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东都选址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武论文,王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武王伐商之后即谋划营建东都，此说见于《史记·周本纪》等文献和何尊等金文材料，是可肯定的。但目前学术界认为成王和周召二公所卜选修建的洛邑就是武王所选定的东都，对此我们是不同意的。成王所建洛邑，学者或谓成周，或谓王城，或谓二者皆有。实际上这两处并无大的区别：一在瀍水东，一在瀍水西，且均在洛水下游的北岸。然而《逸周书·度邑》中武王曾以“居易无固”否定了在伊水洛水北岸建都的可能性。提出了“有夏之居”的设想，并且可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营建。武王的东都选址在当时是具有深刻的战略意义的。但由于武王克商后在位仅二年就死了（注：《史记·封禅书》），《逸周书·作雒》谓成王即位第二年便伐武庚，讨东夷，不久即营建洛邑新都。这是战略形势转变后的重新选择，与《度邑》之说明显矛盾。然而后来文献与传注常把武王选都与成王建都混而为一，以至于有时曲解《度邑》之文，抹煞了武王与成王周公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所选东都的区别，因而也就难以理解武王所选东都的战略意义。因此，周武王所选的东都地址是值得我们认真考察、探讨的。
一、从《逸周书·度邑》看武王东都选址地望
《度邑》为“《逸周书》中可信为周初文字者”之一（注：《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8页。）。它保留了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如武王曾提议以“兄弟相后”的方式让周公继位，并选定“无远天室”的“有夏之居”作为东都。故此篇的史料价值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一）“有夏之居”考
《逸周书·度邑》篇述武王和周公讨论东都选址时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丕願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上引文依新近出版《逸周书汇校集注》的文字及断句（注：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513页。）。这一段的文字，句读有几处需要校正：（1 ）《周本纪》引上文“居阳无固”作“居易毋固”，这里是分析战略地势的——详下文的分析，《周本纪》是对的。庄述祖、朱骏声就曾依《周本纪》改“阳”为“易”（注：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513页。）。（2 ）“其有夏之居”，依《史记·周本纪》集解、《水经·洛水注》引文及《汉书·地理志》颜注载臣瓒引《度邑》言“武王问太公曰‘吾将因有夏之居也，南望过于三涂，北詹望于有河’”，可知是对下文而言，断句应属下，即此句下的句号应改为冒号或逗号。（3）“我北望过于有岳，丕願瞻过于河”，王念孙依《史记·周本纪》引文改“丕”为“鄙”，属上句；改“願”为“顾”，移“岳”前之“有”到“河”前（注：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513页。），是对的。依校正后的文字应读为：
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有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度邑》中武王所选东都“有夏之居”在何地呢？概括地说有三种不同的说法。（1）“有夏之居”为斟
说。此说司马迁《周本纪》、 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及陈逢衡、朱左曾（注：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513页。）等学者主之。（2）为阳城说。 《汉书·地理志》颜注引臣瓒主之，现代许多学者从之并认为阳城即今登封告成镇一带（注：参见安金槐《豫西夏代文化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 期；吴汝祚《夏文化初论》，《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 傅振伦《文献上的夏都所在》，《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等。）。（3）为阳翟说。此说徐广、郦道元、张大业等学者主之。
