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制度建设促进国家持久繁荣——阿西莫格鲁对中国的思考与启示
□ 翁 嫣
摘 要： 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分析全球经济走势，离不开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沿着制度分析的思路，关注政治与经济两个领域的相互作用，认为政治权力的分配在经济制度的变迁中起到决定作用，包容性制度是国家持久繁荣的根本原因。阿西莫格鲁的观点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必须坚持创新发展的理念，约束公共权力，推进包容性制度建设，提升制度质量，从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关键词： 包容性制度 国家繁荣 阿西莫格鲁 中国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以来，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让世界经济持续承受下行压力。即使经过十年的恢复，世界经济才摆脱压力，但复苏动力不足，平均增速仅为3.5%，L型曲线反映出世界正面临“新增长陷阱”。对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而言，尽管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但依然面临着诸如产能过剩、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那么，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持续增长的现象？如何保持国家的持续繁荣？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西方学者不约而同地把实现40年高速发展的中国称为“中国奇迹”、“中国故事”，并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机制冠以“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据统计，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复苏的贡献率达到50%，[1]成为推动世界走出危机阴影的重要发动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奇迹”是“中国进行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现代化项目”(潘凯.·米施拉，2006)① 2006年4月的汉诺威博览会上，印度著名作家、出版家潘凯.·米施拉(Pankaj Mishra)在北京接受德国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当前需要反思西方新自由主义，质疑西方国家的优越感，将“中国模式”作为理解资本主义衰落和西方社会危机的一面镜子(洛丽塔·纳波利奥尼，2013)。[2]中国经济生产率仍然存在巨大的快速增长空间，使得中国经济具备了更为强健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科斯，2013)”，[3](P264)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是光明的。
奇巧生知道事情不妙，硬是挣扎着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驾驶区。可是操作盘一点儿也不听使唤，奇巧生情急之下一使劲，只听“咔嚓”一声响，操作盘直接被他掰（）断。
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是中国政治发展、文化建设与社会治理等方面综合改革的结果。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贝茨、青木昌彦、阿夫纳·格雷夫等学者研究了经济发展的制度根源。这也促使学者在逻辑上思考政治发展的经济归因，或者经济发展的政治归因。沿着制度分析的思路，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研究国家繁荣之道。这对我们从更丰富的角度来认识和思考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的持久繁荣提供新的启发和思考。
出生于土耳其的美国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现为麻省理工学院应用经济学教授，2005年获得有经济学领域“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阿西莫格鲁堪称政治与经济“跨界”研究的典范，是一位极为多产的学者，主要著作有：《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现代经济增长导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等，另外发表论文不计其数。他的研究领域极为宽泛，工资和社会不平等、劳工运动、公共政策和政党政治、殖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威权体制和民主化，在这些领域他都有很有分量的成果发表。他说诺斯等制度主义学者影响很大，是制度主义学派集大成者。当然，也有学者批评他缺乏原创。在对他的批评中，尤以福山为甚。福山甚至用“新词主义”来批评他。
第三，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度某些时候是混合状态，是不稳定的。由此，阿西莫格鲁提出，包容性政治制度下的汲取性经济制度长期存在可能性较小。且包容性经济制度既不支持汲取性政治制度，也不得到其支援。除非转变成汲取性经济制度，被少数掌权者牟利，或其创造的经济动能足够动摇汲取性政治制度，进而推开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大门。包容性经济制度也倾向会削弱汲取性政治制度下的少数统治精英所能享受的经济利益，因为这些制度将面对市场的竞争，且将受到社会其他人的合约与财产权的限制。
