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精神缔造忘年知音——从胡适与张元济的交谊看近代新旧学人的契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交谊论文,学人论文,新旧论文,知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7-0140-09
胡适(1891-1962)与张元济(1867-1959)的忘年之交，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张荣华在《张元济评传》中指出：两人的底色都是一介书生，“在张元济的社会交往中，与他最为意气相投者并非许多人所说的蔡元培，而是胡适。作为异代相契之交，两人尽管年龄悬殊，背景迥异，但在精神气质、价值追求及治学兴趣诸方面却彼此投合”。典型例证之一就是在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暨第一次院士会议的合影上，在西装革履的衮衮诸公之中，唯有张元济和胡适穿的是中式长袍。①
从胡适1917年学成回国到1949年离开大陆，这三十多年中与张元济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就年龄和经历而言，他们是两代人——张元济是戊戌年间的维新人士，而胡适是科举废除后赴欧美留学归国的新人；但是他们的学术志趣、品格修养、政治倾向等都有相近之处。本文拟从其交往入手，以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为重点观察他们思想中的投合之处。具体而言，他们的政治思想都偏向于自由主义，而文化方面则同样重视整理国故。
一
1917年10月，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蒋梦麟向当时实际负责的商务编译所所长张元济推荐了刚刚学成回国的胡适。②1918年2月，胡适把自己的《惠施公孙龙的哲学》一文寄给张元济，由他刊登于《东方杂志》的第15卷第5、6号上。这是胡适在商务印书馆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张元济对年仅二十七岁的他“允以与林纾相同稿酬”③。1918年2月2日，张元济日记载：“胡适之寄来《东方》投稿一篇，约不及万字，前寄行严信，允千字六元。此连空行在内。与梦翁商送五十元。”2月15日，胡适回信，“谢收到润资五十元”④。胡适在该文的序文中说，“吾久许张菊生、章行严两先生为《东方》作文”，可见张元济对他有所期待。在张元济的支持下，胡适后来又在《东方杂志》发表不少文字。
1918年，希望商务印书馆与时俱进的张元济赴京寻求与北京大学合作，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教授进行了广泛接触。在讨论中，胡适发言很多，内容涉及出版内容、封面设计、排印版式、销路预测等方面，给张元济留下了深刻印象。这自然和胡适的学术素养和对出版业的一贯重视和关注分不开。于是，张元济开始注意胡适并派人托胡适代为搜罗人才和稿件。1919年4月8日，张元济转托陈宝泉约聘胡适，“月薪三百元”，“颇有借重之意”。⑤1920年1月，张元济与高梦旦商量编丛书，高氏建议编一种哲学、教育科学丛书，选西人名著，“托胡适之等人代办主持”，张元济同意“只以新思潮一类之书选十种八种”。3月，张元济与高梦旦谈，“拟设第二编译所，专办新事。以重薪聘胡适之，请其在京主持。每年约费三万元，试办一年”⑥。本年，张元济在北京积极活动，希望结识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更多次拜访胡适。这些行动都说明了作为“戊戌党锢孑余”的张元济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力图顺应时代，使商务印书馆跟上潮流。1921年，张元济和高梦旦正式邀请胡适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所，并表示了极大的诚意。在他们一再催促下，胡适利用暑期对商务印书馆进行考察之后，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王云五，并给商务印书馆写了一份改革报告。张元济之所以会看中胡适，原因可能有三：一是胡适年纪轻轻就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可以领导商务印书馆适应新的文化潮流。二是胡适对出版事业的热心和熟悉，使张元济很满意。例如，张元济认为胡适的改革报告建议切实可行，无大难行者。⑦三是胡适的温文尔雅不但赢得了张元济的好感，更足以使张元济相信，他不会使商务印书馆站到过激的立场上去。这样的人，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胡适虽然没有任职商务印书馆，但从此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对商务印书馆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与此相联系的是，胡适与张元济的关系也变得不同寻常了。张元济看重胡适，胡适也非常敬佩张元济。1922年底至1923年春，胡适身体不适，张元济十分关心；6月，胡适病症减轻，张元济“为主欣然”。⑧1926年5月，胡适知道张元济要辞去商务印书馆监理职务后，立即写信给张元济说：“我很盼望先生现在已打消辞意了。商务此时尚未到你们几位元老可以息肩的时机，所以我极盼先生再支撑几年的辛苦，使这个极重要的教育机关平稳地度过这风浪的时期。”⑨张元济回信表示：“辱承诲勉，曷胜感愧。弟亦知此是重要的教育机关，现在是有风浪的时期，亦未尝不思再支撑几年。但于事实上，再做下去，恐有损而无益。此中情形，笔墨不能代达，只可于他日见面时再详细谈耳。”⑩