从《度邑》之文内证来看，“有夏之居”为斟说是不能成立的。《度邑》曰：“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有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从“北望过于岳鄙”，可知武王的观察地点在嵩岳之南。具体地点在何地呢？我们认为这是武王和周公谈话时回忆当初在汾阜观察的印象。《度邑》篇开头便说：“维王克殷国，君诸侯，乃厥献民征主九牧之师见王于殷郊。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这里“汾之阜”有三说。《周本纪》正义谓“豳”（汾）在豳州三水县西十里豳原，即今陕西旬邑之西；陈逢衡认为汾之阜即山西汾水上之阜，并引施彦士之说，谓商邑即当时山东蒲州府东北二十里荣河县商祖乙所都之耿（注：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513页。）；卢文弨、潘振则认为襄城有汾丘，《左传》襄公十八年“楚子庚治兵于汾”即此地（注：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513页。），在今颍水之北、河南许昌市之南。我们认为颍水之汾丘是对的，前两说难以成立。以陕西之“豳”瞭望商邑，固不可能；以汾水之丘阜瞭望地在山西的商祖乙所都之耿，这一带不是晚商时期的政治中心，不仅失去观察瞭望的意义，而且亦不合《逸周书·度邑》篇描绘的地望。因此《度邑》之“汾阜”只能是颍水北岸、今许昌市之南的汾丘：《水经·颍水注》“颍水又东南，江陂水注之，水受大崇丘城南，故汾丘城也。”那么，《度邑》所说南望三涂（注：今杨伯峻、徐提归纳《左传》“三涂”说法有三种：（1）河南嵩山西南伊河北岸三涂山；（2）孔颖达疏引服虔说则谓太行、轘辕、崤渑三处险道；（3）或又以为伊阙、大谷、轘辕三道，见《春秋左传词典》，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 页。另外，据杜预注《左传》定公四年谓汉东隘道有三涂：大隧、直辕、冥阨。据《逸周书·度邑》篇中“三涂”的地望，前三说均不合。笔者以为后者杜说盖即《度邑》所言“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河水、宛瞻伊洛的观察地点应在汾丘，即《颍水注》所说的“大崇丘”。观察地点在汾丘，则说明《度邑》中武王所选“有夏之居”在嵩山之南、颍水一带，此可绝对地排除“有夏之居”为斟说。剩下可供讨论的就是地处颍川的阳城和阳翟了。
禹都之地，文献所见有五处：阳翟（今禹县）、阳城（今河南登封）、平阳（今临汾）、安邑（今夏县）、晋阳（今太原）。《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县自注、《续汉书·郡国志》豫州颍川郡阳翟条及《水经·颍水注》等均谓禹都阳翟；而《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提到的禹都有四个：阳城、平阳、安邑、晋阳。这后三者有的学者表示怀疑（注：杨国勇：《夏族渊源地域考》，《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版。），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度邑》中“有夏之居”，郦道元《颍水注》以为是“阳翟故城”，“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度邑》篇“有夏之居”所描述地望在嵩山之南，这便把地处晋南晋中的平阳、安邑、晋阳三说排除在外了。也只有阳城阳翟可供讨论了。
《汉书·地理志上》、《水经·颍水注》、《元和郡县图志》卷三《河南道·河南府》等地理学专著均谓夏初禹都为阳翟，而《世本》、古本《竹书纪年》则谓“禹都阳城”（注：古本《竹书纪年》，见《汉书·地理志》注述臣瓒引及《续汉书·郡国志》注引。）。但这二者也可能为一地，清人洪颐煊认为阳城与阳翟相近，“或当日禹所都阳城本在阳翟”。（注：洪颐煊：《禹都阳城考》，《筠轩文钞》卷一。）。我们认为此说是对的。古汉语山南谓“阳”，而阳城与阳翟均在嵩山之南，均可以阳城称之。按《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八及乾隆年间《登封县志》谓颍川阳城周代称颍邑，战国初年属郑国始称阳城。这说明“阳城”本不为河南登封之古名。
本世纪70年代在河南告成镇一带发现了战国时古阳城遗址（注：《河南登封阳城遗址的调查与铸造遗址的试掘》，《文物》1977年第12期。），随即则有一些学者认为禹都阳城可为定说。然而登封王城岗小城堡规模之小，时代之早，使人很难相信它就是禹所都之阳城（注：杨宝成：《登封王城岗与“禹都阳城”》，《文物》1984年第2期； 董琦：《王城岗城堡遗址分析》，《文物》1984年第11期；许顺湛：《登封王城岗小城堡质疑》，《中州学刊》1984年第4期；等等。） 而阳翟作为禹启时代所都之地则有更多的证据。《水经·颍水注》谓颍水之上，距阳翟不远有“夏亭城”；有“启筮亭”，此即启“享大神于大陵之上”的“钧台”。钧台是夏启祀天享神及政治盟享之地：《左传》昭公四年：“夏启有钧台之享”，杜注谓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夏后禹有夏之国正在这阳翟一带，《颍水注》云：
