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危机、重启对话与合作——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重启论文,前景论文,现状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54/j.cnki.naf.2015.05.001 [文章编号]1003-7411(2015)05-0003-(10) 2012年9月，因钓鱼岛争端激化，中日间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安全危机。此后，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一度甚至走到了军事冲突的边缘。自那时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多。2014年下半年，两国关系的形势开始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11月7日，中日两国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并于APEC北京会议期间实现了首脑会晤，中日关系朝着稳定与改善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进入2015年后，中日关系缓和与改善的趋势在继续发展。然而，到目前为止，两国关系尚未完全恢复正常状态。未来的中日关系将如何走?是进一步缓和、改善还是停滞不前甚至再度紧张?两国能否重启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进程?这将取决于双方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能否落实，取决于两国政策的新的互动。 一、中日关系逐步趋向稳定与改善 钓鱼岛争议激化①是此次中日安全危机的起源。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购岛”，对钓鱼岛实行所谓“国有化”。②中国政府做出强烈反应，除采取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点基线、发表《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等反制措施外，当月，中国执法船开始在钓鱼岛领海进行常态化巡航。此后，钓鱼岛海域的形势一度高度紧张，被认为是风险最高的地方。③然而，在经过危机初期的激烈摩擦之后，2014年以来，虽然两国尚未就钓鱼岛的危机管理达成任何正式协议，中日双方却逐渐形成了一定的默契，自我克制和各自采取的一些危机管控措施使钓鱼岛海域的形势逐渐趋向稳定。当前，在钓鱼岛领海巡航的是中国海警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执法船④，双方较好地保持了安全距离；两国都未派军事力量进入这一海域；也都无官方和民间人士上岛开展任何活动。与钓鱼岛领海海域的形势相对稳定相比，直到2014年上半年，中日两国在东海其他海域及西太公海的摩擦仍然频繁发生，并多次发生舰机“异常接近”的险情，双方交涉、抗议不断。⑤由于在这些海域遭遇、接触的主要是两国的军舰、军机，双方的“监视”与“反监视”具有很大的风险，一旦发生擦枪走火等突发事件，在两国民意严重对立的形势下，很有可能引发军事冲突。然而，2014年下半年以来，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日媒体上都未再出现两国舰机在这些海域发生重大险情的报道，双方的海上摩擦逐渐降温。这显然与双方都采取了更谨慎的政策和加强了风险管控有关。 2012年12月，日本自民党安倍晋三政府上台后，中日在历史问题⑥上的摩擦再次突显出来。安倍及其内阁成员接连发表历史修正主义观点⑦，大批日本议员和内阁成员参拜祭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⑧，引起中国的强烈抗议。2013年12月，安倍首相更公然参拜靖国神社，致使本已高度紧张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然而，安倍的错误行径不仅遭到中韩两国的强烈反对，而且遭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内外舆论的普遍批评。面对国际、国内的不利反应，安倍等人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开始有所收敛。2014年以来，对于中方的严重关切，日方传递出了首相将不会再次参拜靖国神社的信息⑨，与此同时，日本高官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论也逐渐有所减少。这就避免了中日历史摩擦持续升温的危险前景。 钓鱼岛危机爆发后，虽然中日两国外交、防务部门的工作层仍然保持了接触，但各领域的主要对话、特别是副部级以上的对话很快全面停顿，民间交流也一度陷入停滞状态。2014年5月起，中日双方高级官员在国际场合的非正式接触逐步增加⑩；友好团体、经济团体及地方之间的双边交流更得到较快的恢复(11)。2014年9月底，两国间的重要公共外交对话平台——“北京—东京论坛”(第10届)在东京召开。根据会前双方联合进行的舆论调查，虽然两国民众对对方的好感度仍然十分低迷，但70％以上的受访者担心两国国民感情恶化，认为有必要改善中日关系。(12)双方的与会者更是表达了应努力改善两国关系的迫切愿望。两国民意的这一重要反映，对于中日关系的改善显然具有正面影响。2014年9月，中日第二次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13)在中国青岛举行。通过磋商，双方原则同意重启中日防务部门海上联络机制磋商，并在近期再次举行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这一磋商的重启成为两国外交对话开始恢复的重要标志，立即引起了中日两国舆论界和战略研究界的高度关注。