1927年，胡适从美国经日本回国后，由于北方局势不稳，暂居上海，就住在与张元济对门的极司非而路49号，直到1930年底。这期间，两人过往密切。1921年，胡适在上海时，感觉“客中无书，竟不能作文”(11)。到了此时，胡适却勤于写作，相继完成《白话文学史》上卷、《菏泽大师神会传》、《神会和尚遗集》、《中古思想史长编》等重要学术著作，这要部分归功于张元济为他提供了大量史籍。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上卷“序言”中说：“我开始改作此书时，北京的藏书都不曾搬来，全靠朋友借书给我参考。张菊生（元济）借书最多，他家中没有的，便往东方图书馆转借来给我用，这是我最感激的。”(12)
两人留下的书信和日记足以证明这几年结下的深厚友情。1927年10月，张元济遭到绑架，胡适听说他终于平安归来，忙致函慰问：“连日虽不相见，然无日不神驰左右也。”十几天后，胡适又赠七绝一首：“盗窟归来一述奇，塞翁失马未应悲。已看六夜绳床味，换得清新十首诗。”并加注释，称赞张元济遭此变故却温柔慈祥，无一句怨毒之语。(13)1929年，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请张元济为他搜集中国用西文论述中日交涉的书，张元济请胡适代为选择；1930年，有人想在纽约设印刷博物馆，托胡适在国内购买宋版书，胡适则把此事托付给了张元济。(14)
1930年冬，胡适举家北上，定居北平。11月25日，张元济病中致信胡适：“闻台从即日北行，不胜瞻恋。平日以相见之易，悠悠忽忽，遂亦过从甚疏。今则君将远行，念及以后相见之艰，转悔前此之失于亲炙。”(15)胡适“读之甚感动”，并在日记中说：“住上海三年半，今将远行了，颇念念不忍去。最可念者是几个好朋友，最不能忘者是高梦旦先生，其次则志摩、新六。菊生先生太拘礼，每见客必送出大门，故我怕常去扰他，但他的功力之勤，任事之忠，皆足为后生的模范。能常亲近梦旦、菊生两公，是我一生的大幸事。”(16)1930年12月10日，胡适在给张元济的信中又表达了这个意思：“十一月廿五日，蒙先生扶病作书，十分感动。因不敢更劳动先生，故临行时也不曾到府上告行。但贪恋之私，至今不减。每念及在上海三年之寄居，得亲近先生与梦旦先生，为生平最大幸事。将来不知何时得继享此乐事，念之怃然。……惟望先生服从医生之禁约，停止校书工作，摆脱一切，一心静养，以慰许多敬爱先生者的渴望。”(17)1931年，胡适四十岁生日时，张元济撰了一副白话寿联以贺。其联云：“我劝先生常看着贤阃戒指，从今少喝些老酒；你做阿哥好带了小弟北大，享个无限的遐龄。”1月14日，胡适高兴地回信说：“这副对子好极了，将来先生病痊愈后，我想请先生写了送给我。”(18)1932年4月17日，张元济写信给胡适，为张树年在纽约写论文索资料事请胡适帮忙，并告以王云五、高梦旦近况。1933年6月18日，张元济和高梦旦来看胡适，临别，张元济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千万珍重！”胡适叹曰：“他们几位老辈之意真可感。”(19)
胡适也积极参加有关商务印书馆的社会活动。他一直是商务董事会委员；1933年成立的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张元济任主席，胡适是委员之一。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因部分设施被日军炸毁，商务印书馆被迫裁员。为使其中的学者免于失业，时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名誉秘书和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胡适积极帮助吸纳。抗日战争爆发后，商务印书馆遭受灭顶之灾。在张元济组织下，大批明清善本通过各种关系，分批安全寄抵香港。原想请当时任美国大使的胡适帮助运往美国保存，但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未能及时运出，被日军截获，战后才追回。
1937年，在日寇的铁蹄下，张元济编写了一本名为《中华民族的人格》的小册子，内容是从《史记》、《左传》、《战国策》等古代典籍中撷取人物故事，以表现中华民族的“人格”。张元济认为：“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就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20)1940年，张元济请胡适为这本书再版作“序”。8月18日，胡适在华盛顿写序，并在信中说：“张先生爱国忧国的深心，是我最佩服的。我也相信‘榜样’的功效远过于空言。”同时建议，“另选一些汉以后的中国模范人物的故事；时代比较近些，使读者感觉更真实，更真切；事迹不限于杀身、报仇，要注意一些有风骨，有肩膀，挑得起天下国家重担子的人物”。胡适还列出了马援、诸葛亮、陶侃、魏徵、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等二十多人的名单，供张元济选用。并提出，“我最盼望先生能写一部自定的年谱，留给我们后辈作个模范”(21)。
1946年5月，王云五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务，张元济又想聘胡适为总经理，胡适谢辞，推荐朱经农，张元济接受了。1946年7月，张元济请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为侄孙女祥保在北京大学谋一个助教之职，胡适很快做了安排，后来还亲自为她证婚。(22)1947年3月8日，张元济与胡适联络，主动要把商务印书馆寄存在北平图书馆的一部藏文《甘珠尔经》移存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收费“俟鄙馆异日急需用钱之时，再定办法”，其实就是赠送。(23)因为此书原是二十几年前胡适介绍购进的东方图书馆藏书。胡适写信给张元济表示感谢：此举“最可嘉惠学人，同仁至深感激。……此议由先生促成，敬此申谢”(24)。1948年8月，胡适请祥保转告张元济，嘱咐他“商务馆事勿亲琐屑”，张元济“甚感盛意”。(25)8月18日，朱经农与张元济商定，聘胡适为商务编辑顾问，审定文史哲书稿，月送车马费一亿元。
