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序分工、生产率异质性与中美中间品贸易失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生产率论文,工序论文,异质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尽管连续遭遇次贷危机和欧美债务危机的打击和拖累，中美双边贸易额仍旧持续攀升，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并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美，虽然确立了两国之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但是连续多年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在带来贸易利益的同时也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使美国近年来对华密集实施了以“双反”调查为代表的一系列贸易制裁，使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再次成为贸易理论界和政商界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透过中美贸易差额的表象，我们不难发现，中美贸易额的流向与贸易利益的流向并非一致，而后者对一国的福利改善和经济发展似乎更具有战略意义。不管是来自“芭比娃娃”加工贸易的案例，还是苹果“iPhone”手机和“波音”飞机全球生产分割的案例（刘戒骄，2011），都无不强调贸易主体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中的分工地位决定了贸易利益的流向。因此，中方名义上的贸易顺差或许并不能真实体现其在中美贸易中的获利水平，而身处价值链高端和贸易逆差的美国反倒利用技术优势和优越的分工地位获得大量的贸易利益。
那么，在全球生产分割盛行和工序分工深化的背景下，两国中间品贸易中是否同样存在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的名义贸易顺差与实际贸易利益的背离？而这其中分工和生产率又对中美中间品贸易失衡产生何种影响？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将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所在。
二、文献综述
随着全球分工细化和贸易模式的不断演变，国际贸易总体上已“不再是葡萄酒换衣服”的活动（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2006），贸易对象逐步从完全制成品向中间品和生产工序层面过渡。国际经济领域也日渐呈现出一种引人瞩目的新现象，即产品制造过程中包含的不同工序环节被分散到不同的国家进行，继而形成了以工序分工为代表的新型国际分工形态。而在这种以生产分散化和贸易垂直化为特征的贸易分工形式下，显然无法继续以传统的制成品相对价格差异来衡量产品不同工序区段的利益归宿。那么，有关工序分工视野下中间品贸易结构与利益分配的研究，便成为摆在学者面前一项紧迫而又充满挑战的课题。
正是基于此考虑，Jones and Kierzkowiski（1990）较早地提出了生产分割的思想，认为产品内工序分工带来的边际生产成本的降低与服务环节的增加直接推动了产品不同生产工序的分离，而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的存在，则使中间品贸易成为可能。Hummels，Ishii and Yi（2001）的研究也认同了这种生产分割和专业化分工催生大量中间品贸易的观点。Hanson，Mataloni and Slaughter（2001）则基于美国跨国公司及其海外子公司内部中间投入品贸易的数据，实证分析了贸易壁垒、垂直生产网络与中间品贸易的关系。
但是，上述研究显然并没有关注生产率异质性与企业生产组织模式的差异对中间品贸易结构失衡的内在影响。Grossman and Helpman（2005）首先结合Melitz（2003）和Antràs（2003）的研究，引入了生产率异质性假定，探讨了存在总部服务的条件下，产业均衡时贸易组织方式的选择。研究发现，最终产品在北方国家生产，而中间品既可在北方国家生产也可在南方国家生产，并可依据生产率异质性选择国内外包、国内一体化、国际外包和国际一体化等形式。在此基础上，Baldwin and Robert-Nicoud（2010）重点强调了产品工序层面不同生产部门、不同中间要素投入对工资、产品价格、要素禀赋和生产分割等的动态影响，尤其是对中间品的生产分割和离岸外包地点选择的权衡。从几位学者的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中间品贸易中生产率和分工地位的显著差异，会使其选择不同的生产和贸易组织方式，并不断推动高技术工序在发达国家集聚，低技术工序在发展中国家集聚（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2008）。从长期来看，这种分工贸易形态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间品贸易结构失衡和利益分配不均。