阿西莫格鲁认为，制度影响权力关系，进而改变或者固化资源分配结构。阿西莫格鲁深化了制度主义的利益集团和精英联盟理论，强调制度是由优势利益集团通过影响当前和未来资源分配的政治力量来决定的。政治权力分配对经济制度变迁起决定作用。精英联盟支配和主导经济和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中，为什么有些国家走向民主化，有些国家则否？原因在于精英联盟的制度选择。政治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在于精英联盟对于制度和利益、民主和秩序等相互冲突价值的选择。民主的发生和存续受到经济结构的影响，产业经济结构(资本密集度)、产权分布的人群结构(中产阶级等)、资本与贸易在全球流动的结构(经济全球化)是核心变量。
阿西莫格鲁对中国的关注，并不仅仅局限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还关注于宋朝和明清以来中国由长期停滞走向快速成长的轨迹。阿西莫格鲁认为任何一个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都要思考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注] 2013年12月，阿西莫格鲁来到中国，参加“财新峰会：经济发展与中国改革研讨会”并作主旨发言。 ，因为中国持续开展经济体制改革、脱贫致富，对全球贫困问题的解决做出了突出贡献，对全球其他国家有非常重要的借鉴。对中国的研究，阿西莫格鲁重点突出两个问题：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二是面向未来，中国能否延续迅猛的发展势头，从中低收入国家成功转型到中等收入、中高等收入以及高收入国家。
二、国家繁荣的制度基础
阿西莫格鲁关注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的相互作用，强调政治权力分配对经济制度变迁的决定作用，通过将“制度”作为国家繁荣的主线和归因，并采用经济分析、量化研究以及历史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解析制度对权力结构、经济绩效、和国家兴衰的影响，并诠释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两者之间的关系。概言之，制度决定了资源分配，使得“制度逆转”驱动“财富逆转”，在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下国家才能持续繁荣发展。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制度是个不断调整和改革的过程，随着近年来中国政府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对腐败的零容忍，以及科技和经济领域的创新趋势日益显著。阿西莫格鲁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仍旧没有脱离汲取性经济制度的范畴，其主要在于重新调整市场的角色进而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但他也在不同场合表示，他看到中国已经认识到并且高度重视从资源重新配置的追赶型经济转向创新型经济的发展路径。因为追赶型增长依靠的是技术转移、外包生产，当中国工资成本趋于上升之后就越来越丧失比较优势。“中国要从利用技术转向产生技术，需要……新的根本性的创新。这种可能性并不小，因为中国社会和企业在上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中表现出很强的创造力。中国的制度升级到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只有这种结合才能支撑创新和‘创造性破坏’”。
阿西莫格鲁最引人注目的理论成就，在于强化了制度与国家兴衰的逻辑关系，提出“制度逆转”驱动“财富逆转”的重要命题。阿西莫格鲁将制度作了“好制度”与“坏制度”的区分，认为包容性制度是好制度，汲取性制度是坏制度。他确认和强调了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国家长期保持兴盛的根本原因。汲取性制度虽然也能刺激经济增长，但汲取性制度下的增长不可持续。国家经济和政治失败的解决方案是把汲取性制度转变成包容性制度。当然，阿西莫格鲁的政治发展理论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其某些概念和术语的界定空泛模糊，理论的解释力不足。另外，我们也要看到他的理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对中国发展的某种误读。但是，瑕不掩瑜，阿西莫格鲁从制度层面揭示的政治经济的逻辑和国家兴衰的规律，确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启示。在当前我国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阿西莫格鲁的政治发展理论，有助于我们抓住国家制度建设的主线，警惕精英群体的寻租联盟倾向，把握权力和制度、经济结构和政治发展、经济增长与国家能力建设的逻辑关系，进而实现国家持久繁荣和长期稳定。
2001年9月，Honeywell公司研究人员，利用脉冲声波的音量声强快速变换，让人能够在密闭空间的强反射环境下，大致分辨出声源方向，并对浓烟情况下有指向性脉冲声音引导与无声音引导进行了对比测试。测试结果显示，有方向引导作用脉冲指示音频的引导效率，是无方向引导作用脉冲指示音频引导效率的4倍以上。
其实，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政府的自我革新密切相关。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在持续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全面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适时调整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边界，进而大力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4]杨小凯曾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是交易成本不断下降的过程，张五常进一步分析指出中国县域竞争极大地降低了制度成本，在民营企业发展进而在激活整个国民经济活力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1)四种中心锥结构水力旋流器内压力场与速度场均呈轴对称分布。适当的减小上锥段底角能增大径向压力梯度和最大切向速度，有利于固液分离从而提高分离效率。
