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跨世纪利用外资若干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用外资论文,若干问题论文,跨世纪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17年来，特别是90年代前半期，我国利用外资工作经历了一段迅速发展时期。目前，这一高速发展的事业正面临关键转折。本文主要围绕利用外资战略、利用外资与民族工业、引资政策与引资环境、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这四个基本方面，就一些主要热点与难点问题谈谈我们的基本看法。
一、对利用外资战略的思考
1—1 对我国引资“积极、合理、有效”方针的理解。首先，“积极”利用外资指的是政策制定者及执行者在战略上应对引进外资工作持相当重视态度。
其次，“合理”利用外资的内涵应包括：（1）利用外资规模合理。这既包括纵向比较的合理（即与我国现有国民经济总体实力相比较的合理外资规模），又包括横向比较的合理（即与国际上相应国家吸引外资规模相比较的合理）；（2）利用外资资本结构合理——即国外借款、直接投资、股权投资比例合理化。对国外来华直接投资项目应该主动地选择利用，同时随着国内金融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完善，合理提高国外来华间接投资特别是股权投资比重，开辟多种利用外资渠道；（3）利用外资流向合理。例如，一味地强调外资向中西部倾斜既不符合资源最有效配置原则也未必能达到培养产业动态优势之目的。在引导外资合理流向方面，政府应跳出原有思路，而将重点放在解决公共产品提供和寻找有效合理的激励相容机制问题上。
最后，“有效”利用外资主要指外资引进工作的指导原则由数量扩张型向有管理的市场导向型转变。要完成这一转变至少应把握三个前提：（1）政府宏观政策安排的有效性。如在投资优惠政策的制定和选择方面，政府应首先明确我国引进外资的目标着力点——资金、技术、管理、市场还是促进企业改制？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作出相应有效的政策安排。（2）引进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应该承认，两国间比较成本的差异是引起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层原因。而这个成本差异在相当程度上源于两国相同部门资本技术构成水平差异。因此低构成国家有效使用外资就应表现为通过利用外资、技术等提高产业生产函数，构筑动态比较优势，顺利完成产业结构升级。（3）形式与内容的有效性。这主要指在微观层面上，做好外资引进立项和审批工作，提高外资到位率；实现三个转换：（1）引资主体的转换：逐步变以政府为主体引资为以企业为主体引资。这一转变包括引资自主权、使用权及债务承担责任的转移，政府仅承担宏观管理职能；（2）引资导向机制的转换：这种转换有双层含义，一是逐步改变以往通过政策手段配置外资的做法，让市场机制成为外资配置的基础性手段；二是不能忽视政府对外资的宏观管理。管理不应放松，要改变的只是管理手段，即变政策手段、指令手段为法律手段、经济手段；（3）引资依托基础的转换：逐步改变主要靠廉价要素和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做法，把引资依托转移到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法律制度及经济稳定增长等方面，应充分认识到国内大市场的盈利性、开放性及公平性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其自身就对外国投资者具备强大的吸引力。
二、利用外资与民族工业
2—1 正确理解“双利用”现象。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引进外资数量的迅速增加，外商投资企业抢占民族工业国内市场，利用国内名牌进入销售渠道等问题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注意。有人甚至提出“是我们利用外资，还是外资利用我们”的疑问。我们认为，对引进外资过程中的这一“双利用”现象应有一正确的认识。
所谓“双利用”中的“外资利用我们”主要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指外商在投资活动中利用我们的错误借以牟取暴利。这是由于主观上的认识偏差及经验不足而产生的问题，并不属于我们将要讨论的范围。另一方面，主要指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目的在于利用我国的区位优势，如廉价的资源、劳动力等。这种利用属于客观现象，是国际资本流动得以进行的必然原因。
进而，对于“双利用”客观现象，我们至少应从两方面加以理解。首先：引资活动能得以进行必须建立在双方绝对互利的基础上。同时，双方又都尽力想取得比对方多的相对利益。这样，我国在引进外资时，不仅要计算绝对收益的大小，更重要的是比较这一过程给我国企业带来的与外国厂商相比的相对利益增加量。其次，对于这一相对利益的增加量，如果仅以静态的、短期的眼光加以评判，必然使我们局限于短期利益、个别企业利益的得与失，而忽略了引进的资金、技术对我国中长期经济结构的调整、动态优势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因此，我们提倡用动态的、长期发展的标准去理解“双利用”现象，对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的外资引进，即使短期内国内企业所获相对利益暂时处于下风也是允许的。
在对“双利用”现象有了正确的基础上，我们也强调现阶段应适当采取措施防止外商投资企业利用其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政策优惠在“双利用”过程中获得绝大部分的相对互惠，从而造成对国内民族工业的挤占现象。
2—2 民族工业是开放的、世界的，但首先是民族的、国家的。首先，一国政府应对该国有发展前景的幼稚产业给予积极保护，而保护的目的在于培育一流的民族工业，将来能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基于这一观点，我们认为民族工业是开放的、世界的。其次，面对短期内外资引进对民族工业造成的巨大冲击，我们又应该理直气壮地对本国工业进行适度的保护。这种保护更多地应该采用经济杠杆手段及法律手段以进行动态保护，以避免国内产业内部出现外资垄断的市场结构。因为一国的经济命脉、产业基础绝大部分还是应该建立在本国工业的基础上。只有具有了强大的民族工业，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民族工业首先应是民族的、国家的。