此后，经过紧张的外交磋商，中日双方终于在11月初达成四点原则共识(14)，并在APEC北京会议期间实现了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较为正式的会晤。(15)中日四点原则共识体现了外交智慧(16)，为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重返正常轨道打开了希望之窗。原则共识发表后，中日两国的媒体都曾对之有一些不同的解读，两国官员也有一些不同的提法，但两国领导人、外交部门及专家学者的主流看法是明确而一致的，即中日通过政治努力达成的原则共识十分重要，为新形势下两国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指明了方向，双方应坚决以实际行动加以落实。 2014年两国经贸关系的状况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此前因钓鱼岛危机和历史摩擦加剧，两国经贸关系严重受损。2012年中日贸易额比2011年下降3.9％，2013年较2012年更下降6.5％。然而，随着两国关系出现稳定缓和迹象，2014年中日经贸额虽然比上年仍然下降1％，但降幅已明显收窄。2014年中国大陆赴日旅游人数则出现了快速增长的状况。全年大陆赴日旅游人次高达240.92万，约为2013年全年人次的1.83倍，创了历史新高。(17) 自两国首脑会面以来，双方落实四点原则共识，在稳定与改善中日关系方面又取得了一些新的重要进展。其中，最突出的是两国对话陆续恢复。2015年1月7日两国举行中日防务部门海上联络机制第四轮专家组磋商(18)，达成了许多重要的共识(根据中方提议，双方同意“海上联络机制”今后改名为“海空联络机制”)(19)；1月22日双方又举行了第三轮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两项磋商在推进危机管理机制建设、开展海上安全合作与执法、加强对话等方面均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些进展对于中日双方继续保持钓鱼岛及东海其他海域军事安全形势的相对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开展两项海上安全磋商外，两国还陆续恢复了中日湄公河政策对话(2014年11月)、中日新21世纪友好委员会对话(2014年12月)、中日安全对话和外交当局定期磋商(20)(2015年3月)、中日议会交流委员会会议(2015年4月)及中日韩外长对话(21)(2015年3月)等一系列对话机制。双方还在积极协商，在2015年适时重启中日财长对话和恢复两国执政党交流机制。在印尼出席亚非峰会期间，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应约会见同来出席会议的安倍首相，更成为中日关系进一步改善与稳定的重要信号。(22)两国重启的对话涉及政治、经济、安全、历史、人文等各个领域，对于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二、中日关系仍然面临严重困难 虽然中日关系已经出现了趋向稳定与改善的积极迹象，但双方之间的分歧仍然巨大，两国关系要在近期内恢复正常绝非易事。 首先，在双方切实建立起危机管理机制前，中日海上争端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风险。这些争端错综复杂、相互关联，既涉及最敏感的钓鱼岛领土主权争议，又涉及东海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划界、中国海军经日本列岛国际水道进入西太平洋及两国在东海的防空识别区(23)等诸多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双方立场至今仍然严重对立。虽然一段时间以来两国海上争端的形势有所缓和，但主要靠的是双方的自我克制和对避免争端局势进一步恶化所形成的初步共识，这显然是脆弱的，难以长期、有效地管控两国间的海上分歧与风险。在双方就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共同维护东海和平稳定达成新共识(24)、特别是在双方切实建立起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和制订出相关海空行为准则之前，海上争端仍将是两国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一大困扰。 第二，中日两国已形成的军事对峙态势对两国关系具有长远的消极影响。2012年爆发的钓鱼岛危机不仅造成中日政治关系紧张、经济关系倒退，而且对双方的军事方针、军力部署、军事开支带来重大影响。2013年12月，日本接连出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个军事安全文件，提出大力加强其西南方向的军事部署，开始明确把中国视为主要潜在军事威胁和防范对象。日本还主动提出修订日美防卫指针，积极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企图与美联手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与制衡。近两年来，为坚决维护本国在东海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中国也在加紧做好各种军事斗争准备，对日本的军事走向保持高度戒备。众所周知，军事安全政策的调整和军力部署具有长期性，一旦形成将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中日已出现的军事对峙态势将对两国关系带来长期消极影响。要使之得到改变，需要中日关系的显著改善与长足发展。 第三，处于历史最高点的双方战略互疑将对两国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形成重重阻力。