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散装夹层阔叶铜矛的年龄、性质及相关问题_淅川论文

试论中国境内散见夹叶阔叶铜矛的年代、性质与相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见论文,阔叶论文,中国论文,试论论文,境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1.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0327(2015)06-0055-14

       2008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在南水北调文物保护项目淅川下王岗遗址的发掘中，于08XWGT2H181下层坑底界面集中出土了四件阔叶铜矛①，同类铜矛以往多发现于欧亚草原地区，基本形制为骹叶相接处有三道凸棱，好似以劈裂的木杆夹住矛叶，以往或称塞伊玛分叉式矛、叉形柄矛②或山字脊顶叶矛③；其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是骹口外壁附有凸弦纹三周。这种独特的骹叶连接方式以及预防骹口开裂的凸弦纹，是原始形态固秘方式的孑遗，其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IIM1出土的一件铜镞上尚可清晰地看到④(图一)。依据铜矛矛叶形态与骹叶连接方式的显著特征，我们暂将此类铜矛称作夹叶阔叶铜矛。本文拟在对中国境内散见夹叶阔叶铜矛进行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对其年代、性质与相关问题进行简要探讨。

      

       图一 克什克腾旗龙头山IIM：5

       经过系统调研和全面收集，迄今所知中国境内散见夹叶阔叶铜矛的数量不少于15件，其基本形制为：棱脊，矛叶呈前窄后宽的阔叶形，边刃斜直微弧，叶肩圆收，叶底弧收与骹相接；骹管略呈圆筒形，骹口外壁有一环形纽，并附凸弦纹三周。依据骹管近叶底处倒钩的有无、倒钩与纽的相对位置关系等特征我们可将其分作三型：

       A型：锋部圆钝，骹管近叶底处有一倒钩，倒钩位于纽的异侧。共有10件。

       1992年青海西宁沈那遗址晚期灰坑出土1件⑤(下文简称沈那矛)，尺寸硕大，骹管内有木秘残迹，通长约61.5、宽约20.0厘米(图二，4)。据王国道先生讲，沈那遗址“齐家文化为主要内涵……铜矛发现于晚期的灰坑内”，但在1997年中国文物精华展的图录上，此矛却被标注为“齐家文化至卡约文化(约公元前20～前11世纪)”⑥，随后学者的讨论多对沈那矛属于齐家文化还是卡约文化争执不下(详下)。

       2008年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H181下层坑底界面集中出土4件⑦(下文简称淅川矛)，尺寸相同，其中一件被简略报道过，通长约37.0、宽约12.5厘米(图二，5)；另外三件于安阳博物馆举办的“流过往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文物保护成果展”⑧上展出过(图三)。据报道“H181开口于西周中晚期④B层下，打破龙山地层⑤层。H181堆积分上下两层，上层表界面上出土2件西周中期楚式鬲足，上层内部堆积和下层堆积内部仅见龙山陶片，铜矛出在H181下层坑底界面上”，如是，则淅川矛的相对年代范围可界定为：不早于龙山时期，不晚于西周中期，可谓相当宽泛。

      

       图二 A型夹叶阔叶铜矛

       1、2.南阳市博物馆收藏(0234号、0233号) 3.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 4.西宁沈那出土 5.淅川下王岗H181出土 6.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7.大通县文物管理所征集

      

       图三 淅川下王岗H181出土的另外三件A型夹叶阔叶铜矛

       (2014年11月22日摄于安阳博物馆，展览说明将其定为“商代〈公元前1600～前1046年〉”)

       河南南阳市博物馆收藏2件，藏品编目号分别为0233号、0234号，1979年入藏⑨。

       0233号：骹管两侧范线较宽，未经打磨，其上保留有铸造时因合范不严密而形成的断续的线状金属泪；骹侧单纽位于倒钩异侧的范线上；倒钩边缘粗糙，未经打磨，上缘留有金属刺，倒钩与叶底之间的骹管上亦有凸起的不规则形金属刺；倒钩下方的骹管侧壁有一近圆形穿孔，穿孔上缘紧临范线；穿孔下方凸弦纹上有一个不甚规则的瘤状金属颗粒。通长约34.7、宽约11.9厘米，叶下骹管长约12.5、骹口外径4.0×4.4厘米，重731克(图二，2)。

      