胡适为商务印书馆策划的丛书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作、发表的文章为数甚多。在北京大学一些教授的策划下，商务印书馆的“北京大学丛书”从1918年10月开始出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就是其中一本。1920年春，高梦旦专程北上，与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达成了出版“廿世纪丛书”的意向，由商务印书馆主编，北京大学教授撰写。该丛书1920年以“世界丛书”的丛书名出版，共收25种。1920年7月，胡适为商务印书馆拟定了出版“常识小丛书”计划的29个题目，后来的“万有文库”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胡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主要著作有：1922年1月，《章实斋先生年谱》；1919年2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初版（1931年第十五次印刷并收入“万有文库”）、《忠义水浒传》长序；1927年7月，《词选》（1947年出第三版），10月，《戴东原的哲学》；1930年，校阅《东西文化之比较》；1931年12月，《淮南王书》；1934年2月，杜威著、胡适译《哲学的改造》；1935年，《胡适论学近著》（1936年出第二版）；1949年3月，与黎锦熙、邓广铭合著《齐白石年谱》。另外，1939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藏晖室札记》（即《胡适留学日记》）在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1949年12月出第三版。1937年6月，胡适开始为商务印书馆编初中、高中国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出的教科书《初级中学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等，都是胡适校对。胡适还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文章。
胡适能够在商务印书馆与朋友们中间斡旋出版事宜，这和他与张元济的密切关系也是分不开的。1921年8月，胡适写信给周作人，希望把他们兄弟做的和译的小说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因为“《点滴》排印错误太多，殊使人失望。商务印刷，可无此病”。1922年夏，胡适介绍顾颉刚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员。1923年6月，高一涵写信给胡适，询问“不知商务书馆可否将我的《政治思想史》的版权税支付若干？你能代我交涉一下吗？”(26)1934年1月，胡适写信给周作人，说“已嘱商务于五六日内先送四百元来，如不敷用，乞再示知”。1936年4月11日，胡适致信梁实秋，说商务印书馆来信，对梁实秋的《奥赛罗》“有三四点小疑问，想请你复核一遍”(27)。1948年4月，何之瑜请胡适写信给张元济，以劝说其支持出版《独秀丛著》。
上海亚东图书馆是另一家与胡适有着深厚交情的出版社。胡适与亚东图书馆的创办人汪孟邹是安徽绩溪同乡，20世纪20年代胡适的绝大多数重要著作都是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但是，30年代以后，胡适的重心逐渐偏向商务印书馆。1924年5月，汪孟邹致函胡适时就不无忌妒地提到：“兄与商务感情与交谊均颇不错。”(28)1935年，长期由亚东图书馆独占的《胡适文存》出版第四集，胡适移到商务印书馆去印了。出版《胡适文存》一向是亚东图书馆的专利，汪孟邹努力劝说，还是不能让胡适改变主意。还有，如《胡适留学日记》，据胡适记载：“去年我回国之后，有些朋友劝我重印这部书。后来我同亚东图书馆商量，请他们把全书的纸版和发行权让给商务印书馆重印发行了。”(29)到了1947年，胡适干脆把《胡适文存》三集和四集的版权交给了商务印书馆。1947年6月30日，胡适“写信给梦邻，问亚东近年何以不印卖我的书，并问纸版现存否，如亚东不能印卖，可否将纸版借或卖与别家（如商务）印行？”(30)商务印书馆和亚东图书馆比起来，显然更具实力和影响。但胡适并非见利忘义之人，汪孟邹和张元济在胡适心目中的地位不同，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汪孟邹虽然与胡适很有交情，但他的素质不高，在胡适眼中可以说只是一个书商，而张元济则是胡适所尊敬的“老辈”，与胡适更有共同语言。
二
作为近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一生信奉民主政治，从《每周评论》到《努力周报》、《新月》和《独立评论》，他一再地控制不住自己“谈政治”的冲动。他自己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31)“在我一生之中，除了一任四年的战时中国驻美大使之外，我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但是在我成年以后的生命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32)
而张元济自从戊戌变法失败、从政界转入商界之后，一方面出于对民国政治的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商务印书馆相对独立和安定的地位，他从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性团体和集会。1919年7月，他辞去中华职业教育社议事员，原因就是“该社近来与闻政治”。(33)1919年10月8日，张元济在致高凤池的信中说自己“以喜新厌旧为事，故不欲厕身于政界”(34)。他小心地回避现实政治，比较典型的事例是拒绝代售康有为的《不忍》杂志和著作，拒绝出版《孙文学说》，一度使商务印书馆背上骂名。
从表面上看起来，胡适与张元济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表现并不相同，最后选择的归宿也不同。其实在民国时期，胡适是张元济少有的知音。张元济很少公开谈论政治，但在和胡适的通信中，却明确表达了他的政治态度。