三、包容性制度与国家持续繁荣：阿西莫格鲁的分析框架
阿西莫格鲁制度论的核心聚焦在如何处理好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度的复杂关系。
(一)政治与经济制度
作为管理经济交易的制度，经济制度分为汲取性、包容性两个理想型。现实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在汲取性经济制度中，产权保护欠缺，有更多行业壁垒和不公平竞争，市场运行不畅——这些往往有利于利益集团或特定政治群体。有别于汲取性经济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更多地强调安全的产权保障、零壁垒的行业进入以及公平公正、法律健全、充满市场活力的竞争环境，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普通民众在这种制度环境之中都能公平参与经济活动，使得社会具有极大的流动性。
经济制度不是存在于真空中，它们建立在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而政治制度又可以分为汲取性、包容性两种类型。在汲取性政治制度下，少数人掌握和集中了极大的权力，权力缺少应有的约束、监督和平衡，法治也难以健全，汲取性政治制度的极端情形就是极权。与之相反，包容性政治制度通常具有“多元主义”(pluralism)的特征：权力广泛分布于社会不同群体之中，政治权力会在不同形式上受不同集团的约束监督。
在对中国的研究上，他的主要论述建立在以下三个基本认知上：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成长源于邓小平等人推动的市场改革，以及由市场改革引发的经济转型过程。二是中国的成长是快速投资的结果，即基于追赶效应、输入外国技术，以及输出低端产品。只有“创造性破坏”产生的创新驱动才能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三是中国的持续繁荣的关键是向包容性制度转变。
图1 政治、经济制度组合矩阵
如图1所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有四种可能的组合。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类型相同的国家相对更稳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类型不同的国家不太稳定。比如，如果一个国家是包容性经济制度与汲取性政治制度的组合，开放的经济体系与集中的权力之间的矛盾，将导致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么经济体系趋向封闭，要么政治权力趋向广泛分布。包容性经济制度需要以经济自由、公平竞争的环境和一些制度性的基础为条件。经济增长必须伴随体制改革，否则经济将不能持久稳定地增长。
在短期内汲取性经济制度与汲取性政治制度、汲取性经济制度与包容性政治制度以及包容性经济制度与汲取性政治制度的这些组合类别都有可能带来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既不稳定也不能持久。比如，苏联在经历过一段经济停滞之后，让资源从农业部门配置到工业部门，提高了投资率、生产率，也经历了一段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但1970年代苏联经济模式暴露的问题一览无余。
“器用”和“艺用”，即实用和审美，是研究工艺美术无法绕开的话题。因为，实用性是工艺美术作品与纯艺术作品最根本的区别。这在“漆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漆艺”可以与其它工艺美术门类相配合，为它们做器表装饰，也可以作为独立的器具，它还可以是纯美术意义上的漆画、漆雕塑作品。回溯历史，“器用”和“艺用”的轮回是贯穿整个历史的。而今，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节点研究现代立体漆艺，仍然无法跳脱“器用”和“艺用”等问题的讨论。不论我们是否将之看作偏向纯艺的创作，即“艺用”之物。曾经的“器用”和“艺用”相互交织的漆艺创作史，前辈们在塑型、髤漆等方面的技术经验和审美认识，都是我们不应抛却的丰厚资源。
(二)汲取性制度与包容性制度
在阿西莫格鲁看来，建设包容性制度是促进国家持久繁荣的关键，而包容性制度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内容：
第一，包容性制度包括包容的经济制度和包容的政治制度。包容的经济制度是发展机会的均等，而不是被少数人或集团垄断。包容的经济制度需要安全的财产权和经济机会，不只是给精英，也要开放给社会的各领域，赋予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政府往往是公共服务的关键提供者。因此，包容的经济制度促进经济活动的活跃、生产力的成长和经济的繁荣，并不断推动科技、教育进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广泛地授予权力，消除剥夺行为和准入障碍，充分地集中化和多元化，解除对市场机能的压制，消解为少数人谋利的经济制度。
第二，阿西莫格鲁认为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互依存。包容性政治制度是包容性经济制度赖以生存的土壤，权力在社会中广泛分配，且权力的行使受到节制。同时包容性经济制度创造资源分配的平等环境，进而推动包容性政治制度长期续存，使控制政治权力的人无法轻易建立汲取性经济制度并牟利。
对于以大众传播为目的的普及本古代典籍，主要关注典籍的内容价值，对文字的排印以便于受众的阅读理解为目标，采用简体字，弃用繁体字，坚决避免繁简混杂，交替使用。在繁简字问题上，我们理应遵循国家的相关规范和法规，参照权威的规范性辞书，以决定取舍。关于繁简字的使用规范，相关的法规目前有以下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关于地名用字的若干规定》。具体执行起来，可以依照以下六个表：《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现代汉语常用汉字表》《现代汉语通用汉字表》和《通用规范汉字表》。至于权威工具书，可以参考《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