颍水自堨东，迳阳翟故城北，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故武王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营洛（“栎”字声讹，详下）邑。徐广曰：河南阳城阳翟，则夏地也。把这些说法和《逸周书·度邑》篇相比较，则可知周武王所选“有夏之居”确在阳翟。清人张大业说得好，“《度邑》之言居阳翟因有夏之居”，于“无可辨证之中，天然有一确证；无可考核之中，豁然而成精核”（注：张大业：《逸周书管笺序》，见丁宗洛《逸周书管笺》，光绪八年东路厅署刻本。）张氏用“确证”“精核”等词极力肯定《度邑》“有夏之居”即阳翟，是可信的。目前在禹县吴湾发现有“大范围夏文化（引者按：即二里头文化）遗址”（注：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24 页。）， 亦可证明这一点。
（二）“天下之中”考
新出土不久的何尊铭文（注：《何尊铭文初释》， 《文物》 1976年第1期。）曰：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
（又）民。”“中国”即天下之中的国都。何尊铭文说明武王克商之后，准备居住于天下之中的都城，自这里治理天下之民。这正好印证了《逸周书·度邑》篇的说法，说明武王准备营建东都的战备决策。
《尚书·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逸周书·作雒》：“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克追，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史记·周本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八贡，道里均’”。“土中”、“中天下”，“天下之中”与何尊铭文中的“中国”的大意是相同的，但它们之间的意思是否完全相同呢？笔者认为不能完全等同。目前大多数学者据何尊铭文以为洛邑就是武王所选，“宅兹中国”就是“作大邑于土中”，我们认为这是不恰当的。
诚然，从字面意思看，它们是毫无区别的。但从广义狭义角度看，它们的区别甚大。狭义指点，广义指面。同样是“天下之中”，狭义指的是一个绝对的中心：点。如《周礼·地官·大司徒》所说建王都以圭表求地中之法就是这样：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以圭表八尺正日影，求地中，离开其地，则所得数据不合，所以这是一种天文意义上的绝对的“天下之中”。广义的“天下之中”指的是一个相对的中心：面。如《周本纪》中周公谓洛邑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八贡，道里均。”这里的地中是与四方道里比较而言所形成的地理方位上的“天下之中”，是一个相对的中心。
《周礼·大司徒》所说建王都用圭表“正日景（影）以求地中”之法，吸引了汉以来不少学者去考察这一绝对的“地中”在何地。马融以为在洛阳，郑众郑玄皆以为在颍川阳城，且曾目验晷影（注：孙诒让：《周礼正义》第3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15—721页。）。 其后学者说法虽多但不出这二说。大致经史考据家多从马融洛阳之说，天文舆地家多从二郑阳城之说。（注：孙诒让：《周礼正义》第3 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15—721页。）。今天看来，应是经史考据家错，而天文舆地家对。因为天文舆地家是不顾成说而据数据推算或实测，而经史考据家则是迁就成说而不顾《周礼·大司徒》所提供的数据。吕思勉先生对天文舆地家的说法做了肯定：“司农父子，皆明‘三统历’，所举当系历家旧说”，“此可见阳城附近，确为历代帝都所在”（注：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页。）。贾公彦也曾对两家进行过评价，说：“郑司农云颍川阳城地为然者，颍川郡阳城县是周公度景之处，古迹犹存，故云地为然也。……洛都虽不在地之正中——颍川地中，仍在畿内。”（注：《周礼·地官·大司徒》贾疏。）贾氏一方面肯定了郑氏说地中为颍川阳城之说，另一方面用广狭之分，认为洛阳虽非地之正中，但洛邑“仍在畿内”，是广义的“天下之中”。
但是，颍川阳城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天文意义的“天下之中”点，所谓阳城一带有周公度影之处也是《水经·颍水注》所记的传说，我们认为，利用《周礼·大司徒》所提供的夏至日用八尺圭表所测日影一尺五寸的数据，利用最简易的测纬度之法——相似直角三角形的原理，则可判定周代的“地中”所在。