中日之间的战略互疑是在冷战结束后逐步突显出来的。其主要表现为日本流行的“中国军事威胁论”和中国对日本“走老路”、“恢复军国主义”的担心。前者反映了日本对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的扭曲心态，后者反映了中国对日本国内政治右倾保守化趋势的强烈戒心。双方力量对比在进入新世纪后发生重大变化，成为双方战略互疑加剧的最重要、最深刻的历史背景。(25)多年来，中日两国曾为增信释疑做过不少努力，但双方的战略互疑却时起时伏，一直难以消除。钓鱼岛危机爆发后，面对中国做出的强烈反应，日本国内的“中国军事威胁论”急剧上升；而面对安倍政府加强日美同盟、推行历史修正主义和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推动修宪和解禁集体自卫权，中国对日本战略走向的担心也进一步加强。在此形势下，中日战略互疑已攀升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高点。虽然中日最近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有助于双方控制略互疑的继续增长，但要重新开始增信释疑的进程仍然困难重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日两国大大加深了的对对方的威胁认知(26)可能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 第四，两国的政治、经济、外交与安全对话机制仍未全面恢复。2014年秋以来，中日双方已陆续重启了许多对话，但到目前为止，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一些重要的对话、特别是一些高层级的对话，如中日经济高层对话(27)、中日战略对话(28)、中日防务安全磋商(29)、中日东海问题磋商(30)等，尚未得到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日本自卫队之间的双边交流与合作仍难以重启；两国领导人恢复互访与正式对话的前景则更未提上日程；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热线也仍处于停止状态。在此状况下，双方要想有效控制安全分歧，减少误解与误判，恢复与开展必要的安全合作，仍然会面临较大的困难。 此外，有所稳定与缓和的中日安全关系在2015年还面临着一些新的直接挑战与不确定性。例如，2015年5月起日本国会将围绕解禁集体自卫权(31)，修改包括《自卫队法》、《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周边事态法》、《联合国维和行动(PKO)合作法》等在内的一系列相关安保法律，制定可以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永久法，以建立新的安保法制，为修改和平宪法做准备。3月中旬日本执政党就新安保法制框架草案达成实质性一致。4月底日美两国在时隔18年后出台了新的防卫合作指针，将日美同盟扩大到全球，实行所谓两国的“无缝”合作。(32)5月中旬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新的安保法制相关法案，并提交国会审议，希望7月下旬获得通过。(33)日本修订安保法制的进程可能带来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变化，导致日本实质放弃其长期实行的“专守防卫”政策，已引起中国的严重关切。新安保法制的最终出台和实行可能给中日关系带来新的、较大的冲击。又如，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及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将举行各种隆重纪念、庆祝活动。这一重大历史节点可能成为中日两国“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新的契机，也可能成为双方历史问题摩擦再次上升的导火索。其关键在于安倍首相在8月15日将发表怎样的历史谈话，在于他是否会改变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历史谈话(34)的基本内容。一段时间以来，安倍首相发出的信息混乱而自相矛盾，一方面称将继承村山谈话，一方面又说不会沿用村山谈话的关键措辞，引起了中方的高度关切与警惕。与此同时，日本对于中国开展的各种抗战胜利纪念活动、特别是胜利日阅兵，也有很大的疑虑，担心中方将借此机会以历史问题对日进行打压。再如，2015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日本与德国、印度、巴西等三国已在2014年共同宣布，将于2015年再次联合提出安理会改革方案，共同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0年前，在小泉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背景下，日本要求“入常”的行动曾在中国一些城市引发民众反日游行，严重加剧了中日两国民众的对立和外交摩擦。2015年下半年，随着联合国成立纪念日的临近和日本争取“入常”行动的加强，类似的情况是否会再次出现呢? 三、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取决于双方政策的新的互动 钓鱼岛危机爆发后，中日关系一度高度紧张，“中日必有一战”的声音曾经萦绕耳畔。当时，对于危机形势及两国政治安全关系的发展前景，笔者曾经提出有三种可能：一是中日双方在东海、特别是钓鱼岛周边海域发生擦枪走火，导致危机失控，进而引发两国间的军事冲突甚至战争。在此形势下，中日关系将彻底破裂，陷入长期敌对状态。这将是最坏的前景。