7.大力推进渔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突破性发展水产流通业和水产品加工业，引导鼓励加工企业加强技术改造和调整产品结构，开展产品深度研发，走精加工、深加工之路，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同时大力发展休闲渔业，着力培育休闲渔业创新经营主体，积极开展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创建。拓展营销渠道，积极推进订单水产、农超对接、直供直销、电子商务等新型水产品流通模式。
作为一个新制度主义者，“制度”是其研究主线。阿西莫格鲁拓宽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全面解析了制度与权力、制度与经济增长、制度与国家兴衰、经济制度与政治发展等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强化了制度主义对于解释政治发展和国家持续繁荣的分析视角。
第四，汲取性政治制度中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且以两种不同但互补的方式存在。一种是在汲取性经济制度中，精英直接将资源配给到由他们掌控的高生产力活动时，成长仍可能发生。另一种是在汲取性政治制度中，仍然允许某种程度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存在。
四、以制度革新推动高质量发展
诚然，阿西莫格鲁对中国经验的解读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但他从制度层面揭示的政治经济的结构逻辑和国家兴衰的规律，确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启示。
因此，中国提出的包容发展理念的内涵比阿西莫格鲁的观点更为丰富，更具实践性和时代意义。我们正在进行一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进一步发展更加包容的制度体系和制度环境，鼓励创新，提高效率。
(一)坚持创新发展的理念，推进包容性制度建设
繁荣的社会一定会鼓励具有鼓励要素积累创新和资源有效配置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其中主要包括几个层面：产权保护、平等竞争的环境、公正的法律、新企业行业进入自由度、个体职业选择自由度等。总而言之，包容性经济制度能够使绝大多数人充分发挥天赋技能，并做出符合自己条件的选择。其中，产权保护处于中心位置，也是保护投资、提高技能和生产率的基础。
实际上，我国政府已经将包容性制度建设作为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早在2009年和2010年亚太经合组织重要会议上，中国国家领导人就多次倡导“包容性增长”，主张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强调以人为本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把人作为发展的前提和根本目的，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5]与此同时，我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努力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包容性增长之路。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治制。包容性增长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方案”也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备受关注。同时，自我完善、自我革新是中国模式的生命力源泉，未来应该继续坚持创新发展的理念，加快制度改革，推动简政放权，提高国家能力建设，释放、激发社会活力，进而促进国家持久繁荣。
(二)约束公共权力，推动政府治理转型
要治理，先治权。国家进步和经济繁荣有两个必须同时满足的条件，一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二是广泛分布且互为有效制衡的权力结构。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是权力结构的调整。通过向市场、企业、社会以及地方政府放权、分权，形成新的政府、市场、企业、社会的权力结构，释放了各个有机体的选择权和发展权。中央集权在基础设施建设、宏观调控、社会稳定等宏观层面的核心作用十分重要。在中观层面，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的巨大变化，也源于权力结构的优化和资源配置的调整，以及主体活力的释放。权力结构和制度体系是否能释放市场活力，是否能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源，是问题的关键。唐志军认为林毅夫的“要素禀赋导致产业结构”观点缺乏现实基础，关键应是“企业家精神的发挥”。[6]实际上，两位学者的观点是基于不同的条件。在改革之前和改革初期，权力结构调整带来的市场活力尚未充分发挥之时，“要素禀赋”确实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在“追赶型经济”的阶段性发展过程中，也依然很难脱离“要素禀赋”的基础。而当权力结构更为优化、良序市场运行步入正轨，市场主体对产权保护充满信心，投资意愿强劲，投资绩效符合预期，一个正向循环就加速形成：无论是区域经济还是企业经营，都让“企业家精神”充分释放，这种跳脱资源禀赋的掣肘、“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创业创新行为，集合成科技创新和创造性破坏的创新型经济模式，并不断加速自我强化。
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真的，十六年我从来不知什么叫高兴。我以为高兴和我无缘了。没想到，突然收到你的信。你想我能不高兴吗？这是我十六年来第一次拥有一个最快乐的日子，比过节还开心快乐。
