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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莫在哈佛大学
索尔·贝娄（Saul Bellow）的《洪堡的礼物》（Humboldt's Gift）出版于一九七三年。如今，这部小说早已成为经典（有批评家说它是“美国当代文学的珠穆朗玛峰”）。在这部了不起的作品中，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个背运的天才诗人冯·洪堡·佛莱彻（Von Humboldt Fleisher）：他的热情、理想、他的疯狂、潦倒、最后无名的死去和身后人们对他不可思议的迷恋。洪堡的形象中，凝聚了一个逝去的（现代主义）文学时代的魅力。
索尔·贝娄（一九七五年）
贝娄笔下的洪堡并非凭空杜撰，而是实有其人，并且贝娄对洪堡的塑造几乎是不折不扣再现了其原型的真实生活——贝娄与其之间的爱恨关系也丝毫不比小说主人公西特林和他的文学导师洪堡之间跌宕起伏的友情更缺少戏剧性。而对于欧文·豪（Irving Howe）、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杜万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这些七十年代犹在文坛的“纽约知识分子”而言，《洪堡的礼物》中有关“美国诗人”洪堡·佛莱彻的部分，读来近乎一部真实的传记，以至于他们纷纷撰文，或称赞或指责贝娄的写作，所倚皆非虚构文学的批评尺度，而是他们记忆中的那个真实的“洪堡”形象——他们的昔日好友、一九六六年病逝于曼哈顿的德尔莫·史华慈（Delmore Schwartz）。
要知道谁是德尔莫·史华慈，请读《洪堡的礼物》开篇第一段：“冯·洪堡·佛莱彻的歌谣集出版于三十年代，让他一夜成名。洪堡正是大家翘首以盼、等待已久的人物。我可以告诉你，远在中西部，我等得实在心焦。一个先锋作家，一个新世代中的头一个。他英俊潇洒、肤色白皙、体格魁伟、神情严肃、出语机智、而且饱读诗书。这家伙是个完人。”
德尔莫·史华慈，在红色的三十年代，纽约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是曼哈顿岛上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文学明星：艾略特、庞德、兰色姆、史蒂文森、威廉斯这些现代主义诗歌巨人，皆视史华慈为文学新世代的最优秀者。年仅二十多岁，史华慈的作品入选各种诗歌选集——那些书的封面上写着：“从乔叟到史华慈”。欧文·豪称之为纽约知识界产生的唯一天才：自我疏离而又立场激进、身为犹太知识分子的现代英雄。陶醉于巨大成功的史华慈，自负地把自己看作是“欧罗巴、美利坚和以色列”的儿子，是“没落的西方”的文化救赎者。
责任从梦想中开始
德尔莫·史华慈名声鹊起之时，年仅二十四岁。这一年，一九三七年，他的短篇小说《责任从梦想中开始》（In Dreams Begin Responsibilities）发表于刚刚全面改版的《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第一期上。杂志的年轻主编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和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把马克思主义嫁接到格林尼治村的前卫艺术生活中，梦想着波西米亚式的艺术冒险和托洛斯基式的自由激进主义。他们在来稿中发现了默默无名的德尔莫·史华慈，立即被这篇小说深深打动，史华慈的名字从而印在这份后来大名鼎鼎的杂志的创刊号头题上，排在爱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詹姆斯·法雷尔（James Farrell）以及毕加索（Pablo Picasso）之前。
《责任从梦想中开始》是一个梦魇的故事：小说中年轻的叙述者，在昏暗破旧的电影院里，看到老旧的银幕上，演出自己的父亲向母亲求婚的全部过程，他看得泪流满面，伤心不已，同时惊恐失色地大声呼喊：“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这样喊着，年轻人被人拖出了影院，扔到外面寒冷的白昼之中，他醒了过来，那时正是他二十一岁生日那天，凄凉的冬日的黎明时分，窗台上的积雪发着微光，早晨已经到来。