2—3 外资进入中国动机及对国民经济利弊的分析。为了更好地分析利用外资与民族工业（从而与国民经济）的关系，还应对外资进入中国的动机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粗略地说，外资的进入动机分为三类：（1）中小企业投资：鉴于中小企业资本自身具有资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等特征，其进入中国市场的动机主要是偏重于利用我国的区位优势：包括自然资源要素及劳动力要素廉价，国家制度要素的优惠以及有利于躲避贸易壁垒等方面。这一部分跨国资本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投资缺口，刺激了国内有效需求，提高了就业水平。但中小企业资本的引入对我国整体生产函数的提高及国内技术进步作用不大，而且这类资本在国内借助一些政策性优惠进行融资与经营还会对国内一般贸易及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2）跨国资本：跨国资本在进入中国市场时，除了着重于东道国区位优势之外，还立足于其垄断优势及内部化优势。这类资本对中国投资的主要动机在于看重中国巨大市场潜力，开拓国际市场。对这类资本的投资导向及使用正确，有利于改善我国贸易结构及至产业结构，获得贸易国际价值盈余。但由于跨国资本的垄断性特征乃内部化能力极强，必然要求提高我国监管水平，避免出现行业外资垄断或国内财富外逃的问题。（3）金融资本：在进入中国的外资组成中，金融资本具有流动性、投机性强，可控制程度弱的特征。就现状而言，金融资本在中国吸引外资所占比重不足1%。究其动机，除少部分着眼于通过证券、金融市场进行中长期投资外，绝大部分希望利用在中国目前尚未成熟的金融市场从事短期投机活动。这一部分外资对于中国宏观财政状况的稳定，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乃至国内金融市场的安全都具有较大的不确定影响。
三、引资政策与引资环境
3—1 国民待遇原则与涉外投资优惠。首先，国民待遇与涉外投资优惠是原则与例外的对立统一关系。决定这一矛盾体运动方向的重要因素是外部环境（包括国际外部环境和国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当外部环境改善时，具体表现为国际上对资本竞争趋弱，国内投资环境完善，投资体制成熟时，国民待遇原则将占据上风，但也并不是涉外投资优惠政策就将被完全取消。从理论上而言，我们不赞成那些主张贯彻国民待遇原则就不顾我国国情制约完全废除涉外投资优惠政策，同时放弃市场准入限制的观点。
其次，在实践上，结合我国具体引资规模、引资质量和引资成效，我们认为我国引资政策调整的长期目标仍将是较大范围、较高程度地实施国民待遇原则，虽然这一过程只能是分步骤、分区域而且将允许有一定的反复。这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1）投资优惠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减免税制度是对征税制度乃至我国财政体系的扭曲，并将导致国家税收的让渡。（2）当前来华投资者中国际跨国公司比重上升，且这类投资者在华投资项目中增股独资和控股势头呈现猛增趋势。若继续给予其投资优惠特别是税收优惠将形成一个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更为不利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甚至有可能在某些行业形成由少数几家外资公司充当寡头的垄断结构。（3）涉外投资优惠并不是一国吸引外资（特别是跨国资本）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一国吸引外资是否成功一方面与其经济发展阶段及经济结构有关，如一国市场容量、就业状况、非膨胀投资极限的大小等；另一方面还与诸如政府的效率、经济的稳定、法制的健全等宏观因素有关。
3—2 优惠外资政策的效应。必须加强对优惠政策效应（有效性）的研究，使优惠政策真正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对外资不加区别地采用同一的优惠政策作为引资依托，暴露出不少不足之处，我们认为，在下一阶段，我国政府应按照引进外资的行业与类型区别使用优惠政策，注重对优惠政策的短期和长期效应、直接和间接效应的分析。
3—3 人民币从经常项目可兑换到资本项目可兑换过程中的利用外资对策。1996年12月1日起，我国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并承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步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在这一新形势与转换过程中如何利用外资，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的观点是，应该理直气壮地实现人民币有管理的可兑换，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利用外资新思路。一方面，我们应当在汇兑措施之外寻求某些非汇兑管理方法来实现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自求平衡的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在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下对利用外资的管理。另一方面，有必要在人民币走向资本项目可兑换前，先行建立中外合资基金，为今后更好地管理国外来华间接投资寻找一条有效的途径。
四、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
