后，在我国消费品市场上，继80年代中后期的彩 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机等消费热点之后，进入90年代以来，新的主导性消费热点迟迟未能形成。故使国民在由千元消费级向万元消费级跃升和演进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消费断层〔8〕。上述情况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不仅使增长虚拟化（即无效增长）的矛盾十分突出，而且直接制约着国民消费质量和层次的进一步提高。
2.消费品市场构成的二元性对国民消费选择空间的限制
消费品市场构成的二元性及对国民消费选择空间的制约，是掩盖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的一个深层次矛盾。即由于我国收入分配体制转换滞后，过去仅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实施的各种福利补贴和定额配给制度等仍在系统内运行，国民必须同时面对二种不同性质的市场。一是商品性消费品市场，二是非商品性消费品配额市场。前者必须支付足够的货币才能获得消费品，而后者则可以不必支付货币或只需支付象征性的少量货币就能进行消费（如住房、医疗、交通、劳保等）。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这种福利补贴和配给可为是对国民低收入水平的某种补偿。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这种以非货币化福利形式分配消费品的做法则会缩小国民消费的选择空间而产生“溢出效应”（即迫使他们把随收入增长的边际购买力集中投向商品性消费品市场中的有限的商品和劳务上，或者“被迫储蓄”）。这就不仅抑制了国民消费购买力的实现程度和需求结构的调整，并且也会因消费对市场的诱导过于偏斜而加剧其波动和供需的不均衡性。这无疑对国民经济增长效益和质量的提高以及增长方式的转变等均是不利的。
3.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国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下降
通货膨胀是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和片面追求高速度的产物，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测算，到1994年底，我国因经济过热而引起的通货膨胀率已高达21.7%〔5〕，居改革开放以来各年度之冠。严重的通货膨胀不仅使相当部分的国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下降〔9〕，而且还对我国的体制转轨形成阻挠。据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对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城镇居民在1994年里的收入情况调查。在1994年的前三个季度里，城镇居民人均月生活费收入增长低于物价上涨的家庭约占调查户的四分之一，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的家庭约占五分之一，这样，至少有45%的城镇家庭的实际收入水平下降〔9〕。与此同时，近3年来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也几乎陷入了停滞〔10〕。国民的实际收入下降对其消费需求的负面影响是最直接的。为此，在1994年里，有不少省区只能再度实行已废除了多年的票证供给制度以保护低收入者的生活。若这一矛盾长期持续下去，使国民的消费质量、层次等不能随其收入的增长而同步上升，则势必挫伤他们对自身人力资本增值和更新的积极性与创造力。这样，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的动力等也将会被削弱。所以在我国经济增长进程中，通货膨胀对国民的收入水平及生活消费的负而影响也不可忽视。
我国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演进中出现的上述矛看和偏差，虽与增长方式和国家的宏现产业结构及政策、体制等 有直接的关系。但更为深层次的根源却在于对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需要及价值的忽视。因此，在推进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方式转轨和国民消费演进的过程中，必须从这本质性的原因出发来确定相应的思路及对策，才能促成矛盾的解决和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质量的提高。
三、提高我国经济增长效益和国民消费质量的几点思考
（一）以体制变革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体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功能，实质上是以人为主体联系物质要素和生产关系去确立经济增长模式及推动经济增长进程的具体体现。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产业结构的协调、优化和生产力系统的扩张以及综合素质的提高等，则正是这种调控的直接结果。因此在推进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体制变革和产业结构 的协调与优化等将显得至关重要。
1.加快我国生产力系统中的核心和主体部分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权改进，将现代企业制度引入企业的经营体制中，并在政策上、法律上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及其它所有制形式企业的发展。使不同的所有制和不同所有权的企业能在市场上展开公平竞争。从而形成企业追求技术进步及按市场现律有效配置与利用资源的动力机制，并以此来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这样，才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我国宏观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主要表现有，第一产业（农业）基础薄弱；第二产业（主要是加工工业）的过度扩张和低效率以及第三产业发展缓慢，而反映到微观上则是产品结构与需求脱节且质量低下。因此，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优化应从宏观和微观领域双管齐下才能奏效。即宏观上应在增强对农业的投入和政策保护的基础上，运用现代高新技术对工业（特别是传统的加工工业）进行改造，并积极支持新兴工业和能源、原料等上游型工业的发展。同时，对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以及信息咨询等第三产业的发展给了重点支持。这样通过对各产业中的重点行业的扶持来协调产业间的关系和增强产业关联效应，使产业的整体结构及素质得以优化。在微观上则应在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市场对企业的引导与约束，以促使企业根据市场需求不断改进产品质量和结构等。使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在宏微观产业及产品结构的协调与优化中不断得到提高。