       图四 B、C型夹叶阔叶铜矛

       1.南阳市博物馆收藏(0232号) 2、3.山西博物院收藏 4.朝阳南双庙王八盖子地征集

       0234号：骹管两侧范线较清晰，骹侧单纽己残；骹口未打磨，边缘粗糙，凹凸不平；侧视矛叶有弯曲变形，矛叶上散见肉眼可见的针孔状小孔洞，推测系铸造过程中形成的。通长约36.4、宽约11.2厘米，叶下骹管长约12.6、骹口外径3.4×3.5厘米，重528克(图二，1)。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1件，20世纪50年代入藏，俄国学者吉谢列夫(S.V.Kiselev)曾于60年代作过报道⑩，藏品编目号为5328(11)，锋部圆弧近平，一侧有“V”字形残缺痕；侧视矛叶略有弧曲变形，边刃有明显磨砺痕迹，一侧近刃处有几个圆形凹痕；骹叶相接处有一鸡尾形倒钩，倒钩中脊有凸线形弦纹一道；骹管中残留土柱，骹壁略厚；骹口呈圆形，外壁三道凸弦纹正反两面不能完全对接(一面的弦纹倾斜)；骹口外壁弦纹处有外力导致弯曲变形的片状单纽。通长约36.0厘米(图二，3)。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件，李刚先生著作中有转引(12)，通长约37.9厘米(图二，6)。

       青海大通县文物管理所征集1件(13)，系1993年该县朔北藏族乡永丰村村民在河道中挖得，矛叶上部一侧有一个较大的残破缺口，通长约34.2厘米(图二，7)。在先前的研究中，汤惠生先生称“大通县博物馆藏品中……有一件与此(沈那矛)相同的矛，只是尺寸略小”(14)，林沄先生亦提及“离西宁不远的大通县博物馆中收藏有采集的(沈那矛)同类矛”(15)。推测汤、林二位先生所提及的阔叶铜矛应系“图二，7”这一件。笔者之一在先前的研究中将其定为形制不明的X型，现据其形制归入本文划分的A型。

       B型：锋部较圆钝，骹管近叶底处有一倒钩，倒钩位于纽的同侧。目前所知有4件。

       据现有信息，山西博物院收藏有3件。

       两件为太原铜业公司拣选。其一，1979年拣选(16)，倒钩残断，矛叶中脊处残破一孔，通长约34.6、宽约10.0厘米(图四，3)。其二，藏品编目号为S3090(17)，矛锋较平直，一侧有卷折痕；矛叶边刃有打磨痕迹；骹交管上有肉眼可见的密集细小孔洞和残破；骹口为不规则倾斜断口，断面略呈圆筒状，骹管壁厚薄略有不均；骹叶相接处有倒钩断折痕，骹口外壁弦纹处有纽的断折痕；边刃和叶底均有因使用而卷折的凹缺痕；侧视矛叶上部略有弯曲，通长约34.8、宽约11.6厘米。

       另一件在林梅村先生文中有图片转引(18)，矛叶较为宽肥，骹管相对较短，通长约36.3、最宽处约12.8厘米(图四，2)。

       河南南阳市博物馆收藏1件，1979年入藏，藏品编目号为0232号，倒钩末梢似有残断；骹管两侧范线清晰，未经打磨；骹口亦未见打磨，不规整，边缘粗糙；骹侧单纽已残，据残痕可知与钩同侧，二者均位于骹侧范线上；铜矛的矛叶、骹管、倒钩表面有多处肉眼可见的细小孔洞，局部密集，呈针孔状，推测系铸造过程中形成的。通长约38.0、宽约12.5厘米，叶下骹管长约13.5、骹口外径3.9×4.1厘米，重837克(图四，1)。

       C型：锋部略为尖锐，无倒钩，仅1件，1989年征集于辽宁朝阳南双庙王八盖子地，骹管呈圆筒形，据称伴出有玉环1件，通长约33.7、宽约9.7厘米(19)(图四，4)。

       就现有材料来说，目前已知的中国境内散见的这15件夹叶阔叶铜矛，仅有沈那矛与淅川矛系发掘出土品。沈那矛的性质和年代是存有争议的；2008年淅川矛的出土曾引发学术轰动，并于2009年2月1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举行了一场小型专家观摩会(20)(下文简称淅川矛观摩会，一些学者在会上发表观点，详下)，现场展示了四件淅川矛的其中之一。如前所述，淅川矛出土的层位关系并不能为其提供一个精确的相对年代范围，但因其与欧亚草原地区同类器的形制相似性，遂给人们留下了较大的想象空间，激起了相当热烈的争鸣与讨论。下文我们简要归纳总结学者对沈那矛与淅川矛性质和年代所持不同观点。

       (一)沈那矛的性质和年代

       认为沈那矛属齐家文化，以谢端琚(21)、梅建军和高滨秀(22)、李水城(23)、汤惠生(24)等先生为代表。2003年，由谢端琚先生执笔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的第八章第六节将沈那矛归入齐家文化铜器；同年，梅建军、高滨秀先生认为沈那矛“宜划为齐家文化”，“是一件礼仪性用器而非实用器”，是齐家文化同欧亚草原文化(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接触和联系的结果；2005年，李水城先生将沈那矛归为“齐家文化铜器”，但认为“文化性质还需要进行认真的考证”；2005年，汤惠生先生认为沈那矛属齐家文化，但认为这种“大型青铜器……与其它地方齐家文化青铜器完全不同风格”，“显示出与遥远的西伯利亚青铜文化的紧密联系”。