而对于中间品贸易利益失衡问题，学术界的争论似乎更为激烈。一方面，Samuelson（2004）的研究曾警告美欧等发达国家将产品生产工序外包给中国、印度等具有工资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会极大恶化其国内的失业状况，损害了发达国家的利益，且这种损害可能会长期存在；而另一方面，Bhagwati，Panagariya and Srinivasan（2004）则否定了这种发达国家福利恶化的论断，认为发达国家将生产过程中的低技术工序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其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便利，节约生产成本。尽管短期内可能带来低技能工人的失业，但由于发达国家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高端，长期会不断创造更多的高技术就业机会，并显著提升劳动者技术水平。Andrés Rodriguez-Clare（2010）的研究同样认为，在短期，工序分割程度越高，会恶化富国工人的真实工资水平，同时会提高穷国工人的工资水平；而在长期这些效应可能会逆转，即通过中间品贸易富国也可以获利。来自国内学者胡昭玲（2007）、盛斌和马涛（2008）等的研究认为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中间品贸易中获利十分有限。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有关垂直专业化和中美贸易的研究发现，日韩部分地将中国作为它们对美贸易产品生产过程的延续，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美贸易的失衡。刘建江和杨细珍（2011）基于产品内分工视角下中美8个主要制造业部门1997—2009年双边贸易数据的实证研究，同样支持了中方获利微薄的论断。
尽管已有文献较早地关注了分工与中间品贸易失衡现象，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全面涉及工序分工、生产率异质性和中间品贸易失衡问题，尤其是基于中美两国的国别研究和分类研究，较为鲜见。为此，本文将生产率异质性引入工序分工的分析框架，并基于1998—2010年中美两国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从贸易结构失衡和利益失衡层面，探寻工序分工和生产率异质性对两国中间品贸易失衡的影响。
三、中间品贸易失衡的理论分析
对中间品贸易失衡的研究，一直是贸易理论家关注的焦点。尤其是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8）系统提出工序贸易①（Trading Tasks）的概念以后，学术界基于微观工序视角对该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探讨，而本文接下来的研究正由此展开。
（一）中间品贸易结构失衡
作为分工极度细化的产物，中间品贸易的核心仍然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各国中间产品和生产工序的跨国贸易，而在此过程中生产链条的业务拆分（Unbundling）和全球布局则对中间品贸易的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我们以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8）的工序贸易模型（简称GRH模型）为基础，引入生产率的异质性，拓展了相关研究，并就此对中间品贸易的结构失衡问题展开分析。
模型首先假定，经济中存在两个国家（本国d和外国f）、两种产品（和Y）和两种劳动L（低技能劳动L-skill和高技能劳动H-skill）。其中，X表示技术密集型产品（耗费较多的高技能劳动），Y表示劳动密集型产品（耗费较多的低技能劳动）；d国是技术密集型国家，f国则为劳动密集型国家。由于不同工序所投入的劳动是异质的（即
），但同种工序在两国投入的劳动是同质的，那么d国在生产高技术工序（H）时便具有比较优势，而f国在生产低技术工序（L）时存在比较优势。
同时在模型中，
主要衡量j产业i工序的离岸外包成本，且为连续递增的，而i则是属于0到1的工序指数。
分别表示本国和外国低技能劳动的工资，
则分别是本国和外国高技能劳动的工资，且研究假定
，即d国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将部分低技能工序外包给f国，通过中间品贸易的形式组织全球生产是有利可图的，当然这要视贸易成本、运输费用等离岸外包成本而定。
对于d国的低技术工序i的生产决策，要权衡离岸外包的工资节约和外包成本的高低。那么，当国内生产与国外进口无差异时，二者会达到一个均衡水平，即：
其中，β表示一般的离岸外包成本系数，主要受技术进步、通讯和运输成本的影响。
在市场均衡时，对于d国任意的单位产品j，假定若只存在低技术工序的外包，其生产过程大致可分割为本国生产、离岸外包及国外进口的环节，期间产生的成本主要有：生产单位工序所需d国国内低技能劳动L的工资、外包给f国所需低技能劳动L的工资、国内高技术工序中所需高技能劳动H的工资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成本（资本、土地等）。因此，生产单位产品i的成本
可表示为：
式中，p、k分别代表生产过程中资本及其他要素投入和相应价格；I被认为是边际工序，即表明I在工序指数范围[0，1]的位置，且定义了一个工序外包的门槛水平。那么，仅就低技术工序的生产来看，基于成本最小化的原则，当工序指数i∈[0，1]时，企业会选择将此段工序外包给f国，成本为
；当工序指数i∈[1，1]时，则选择自己生产，成本为
。
接下来，我们的分析将更具一般化，考虑L工序和H工序可同时外包的情形。首先假定，低技能劳动和高技能劳动的技术是异质的，即生产率具有异质性；同时为简化分析，假定生产中只需要两种要素投入，高技能劳动H和低技能劳动L。那么，任意j产业的C-D生产函数可表述为：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由于不同工序的要素密集度不同，且劳动生产率具有异质性，那么对于j产品的生产，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可能会专注于不同的工序环节。在L工序和H工序可同时外包的情形下，具有高技术工序生产优势的d国，生产率水平较高，
相对较低，会集中于生产H工序，同时将L工序外包给f国；而具有低技术工序生产优势的f国，生产率水平较低，
相对较低，集中生产L工序，并将H工序外包会有利可图。因此，在此种分工形态下，两国工序的同时外包促使两国具有发生中间品贸易的可能，但从长期来看，这种贸易结构显然是不平衡的。