《责任从梦想中开始》原版封面
四十年后，欧文·豪回忆当年读这篇小说时的感受：“我们那些读到它的人真正地体验到了似曾相识的震惊。《党派评论》发动了一批重量级知识分子来为创刊号写稿，他们的作品也确实品质极佳。像我这样的年轻读者渴求把这份杂志当作‘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政治观念的代言人——也就是反斯大林主义的左派观念——我们的兴趣与其说在小说，不如说在政治论辩上。但我们都读了史华慈的小说，因为编辑把它排在目录最上方。我们被震撼得五体投地。我知道许多人在忘记了创刊号上的其他作品之后，许久许久之后，依然记得这一篇故事。”
当年十七八岁的欧文·豪初读《责任从梦想中开始》，感到热血上涌。小说中的年轻人对银幕上即将定婚的父母呼喊：“别做这件事！现在你们两个人，要想改主意还来得及。你们什么好处都不会得到的，只有自责、悔恨、丑闻、和两个性格就像怪物一样的孩子！”那种刻骨铭心、无可救药的感觉，令欧文·豪（和许多像他一样的读者）感到从自我中分裂出一个陌生而熟悉的宿命经验。这个卡夫卡式的阴冷的故事，以煽情的戏剧方式把年轻人对命运、对生活的抗议化成恶梦中的呼喊和泪水。对于三十年代的年轻的纽约知识分子，这个故事浓缩了一个激进而又绝望、无效的抗争，以及写出了那抗争之外无法直面的过去（未来）和浩漫无际的阴险的生活。在一切美梦、一切理想尚未展开之前，责任已经从梦想中开始——开始编织人生的阴谋。
史华慈的故事打动了不仅同辈的知识分子，还有许多年长或年轻的读者（这里只要提到一位最著名的崇拜者，纳博科夫，他把《责任从梦想中开始》列为自己最心爱的一打现代文学作品之一），还有德尔莫·史华慈的母亲。一九三五年七月，德尔莫在格林尼治村华盛顿广场附近自己的寓所中，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写出这个故事，在打字稿的背面，他母亲用铅笔写下这样几行：“亲爱的德尔莫：如果除了‘美极了’还有一个我不知晓的词，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说得更精确。请留着这个故事，把它带回家来。我相信在我的生活中有些时刻值得上我所付出的那些努力。妈妈。”
美国！美国！
德尔莫·史华慈的许多创作灵感来自他母亲在早餐时间、在厨房里忙碌时的絮叨——关于史华慈的父母一代移民新大陆的冒险历险，关于辛酸的老纽约故事，关于一个美国世纪的开始……
史华慈的诗歌与小说中充满了“开始”这样的概念，他最雄心勃勃的创作是到死也没写完的多卷本长诗《创世纪》（Genesis）。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创世纪》是一部伟大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写他的自我意识在美国文明的芯子里生长出来，如黑格尔的理念那样，如何在现代时间、历史的版图上构型。但《创世纪》仅出版第一卷，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写史华慈父系和母系的家族历史。事实上，这是史华慈创作中最显著的主题之一，包括《责任从梦想中开始》在内，他的许多著名作品都是写他的家族如何移民、如何在纽约创业、随之悲剧开始的经历。受到史华慈的启示，欧文·豪后来写出了厚厚的一部历史著作《我们父亲的世界》（World of Our Fathers），把史华慈的隐喻和诗意填充到现实存在之中，记录犹太移民在美国的创业历程。但对于史华慈而言，对这个历程的书写却是同时充满伤感和反讽的。父辈从东欧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在纽约落地生根，这是一个幸存者的故事——为了寻找和保存财富，保存来自家园的记忆，保存自己，但同时这也是一个不断失去、需要不断追忆和不断重述的故事。
史华慈的家庭经历本身极具戏剧性：父母来自罗马尼亚的不同省份，父亲在纽约很快发财，容貌美丽的母亲被父亲酷似《简爱》中罗切斯特的绅士气质吸引，两人很早成婚，但父亲却渐渐远离母亲，之后两人的关系中充满争吵、猜疑和互相伤害。父亲移居芝加哥，成为当地富商，但在大萧条来临之际，父亲猝死于心脏病，史华慈随即失去了他后来毕生渴望的遗产：父亲的巨额资产在大萧条中丧失殆尽。他和母亲重新回到了贫穷的纽约西区。
史华慈在错综复杂、飘荡无根的移民经验中寻找自我的身分，像他在自传体诗剧《施拿多》（Shenandoah）中透过历史叩问自我的来历：