我国开展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经济、社会的管理转向经济、社会的治理，首先就是减权制权。需要削减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即进行一场基于行政权力行使方式合理性的减权制权。减权基于两个原则：一是法律法规，即不合法不合规的权力一律减除。二是社会成本[注] 政府权力的存在是因为市场失灵，一旦发生垄断、环境污染、极大贫富差距等市场失灵问题，就需要政府权力干预。但政府权力的存在和扩张，会提高社会成本，如行政审批、行政定价、行政收费以及各种形式的行政干预。 ，即回归权力的起源，权力的产生就是为了降低社会成本，因此权力边界以不提高社会成本为限制。例如，浙江走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排头兵方阵，通过“四张清单一张网”和“最多跑一次”全面推进简政放权，加快形成覆盖行政服务、许可、征收、处罚、裁决等领域的“一次办结”机制。通过各项改革举措及时回应社会的关切和群众的需要，避免行政权力乱作为，建立起规范、透明、高效、廉洁的权力运行体系。
(三)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内容就包括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阿西莫格鲁在《国家能力与技术创新：来自19世纪美国邮政系统的证据》一文中证明了美国强有力和高效的国家能力建设促进了技术创新和进步。[7]因而，强有力的治理能力是任何国家持续繁荣的必备条件。福山也指出没有优质的国家，就没有优质的民主，国家建设比民主建设更重要。[8]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有健全的国家机构，才有良好的政府治理水平，进而才能持续发展经济，反之则无；[9](P45)优质政府是成功的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10]
(四)提高制度质量才能促进高质量发展
制度是一种发展资源。阿西莫格鲁关于“制度弹性”及“制度指数”的分析，对“有限准入政府”、“政府与市场均衡”的判断，也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中国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依靠“人口红利”和“制度红利”，但是，我国“人口红利”正在失去且可能难以复得，我国应该继续通过完善制度体系为经济发展拓展新的增长空间。
设S△DIF=n2k,S△DGC=16k,所以S′=S四边形IFCG=(16-n2)k，S=3S△DGC=48k.所以
一方面，要提高制度的弹性、精准性和预见性。林毅夫将中国经济运行特有的周期现象称为“活乱循环”：体制约束过死时，劳动激励不足，经营效率低下，经济活力缺乏，增长抑制，形成“一统就死”局面。[11]改革采取放权让利手段后，经济激活，增长加快，“一放就活”。经济放活后，传统经济体制各组成部分显得越来越不适应，经济运行日趋无序，“一活就乱”。要治乱，又走到计划统制的老路，“一乱就收”。1979年以前，由于没有实质性改革，这种“活乱循环”没有挣脱传统体制束缚，无论周期前后都不能刺激快速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不断注入新的制度因素，周期之中也伴随着高速增长。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周期现象出现的频率和造成的波动越来越大。一是反复出现经济过热，出现投资饥渴和扩张倾向。1978-1992期间，GDP年平均增长9%，而增长最快和最慢的年份增长率相差10.7个百分点。周期波动的强度加重、频率加大，会伤害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二是周期性出现高通胀[注] 林毅夫在2008年IBM论坛上提出，从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从2003年以后，从宏观经济来讲，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都超过10%，而且从2003年到2006年这四年时间，不仅经济增长速度非常的高，而且通货膨胀率非常的低，是最理想的高增长，而且是低通胀。进入到2007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是非常的高，达到11.5%。但是这段时间通货膨胀率逐渐加高。2003-2006这段时间是高增长、低通胀，而进入到2007年以后是高增长相对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 。1985年、1988年、1993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分别高达108.8、118.5和113。三是改革以来经济生活中腐败和寻租现象不断滋生。四是改革进程循环往复，欲进又退，形成体制上的周期性复归。如果无法从根源上解决“活乱循环”，使之成为一种非收敛型的周期现象，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将无法深化。应对不同的经济周期，也需要不同特征的制度体系。如林毅夫提出在疲弱经济周期，积极的财政政策比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可行。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并用好较多的劳动力闲置和较低的利率水平因素，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为经济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相反，如果在社会资本投资实体产业愿望很低、对未来缺乏信心的情况下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很容易让资本流向股市、楼市等投资、投机领域，造成经济“脱实向虚”，引发更大泡沫[注] 林毅夫在2017年3月的博鳌亚洲论坛年年会期间的媒体讨论会上提出这一判断。 。地方政府行使充分的自主权，开展各项改革试点，在保持国家政体稳定的前提下，提高体制的弹性。[12]