1922年，胡适准备创办《努力周报》，正式谈政治。消息一出，高梦旦、王云五、张元济、陈叔通等这些商务印书馆的朋友齐声反对，担心他做“梁任公之续”。胡适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35)《努力周报》创刊后，商务印书馆是代售商，与胡适合作甚欢。1924年9月，高一涵在《晨报副刊》上责备商务印书馆为牟利而代售《努力周报》，胡适马上说明情况并责备了他：“‘商务’对《努力》的关系，并非谋‘红利’，乃是‘商务’里面有几位朋友赞成我们的奋斗牺牲的态度，故为有意的帮助。《周刊》出版后，‘商务’即破例愿为代售，并为代定。以几百万资本的公司，而担此三个铜子的小生意，至一年半之久，这是他们谋‘争红利’的表示吗？《周刊》之非挣钱营业，人皆知之。……我深知‘商务’此番全出于好意的友谊，而你说的话太过火了，使我觉得很对‘商务’不住。”胡适同时又写信给《晨报副刊》进行说明，并说：“努力社有几个社员现在商务编译所，这是第一层关系。商务管理部有几个老辈，对于我个人的友谊，是第二层关系。当《努力周报》出版以后，张菊生、李拔可、陈叔通诸先生皆曾表示赞成我们的主张。”(36)由此看来，对胡适在《努力周报》上的主张——以《我们的政治主张》为代表，张元济是赞同的。
20世纪20年代末，在以《新月》为阵地的人权论战中，胡适的自由主义主张有了明确的表述，张元济也是支持、赞同的。1929年6月，张元济看到报纸的《新月》广告中有胡适的《人权与约法》一文，马上写信给胡适索取该杂志并称其文为“当今顶门针”。当天收到胡适的复信和赠书。在文中，胡适呼吁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保障人权。第二天，张元济致信胡适：“现在街上有一群疯狗在那里乱咬人，避的避，逃的逃，忽然间有个人出来打这些疯狗，那有个不赞叹他呢！但是要防着，不要没有打死疯狗反被他咬了一口，岂不是将来反少了一个打狗的人？”(37)胡适回信说：“我的那一篇文字，承先生赞许，又蒙恳切警告，使我十分感激。……素知先生富于积极精神，故敢发狂论，千万请鉴察。”(38)此后，胡适又在《新月》上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从对待古文、思想言论自由、文化等方面说明国民党是反动的。教育部因此对胡适发出警告令，胡适将此令油印多份，分送友人。张元济收到后回信说：“鄙见窃愿我兄置之不答，正所以保我尊严也。犹忆数年前美国某邦不许学校教师讲授达尔文学说，世界认为奇谈。以彼例此，均听其留作学术史之资料，供后之评议可耳。”(39)1930年1月10日，张元济写信给胡适：“昨承示《新月》一册。展读大著并罗君压迫言论、黄君苏俄统治两文，真所谓有关世道人心之作。国人遍饮狂泉，安得以此药而醒之。”1930年4月16日，张元济在给胡适信中说：“恐怕革命成功之后，统一的专制局面又回来了，学术思想的自由仍旧无望，这便怎好？”(40)5月3日，又说《新月》上的文字“真人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41)。1931年1月18日，张元济写信给胡适：“阅报知罗君隆基因诋毁国民党，撤退光华教授，仰何可笑？又在《新月》读被捕始末，此君的是美才。”(42)
1932年3月，张元济写信给丁文江，表示知道丁文江和胡适“将于本月同出一周报，制造言论，以图改革政治。闻之尤为欣慰。吾辈决不欲与国民党争政权，亦不欲推翻其天下，但不能不责其必须改过”，具体到军政、财政、民政、实业、交通、教育等，都存在问题。(43)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不想组织政党，不想取什么政党而代之，故对现在已得中国政治权的国民党，我们只有善意的期望与善意的批评。我们期望它努力做的好。因为我们期望它做的好，故愿意时时批评它的主张，组织，和实际的行为。批评的目的是希望它自身改善。”(44)张元济所说的“周报”，指的就是1932年5月胡适于北平创办的《独立评论》。张元济翘首以待，4月19日就询问胡适：“拟办周报，屈计此时当已出版。何上海尚未之见，延企不已。”5月9日又问：“周报不知何日可出版？引领以盼。已托北平分馆代订一份。”(45)1936年底，《独立评论》因开罪宋哲元而被迫暂时停刊，张元济为此悬心，并在1937年初问胡适：“《独立评论》何时可以复出，极想望。”到了1937年2月12日又表示：“《独立评论》至今未曾复版，痛恨无已。”(46)可见，张元济在胡适公开谈政治的各个时期，对他都表示支持和关注，对其政治的基本主张也是赞成的。
张元济自己很少公开谈政治，但是从他的行为和私人信件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政治态度。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被日军炮火炸毁。张元济三十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痛心之情可想而知。胡适马上写信慰问，鼓励张元济乐观对待。张元济回信说：“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箦。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兄作乐观，弟亦不敢作悲观也。所最望者，主持国事、皈依三民主义之人，真能致民于生，而不再致民于死，则吾辈或尚有可措手处。否则，摧灭者岂仅一商务印书馆耶！……近人好以党国并称，弟窃恐二字不能并存，且恐并亡。未知卓见以为何如？”(47)张元济对国民党始终抱有成见。1932年，他就提醒侄儿张树源，政界的事定然每况愈下，让他脱离政界，去公司谋职，自食其力。(48)1934年5月27日，张元济致信张树源，再次强调：“我意汝最好就技术上谋事，勿与政治界相连。”6月2日，又说：“汝至今自知尊重，未曾入党，此我所最欣慰者。”(49)这里的“党”，指的就是国民党。1947年8月2日，张元济致信胡朴安先生治丧委员会：“贵会误认鄙人挂名党籍，属令发起，斯则万万不敢附骥。且近来避世墙东，凡属公共事务，均不愿厕身其间。”(50)同样众所周知，胡适也终生未曾加入任何党派。