二是经过激烈的较量，日本以某种方式承认两国间存在领土争议，双方就钓鱼岛主权问题达成新共识或新默契；同时双方在历史问题上重新确认“以史为镜、面向未来”的方针，日本领导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在此形势下，中日关系将会较快趋向稳定、改善，恢复正常，并可望重新取得进展。这将是最好的前景，但要出现十分不易。三是经过双方共同努力，钓鱼岛危机及东海摩擦得到较好的控制，军事冲突得以避免，但双方在岛争、历史等主要问题上仍难以达成新共识，以致在政治上形成僵持状态。在此形势下，两国间的对话、合作可能部分恢复，但政治安全关系难以得到根本改善，中日关系在较长时期内将呈现“政冷经凉”的状态。这将是最可能出现的前景。 现在看来，最坏的前景已经可以基本排除。因为中日双方都已清晰地认识到，钓鱼岛争端绝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两国在诸多方面拥有重大共同利益，并且对于地区与世界的和平发展都负有重要责任。双方也都明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大国对抗与战争只能带来双输的结局。而几乎同样重要的是，不仅中日双方希望避免冲突与战争，而且国际社会、包括东亚各国及日本的主要盟国美国在内，也都不愿看到中日走向这一前景。中国和日本是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如果两国走向对抗与战争，不仅双方利益将蒙受巨大损害，世界与地区的和平发展也将遭受极其严重的影响。 因此，可以确信，中日四点原则共识的达成标志着两国间的危机已经得到初步控制，中日关系已经脱离了最危险的时期。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虽然双方开展磋商对话和建立危机管控机制的努力不会一帆风顺，双方之间发生海上意外事件的可能性也仍然存在，但因为擦枪走火引发两国严重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已经明显下降，中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可以基本排除。 那么，中日关系是否可能在未来一两年内较快地摆脱困境、走向最好的前景，即在岛争、历史等主要问题上达成新共识，从而使两国关系得到全面改善与发展呢?出现这一前景的可能性也不大。在APEC北京峰会召开之前，为实现两国领导人正式会晤及促进中日关系转圜，中国政府曾明确向日本政府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要求日本承认两国间存在钓鱼岛主权争议；二是要求日本领导人承诺不参拜靖国神社。如果日本政府能够接受中方这两项完全正当、合理的要求，两国关系是可能得到较大改善的，甚至可能像2006年秋安倍首相访华时一样出现转折性的变化。然而，正如中日双方四点原则共识所表明的，在这两个问题上，双方立场之间的差距仍然相当大，两国达成的共识仍然是较为脆弱的。在安倍政权可能长期执政的情况下(35)，这种状况恐难以发生明显的变化。 因此，在未来几年间，中日关系最可能出现的前景是，一方面，危机失控和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得以避免，双方的对话与合作(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合作)逐步恢复；另一方面，两国的政治僵局仍难以彻底打破，政治安全摩擦仍然时起时伏。两国总体关系将呈现出“政凉经凉”或“政冷经暖”的状态。这种关系状态将是一种过渡的状态。未来两国政策的互动既可能使之继续向着改善的方向发展，也可能使之再次恶化、重趋紧张。 在此形势下，中日双方已把落实四点原则共识、巩固与发展两国关系初步改善的成果和防止摩擦再次加剧，作为近期的共同努力目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为争取好的前景，双方政策在以下四个环节上形成积极互动将至关重要。 第一是加强危机管理。在此重要环节上，双方已恢复的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和中日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磋商能否在近期内取得实质性进展将是关键。一旦两国通过对话将已达成的加强危机管理的共识转变为正式协议，将双方在东海争端中各自实行的一定自我克制转变双边危机管理机制和具有一定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中日两国对海上争端风险与危机的管控能力将会显著提高。当然，在危机管理机制建立后，双方的海上分歧与摩擦仍将长期存在；要使危机管理机制良好运行、不断完善，也需要双方继续付出艰苦努力。但可以肯定的是，双方危机管理机制的正式建立，对于双方进一步缓和东海紧张局势，避免发生不测事件，守住两国东海互动以至两国关系大局的底线——避免发生军事冲突，必将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第二是处理好历史问题。面对2015年可能加剧两国历史摩擦的种种因素，中方的立场与态度是十分明确的。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已为中国今年开展相关纪念活动指明了方向。(36)2015年3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更明确指出，中国政府隆重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目的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开创未来。我们希望通过举办纪念活动，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果实，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37)现在球在日本一边。