4—1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再认识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利用”外资的方式仅仅归结为“引进”外资。其实，伴随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影响下，对外投资（主要是对外直接投资）也是利用外资的一种方式，而且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是更有效或更重要的方式。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利用外资的两条基本途径，两者的区别在于场所的变更和形式的不同，但主要作用都包括赚取外汇和节约资源进口用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需要高额国内配套资金，另一方面过多的优惠待遇反而会引起国内财政收入的减少。七十年代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来源的多元化，发展中国家向外直接投资取得较大发展，这也打破了资金短缺国家不能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因此在资金不足情况下，只要在某些方面具备特定优势，就可以考虑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以带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据资料显示，同等数额资金，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所利用外资数额已高于引进外资这一方式可能利用的外资数额。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应成为利用外资的一种重要方式。
从理论上说，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之间存在某种依存关系，这种依存关系在该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上有不同表现形式。我国目前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在该阶段中，我们一方面应吸引外国资本，另一方面应鼓励对外直接投资。
4—2 我国跨国经营目标辨析及经营模式选择。我们认为世纪之交我国进行跨国经营的目标仍应偏重于为国内经济成长服务，立足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而非片面追求扩大国外市场。原因如下：（1）我国企业长期以来是多种利益主体交织的混合体。尤为突出的特征是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紧密联结程度远高于其它国家。而国家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对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的决策不能不受国家利益的影响。（2）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其垄断优势是相对的、动态的，而我国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本身就是垄断优势的积累过程。（3）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开放与小国的开放不同，对外投资目标不应局限于开拓国际市场，而在于拓展和提升国内市场，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提高我们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能力。
对外投资模式主要可以是独资和合资两种。在现阶段应以合资为主，以便于熟悉市场、东道国法律等投资环境。而合资的具体手段包括购并与创新，对那些向管理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进行投资且拥有充裕外汇资金及精通国际惯例的管理人员的国内企业建议采用购并手段对外投资；而对于某些拥有生产技术等要素优势且面向技术、管理水平低于我国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企业建议可考虑选择创新方式。这有利于这些企业把其丰裕的非货币要素投入国外企业，降低一次性投入资本规模。
4—3 跨世纪阶段政府在企业跨国经营中作用的分析。跨世纪阶段将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我国应充分利用体制转型时期特征，在与国际经济接轨过程中，有力而又恰当地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帮助我国企业构筑和实现其所有权优势。在这一过程中，应注意两方面问题：（1）把握好对企业跨国经营支持的“度”。限制企业对外投资会使企业乃至国民经济发展受到制约；而不恰当的政府支持又会增加企业的依赖性、妨碍其实现所有权优势；（2）注意选择政府支持手段。建议多采用经济杠杆和非歧视手段，如将政府补贴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鼓励企业通过兼并、收购方式扩大规模并给予优惠等。相对而言，应减少行政手段的运用，如目前常用的试点、许可证、选拔等方式，因为这类手段在不同程度上为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提供了机会，影响了政府对跨国企业支持的有效性。
从理论上看，我国政府的支持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是十分必要的。原因如下：（1）根据动态比较利益学说，一国在国际分工中若仅着眼于静态比较优势，则最终必将处于国际贸易淘汰链的末端。因此必须有选择在通过政府介入构筑本国产业动态比较优势，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势的赶超。（2）由于要素与要素间的非同质性、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再生性，导致拥有不同要素优势产业的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有自动增大的趋势，这就要求外部力量介入，通过一定的手段改变一国的要素禀赋状况。而政府支持下的跨国公司发展一方面有利于获取和利用外界资源，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工业化进程和产业政策来促进要素的积累。因此现阶段政府支持对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是十分必要的。
（执笔：邓力平，詹凌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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