1937年，上海发生“纱交风潮”时，张元济致信《大公报》，力主严办贪污官吏：“国家困穷，小民日受剥削，几无生路，若辈贪污至此，可谓全无心肝。……敢请贵报续撰评论，得此层明白揭破，使法院不敢含糊了结，各银行亦不敢代为隐瞒。倘使贪吏伏法，政局澄清，国家前途，庶犹可望。”胡适读到这封信后深受感动，也致信《大公报》：“张先生是七十一岁的老翁，他对于国事还如此热心，真可以使我们年青人惭愧，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最好的公民模范。……如果人人都能像张菊生那样爱打不平，爱说正话，国家的政事就有望了。”(51)1938年，胡适临危受命出任驻美大使；8月11日，他致信张元济说：“一家一校在此时都是小事，都跟着国家大局为转移，国家若能安全渡过此大难关，则家事校事都不成问题。若青山不在，何处更有柴烧？适所以恋恋不忍舍去者，只想在此能出一分一厘力量，于大局稍稍有所挽救耳。先生向来好管闲事，想能谅解此愚忠，不以为妄也。”(52)张元济的“好管闲事”，可能只有胡适才能了解。
抗日战争结束后，胡适与张元济的政治态度有所分化。胡适虽然一再拒绝蒋介石对他加入政府的邀请，但是仍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上；张元济却开始明确表达对国民政府的不满。1946年，蒋介石回到南京，邀请知名人士举行茶会，在所有被邀的人士中，只有张元济拒绝出席。张元济曾表示，希望国民大会“果能将一党专制从此结局，还政于民，得此实行”。(53)1948年9月23日，南京举行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暨第一届院士会议，张元济和胡适两人代表院士致答词。胡适的发言侧重学术方面，张元济的发言则大胆谴责了国民党的内战行径。他说：“抗战胜利，我们以为这遭可以和平，可以好好的改造我们的国家了，谁知道又发生了不断的内战。这不是外御其侮，竟是兄弟阋于墙！我以为这战争实在是可以不必的。根本上说来都是想把国家好好的改造，替人民谋些福利，但是看法不同，取径不同。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商量的。……有人告诉我，胡适之先生在北平每天不能全吃饭，晚上都是喝粥，我听见十分难过。……我们要保全我们的国家，要和平；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要和平；我们为国家为民族要研究种种的学术，更要和平！”(54)散会后，张元济乘胡适的车回商务分馆。在车上，胡适说：“先生的发言似太煞风景。”张元济笑而不答。(55)在内战后期，张元济写了二十多首讽刺针砭时事的诗。
三
张元济自幼接受的是科举应试教育，而且十分顺利地考取进士；胡适的思想和知识构成比张元济一代要新得多。但是，他们都脱离不了传统的影响。唐德刚说：“适之先生基本上也是个国学大师，他的治学大体上也是以‘整理国故’为主的。离开古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胡适之就‘缴械’了。”(56)罗志田说，胡适借整理国故“沟通”了许多旧学者(57)，张元济应当是其中之一。张荣华在《张元济评传》中指出，20世纪30年代以后，胡适的治学从力求通核变为推崇考据，其中就有张元济的影响。(58)
胡适认为国学在中国文化中地位非常重要，他既反对放弃国学，也反对固守传统国学，而是提倡以价值中立的态度对“三千年来支离破碎的古学，用科学方法作一番有系统的整理”。1919年11月，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正式提出“整理国故”：“新思潮的意义对于旧有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59)胡适的整理国故以史料的考订、整理为主，属于微观史学。“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不先弄明白了它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60)
张元济同样热衷于古籍的整理出版，并为此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他曾在致傅增湘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高度责任感：“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籍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份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61)张元济用“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十六字来概括自己抢救善本古籍的方式和历程。经张元济多年努力之后，商务印书馆拥有的古籍善本和珍本在全国首屈一指。
张元济利用商务印书馆的有利条件，重新校印了大量古籍，其中以《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为最重要和知名。这即使不能看作对胡适“整理国故”号召的直接反应，至少也是这个工作的一部分。《四部丛刊》1919年开始编印出书，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丛书，集经、史、子、集之书323种，共8548卷，1922年印成。1934年，张元济继续搜罗，印成《四部丛刊》的续编、三编。《百衲本二十四史》开始出版于1930年，1936年出齐，全书分装820册。《二十四史》的刻本流传到清末的并不多，流通最广的清武英殿本也存在不少脱文讹字。张元济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目的就是要纠正“殿本”的错误，保持史料的真实性。他继承和发扬校雠学的传统，利用现代印刷技术，为大批古籍保存了原貌，为学者提供了阅读和校勘比较可以依据的本子，对史学界是一个重大贡献。张元济的工作，不但把商务印书馆的营业同保存古典文化遗产成功地结合起来，更把学术出版与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结合起来。对此，胡适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