随日而变的变量太阳赤纬，其变化规律比较复杂，但在一年夏至、冬至、春分、秋分这四天是固定的。夏至前后几天的赤纬是23°27′，求这时地理纬度Φ的公式是：Φ＝90°+23°27′－h。其中h是其地太阳的高度角，在正午时h可用“tgh＝竿长／影长”的公式求得。而《周礼·大司徒》所说八尺圭表“日至之景尺有五寸”提供了上述所要求的所有数据。把这些数据代入上述公式，则tgh＝8÷1.5≈5.333，得h＝79°23 ′，再置入求地理纬度的公式中，则Φ＝90°+23°27′－79°23′＝34°04′。那么，我们用现代科学方法推算出《周礼·大司徒》“建王都”所要求的“地中”纬度约为34°04′。按今测洛阳、王城、阳城、阳翟的地理纬度分别约为34°04′，34°43′，34°25′，34°10′。这些数据中只有阳翟的地理纬度与上所计“地中”的地理纬度34°04′最近，阳城已差20分以上，洛阳、王城则差30分以上。依此可证郦道元等人所说《度邑》篇所云“有夏之居”在阳翟的说法是对的，武王为初建王都所选的“地中”应在阳翟。
战国阳翟，春秋为“栎”，有钧台。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春秋郑宋卫”图中钧台标在栎南，纬度约在34°05′。 与上面所计“地中”纬度34°04′几乎一致。我们以为武王所见“宅兹中国”的“有夏之居”正在这一带。《左传》昭公四年曰：“夏启有钧台之享。”“钧台”为夏代祀天享神卜筮盟诸侯的重要场所，也是最早的观天台。《水经·颍水注》谓钧台又名“启筮亭”；《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归藏》有启享神上钧台与“作璿台”之说。“璿台”即“钧台”，“璿”盖即今文《尧典》“璿玑玉衡”之类。钧台或璿台应为观测天象台。童书业先生就曾指出“钧台”即“天台”、“钧天之台”，并以为《山海经·大荒西经》、《楚辞·天问》、古本《纪年》所说启上宾于天，窃九辩九歌以下等神话与此有关（注：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 295页。），是可信的。《吕氏春秋·有始览》与《淮南子·天文训》均有“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之文，高注《有始览》：“钧，平也。为四方主，故曰钧天。角亢氐，……韩郑分野。”钧台就是地处中央的“钧天”之台，它为“四方主”，故可祀天享神。钧台春秋属郑，战国属韩，与分野说也正好一致。依此看，钧台就是一个最早的祀天测影观天象的天文台。它的地理纬度与《周礼·大司徒》所提供的“建王都”之“地中”纬度一致，绝不是偶然的。西周金文何尊铭文说武王“迁告于天”，打算“宅兹中国”，应在阳翟钧台一带。
（三）春秋之“栎”讹而为“洛”（雒）说
文献中有周武王伐纣后营洛邑并迁九鼎于洛邑之说。《史记·周本纪》谓武王克商后，“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此说亦见《匈奴列传》。《左传》桓公二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此说亦见《汉书·王吉贡禹传》。《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正义引《括地志》载《帝王纪》之语云：“武王伐纣，营洛邑而定鼎焉。”上述文中“雒邑”即“洛邑”的异文。那么，武王是否营建了洛邑？这是学术界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武王没有营建洛邑，为什么这么多的文献说武王营建了洛邑并定鼎于此？如果说武王营建了洛邑，那么，《尚书·召诰》谓召公至洛“卜宅”、《洛诰》谓周公至洛师占卜河朔黎水、涧水东、瀍水西、瀍水东等地而选定洛邑又有什么必要？
我们认为《史记》《左传》等文所说武王营建并迁鼎的“雒”（洛）应是“栎”字的声近而讹。从上述《逸周书·度邑》等文看，武王所选的“有夏之居”为阳翟，阳翟春秋时代称“栎”，属郑，常见于《春秋》、《左传》。《穆天子传》卷五谓穆王“西虞曰栎丘”，注：“栎，今河南阳翟县”。阳翟西财时作“历”，西周金文禹鼎铭文称“历”为“南国”（注：禹鼎铭谓噩侯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见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6—487页。），《国语·郑语》中郑武公所取新郑十邑中有“历”，《逸周书·世俘》记武王克商后所伐有“磿”国，即“历”国（注：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图17—18“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 地图出版社1985年版。）。可知西周称“历”，春秋称“栎”，战国时称“阳翟”，均为一语之音变。《水经·颍水注》云：“《春秋经》书：秋，郑伯突入于栎。……服虔曰：檀伯，郑守，栎大夫。栎，郑之大都。宋忠曰：今阳翟也，周末韩景侯自新郑徙都之。王隐曰：翟，本栎也，故颍川郡治也。”