       认为沈那矛属卡约文化，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张文立(25)、张天恩(26)、三宅俊彦(27)、赵海涛(28)等先生，均认为其与欧亚草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有一定联系。三宅俊彦先生认为沈那矛应“属于卡约文化中期以后”，“不是实用器而是作为仪器来制造的”，赵海涛先生则认为其属卡约文化中晚期。

       何驽先生认为沈那矛“可能早于西周而晚于二里头文化，应相当于商代”(29)。

       (二)淅川矛的性质和年代

       在淅川矛观摩会上，与会专家纷纷就其性质与年代各抒己见，学者对淅川矛“明显不属于典型的中原文化系统”的观点达成共识，且“大多认为来源于我国西北地区”，反映了“下王岗所在地区是沟通西北、中原以及江汉流域的通道”。

       认为其属卡约文化时期，以朱乃诚、白云翔、赵海涛等先生为代表。白云翔先生认为卡约文化“主要年代可能为公元前1500年左右，下王岗铜矛应是从卡约文化传播过来的，年代不晚于西周，不早于二里头阶段，相当于商代这一时期”；赵海涛先生认为淅川矛可能属西周中晚期，并结合文献推断其可能与西周的申国有关。

       认为其属二里头文化时期，持这种观点是何驽先生，他驳斥了将淅川矛断为商代的观点，认为“将下王岗铜矛定为商代缺乏文化载体”。

       如前所述，尽管争议颇多，但学者均已注意到沈那矛、淅川矛与欧亚草原地区分布的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之间有着文化联系。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带倒钩的夹叶铜矛迄今为止共发现有6件(图五，1～6)，从形制上看，似有阔叶(图五，1～4)和窄叶(图五，5、6)两型之分，罗斯托夫卡(Rostovka)墓地(30)发现的4件均属阔叶，在具体形制上与上述中国境内散见的B型基本相同；阿尔泰山前地带(恰雷什河)发现的1件矛叶较窄；另1件也属窄叶型，在高滨秀先生文中有转引并有图片发表(31)。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C型无倒钩的夹叶阔叶铜矛则数量甚多(图五，7～14)，发现于图尔宾诺I、博罗季窖藏等地(32)。中国境内散见夹叶阔叶铜矛与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同类器总体特征较为接近，应为同一个历史时段内人群接触与文化交流所导致的结果(下详)。

      

       图五 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倒钩、不带倒钩的夹叶铜矛

       1～4、14.罗斯托夫卡M8、M24、Ж-20、M34、M8出土 5.恰雷什河 6.ザバイカりェ9东部发现 7、10、12.图尔宾诺I 8.多瑙罗沃 9.塔雷河河口 11.博罗季诺窖藏 13.克列皮科沃(其中1～4、14采自《могильник у д.Ростовк а вблизи омска》(托木斯克大学出版社，1988年) 5、7～11.采自《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李明华译，中华书局，2010年) 6.采自《シルクロ-ド学研究丛书3》(シルクロ-ド学研究ヤンタ-，2000年)中高滨秀文第122页图3：8)

      

       图六 从草原到中原—夹叶阔叶铜矛在中国传播路线示意图

       (图中标有罗马数字的阴影区域分别表示：I.塞伊玛—图尔宾诺类型墓地分布地域，II.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器物分布地域(包括零星器物出土地点)，III.中国境内夹叶阔叶铜矛的原生区域即齐家文化分布区；图中阿拉伯数字1至4分别代表西宁、西安、商洛、浙川等地点)

       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是广布于欧亚草原—从东面的萨彦—阿尔泰向西一直到芬兰和摩尔多瓦—的一种独特的青铜文化现象(图六)，它发源于阿尔泰山区，之后沿森林草原地带的主要河流向西伯利亚平原、乌拉尔山和东欧平原传播，其群落沿途定居并留下许多墓地，以及形态和化学成分具有一些共同特征的金属器，它没有陶器，没有居址，墓葬中也少见人骨，其所以引人注目并形成一种“现象”，完全是因为一批造型独特的青铜器，尤其是表面饰有几何纹样的竖銎斧、柄端饰有动物形象的刀和剑、矛。竖銎斧、刀、矛、剑四类器物约占塞伊玛—图尔宾诺金属器总数的75％，其中“叉形柄”矛即本文所说的夹叶阔叶铜矛是“塞伊玛—图尔宾诺金属器中最重要的特征器物”(33)。