3.以合理确定增长速度和控制投资规模来减缓通货膨胀的压力。在我国经济体制变革时期，投资过热和粗放式的高增长速度是引发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通货膨胀率高居不下已对国民消费和经济增长质量及效益的提高形成了阻碍。因此，政府必须在合理确定好增长速度的基础上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控制投资规模和调整投资重点。根据财政部对“七五”和“八五”时期全国物价指数变化与经济增长速度关系的分析，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与零售价格指数之比大体是1：0.8〔11〕，因此，将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一位数内是保持通货膨胀压力不高于一位数的基本条件，所以在“九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上限应控制在9%以内为宜〔12〕。同时，按这一速度标准来确定投资规模和投资重点。即在总投资额及增长率与增长速度相互协调的条件下，将投资重点更多地向效益好、质量优的高新技术产业和部门倾斜。并以它们为龙头带动各产业（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增长效益的提高。以使通货膨胀压力得到缓解的同时，推动经济方式的转轨。
（二）以消费政策的完善的消费法规的落实促进国民消费质量的提高
国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相互诱导性是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需要作用的结果。因此，完善宏观消费引导政策和贯彻消费法制则是提高国民消费水平质量和强化主体需要对经济增长刺激作用的必须。从我国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演进的目标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看，宏观消费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改革现行收入分配政策。在规范和拓宽国民的收入来源及提高其收入水平的同时，将国家的各种非货币化福利补贴改为明补。并在加快住房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推进不完全消费品市场向完全消费品市场转化，以不断拓宽国民消费选择的空间和促使其消费支出结构趋于合理。
2.在倡导适度消费的同时，鼓励信用消费（分期付款和消费贷款）的发展。以稳定国民对住房、汽车、家电等高值消费品的购买力和避免消费需求“排浪式”的扩张与收缩。这样，不仅可以缩短消费品的市场周转期和保持市场供给的均衡性，而且也有利于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引导和国民消费质量的提高与满足。
3.强化对国民消费行为的正面引导和消费法规的落实。如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电视、电台、报刊等）广泛宣传文明、健康的消费方式，杜绝不良的消费行为和习惯，并在全民普法教育中认真贯实和贯彻《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各项法规。使国民的消费质量及层次在有关政策，法律的引导和保障下不断得以提高。进而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社会的全面进步创造良好的条件和基础。
（三）重视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
人力资本是人类知识与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核心要素，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水平和生产力进步及国民经济增长效益的正相关关系不仅是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需要的直接反映，而且也已被世界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明证明。因此，在我国未来的生产力发展及经济增长进程中，必须重视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有效利用，才有可能实现预期的目标。而从人力资本的构成及转化特点看，其开发利用的效果主要是取决于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所以，我国的人力资本开发也应从这二方面进行。即其一，政府应将人力资本开发当作科教兴国战略的主要内容来抓，并把教育、科技投资作为经济增长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保证其总额及比例的稳步增长；其二，在抓好普通教育的同时，积极支持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在职职工的技能培训等的发展；其三，在扩大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使用中重视新技术、新知识及新的人力资本的引入；其四，在收入分配政策上更多地向科、教、技人员的倾斜，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益等等。这样，通过多层次、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开发，去促进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和为生产力的进步及经济增长不断注入新的动力。这无疑是促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走向集约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