在二战结束7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如果日方能遵守与中方达成的“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共识，其主要领导人不参拜靖国神社，并且能恪守村山内阁就历史问题做出的表态和反省，在“8·15”发表一个有利于日本丢掉历史包袱、开创未来的历史谈话，中日历史摩擦再次加剧的前景将是可以避免的。处理好中日历史问题，根本还在于日本自身对历史的态度。希望安倍等日本领导人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第三是重启与开展对话。2014年底以来，根据中日达成的“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的原则共识，中日双方重启与开展对话已呈现良好势头，这对于两国控制分歧、防止误判、恢复与发展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下一步，随着形势的发展，重启对话的重点将转向恢复双方的高层经济、外交与安全对话。可以预见的是，恢复这些对话难度较大，进展将较为缓慢，在重启过程中甚至还可能出现某些曲折，但其逐步实现仍然是可以期待的。毕竟，“对话好于对抗”，这是稳定与改善两国关系的必然选择。事实上，早在2013年底中国已准备逐步恢复与日本的对话，是安倍首相突然参拜靖国神社阻碍了这一进程。希望日本今后不要再制造类似的障碍。至于恢复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正式会晤和互访，仍将有待双方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但是只要双方能坚持APEC北京峰会和雅加达亚非峰会期间的做法，利用多边场合保持两国领导人的接触，随着两国各方面对话的全面恢复，在未来一两年内两国领导人恢复正式对话是有可能的。中日两国重启高层外交与安全对话、特别是重启领导人的正式对话，将成为中日关系彻底走出危机、恢复正常状态的重要标志。双方应共同努力，使其早日得以实现。 第四是恢复与增加合作、积极扩大两国关系的积极面。随着中日关系的初步改善，两国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恢复与发展合作，已成为双方的共同愿望。中日的共同利益不仅体现在两国的经贸合作、地方与民间交流之中，而且体现在两国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反恐与防扩散等非传统安全合作之中，还体现在与东亚各国一起建立东亚地区经济共同体的努力之中。其中，在经济合作领域，两国最紧迫的任务是要争取在2015年恢复双边贸易与投资增长，并在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令人鼓舞的是，在年初举行的第三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中，双方已就打击海上犯罪及根据有关国际法加强在搜救、科技及环境等领域的海洋合作达成了一致。在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方面，双方也已取得了新的重要共识。这些共识能否化为实际行动，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将影响巨大。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如果两国合作能逐步恢复与增长，不仅将有助于抑制两国间仍严重存在的分歧与摩擦，改善两国政治气氛，而且将增加双方的相互信心与信任，对两国重启战略互惠关系的进程形成重要的推动力。令人遗憾的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加之自身错误判断，2015年上半年日本错失了成为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创始国的机会。(38)然而，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投行和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39)(前者可谓是后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开放、包容的。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也为中日开展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中国“希望日方积极支持响应中方倡议”，能在未来就此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40) 总之，如果中日双方能在2015年抓紧、抓好上述四个环节，两国安全关系将可能避免摩擦再次加剧，继续朝着稳定与改善的方向发展，从而为两国在近期彻底打破政治僵局、全面恢复正常状态创造重要的条件。这一前景的出现对于在较远的将来降低两国军事对峙、减少战略互疑，以及中日双方最终解决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历史问题、领土争议，都会发生积极的作用，奠定重要的基础。正在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中国，应对争取中日关系的这一前景发挥积极主动的塑造作用。2015年5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出席有3000日本友好人士(41)参加的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日双方应该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共促和平发展，共谋世代友好(“让中日友好长成大树、长成茂密的森林，让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世世代代延续下去!”)