       对于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年代，多数学者认为应定在“公元前2千纪中叶左右”(34)，1992年切尔内赫先生认为可粗略的定在公元前16/15至前14世纪(35)。2010年7月出版的中译本《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书后缀有三篇附文，切尔内赫先生在《附文序二十年之后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问题》(36)中说“(对于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若干观点需要根本的改变。一是绝对年代。……二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在欧亚大陆冶金史上的位置。”由切尔内赫先生执笔的《附文一》(37)中说塞伊玛—图尔宾诺类型的C14数据非常少，仅有四个。但可以确定的是，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时期，欧亚大陆北部有两个文化面貌显著不同甚至强烈反差的人群“向对方的方向‘快步’地迁徙”，从而形成两个“迁徙的浪潮”：一为自乌拉尔地区由西向东前进的阿巴舍沃—辛塔什塔(Sintashta)文化共同体(“属于这个文化共同体的可能还有东部的彼得罗夫卡文化”)，一为自阿尔泰地区由东向西前进的塞伊玛—图尔宾诺跨文化现象。二者互有文化接触和交流。前者的C14数据较多，有75个，因此可以得出较为精确的绝对年代跨度：公元前22与18或17世纪之间。于是在《附文一》末尾，切尔内赫先生提出“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年代范围与阿巴舍沃—辛塔什塔的完全相同，也就是从公元前22世纪到公元前18或17世纪”(年代集中在公元前21世纪至18世纪)。而在《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书前《译者序》(38)中，张良仁先生说“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与木椁墓历史文化省也有密切的交往联系，二者显然也同时共存过。而木椁墓历史文化省的年代范围……可以定在公元前17至14世纪。因此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年代范围应该是公元前21至14世纪”，在此我们并不提倡将阿巴舍沃—辛塔什塔文化共同体和木椁墓的年代区间机械相加进而得到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年代范围的做法，相比我们更愿意采用切尔内赫先生将其主体年代比定在“公元前22世纪到公元前18或17世纪”的观点。

      

       图七 齐家文化与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二里头文化部分器物类比图

       1.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2.临夏魏家台子 3、5.岷县杏林 4、康乐商罐地 6.武威皇娘娘台 7.广河齐家坪 8.天水秦城区 9.广河 10.庄浪刘堡坪 11.康乐商罐地 12、16.罗斯托夫卡д-17、M8 13.齐甘科沃—索普卡 15.博罗季诺窖藏 17.塞伊玛 18、21.偃师二里头84VIM11：7、80YLIIIM2：3 19、20.伊川南寨90-91T82M3：6、T85M26：2(其中14采自《新疆文物》2003年第1期梅建军、高滨秀文第50页图二：6；本图右半部分的8～11、18～21据《考古学报》2005年第5期李水城文第266页图一七“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遗物比较”修改，更换个别器物)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沈那矛可确定为齐家文化(前2200～前1800年(39))遗物。正如许多学者注意到的那样(40)，齐家文化和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有不少可资类比的器物(图六)，如铜刀、骨柄铜刀、单耳斧、双耳斧等，另外，前者镜背上的“勿”字纹在后者的铜刀、斧上是常见纹饰，前者刀柄上的三角纹(图七，6)也存在于后者铜矛的骹口外壁(图六，15)上，所有这些都是二者同期交流的例证。

       淅川矛的出土地下王岗遗址地处伏牛山以南的豫西南地区，1971～1974年该遗址曾进行过大规模的发掘(41)，所获二里头文化遗存甚丰且地域特色较为鲜明，之后学者多赞同将其与周邻诸遗址的同类遗存划归为二里头文化下王岗类型(42)。但是，对于其年代分期，学者间还未达成统一意见，据李维明先生的研究，下王岗类型遗存的主体年代范围可定在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至四期早段偏早(43)。2008年该遗址再次发掘，又获一批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存材料(44)。在新材料尚未刊布之前，对于二里头文化下王岗类型遗存的年代范围，本文暂取上述李维明先生的观点。如前所述，从淅川矛出土单位H181的层位关系上也仅能得到一个相对宽泛的年代范围：不早于龙山时期，不晚于西周中期。通过上文的类型划分及与欧亚草原地区同类器的类比分析，我们认为淅川矛与沈那矛、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同类器形态接近，大致可确定为二里头文化(前1880～前1521年(45))时期遗物。当然，如果可能，淅川矛骹管内残存木秘的C14测年或许可以赋予其一个相对精确的绝对年代。

       上述中国境内散见的其它几件夹叶阔叶铜矛与沈那矛、淅川矛形制相同或大同小异，其生产机制或与后者相同(详下)。

       从器表物理特征上看，中国境内散见夹叶阔叶铜矛在铸造技术上表现出一定的原始性，并非成熟冶铸技术下的产物，这在笔者现场观摩的几件铜矛上均可看到，如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图二，3)，“骹口外壁三道凸弦纹正反两面不能完全对接”；山西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图四，3)“矛叶中脊处残破一孔”，另一件(S3090号)据笔者现场观摩：骹管上有肉眼可见的密集细小孔洞，骹管还有残破，骹口为不规则倾斜断口，骹壁厚薄不均；南阳市博物馆收藏的3件，据笔者现场观摩：骹管侧壁的范铸痕迹都很明显，范线均未打磨，骹口边缘凹凸不平，较为粗糙，铜矛上均有肉眼可见的细小孔洞，其中0232号铜矛(图四，1)近一侧边刃处有一透穿矛叶的穿孔，孔长近0.4厘米，0233号铜矛(图二，2)在倒钩与叶底之间的骹管上有凸起的不规则形金属刺，倒钩下方的骹管侧壁有一圆形穿孔，穿孔下方凸弦纹上有一不规则形瘤状金属颗粒。铜矛上多见的细小孔洞有可能是铸造过程中铜液流动不畅造成的。所有这些特征都说明了此类器物采用了初期阶段的冶铸技术与冶铸工艺，因此将沈那矛与淅川矛分别划归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是有合理性的。