胡适很早就注意到了张元济的工作，在1921年6月14日的日记中说：“商务所印行的《四部丛刊》真是寒士的一大利益。”(62)1927年10月16日，胡适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说：“公校书如此之勤，使我敬服惭愧。”12月10日，在信中又说：“承赐借《旧唐书》，先生的校注极有用处。……倘非得先生用宋本校补之本，我竟不知此传的本来面目了。……盼先生早日将校本全史付印，以惠学者。不知曾有意于此否？”(63)几天后又来信说：“先生校全史之工作，真可敬佩，令我神往。鄙意以为先生宜请一二助手，先将已校各书过录一二副本。……整理全史，今日已不容缓。”张元济回信说：“校史事荷兄鞭策，益思奋进。……如需用何书，乞示，当属图书馆检送。”(64)张元济还接受了胡适的建议，招聘多名助手，并于1930年8月成立校史处，专门负责“衲史”的初校工作。1930年3月，胡适致信张元济：“《廿四史》百衲本样本，今早细看，欢喜赞叹，不能自已。此书之出，嘉惠学史者真不可计量！惟先生的校勘记，功力最勤，功用最大，千万不可不早日发刊。若能以每种校勘记附刊于每一史之后，则此书之功用可以增不止百倍。……校勘之学是专门事业，非人人所能为，专家以其所得嘉惠学者，则一人之功力可供无穷人之用，然后可望后来学者能超过校史的工作而作进一步的事业。”11月21日，胡适正准备北上，知张元济有病，“甚为挂念”，“先生太劳，万望稍停校书之事；用全力调息尊体，即是为学术界造福了”。(65)
不同于以往的藏书家以“藏”为宗旨，秘不示人，张元济藏书和编书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读者。为了便于存放和公众阅读搜集到的古籍，1909年，商务印书馆的图书室发展、扩充为图书馆，正式命名为涵芬楼。张元济又以自己的影响力促使商务印书馆建成东方图书馆，1926年正式向社会开放。(66)张元济曾在一首诗中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中原文物凋残甚，欲馈贫粮倍苦辛。愿视化身千百亿，有书分饷读书人。”这种精神深为胡适所赞赏。
1936年，是张元济七十整寿，蔡元培、胡适、王云五等发起编印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代序是王云五起草、胡适修改的。文中说：“我们最敬爱的朋友张菊生先生……在过去几十年间不断为社会努力，为学术努力……张先生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他兼有学者和专业家的特长。……他在学术方面本有很广博的兴趣，很渊深的造诣。涵芬楼所印的古籍，皆是他所提倡指示。退休以后，十年之中，他用全力校勘全史，其搜罗之勤，功力之细密，皆见于他的百衲本《廿四史》跋文及校勘记。这一件伟大的工作，在他七十岁生日之前后，大致可以完成；这也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可纪念的一件事。”并称张元济为“学者与学术界的功臣”。(67)该文集中收入的胡适的作品是《述陆贾的思想》，认为陆贾“圣人不空话，贤者不虚生”的人生观最接近张元济的处世精神。(68)
胡适自称从1943年11月开始研究《水经注》，到他去世，花费了近二十年时间。在胡适的《水经注》研究中，张元济是他的积极支持者，帮助他搜求各种珍本。1946年1月14日，胡适写信给张元济，汇报近年研究《水经注》的收获：“知先生曾注意此事，故偶述近年研究所得，以释百年之疑窦，将来归国（约在三月中起程——原注），当详细陈述，以请教于先生。小儿祖望先归国，敬嘱其到府上问候起居。相见不远，伏乞珍重。”(69)1946年11月6日，张元济询问：“《水经注》已卒业未？甚念。”(70)1947年2月14日，胡适向张元济讲述一则校对《水经注》事，“在此天地翻覆之日，我乃作此小校勘，念之不禁自笑。姑写陈先生，以博先生同情之一笑”(71)。
1947年5月22日，胡适在给萨本栋、傅斯年的信中，提出他拟推荐的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单，并特别提出三位老辈，其中就有张元济。“他对于史学的最大贡献是刊行史籍与史料，他主持的《四部丛刊》与百衲本《廿四史》等，使一般学者可以容易得着最古本的史籍与古书，其功劳在中国史学界可谓古人无与伦比。我曾想，百衲本《廿四史》的印行，比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还更重要。”(72)
胡适曾说：“凡受这个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他们的人格的崇高可爱敬，在中国古人中真寻不出相当的伦比。”(73)张元济便是胡适所列出的九个人之一。1951年8月，张元济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部《干部履历表》拟草，在“社会关系”栏填道：“安徽人胡适，初见其文字，勇于提倡白话文，居亲丧不为习俗所诱。余颇重其为人，在上海居同里弄，衡宇相望，时相过从。后入京任北京大学校长，音书不断。解放前将去美，曾劝以研究学术，异日回国，仍可有所匡助。自出国后，遂隔绝矣。”(74)迫于当时环境，此草稿后来正式填表时删掉了。
张元济和胡适在年龄上有着二十四岁的差距，在变化急剧的近代中国，是从知识结构到处世观念和文化理念完全不同的两代知识分子。张元济翰林出身，参加过戊戌变法，而胡适“一生思想和志业的定型时期”是留美七年(75)，接受的是典型的西方教育。作为新旧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经历和思想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两人在很多方面又有着基本相同的态度和理念，更由此结为“忘年知音”。胡适和张元济的关系很有代表性，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巨大变化中的契合和衔接，也是中国传统士人精神延续和传递的例证。
注释：
①张荣华：《张元济评传》，第126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对于两人的关系和交往，学术界已经有所注意。例如，柳和城的《两代学人、一对挚友——张元济与胡适的交往》，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9(1)；陈达文的《胡适与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不过，这些文章所用的史料仅限于《胡适的日记》、《胡适来往书信选》。