，共创两国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42)习近平的讲话与中日两国领导人在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即2008年两国发表的《关于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所共同确定的方针完全一致(43)，但却更具现实与历史意义，因为这是在中日关系经历了一场严重危机后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方向的再次肯定。 当然，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道路绝不会平坦，但中日双方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和能力，在两国关系初步稳定改善的基础上，彼此奉行积极的政策，继续克服当前两国关系中仍然存在的严重困难，争取早日回到发展“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世代友好”的战略互惠关系(44)的正确道路上来，并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注释： ①钓鱼岛争议是中日两国间长期存在的极为敏感、棘手的问题，不仅涉及领土主权之争、东海海洋权益划分，还涉及历史问题(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将钓鱼岛侵占，在二战结束后未遵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报》的精神将其归还中国)。20世纪70年代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及签订两国和平友好条约时，钓鱼岛问题曾是一大障碍。后来，根据中方倡议，双方决定从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大局出发，将此事放在一边，留待以后解决。正是这一默契保证了钓鱼岛海域在七八十年代的基本平静。然而，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日本右翼多次上岛活动，日本政府开始公开否认两国存在钓鱼岛争议。此后，双方摩擦逐渐上升，消极互动不断，原有的默契被打破，直至接连发生2010年9月的“撞船”事件和2012年9月的“购岛”事件，给两国关系带来了根本性的伤害。 ②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日本极右势力是“购岛事件”的始作俑者，他们在2012年日本将进行众院选举和中共将召开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敏感年份，于当年4月提出购岛计划并进行募捐，在中日间挑起了一场严重的危机。 ③2012年12月13日，中国海监一架飞机首次飞临钓鱼岛上空巡航，日本8架战机从冲绳升空，做出紧急反应。中新社电，2012年12月13日 ④2014年以来，双方执法船在钓鱼岛周围12海里内巡航的频率比2013年高峰期时有较大下降。 ⑤两国出现舰机“异常接近”的险情，主要是由日本对中国舰机进行所谓的“监视”与“侦察”所引起。其中最突出的是2013年10月日方对中方军演、2014年5月日方对中俄联合军演进行的侦察与干扰。当时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曾指出，日方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通行准则”，“危及我舰机航行安全”，“可能引发误判、误伤等突发意外事件”，“是一种危险性极高的挑衅行为”。参见2013年10月31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31/c_117955889.htm)、2014年5月25日中国国防部新闻局发布的消息(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5/25/c_1110847483.htm)。 ⑥二战结束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美国独家占领、保留天皇制度、冷战及朝鲜战争爆发，加之日本独特的文化)，日本未能对军国主义实行彻底的清算，以至在对侵略历史的认识上，日本远远落在了德国的后面。虽然日本一些领导人也曾对侵略历史做出过正确表态并表示反省、道歉，但在日本却总有一股势力企图否认甚至美化其侵略历史。在此情况下，历史认识问题成为长期困扰中日关系的一个突出问题。 ⑦包括宣称“侵略无定论”、否认日军强征“慰安妇”、宣扬“纳粹式修宪”、否认南京大屠杀、置疑东京审判等。 ⑧2013年春、秋两祭，日本内阁及国会议员分别有168人及160人参拜靖国神社，达到冷战以来的最高峰。 ⑨如2014年5月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在访华时即向中方领导人表达了这一看法http：//japan.people.com.cn/n/2014/0714/c35469-25277904.html。 ⑩最引人注目的是中日外长在8月东盟外长会议和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的接连两次会晤。 (11)其中，5月中国人大张德江委员长会见以高村正彦会长(他的另一身份是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为团长的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9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接见来访的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10月安倍首相会见访日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会会长李小林，并与她一起观看中国舞剧演出；7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两次在北京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均引起了中日两国及国际舆论界的高度关注。 (12)“中日民众渴望改善两国关系——记第十届北京—东京论坛”，人民网东京2014年9月29日电。 (13)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是由双方多部门参加的综合性、全方位的海洋事务对话。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国家能源局、国家海洋局、海警局、总参谋部等部门及日本内阁官房、外务省、文部科学省、水产厅、资源能源厅、国土交通省、海上保安厅、环境省、防卫省等部门分别派人参加。2012年5月首次磋商在中国杭州举行。 (14)2014年11月7日，在APEC即将召开的前夕，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同来访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举行会谈，就改善与发展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一、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二、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三、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四、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 (15)2014年11月11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应约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新网2014年11月7日电。 (16)四点原则共识首先由中日双方以两国文字各自发表，其中一些内容采取了较为模糊的表述方式，对于争议岛屿的名称采取了各自表述的做法。两国随后发表的英文文本在表述上也存在某些差别。 (17)此为日本观光局统计的数字。这一数字大大高过曾创历史纪录的2012年142.5万人次的中国大陆赴日旅游人数。参见新华网2015年1月21日东京专电。 (18)2007年中日两国决定就建立防务部门海上联络机制开展磋商。2012年6月，双方防务部门第三轮专家组磋商就联络机制的基本内容(包括开展年度危机管理对话、建立防务部门热线、建立海上紧急联络机制)达成一致，后因钓鱼岛危机爆发联络机制未能启动。 (19)中国国防部网站消息：双方确认了迄今就建立该机制达成的共识，并就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相关内容及有关技术性问题进行了协商，达成了一定共识。双方一致同意，在此轮磋商基础上进行必要调整后，争取早日启动该机制。中新网1月13日电。 (20)中日安全对话和外交当局定期磋商机制是两国外交、防务部门之间的副部级沟通渠道。此前曾举行12次对话。2012年钓鱼岛危机爆发后中断。 (21)中日韩外长对话自2007年开始举行，至2012年举行6次。钓鱼岛危机爆发后中断。 (22)此次中日领导人对话超出了不少人的预料，使两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的对话得以保持与加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参见“‘习安会’：中日关系峰回路转”，2015年4月24日中国网。 (23)日本早在1969年就建立了东海防空识别区。中国于2013年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双方防空识别区部分重叠。 (24)中日两国领导人在20世纪70年代曾就“搁置岛争”达成默契；在2008年曾就实行东海共同开发达成原则共识，一致同意要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近年来，随着两国间海上争端的激化，双方的重要默契与共识遭到了严重破坏。目前，虽然双方已就防止争端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达成重要共识，但这只是朝着达成新共识迈出了第一步。 (25)如果说当前中美在综合实力对比上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的话，东亚却已形成了中日“两强并立”和权势转移的局面(2010年中国的GDP首次超过日本，2014年已达日本GDP的2倍。中国的军费支出在2001年时低于日本，2014年已为日本军费支出的3倍)。对此，中日两国都不适应和缺少思想准备；而日本尤甚，其对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加速发展和对中国主导地区事务的恐惧与担心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增强，原有的利益分歧、历史摩擦、战略互疑迅速升级，中日两国进入了一个摩擦高发期和竞争加剧期，面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严峻挑战。 (26)笔者认为，中日两国对对方的威胁认知中有较大一部分是被夸大的和缺乏事实根据的，其突出地表现在日本的“中国军事威胁论”和中国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担心上。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十分复杂，涉及历史、社会变化、权力转移及两国危机管理机制的缺失等。