       就齐家文化与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如何发生联系，梅建军、高滨秀两位先生做过细致的对比分析(46)，他们认为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与新疆哈密地区的天山北路墓地不仅在地域上处于二者之间，而且在铜器类型与合金成分上亦起到了连接二者的桥梁作用，即“齐家文化同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联系大致是经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东部地区进行的”。林沄先生认为，“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现象的特殊的带钩矛传入我国中原地区，也可以看出额尔齐斯河在古代的通道作用”(47)，显然他认为中国境内散见的夹叶阔叶铜矛是从欧亚草原地区直接输入的。实际上，虽然中国境内散见的夹叶阔叶铜矛与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同类器总体特征接近，但二者在物理性状上还是存在一定差别的：

       (1)在整体形态上：前者矛叶多较宽肥，后者矛叶则显修长；前者锋部多较圆钝甚至平齐，后者锋部多较尖利；倒钩形态前者多较圆转，后者多较生硬甚至弯折。

      

       (2)在夹叶铜矛类型与数量的对比上(表一)：A型，前者数量较多，有10件，为主要类型，后者尚未发现；B型，二者均有发现，目前数量相当；在带倒钩的夹叶铜矛中，后者还存在一种窄叶、钩和纽位于同侧者，有2件，前者尚未发现：C型，前者仅发现1件，后者发现数量巨大，为主要类型；在不带倒钩的夹叶阔叶铜矛中，后者还存在一种骹口外壁有对称双纽者(图五，14)，前者尚未发现。所以二者不仅在主要铜矛类型上有本质的不同：前者为A型，后者为C型；而且在其它铜矛类型及数量上也多有差别。

       (3)在尺寸长度上：后者短矛的长度范围为15.5至23.4厘米，长矛的长度范围为25.5至29.7厘米，特长矛的长度范围为35.0至43.1厘米(48)；而从现有材料看前者的长度范围多在33.7至38.0厘米，其中的沈那矛竟然长达61.5厘米，为前者所独有。

      

       (4)在合金成分上：在淅川矛观摩会上，刘煜先生认为淅川矛“直观来看”属红铜的可能性很大；据2010年梅建军先生透露(49)，中国境内散见的夹叶阔叶铜矛经测定的只有沈那矛和其中一件淅川矛，均为红铜制品；据笔者先前对南阳市博物馆收藏的3件阔叶铜矛的现场观摩，0232号铜矛一侧边刃上的“