另一方面，提高制度供给的质量。有学者指出，制度质量提高0.01，地区Log人均GDP将提高4.23%。[13]在控制初始经济发展水平、历史人力资本、地理变量、政策变量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仍然显著、稳定为正。目前，我国在财税体制、金融市场、法治国家体制等方面积累的问题，更需要的是顶层设计的改革方案，而不是零碎、个别的政策调整，要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制度集权”推动的制度改革质量，以及体制机制创新的绩效，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经济与科技进步、民生与环境改善等等都起着关键作用。
普拉提训练法是由德国约瑟夫·普拉提于1926年创立并推广的一种静力性健身运动[9]。最初应用于专业舞蹈团体肌肉训练和医疗康复机构病人痊愈后的机体功能及肌肉力量恢复[10]。随着现代社会健康研究不断深入，普拉提训练适用领域得以扩展，并逐渐应用于孕妇产前训练[11-12]。
五、结 论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变化日新月异。对于中国发展的解释是学术界的热点，也是对各种理论解释力的考验。阿西莫格鲁秉承制度主义的学术理路，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在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互动中理解“中国道路”。他看到了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面貌变化的决定性影响，看到了创新驱动和制度转型的积极作用。而且，阿西莫格鲁从包容性制度成长的角度，对中国未来发展提出期望。当然，阿西莫格鲁作为“局外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解，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其对包容性经济制度与包容性政治制度关系的思考，对制度重要性的全新阐释，对中国包容性制度建设的期望，对于我们有很重要的启示。处于变革时期的当今中国，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断总结经验，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约束公共权力，提升行政质量，建构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增加制度供给和改善制度效能，创新国家治理体系，实现国家的持久繁荣。
参 考 文 献
[1]驻荷兰大使张军在莱顿大学就中国发展问题举行讲座[EB/OL].中国外交部网站2010年10月20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zwbd/t762843.htm
[2][意]洛丽塔·纳波利奥尼.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M].孙豫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3][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徐尧,李哲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4]陈剩勇、张丙宣.建国60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变革与展望[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5).
[5]任保平、王新建.论包容性发展理念的生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11).
[6]唐志军、姜军、庞景景、彭鑫.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还是常态——来自权力结构变迁的视角[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6(6).
[7]Acemoglu,D.,Moscona,J.,& Robinson,J.A.,State capacity and American technology:evidence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6,106(5):61-67.
[8][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建设: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M].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9]朱云汉、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0]Holmberg,S.,Rothstein,B.,Nasiritousi,N.Quality of government:What you get.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09(12).
[11]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12]张丙宣.科层制、利益博弈与政府行为[D].杭州: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0.
[13]方颖、赵扬.寻找制度的工具变量:估计产权保护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J].经济研究,2011(5).
中图分类号： F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243( 2019) 03-0079-007
作者： 翁嫣，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发展理论、制度研究、制度与经济绩效研究。邮编：310058
(责任编辑：李贝贝)
标签：包容性制度论文; 国家繁荣论文; 阿西莫格鲁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