②③⑥⑦⑧⑩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第144、149、182、186、213、235、2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④《张元济日记》（上册），第353-3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⑤《张元济日记》（下册），第564、576页。
⑨《胡适致张元济》（1925年5月7日），收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2页。
(1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三），第396-39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12)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序言》，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8)，第14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3)(14)(18)(22)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第295、296、332、344、349、515、535页。
(15)《张元济致胡适》（1930年11月25日），收入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中），第8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6)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第883页。
(17)《胡适致张元济》（1930年12月10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第524页。
(19)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六），第225-226页。
(20)张元济：《编写中华民族的人格的本意》，见《张元济诗文》，第2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21)《胡适致张元济》（1940年8月18日），见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19)，第497页，合肥，黄山书社，1994。
(23)(25)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第521、534页。
(24)《胡适致张元济》（1947年5月21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第1099-1100页。
(26)《胡适致周作人》（1921年8月30日）、《高一涵致胡适》（1923年6月12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32、207-208页，中华书局，1980。
(27)《胡适致周作人》（1934年1月18日）、《胡适致梁实秋》（1936年4月11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第606、686页。
(28)《胡适致汪孟邹》（1924年5月5日），见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27)，第345页。
(29)《〈胡适留学日记〉重印自序》，见《胡适留学日记》（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30)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七），第659页。
(31)胡适：《我的歧路》，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第363页。
(32)《胡适口述自传》，第4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33)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第172页。
(34)《张元济致高凤池》（1919年10月8日），见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下），第945页。
(3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三），第552页。
(36)《胡适致高一涵》（1924年9月8日）、《胡适致〈晨报〉副刊》（1924年9月9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第339-340、342页。
(37)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第426页。
(38)《胡适致张元济》（1929年6月2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第483-484页。
(39)《张元济致胡适》（1929年10月7日），见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中），第826-827页。
(40)(45)(47)《张元济致胡适》（1930年1月10日）、（1930年4月16日）、（1932年5月9日）、（1932年2月13日），见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中），第827、828、830-831页。