”形缺口断面可见泛红的金属内质，0233号铜矛骹侧范线与骹口的磨光处可见泛红的金属内质，0234号铜矛棱脊磨光处可见泛红的金属内质，由此物理特征我们当时推断这三件阔叶铜矛应系红铜制成，新近出版的《文物》2005年第10期刊载了刘瑞等先生的文章(50)，其中发表了南阳市博物馆收藏的3件阔叶铜矛的合金成分检测结果：0233号、0234号均为红铜(另一件为砷青铜)(表二)，大致印证了我们先前对其铸造材质的推测。令人惊喜的是，上述刘瑞等先生的文章亦检测发表了其它几件夹叶阔叶铜矛的合金成分(表二)，从中可以看出目前已知15件同类器物中己检测的共有12件：红铜7件，约占六成；砷青铜4件，约占三成；锡青铜仅1件。总结而言，目前中国境内散见的夹叶阔叶铜矛以红铜和砷青铜为主：而欧亚草原地区的5件倒钩夹叶阔叶铜矛(图五，1～5)“是由各种不同的锡青铜铸造的”(51)，可见二者在铸造材质上存在本质区别。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境内散见的夹叶阔叶铜矛并不能简单认为是从欧亚草原地区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直接舶来的，而更应该像是以前者为原型在中国境内仿制的器物，其铸造地点最有可能在沈那矛所从出土的的齐家文化分布区(图六)，即齐家文化人群在与欧亚草原地区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人群直接或间接地接触与交流中学习到了此类阔叶铜矛的铸造技术，并在甘青地区进行相关仿造，进而导致了中国境内此类铜矛虽与欧亚草原地区同类器基本形制相似，而在物理性状上又有属于自己的特点。又进而导致淅川矛等其它数件夹叶阔叶铜矛零星散布于广袤的中国北方地区。如此来看，本文图五中的虚线箭头只能看作是一条夹叶阔叶铜矛传入中国的技术路线。1997年，孙淑云、韩汝玢两位先生对甘肃出土早期铜器已有检测结果进行总结进而得出“齐家文化铜器以红铜器为主”，“不仅小件刀、锥由红铜制成，工具中的斧也由红铜制作”，“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出土的13件铜器经仪器测定全部为红铜器”，“齐家文化时期红铜的冶炼与制作技术渐趋成熟”(52)；从现有材料看，甘青地区和新疆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中砷青铜也多有发现；而从合金成分检测结果(53)来看，迄今经检测的二里头文化铜器绝大多数属于合金青铜，二里头文化至迟在二期时已“形成稳定的青铜熔铸规范”(54)。因此由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铜器铸造材质的差异将中国境内夹叶阔叶铜矛的铸造地点推定在齐家文化分布区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此类铜矛为何会出土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下王岗类型的灰坑中呢？我们认为它们是从甘青地区传播而来的文化因素，传播通道就是丹江。由甘肃东南部齐家文化分布区沿渭河顺流而下，可至关中平原，然后从西安东南蓝田境内越秦岭至于商洛，顺丹江东南流(丹江源于商洛境内的秦岭南麓)，经商州区、丹凤县、商南县，于紫荆关附近可进入河南淅川，而下王岗遗址就位于淅川县城南的下王岗村丹江南岸。这也许是一条相当便捷的文明通道(55)(图六)。很多学者均已注意到西北地区齐家文化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有进行文化交流的证据(图七)，而淅川矛则可看作是新近发现的这一文化交流浪潮中的一朵浪花，即这类阔叶铜矛由齐家文化分布区经由上述文明通道传播至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在二里头文化中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因素得以传承和流传，并进而封存于淅川下王岗遗址H181这一考古遗迹中(图八)。这四件夹叶阔叶铜矛集中摆放于淅川下王岗遗址H181坑底界面上，显然系有意而为，H181的功能可能为窖藏。

      

       图八 夹叶阔叶铜矛的传播与相关青铜文化的年代范围

       实际上，在淅川下王岗遗址20世纪70年代的发掘中(56)，就曾出土有带纽铜矛的残骹1件(但从已发表的黑白照片来看尚不能确定其骹口外壁是否有凸弦纹)、残铜器柄(刀柄？)1件，以及1件疑似阔叶铜矛的倒钩(图九)。发掘报告对这件钩状残铜器的描述是“尖和柄已残，如钩状。断面呈菱形。残长3.8厘米”，或许可以将其推断为A型或B型夹叶阔叶铜矛的倒钩(可与本文图二至图四中铜矛倒钩对比观察)。如若果真如此，2008年淅川下王岗遗址H181出土的四件夹叶阔叶铜矛则并非该遗址首次发现这类器物，南阳市博物馆收藏的三件夹叶阔叶铜矛也或许与淅川下王岗遗址密切相关。因此，淅川下王岗遗址对于此类铜矛的深入探讨具有不容忽视的关键地位，而中国境内散见夹叶阔叶铜矛的专题研究则会对探讨丝绸之路形成以前中西文明的互动与交流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图九 淅川下王岗遗址20世纪70年代年代发掘出土铜器

       1.铜矛残骹T19①：158 2.钩状残铜器(疑似阔叶铜矛倒钩？)T15②A：39 3.残铜器柄T14②B：80(对于诸器年代，发掘报告分别标示：1，“西周”；2，“二里头文化三期”；3，“二里头文化一期”。实际上，二里头文化一期铜器发现甚少，以上诸器均出土于地层中，确切年代已不可知，但不可否认其中一些或为残留于地层中的二里头文化时期遗物(57))

      

       图一○ 商代晚期相关铜矛类型

       1.郭家庄东南2006WYLDM5：26 2.1996年郭家庄东南M26：56 3、4.侯家庄M1004：R6760(11)、无号 5.1931年小屯E16坑：1352 6.刘家庄北宜家苑小区09AYYJYM33出土(1、2、5、6，殷墟二期；3、4，殷墟三期)

      

       图一一 西周时期相关铜矛类型

       1.宝鸡竹园沟M18：29 2.长安张家坡M87：14 3.昌平白浮M3：6 4.天马曲村M6210：50 5.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1、2、4，西周早期；3，西周中期；5，西周)

       附记：本文是在笔者博士论文《中国北方出土先秦时期铜矛研究》(吉林大学，2011年)第二章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获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王立新教授悉心指导；本文的写作得到南阳市博物馆刘霞先生的鼎力协助；本文初步改定于2014年初，我们于2014年3月27日将其与《南阳市博物馆收藏的三件倒钩阔叶铜矛》的初稿图文一并压缩打包，通过电子邮件发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高江涛先生审阅，获提许多宝贵建议；本文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12CKG003的资助。在此并致谢忱!