我们认为把周武王所选并初步营建的阳翟讹而为“洛”大概在春秋称“栎”之时。栎、洛声部均为来母，韵部也较近，“洛”上古韵部为铎部，“栎”为药部，均为入声，为旁转关系。故以“乐”为声符的字常与以“洛”为声符的字通用。《荀子·王霸》：“
然扶持心国”，杨倞注：“，读为落，石貌也。”王先谦集解引卢文弨谓“然”与《老子·德经》“落落如石”其意正合；《诗经·斯干》郑笺：“歌《斯干》之诗以落之”，《释文》谓落“或作乐”。正因为从“乐”得音与从“洛”得音的字可通用，那么，“栎”字声讹而为“洛”（雒）就不奇怪了。这一讹变的痕迹我们从《水经·颍水注》中还可看出：“（颍水）迳阳翟故城北，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故武王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营洛邑。徐广曰：河南阳城阳翟，则夏地也。”这一段文字前后均说的是夏禹始封夏国阳翟，也就是武王所选的“有夏之居”，中间突插一句“遂营洛邑”，使人感到莫名其妙。但如果说此“洛”是因与“栎”字音同而写了一个通假字，这里的矛盾就解决了：武王选定了“有夏之居”，初步营建栎邑并把九鼎迁于此地。这样也就解决了后来周召二公卜选并营建洛邑以及成王迁九鼎于郏鄏（注：《左传》宣公三年。）与武王营“雒”迁鼎的矛盾。
二、“居易毋固”说与武、成两代东都选址不同的原因
（一）“居易毋固”说与武王对伊洛北岸选都的否定
《周本纪》引《逸周书·度邑》云：“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今本《度邑》篇作“居阳（易）无固”。“ 汭”，注疏者或谓“水相入曰汭”，或谓“水北曰汭”（注：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513页。）。笔者认为“汭”训“水北”是对的（注：《尚书·禹贡》“泾属渭汭”，伪孔传云：“水北曰汭”，孔疏：“郑云：‘汭之言内也。’……且泾水入渭而名为渭汭，知水北曰汭。”二孔说是对的。“汭”若训“水相入”之处则不合“泾属渭汭”之意。）。“居易毋固”从地理形势上分析了在伊洛二水北岸营建东都的一利一弊：“居易”是指地势平坦，四方纳贡道里均，容易生活居处；“毋固”是说没有险要的山川地势作为屏障。《周本纪》索隐释“居易毋固”说，“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无险固”；庄述祖亦云：“易，平也。无固，无四塞之固。”（注：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513页。）解释伊洛一带“居易毋固”最清楚的莫过于汉初刘敬劝汉高祖放弃洛邑为汉都时所指出的：
成王即位，……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阴险，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史记·刘敬列传》）“有德则易以王”就是“居易”的注脚，因这里地势平坦，四方朝贡道里均；“无德则易以亡”则为“毋固”的注脚，因这里无险要的高山峻岭作屏障，易于败亡。周武王以战略家的眼光，毅然放弃了洛水北岸一带到伊水北岸一带的东都选址。
武王放弃了伊洛北岸的选址，但为什么成王时代周召二公却正好又在这一带卜选并营建了洛邑呢？我们认为这正是武王成王两代战略形势迥然不同的反映。
武王时代虽克商取得了天下，但天下形势极不稳定。《史记·封禅书》谓武王克殷后，“天下未宁”，《鲁周公世家》亦说“天下未集”。《逸周书·度邑》篇述武五克商后忧患时局，夜不成寐：“呜呼！于忧兹难，近饱于恤，辰是不室。我来所定天保，何寝能欲？”后一句丁宗洛《管笺》订正为“我所未定天保，何寝能欲”；朱右曾释“饱于恤”说“言忧甚多也”（注：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513页。）。《尚书·大诰》也说：“宁（文）王遗我大宝龟，……即命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可见在武庚及管蔡反叛之前时局就很不稳定。这是因为殷人基本力量在牧野之战中未受大挫，纣子武庚仍盘踞在原居之地，特别是东夷一带商的与国徐奄蒲姑势力也十分强大。伊洛流域地势平坦，却无险阻可为屏障，殷人渡河即达，东夷溯河济则至。这是他放弃人伊洛北岸作为东都的原因。
