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探索的三次历史性飞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有制论文,历史性论文,党对论文,结构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问题进行了大胆探索，在认识上获得了三次历史性飞跃。
一、第一次飞跃：在拨乱反正中，突破“一大二公”的禁锢，提出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补充的个体经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探索新的所有制理论和调整所有制结构的实践。党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生产力标准，冲破了“左”的指导思想下形成的所谓纯而又纯、大一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申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关系的原理，提出要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补充的个体经济。《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补充。”这和“四人帮”把个体私营经济，甚至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畜统统视为资本主义尾巴相比，和在“左”的指导思想下搞“穷过渡”相比，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是党对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问题认识的一次历史性飞跃，是在邓小平同志带领下，在经济战线拨乱反正中迈出的难能可贵的第一步。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还从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高度，为今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作出了科学的理论阐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可以说，在坚持土地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实行以家庭承包为主形式、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新型农村社会主义合作经济，应该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同样，当时在国营企业中进行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两次利改税的试点等，也是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的大胆尝试。同样，逐步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个体经济、中外合资经济为社会主义有益补充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也是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大胆创新。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层次性决定，我国的所有制形式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从不同地区、部门现实的生产力状况出发，哪种公有制形式能适应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积极性，就应当采用哪种形式。这样才真正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而是一定的生产力状况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
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科学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近五年来我国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的新鲜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是保障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并且保障个体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决定性条件。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期还需要多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在农村，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是主要经济形式。”“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这些论断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展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问题的认识，对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第二次飞跃：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论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如同两个车轮，不停地推动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推动着党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的认识进一步发展。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把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前提下，进一步深化了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理论的认识，首次把私营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写进党的文件。1992年党的十四大则明确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概括起来，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一理论从根本上突破了追求单一公有制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理论的重大发展。
首先，在思想方法上突破了原有单纯依据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构建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的教条主义方法论，确立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从方法论上讲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在所有制结构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失误，可以归结为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论，是建立在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这一科学方法论基础之上的，是以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这一客观现实以及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既不高又不平衡这一特殊国情为依据的。
其次，从所有制形式的衡量与取舍标准上，突破了单纯依据社会主义抽象原则衡量与取舍所有制形式的理想主义标准，确立了以“三个有利于”为判断和取舍所有制依据的现实主义标准。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在所有制形式优劣衡量和取舍标准上，不仅片面追求公有制本身的公有化程度，而且追求纯而又纯的所有制结构，将诸多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所有制形式人为地排斥在所有制结构之外。邓小平依据“三个有利于”，特别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原则判定所有制形式的优劣，肯定多种经济形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和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所有制结构的现实主义标准。
再次，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关系的理解上，突破了传统的“对立”论，初步确立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共同发展论。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在理论上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看成公有制的对立物，在实践上则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和土壤”一再予以“割除”和“铲除”。改革开放以来则强调非公有制是对公有制的有益补充，因而肯定非公有制在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价值的同时，也初步肯定了非公有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的内在必然性。
如果说，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探索上第一次飞跃来之不易，启动了改革开放的列车；那么，党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的第二次飞跃，就更为辉煌。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高度，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三、第三次飞跃：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十四大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为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和探索创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提供了体制保证；多种经济成分的健康快速发展，也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市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党的十五大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郑重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党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认识上的新突破，也是党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
首先，在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主张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且把过去长期使用的“基本方针”发展成“基本经济制度”。尽管以往我党已经制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但是明确指出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采取“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将此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党历史上还是首次。这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基本国情认识的深化，标志着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上又取得了一次飞跃，即突破了将单纯的公有制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误区，实际上将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而不单纯把公有制本身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理论的重大发展，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开拓了巨大的空间。
其次，十五大进一步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进行界定，并且不单纯强调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量的优势，而是强调其质的优势。这里有四层意思：一是准确地界定了公有制经济的范围。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二是确定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含义；三是强调提高公有制经济的质量；四是强调在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质量提高的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第三，在理解“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时，突破了非公有制是公有制的“有益补充”的观点，反对人为地划定非公有制发展的数量界限。将非公有制界定为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是有其特定的出发点的，主要是为了解除人们对非公有制发展可能会影响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顾虑，也是基于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占绝对数量优势这个事实。虽然要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它们处于补充地位，在所有制结构中的总体比重应限制在一定的比重之下，最高不能超过50%。在这种理论前提下，对于非公有制，一方面要允许发展，另一方面要在数量规模上予以限制。因此，这必然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社会所有制的数量结构最终是由生产力水平和结构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任何先验的比例关系决定的。作为发展生产力手段，作为与生产力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非公有制与公有制在地位上是平等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中的有机构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这种理论的发展，必然加快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搞活整个国民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