由于不同工序的分割和集聚，使得d国逐步将用于低技术部门的要素转向高技术部门，进口低技术中间品而专注于高技术中间品的生产。尽管短期内低技术劳动向高技术劳动的转移会有转移门槛，并伴随较高的转移成本，甚至会有失业；但从长期来看，这种阵痛显然会提升本国的劳动力素质，确立并强化其技术密集型工序的优势，优化贸易结构。而f国或许会因短期承接d国低技术工序外包和中间品贸易，带动国内相关低技术劳动的就业，改善福利水平；但这种不可持续的贸易增长方式，必然会恶化f国的贸易条件，使其陷入价值链“低端锁定”的怪圈。
（二）中间品贸易利益失衡
对中间品贸易利益分配的考量，出口最终产品的国别归属已不再重要，而较为关键的是各国在该产品生产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接下来，在Baldwin（2011）关于全球价值链二次拆分的相关研究基础上，以边际成本（MC）度量生产率的异质性，认为生产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越高，其相对生产率水平就越低（MC曲线越靠近右上方）；同时以
分别表示中间品国内销售和净出口的价格水平，那么通过边际成本曲线与不同价格水平线的位置比较，便可确定中间品的生产和贸易决策（图1）。
按照前文的理论模型，对于技术密集型的d国而言，尽管其可能在生产H工序和L工序上均具有较高的生产率水平，但由于工序的要素密集度和附加值的不同，其生产高技术工序的比较优势会更为明显。基于图1初始边际成本曲线
的分析同样发现，在对生产率要求较高的工序
环节，d国的边际成本低于中间品出口的门槛价格水平
，此时可自由选择国内生产并出口或国内销售其中间产品；而在
环节，低于中间品出口所需的生产率水平但高于国内生产销售的门槛价格
，那么在该边际成本条件下，选择国内生产和国内销售中间品是有利可图的；当处于工序区段
时，边际成本相对较高，与高技术环节相比明显不具备比较优势，此时从f国进口中间品将是明智的选择。而劳动密集型的f国的生产和贸易选择则恰好与此互补，在生产率要求高的环节不具备比较优势，会选择进口中间品；而在生产率要求较低但对低技能劳动L需求较多的环节，会选择国内生产并出口；在中间区段则会选择在各自国内生产和销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基本可以认定两国中间品贸易的繁荣并不能掩盖其背后贸易结构和贸易利益的失衡，以技术密集型劳动为主的发达国家（即d国）由于在工序分工中占据价值链的高端，凭借技术优势和有利的分工地位可获取更高的贸易附加值；同时源于中间品贸易结构的独特性和利益的内隐性，使得其将大部分贸易获利隐藏在发展中国家（f国）最终产品的出口环节，从而造成发展中国家“高顺差，高获利”的假象，并加剧了两国贸易额与贸易利益流向相背离的贸易失衡。
四、计量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我们将以中间品出口额作为被解释变量，设定包含行业生产率指标和工序分工指标为解释变量，行业平均产出、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和行业利润总额为控制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并重点关注行业生产率和工序分工对中间品出口的影响。模型初步设定如下：
其中，Export（行业中间品出口总额）、TFP（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VS（工序分工指标）、Wage（行业平均工资水平）、Qp（行业平均产出）、Profit（行业利润总额）。C和ε分别是常数和随机误差项；i和t分别表示行业截面和时间；
则为解释变量的系数，代表各变量对行业出口总额的边际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本文选取中美中间品贸易的行业部门作为研究对象，而对于中间品生产部门的界定，我们按照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统计司发布的《经济大类分类标准》（BEC）将产品分为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的划分方法，通过与5位数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 Rev.3）重新集结转换形成31个中间品生产部门。同时借鉴盛斌等（2008）和马涛等（2010）的筛选方法，通过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加总计算，得出中美细分行业的中间品进出口贸易值，且将其分为初级产品部门、劳动和资源密集制造部门及技术、资本密集制造部门三类②。
此外，本文所用到的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其中平均工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而工序分工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则由笔者根据如下方法测算所得，并在此基础上，将所用主要变量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表1）。
（1）工序分工指标（VS）。对于工序分工的指标测算，学术界还未统一界定，已有研究多根据Hummels et al.（2001）出口贸易垂直专业化的测算方法进行调整。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中美中间品贸易的现实，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将工序分工指标（VS）设定为行业中间品进口所创造附加值占行业总出口的比重；同时对于进出口额均以当年美元对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进行折算，汇率数据来源于历年《国际金融统计年鉴》。
（2）行业平均产出（Qp）。本文将历年分行业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除以相应行业的企业单位个数表示行业平均产出，并以此衡量各行业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