而武王所选择的阳翟一带四周正好有高山峻岭大河作为屏障。阳翟一带北有嵩山、黄河，西北有伊洛，南有三涂（见《度邑》篇）；西南“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方城与走势沿淮水而东下的桐柏山、大别山连绵达六七百里，通南北道者唯义阳三关（注：分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4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92—293、1246—1247页。），易守难攻。《左传》昭公四年云：“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三涂、阳城、太室嵩山、汉水下游在今湖北南漳西的荆山以及四岳之一的南岳衡山（今安徽霍山县（注：分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4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92—293、1246—1247页。）），均为阳翟四周或远或近的天然屏障，这正是周武王选阳翟为东都的原因。
（二）成王东征后战略方针大调整与选建洛邑
成王周公伐武庚讨管蔡及东平徐奄蒲姑叛乱后，于是封太公于蒲姑故居称齐，封伯禽于商奄故地称鲁，封康叔于殷墟称卫，封召公于蓟称燕。这时黄河中下游流域已基本平定了，为了控制东南方，成王与周召二公又谋建东都。由于这时战略形势与武王时代完全不同了，成王周公用分封子弟的办法直接控制着黄河中下游流域。相比而言，淮水江汉流域的蛮夷反而成了不稳定因素，这在西周中后期的《诗经》、金文中有明显的反映。形势易变，战略方针也紧跟着有了调整，成王周公放弃了武王时所选建的东都阳翟，召公周公在大致范围已决定的洛水北岸黎水、涧水、瀍水左右卜选东都洛邑。这时他们选择洛邑完全是着眼“居易”而不再对地势的“毋固”多加考虑了：《吕氏春秋·长利》引南宫括之语解释了这种情况：
君独不闻成王之定成周之说乎？其辞曰：惟余一人营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见也；有不善，易得而诛也。此说亦见《说苑·至公》。这就是《史记·刘敬列传》中所谓营洛邑，“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不欲依阻险”，而“欲令周务以德致人”。刘敬还以周代盛衰时期的不同情况指出洛邑建都的优缺点，“及周之盛时，天下和洽，四夷乡（向）风，慕义怀德，附离而并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战一士，八夷大国之民莫不宾服，效其贡职。及周之衰也，分而为两，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势弱也”。刘敬这里说的还是《度邑》篇所谓伊洛一带“居易毋固”的进一步发挥。至于刘敬和前面南宫括等人说选洛邑打算以德致民则是后人的附会，但他们说洛邑在和平环境下容易治理，而在衰落乱离时期难以防守，确是居洛邑的一优一劣。武王在克商后因“天下未宁”而放弃了伊洛一带的选都，成王平定了东方而选择了洛邑，正是在不同情况下所作的不同的战略抉择，均是合乎时势的。
三、武王所选东都及其封建诸侯所形成的拱卫之势
武王克商后“疆理南国”在嵩南及其周围一带，其征战时间长达两个月之久。接着武王又在嵩山周围特别是嵩南大封诸侯。武王时封建子弟贵戚的地点大多是环绕着东都阳翟的选址而层层展开。所分封的诸侯与东都选址恰好形成拱卫与辐辏之势，这种现象正好说明了武王在东方所选择的政治中心是阳翟。
（一）武王克商后“疆理南国”及其目的
《礼记·乐记》载孔子答宾牟贾曰：“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大武》之舞共有六成，一二两成模拟表演了武王北征并在牧野举行的灭商大战，三四两成表演了武王率军南下及其“疆理南方之国”（注：陈浩：《礼记集说·乐记》注。）的史实。此说正好与周初很可靠的文献资料《逸周书·世俘》篇所记述的武王伐纣后南下征伐南国的史实相辅相成。
《逸周书·世俘》篇记述武王克商后，命太公望、吕他等所征伐方国有越戏方、陈、卫、磨（磿）、宣方、蜀、霍侯、艾侯、佚侯、厉等。依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 册的“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中，上述方国大部分分布在近于嵩山的东南方一带。磿即历，亦即战国时的阳翟。“越戏方”在嵩山东北，洧水上游，盖即《水经·洧水注》所说绥水“出方山绥溪，即《山海经》所谓‘浮戏之山’也”。“陈”在今淮阳，本纣之友邦，后封周之贵戚胡公太姬为国。《颍水注》：“沙水……又东南迳陈城北，故陈国也。”“厉”应即陈国之东、今河南鹿邑与安徽毫县之间的厉国。“蜀”在今河南禹县东北。总之这些大部分方国都距嵩山不远的东部或南部，对商都来说，这些均为南国。故《礼记·乐记》所说武王南下而“疆理南方之国”，正在这一带。《乐记》所谓“六成复缀以崇”，“崇”是“嵩”的异体字（《国语·周语下》“其在有虞，有崇伯
”），大概武王是以嵩山为战斗指挥中心，与嵩山周围的征伐部队缀结为一个征伐网络。
这次武王由北向南的征伐，从《世俘》篇所述征讨方国多达“九十九国”，时间长达二月之久，从二月甲子克商后到四月庚戌才归还宗周。牧野大战仅用一天便结束了战斗，而征讨疆理南国却用了两月之久，其目的是十分清楚的，武王花这么大的气力扫除这一带的敌对势力，正是为他在嵩山之南、颍水之上建立东都而做的准备工作。