其中最后一点，即双方在海上争端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未能及时建立起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以致危机接连发生、迅速升级，是中日两国相互威胁认知大大加剧的最直接的导因。 (27)中日经济高级别对话(副总理级)于2007年启动。双方曾经举行三次对话。2012年对话因钓鱼岛危机而中断。 (28)中日战略对话(副部级)自2005年开始进行，每年两次。2012年6月举行第13次对话后停滞。 (29)中日两国防务部门从1997年开始进行副部级防务安全磋商，至2011年共举行了11次。2012年爆发钓鱼岛危机后中断。 (30)中日东海问题磋商从2004年开始进行，已经进行10余轮磋商，并曾于2008年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后因中日间接连爆发“撞船事件”、“购岛事件”而中断。 (31)2014年7月1日，安倍政府通过了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并提出将据此修改日本相关安全法规。 (32)新日美安保合作指针提出日美将实现从平时状态、到“灰色”状态、战时状态的无缝应对，新设日美部队协调机制，新增在太空和网络等领域的军事合作。 (33)日本内阁提交的新安保法制相关法案是《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案》和《国际和平支援法案》。前者由《自卫队法》、《武力攻击事态法》、《周边事态法》、《联合国维和行动(PKO)合作法》等10部法律修正案综合而成，后者则是允许日本随时为处理国际纷争的他国军队提供后方支援的永久性法律。参见共同社东京2015年5月14日电。 (34)199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50周年纪念日，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谈话，表示要深刻反省历史、吸取历史教训。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进行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以后发生错误”，“应谦虚地接受历史事实，并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村山首相代表日本内阁发表的历史谈话得到了中国及亚洲其他战争受害国的一致好评。 (35)2014年12月，日本自民党再次赢得众院选举，其执政联盟在众院继续拥有2/3多数席位。如无意外，安倍将继续执政4年。 (36)在讲话中，习近平一方面强调要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一方面又指出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让各国人民永享太平。新华网，2014年9月4日。 (37)新华网，2015年3月2日。 (38)日本政府提出，目前不加入亚投行的原因是因为对亚投行运营的透明度和该行能否确立公正的管理怀有担心。但事实上，深层次的原因是日本担心亚投行的建立将对其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形成挑战，削弱日本在亚洲地区金融体系内拥有的“领导权”。 (39)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已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40)“驻日本大使程永华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书面专访”，《日本经济新闻》第4版，2015年5月4日。 (41)2015年5月20日，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率包括日本国会议员，地方政府官员以及民间企业家在内的3000人“日中观光文化交流团”访问中国。代表团首先访问广州，然后访问北京。 (42)“习近平会见日本访华代表团接收安倍亲笔信”，新浪新闻中心，2015年5月24日。 (43)当时，两国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明确指出：“双方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双方重申，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双方确信，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和日本将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巨大机遇和利益。” (44)2008年5月7日中日《关于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标签：中日关系论文; 军事论文;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论文; 中日钓鱼岛争端论文; 中日东海问题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中国钓鱼岛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中国现状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日本内阁论文; 中日论文; 安倍内阁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钓鱼岛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