（3）全要素生产率指标（TFP）。对于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的测算，本文采用学术界常用的DEA Malmquist指数法（Malmquist,1953; Fare,Grosskopf and Ross,1989,1994），并根据Fare et al.（1994,1997）的研究，将每一个生产决策单元（DMU）分为DMU投入要求集和DMU产出可能集，同时将Malmquist要素生产率变动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Effch）和技术进步变化（Techch）（Caves et al.，1982）。在指标选取上，我们以行业固定资产净值（K）和年平均从业人员数（L）作为投入变量，以年行业总产值作为产出变量；同时为剔除价格因素影响，我们利用历年固定资产投资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K和L进行价格平减。利用DEAP2.1软件进行DEA Malmquist分析，估算各行业1998—201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情况，具体如表2所示。
（三）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
基于基本方程（6）式，我们首先对31个行业总体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得到工序分工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变量对中美中间品贸易的影响及相互关系。对于面板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s Model），而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发现，随机效应模型的检验拒绝原假设，即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显然优于随机效应模型（见表3）。为此，下文的分析主要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通过表3模型Ⅰ的分析可以看出，解释变量全要素生产率（TFP）和工序分工指标（VS）均表现出与中间品出口贸易总额显著的相关性，且控制变量也都在不同显著水平上相关。但值得关注的是，TFP表现出与中间品出口总额显著的负相关，即中国行业生产率的提升并没有促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间品贸易的出口；VS反倒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表明工序分工的深化明显推动了中间品贸易的出口。为此，对于TFP的“异常反应”，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细分行业部门研究其对不同产品门类的影响作用，探寻此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
表3中模型Ⅱ、Ⅲ和Ⅳ分别给出了初级产品部门、劳动和资源密集制造部门及技术、资本密集制造部门的回归结果。分析显示，除模型Ⅱ中TFP与中间品出口总额的关系不太显著外，模型Ⅲ和Ⅳ均保持了与模型Ⅰ结果的一致性，即认为TFP与中间品出口总额显著负相关；而工序分工指标（VS）则始终保持与中间品出口总额稳健的正相关，反映了分工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各部门的出口贸易和对外开放。
对此现象的解释，笔者认为与前文模型结论一致，符合理论预期和我国中间品贸易的现实。可以看出：（1）工序分工与中间品贸易出口稳健的正相关，凸显了20世纪90年代末，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我国参与国际分工水平和程度的显著加深，这不仅反映在价值链分割细化和贸易结构变迁上，也在对美贸易连续多年的贸易顺差中有较好的体现。（2）以TFP衡量的异质性生产率水平表现出与中间品贸易出口的集体负相关，体现了“生产率悖论”③在中间品部门的存在性，这表明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与我国中间品贸易结构并不相称。反观两国在中间品贸易中的分工地位，不难发现，长期从事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工序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刺激了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投入的中间品加工贸易部门的发展，加剧了中间品贸易结构的失衡。而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变量（Wage）的总体分析显示出与中间品出口的负相关，则进一步佐证了上述论断。（3）来自分部门更为细致的分析显示，劳动和资源密集制造部门的中间品出口对TFP变量最为敏感（系数绝对值最大），而对工序分工指标则不太敏感（系数绝对值最小）。这表明，一方面生产率进步推动了高技术中间品的生产和出口（表现为图1MC曲线的右移），挤压了劳动和资源密集制造部门中间品的生存空间④；另一方面，长期对于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优势的陶醉，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对“低成本—高贸易额—低利润”的加工贸易模式的路径依赖，因此工序分工的深化对该部门的影响相对薄弱。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全球工序分工的盛行助长了中间品贸易决堤般发展，而贸易进程中不同参与主体分工地位的差异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国际贸易的本质。