       另，在本文即将刊出之际，《文物》2010年第10期刊载三篇关于阔叶铜矛的文章。在本文中，我们据其中林梅村先生《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刘翔先生《青海大通县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考察与相关研究》增补了陕西历史博物馆5328号阔叶铜矛(本文图二，3-右)、大通县文物管理所征集阔叶铜矛(本文图二，7)、山西博物院馆藏的一件阔叶铜矛(本文图四，2)的资料(均已注明出处)。上述三文还将安阳刘家庄北宜家苑小区09AYYJYM33出土的一件倒钩铜矛(报告称戟，参见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徐家桥郭家庄商代墓葬—2004～2008年殷墟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32～133页、彩版五二，4)列为“塞伊玛—图尔宾诺风格(式)”，虽然从形态上看这件铜矛亦为阔叶，叶下骹管侧壁亦有倒钩(本文图一○，6)，但它与淅川矛、沈那矛同类铜矛形制并不相同，前者锥脊直贯矛锋，骹口似有带状箍边，后者骹管与矛叶在叶底处相接，棱脊，骹口外壁有三周凸弦纹；倒钩形态也不尽相同，前者倒钩向斜下方伸展，没有弯折，后者钩体向斜上方伸展，钩端弯折或圆折下垂；若去除倒钩部分，09AYYJYM33出土的这件倒钩铜矛与殷墟二、三期相关铜矛类型大体类似(本文图一○，1～5)，因此我们认为它应归入中原地区出土商代晚期铜矛的范畴，与欧亚草原地区是没有任何文化联系的。上述林梅村先生文还将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双纽铜矛(本文图一一，5)列为“塞伊玛—图尔宾诺风格”，实际上从形制看，这件铜矛属于中原地区出土的西周时期长柳叶形铜矛(本文图一一，1～4)，此类铜矛年代多属西周早期。

       注释：

       ①高江涛：《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铜矛观摩座谈会纪要》，《中国文物报》2009年3月6日第七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河南省南阳市文物局：《2008年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淅川下王岗遗址发掘新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7期)，2009年1月，第70～74页。

       ②[俄]Е.Н.切尔内赫、[俄]С.В.库兹明内赫著，王博、李明华译，张良仁审校：《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中华书局，2010年，第42页，原书著于1989年。

       ③李刚：《中西青铜矛比较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第24页。

       ④发掘简报对这件铜镞的描述为：“铤部以劈裂圆棍相夹，棍外绕有细线”，参见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克什克腾旗博物馆：《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8期，第704～712页。

       ⑤王国道：《西宁市沈那齐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260～261页；《青海文物》编辑部：《青海文物》1994年第8期，封三，1。

       ⑥《中国文物精华》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38，第208、266～267、313～314页。

       ⑦同①。

       ⑧王龙：《流过往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文物保护成果展在安阳开展》，《安阳日报》2014年11月20日第一版。

       ⑨刘霞、胡保华：《南阳市博物馆收藏的三件倒钩阔叶铜矛》，《江汉考古》待刊：下文所引南阳市博物馆0232号阔叶铜矛材料出处同此。

       ⑩С·В·Киселев:Неолит и бронзовый век Кита я,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1960；张天恩：《关中商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65页；梅建军：《关于中国冶金起源及早期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古代文明研究》(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73页，原载于《吐鲁番学研究》2001年第2期；林沄：《丝路开通以前新疆的交通路线》，《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第55～64页。

       (11)承蒙陕西省文物局李娟、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贺达炘两位先生提供帮助，使笔者在文物库房现场观摩到这件铜矛，以往学者文中对其描摹的线图版本主要有三个，所示矛叶特征大体近似，但纽部特征表现的却不甚一致，参见：张天恩：《关中商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65页；林沄：《丝路开通以前新疆的交通路线》，《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第59页；高滨秀：《前2千年纪前半の中央ユ-ラシアの铜器若干につぃて》，《シルクロ-ド学研究丛书3》，シルクロ-ド学研究ヤンタ-，2000年，第122页。经现场观摩，我们确认这件铜矛并非笔者之一先前估推之“似为双联纽”(胡保华：《中国北方出土先秦时期铜矛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5页)，而是受外力弯曲变形的片状单纽，本文图二，3-左为笔者现场绘制线图，图二，3-右采自林梅村：《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文物》2015年第10期，图一二，2。这件铜矛的详细信息请以正式发表材料为准。

       (12)李刚：《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91页图3.3-8：10。

       (13)刘翔：《青海大通县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考察与相关研究》，《文物》2015年第10期，第64～69页。

       (14)汤惠生：《条析与整合—读水涛的〈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1期，第81～86页。

       (15)林沄：《丝路开通以前新疆的交通路线》，《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第55～64页。