（二）武王时代“封建亲戚”的地望及其走势
周武王时期是否分封过同姓诸侯？学术界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说法。我们认为武王时确实分封了同姓诸侯，此仅以武王同母弟康叔初受封于颍水上流的康国，而后在讨伐武庚管蔡之后改封在卫则可证明。《史记·卫世家》索隐引宋忠曰：“康叔从康徙封卫，卫即殷虚定昌之地。”《周易·晋卦》有“康侯”；康叔鼎铭有“康侯丰（封）”作册疐鼎、康侯刀、康侯斤、康侯矛等铜器铭文均称“康侯”；特别是沫司徒
簋铭曰：“王来伐商邑，诞令康侯鄙于卫”（注：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33—35页。）。康叔封卫是在成王周公伐武庚之后，而封康国一定是在武王疆理南国之后。因此我们认为周武王“封建亲戚”是不能否定的。
傅斯年曾作《大东小东说》，认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注：傅斯年：《大东小东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年。）。此说虽未为学术界普遍接受，但我们认为还是可信的。下试就我们所见的资料再作些补证。（ 1）鲁初封在河南鲁山新证。《水经·汝水注》谓汝水上游有“鲁公水口”，“鲁公陂”，“周公渡”等，均是鲁公初封汝水上游鲁山一带的活动痕迹。《左传》隐公八年载郑庄公派大夫至鲁请求以祊地换鲁许田，《公羊传》谓许田即“鲁朝宿之邑”，谭戒甫谓其地望“也在今日鲁山县的东北”（注：谭戒甫：《周初矢器铭文综合研究》，《武汉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齐宣公四十四年“伐鲁、葛及安陵”，正义引《括地志》谓“故鲁城在许昌县南四十里，本鲁朝宿邑”。可知许田本即鲁之故地，盖有周公宗庙，郑以祊邑换许田并求祀周公。《诗经·閟宫》“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也说明“许”是周公故土。而此“许”在更早的时代曾为楚国之故土：《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庄王曾说：“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也许曾为楚先公昆吾所居，故亦可称“楚”。此“楚”是周公在成王即位初因受毁谤而所奔之“楚”（注：《史记·鲁周公世家》、《蒙恬列传》。）。周公奔楚的楚在何地学者说法不一，有的甚至怀疑这一传说。以楚庄王所说看，周公所奔之楚就是鲁国始封鲁山至许昌一带。而且《左传》昭公七年曰：“（鲁）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祖”是古出行前祖祭。鲁襄公第一次去楚国时，是梦见周公祭神并引导的。这说明鲁国传说中认为周公确实去过楚国。但周公所奔楚不是一些学者说的长江流域的楚国，而是楚先祖旧地许昌一带，鲁山至许昌为伯禽初封之地，周公避谣“奔楚”正在这一带。这一史实可确证周公长子伯禽初封在河南鲁山一带。
（2）燕国初封在郾城召陵一带新证。傅氏以为燕国之“燕”， 金文中皆作郾，其地在今河南郾城召陵一带。证据似嫌不足，然不无道理。白川静据殷墟卜辞的地名，以为“召应在河南郾城县三十五里处的南召县，即春秋时的召陵”（注：白川静：《周初殷人之活动》，《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3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5页。）；据《诗经》和金文，周初召公主要活动在东南江汉流域，杜正胜认为如果小臣掳鼎“召公垦（注：“垦”据于省吾释，见《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2—242页。）匽”中召公所垦殖的匽系河南郾城，以镇戍东南方比齐鲁一带（梁山七器出土地），更有可能（注：杜正胜：《周代封建的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本第三分，1979年。）。我们认为出土的金文可证召公初封在南而不在北。大保簋名云：“王伐录子圣，
厥反，王降征命于大保。大保克敬亡遣。王泳大保，锡休余（徐）土，用兹彝对命。”（注：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10册，1955年。引文中“泳”字依《三代吉金文存》八·四十·一重新隶定。）“录子圣”或以为是武庚禄父，是不对的。禄父是字，而录子圣之“录”是族名或方国名。郭沫若认为“录”应读为“六”，地望在今安徽六安县（注：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6册，科学出版社1957 年胶印版，第62 页B。），大致是对的。“余土”，即徐土。我们以为这是周王以徐土对召公的扩封，实际上召公始封郾城本亦为徐土。