基于此，本文将生产率异质性引入工序分工的分析框架，分别从结构失衡和利益失衡两方面分析了中间品贸易失衡的外在表现和内在机理，并利用中美1998—2010年细分行业和产品部门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异质性生产率和工序分工对中间品贸易的影响，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中美贸易额与贸易利益流向的背离是两国中间品贸易利益失衡的主要特征；（2）工序分工地位和生产率水平的差异所驱动的行业比较优势的不同，促使美国凭借技术优势和有利的分工地位占据着价值链的高端，而中国更多处于工序加工和装配的中间环节，对这种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的依赖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国内的产业结构，加剧了两国中间品贸易失衡；（3）实证发现TFP和工序分工对不同产品部门的影响并非一致，二者对劳动和资源密集制造部门与技术、资本密集制造部门解释力的差异，凸显了国内产业向劳动和资源密集制造部门收敛的趋势与传统加工贸易模式的固化，这或许为出口贸易的“生产率悖论”提供了中间品视角的微观证据。
上述发现和结论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显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为我国中间品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有益启示。
（1）注重生产率水平的内在提升和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国际贸易的实践表明，我国基于劳动密集型静态比较优势的贸易发展战略并不能改变当前的利益分配格局；而加快国内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培育可持续的动态比较优势，将是实现“价值链突围”的必要选择。
（2）重视高技术工序承接带来的技术外溢和产品部门结构调整驱动的贸易发展方式转变。基于目前的国际分工现实和发达国家高技术工序外包与企业总部转移的新趋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应借此契机积极争取技术密集型工序的承接，提升中间品的技术含量，调整产品部门的要素结构，努力纠正中间品贸易的结构失衡，转变贸易发展方式，避免陷入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陷阱”（梁碧波，2011）。
（3）关注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对中美中间品贸易失衡的影响。除了本文模型中主要关注的生产率与工序分工指标外，夹杂政治因素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是影响中美中间品贸易失衡的重要因素。这其中，美对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和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依赖，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两国中间品贸易的失衡问题。为此，唯有美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切实放宽高科技民用产品的出口限制，贸易失衡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改观⑤。否则，两国对于贸易失衡问题的争论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持久战。
①在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8）的研究中，二位学者认为工序贸易涵盖中间品和服务贸易，而Antweiler和Trefler（2002）则甚至直接将中间品贸易视为工序贸易。本文沿用Grossman和Rossi-Hansberg的定义，但我们的研究仅涉及中间品贸易中的货物贸易部分。
②根据UNCTAD（2002）、盛斌和马涛（2008）的划分，中间产品工业部门可分为初级产品部门、劳动和资源密集制造部门、低技术制造部门、中等技术制造部门、高技术制造部门和未分类的部门六大类。而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将低技术制造部门、中等技术制造部门、高技术制造部门统一归结为技术、资本密集制造部门，并将未分类部门中的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印和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纳入技术、资本密集制造部门。
③国内学者李春顶（2010）、赵伟等（2011）的研究均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证实了制成品出口中普遍存在“生产率悖论”的现象，而本文的分析主要从中间品层面展开。
④对于初级产品部门，根据本文的划分主要以资源开采类的行业为主，所以在当前技术条件下，该部门中间品出口主要受资源禀赋所限，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本文的实证分析也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
⑤2012年2月14日，中美双方发布的《关于加强中美经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着重谈到了两国高技术产品贸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