       (16)太原铜业公司编：《沧海遗珍—太原铜业公司拣选文物荟萃》，广东科技出版社，1999年，第18、119页。

       (17)承蒙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俊先生提供帮助，带领笔者一行在山西博物院文物库房现场观摩到S3090号阔叶铜矛，据库房管理员称亦为太原铜业公司拣选，“因《沧海遗珍》上那件保存状况较好，就选用了那一件在图集上发表”。从器物形态上看，S3090号阔叶铜矛与本文图四：2并非同一件器物，笔者对S3090号阔叶铜矛进行了现场测量并绘制线图，因未得许可，我们未将其线图排列在本文图四上。

       (18)林梅村：《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文物》2015年第10期，第49～63页。

       (19)李刚：《中西青铜矛比较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第24、28页；承蒙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成景瑭先生提供铜矛图片，其详细信息请以正式发表材料为准。

       (20)高江涛：《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铜矛观摩座谈会纪要》，《中国文物报》2009年3月6日第七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河南省南阳市文物局：《2008年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淅川下王岗遗址发掘新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7期)，2009年1月，第70～74页；李水城：《关于河南淅川下王岗出土铜矛观摩座谈会发言的更正》，《中国文物报》2009年5月29日第七版。

       (21)中国社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51～552页。

       (22)梅建军、高滨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兼评帕尔青格教授“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西伯利亚动物纹饰的起源”一文》，《新疆文物》2003年第1期，第47～57页。

       (23)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第244页。

       (24)同(14)。

       (25)张文立：《青海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91～126页。

       (26)张天恩：《关中商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65页。

       (27)三宅俊彦：《卡约文化青铜器初步研究》，《考古》2005年第5期，第73～88页。

       (28)高江涛：《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铜矛观摩座谈会纪要》，《中国文物报》2009年3月6日第七版。

       (29)同(28)。

       (30)в.и.матюшенко,г.в.синицына:могильник у д.Ростовка вблизи омск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том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 итета,1988.

       (31)高滨秀：《前2千年纪前半の中央ユ-ラシアの铜器若干につぃて》，《シルクロ-ド学研究丛书3》，シルクロ-ド学研究ヤンタ-，2000年，第122页。

       (32)同②。

       (33)梅建军、高滨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兼评帕尔青格教授“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西伯利亚动物纹饰的起源”一文》，《新疆文物》2003年第1期，第47-57页；[俄]Е.Н.切尔内赫、[俄]С.В.库兹明内赫著，王博、李明华译，张良仁审校：《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中华书局，2010年，第42页，原书著于1989年。

       (34)同(22)，第48页。

       (35)E.N.Chernykh: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The Early Metal Age,Translated by Sarah Wri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194.

       (36)[俄]Е.Н.切尔内赫：《附文序二十年之后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问题》，《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中华书局，2010年，第249～250页。

       (37)[俄]Е.Н.切尔内赫：《附文一欧亚大陆草原带畜牧文化的形成过程—从冶金考古和碳十四年代的角度来分析》，《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中华书局，2010年，第251～268页。

       (38)张良仁：《译者序》，《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中华书局，2010年，第1～3页。

       (39)水涛：《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结构和经济形态研究》，《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3～327页；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第244页。

       (40)相关文章甚多，诸如：胡博(Louisa G.FitzgeraldHuber)：《齐家与二里头：远距离文化互动的讨论》，《远方的时习—〈古代中国〉精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54页，此文原载于Early China 20(1995)；梅建军、高滨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兼评帕尔青格教授“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西伯利亚动物纹饰的起源”一文》，《新疆文物》2003年第1期，第47～57页；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第244页。

       (4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42)同(21)，第96～97页。

       (43)李维明：《豫南及邻境地区青铜文化》，线装书局，2009年，第124、143～151页。

       (44)同①。

       (45)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性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第2次印刷，第76～77、86页。

       (46)同(22)。

       (47)同(15)。

       (48)同②，第44页。

       (49)2010年6月1日下午，梅建军先生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做了题为《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铜器研究的新进展》的学术报告，笔者曾就沈那矛与淅川矛的合金成分求教于他，得如是回答：我们测定了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四件阔叶铜矛中的其中之一，为纯铜；沈那矛也已由同事测定，亦为红铜。

       (50)刘瑞、高江涛、孔德铭：《中国所见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的合金成分》，《文物》2015年第5期，第77～85页。

       (51)同②，第44页。

       (52)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第75～84页。

       (53)金正耀：《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文物》2000年第1期，第56～64、69页；赵春燕等：《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部分铜器的化学组成分析》，《文物保护与科技考古》，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4～36页；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89～694页。

       (54)金正耀：《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文物》2000年第1期，第56～64、69页。

       (55)陕西商洛东龙山遗址夏代遗存或对探讨二里头文化时期丹江文明通道具有重要意义，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商洛市博物馆：《商洛东龙山》，科学出版社，2011年。

       (56)同(41)。

       (57)陈国梁先生在先前的研究中将图九，2、3两件器物归入二里头文化青铜工具类别，参见陈国梁：《二里头文化铜器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图一三，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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