李修松《徐夷迁徙考》认为郾城得名于古郾子国，《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七：“古郾子国，汉置郾县。”认为“郾”当得名于皋陶族的偃姓（注：李修松：《徐夷迁徙考》，《历史研究》1996年第4 期。）。召公始封在徐夷郾城，征伐录子圣后，又把录子一带的徐土锡召公作为扩封，《诗·大雅·召旻》“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大保簋铭盖可为“日辟国百里”的证据之一。如果召公始封不在郾城召陵一带，锡封徐土则匪夷所思了。《诗经》十五国风之一的“召南”大概也是因召公始封之地在南方而命名的。“召南”之地旧说不一。然而《召南·江有汜》提及江水，《召南·甘棠》提到召公而据《诗序》说是召公巡行并行教于南国之诗。出土的太保玉戈铭文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六月丙寅，王在丰，令太保省南国，帅汉，遂殷南，令厉侯辟，用
（驺）走百人。”厉即今湖北随县以北的厉国（注：李学勤：《太保玉戈与江汉的开发》，《楚文化研究论集》第2 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可证明《诗序》所说“《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行露》，召伯听讼也”之说是可信的，说明召公确曾巡行南国，经营汉阳，并开辟了江汉流域的疆土，二百年后周宣王以“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锡尔祉”（《大雅·江汉》）勉励召公之后召伯虎“彻”江汉疆土之功，可证召公的确对江汉流域进行了开发。召公垦殖郾地、受封徐土、经营南国、开辟江汉疆土，均为燕初封郾城召陵一带的佐证。
至于齐太公初封是否在南阳一带，目前证据不足，待考。但周初武王时代分封的几个重要侯国都在嵩山之南一带，以禹县的阳翟（历、栎）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战略性的拱卫辐辏圈。在这个拱卫辐辏圈中，东南有召公始封于召陵郾城一带的郾国，西南有伯禽始封于河南鲁山一带的鲁国，并有武王之子应侯之国，北边有康叔初封于颍水北岸距今禹县不远的康国，东边的地处今鄢陵与许昌市之间的甥舅之国许国。这些方国都环绕着东都阳翟而形成辐辏之势。对上面所说康、应的地望应略加说明。
1.康叔封的康国在何处呢？《水经·颍水注》谓“颍水又东出阳关，历康城南”，《路史·国名纪》卷五：“康，《姓书》：‘康叔故都在颍川’。”刘起釪先生根据顾祖禹、江永等人的说法，推定康在今河南禹县、临汝之间（注：刘起釪：《周初的“三监”与邶、鄘、 卫三国及卫康叔封地问题》，《历史地理》第2辑，1982年。）。不少文献都说康叔之康为“畿内国名”（注：见《尚书·康诰》伪孔传，《康诰》孔疏引马融说、《史记·卫康叔世家》索隐及《路史·国名纪》卷五等文。），我们认为“畿”在文献中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则“邦畿方千国”；狭义则指近于王都的郊牧之内：《说文》“畿”字下言“地以远近言之，则言畿也”，《周礼·大司马》注“故书畿为近”，《诗·谷风》传“畿，门内也”。以康国的地望看，“畿内国名”康（今禹县临汝间）确是近于武王选都阳翟（今禹县）的一个封国。2.应国为周武王之子应叔所封国。据《汉书·地理志》颍川郡父城县条、《水经·
水注》及《路史·国名纪戊》、《国名纪己》等文献记载，应侯封地在今河南平顶山市一带。80年代初在平顶山市阳镇出了邓公嫁女到应国所作的媵簋（注：《河南平顶山市发现西周铜
》，《考古》1981年第4 期。），这就从考古学上证实了西周应国的地理位置。据西周金文，应侯初与管叔、蔡叔、霍叔一样作为“应监”居于应地，1958年在江西余干县出土的应监簋与应监鼎铭文均称“应监”（注：郭沫若：《释应监甗》，《考古学报》1960年第1 期；《三代吉金文存》二·四十五·四。）。后来大概在成王时期封为侯国，《诗经·大雅·下武》云“应侯顺德”，西周铜器有应公觯、应公壶、应公簋、应公方鼎等等，均为西周初期之器（注：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 《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第67—68页。），说明应叔后来已封为侯公。如果以阳翟为中心再往外扩大一些，还可看到更大一些的拱卫辐辏圈。北有封于今河南郑州市一带的管叔（《逸周书·文政》、《大匡》），西有受封在今汝水上游临汝之西的霍国，东南有蔡叔封在今上蔡一带的蔡国。另外还有一些贵戚甥舅之国也封于这个拱卫圈上作为藩卫侯国，东南有封于今南阳市一带的吕（甫）国（《尚书·吕刑》），东边有封于今河南淮阳一带的贵戚陈国。这些周初的重要侯伯之国，都围绕着阳翟（历、栎）而形成了有机的拱卫之势，这些重要方国的位置分布，可作为阳翟为武王所选东都地址的有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