(4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第720-721页。
(42)(46)(48)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第349、433、434、367页。
(43)《张元济致丁文江》（1932年3月），见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上），第3页。
(44)胡适：《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1)，第165页。
(49)《张元济致张树源》（1934年5月27日）、（1934年6月2日），见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中），第718、719页。
(50)《张元济致胡朴安先生治丧委员会》（1947年8月2日），见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下），第1326页。
(51)《胡适致〈大公报〉书》（1937年7月8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第728页。
(52)《胡适致张元济书》（1937年8月11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第730页。
(53)《张元济致胡适》（1946年11月28日），见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中），第836页。
(54)张元济：《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开幕式上致词》，见《张元济诗文》，第227页。
(55)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第214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56)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19页，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
(57)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40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58)张荣华：《张元济评传》，第128、129页。
(59)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第558页。
(60)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第5页。
(61)《张元济致傅增湘》，转引自《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第261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6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三），第315页。
(63)《胡适致张元济》（1927年10月27日）、（1927年12月10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第404、407页。
(64)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第299页。
(65)《胡适致张元济》（1930年3月27日）、（1930年11月21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第505、522页。
(66)詹文君：《略论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的贡献》，载《历史教学问题》，2007(1)。
(67)高平叔：《蔡元培与张元济》，见《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58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68)蔡元培、胡适等编：《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见《民国丛书》第二编，第九十八册，第83页，上海书店，1989。
(69)《胡适致张元济》（1946年1月14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第1063页。
(70)《张元济致胡适》（1946年11月16日），见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中），第836页。
(71)《胡适致张元济》（1946年2月14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第1087-1089页。
(72)《胡适致萨本栋、傅斯年》（1947年5月22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第1101页。
(73)胡适：《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第412页。
(74)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第564页。
(75)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见《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13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