——跟我回来吧，站在我的视角中，带着我的感情去看那赋予了我
以思想和性格的微小的事物，在千百万种可能性之中
遗传和社群首当其冲，既束缚也开启了
我唯一的生活！
在同时获取和丧失的移民经验中，史华慈写出了居住纽约的东欧犹太移民家庭的孩子那种拼命上进而又颓唐、无辜、随波逐流的性格和人生感受。施拿多是史华慈塑造的众多虚构自我之一，在以施拿多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美国！美国！》（America！America！）中，史华慈在母亲的絮叨中重塑父代和子代的经验。母亲讲述同样来自东欧的犹太友人包曼一家的经历：那些平平常常、辛苦劳作的日常经验，许多年过来了，获得然后又失去财富，孩子们何其聪明啊，一个个长大成人；美国！美国！他们经历了第一架美国飞机试飞成功、纽约修建世上最发达的地铁网络、摩天大楼像植物一般在曼哈顿这个石头岛上疯长……渐渐的，母亲的絮叨让施拿多在不耐烦中感到忧伤起来，对于包曼一家人，无论老小，美国是一个永久的奇迹，但最好的奇迹永远让人难以捉摸，后来，包曼家渐渐穷了，孩子们没有像期待的那样，成为百万富翁、拉比或柏格森那样的哲学家，像最小的那个希德尼，三十多岁了还游手好闲，满脑子幻想，却看着家产一点点败尽……
母亲总结说，这事儿可真够荒唐，有些人哪，就是被他们的优秀给毁了。对于施拿多（德尔莫）来说，这句惊人之语倒像是对他自己命运的预言。
“我会怎么样呢？”他心里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另一篇较长的小说《孩子是人生的意义》（The Child Is the Meaning of This Life）直接写史华慈母亲家族的故事，主人公是他的舅舅，一个老小孩，天资聪颖，仪表体面，外婆一生一世期待最高的是这个舅舅，但他却是个长不大的浪子。他在贝娄的《洪堡的礼物》中也有重要出场，被写成一个永远被人爱、被人照顾的“孩子”，当他与洪堡相依为命时，他便成了自己外甥的孩子。《孩子是人生的意义》中史华慈的化身，少年贾斯珀，在舅舅被浪费的人生中看到一种噩梦般的宿命，被赋予了全部期待的孩子获得未来的全部自由，这自由既危险、又神秘，把舅舅紧紧地锁在用美国梦催生出来的黄金世界的幻想里。少年贾斯珀，不想重蹈舅舅的旧路，便从家庭中逃逸出去，逃向诗歌和哲学的世界。
世界是一场婚礼
德尔莫·史华慈从少年时期开始写长长的（经常是诗体的）日记，他在日记中用细腻的文字记录自己经历的一切日常情感细节——因为他生命中的每一时刻都那样“奇妙、不可思议”。诗人史华慈成长于这些日记的纸页上，他自己在日记中如是说：他后来一切书写的“唯一主题就是自己——这丝毫不用遮掩”。十二月八日，诗人诞生的日子，变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在长诗《创世纪》中用史诗笔触描写这一天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宛若在为一个新的弥赛亚的到来而准备。史华慈在十六岁时，读了史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精神枯竭”的年代，他认为这是命运对他最大的不公，他感到满腔愤怒，但发誓凭着他的意志，“他将以自己的生命来证明史宾格勒的错误，从历史的文化机器中逃逸出去。”（《创世纪》）
史华慈野心勃勃，从小小年纪开始，就在纽约市立图书馆的成人部借阅大部头的哲学和文学著作，他养成了夜间失眠阅读黑格尔的习惯，像先知那样热烈地为艾略特的诗歌而欢欣鼓舞。他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却离家前往思想进步的维斯康辛大学读书一年，之后转学纽约大学，他的案头读物变成了马克思、列宁和威尔逊的著作。时值大萧条年代，史华慈像许多无业、失学的犹太年轻人那样，开始把自己看作“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他的好友威廉·巴雷特（《存在主义哲学》的作者）说，因为没有希望就业，我们从职业的枷锁中被解放出来，可以自由自在地沉湎于思想世界。“纽约知识分子”便这样诞生在大萧条的贫穷、年轻人热烈的理想主义和无穷无尽的阅读之中。巴雷特后来被称作大萧条的首席历史学家，而史华慈是大萧条的编年诗人。
三十年代中期，居住于格林尼治村一间狭小公寓的岁月中，史华慈写出他最好的诗歌作品。那种口语体、散漫、自由的诗意，略具反讽的超验表达，可以看出艾略特诗体的明显影响，却没有艾略特的距离感，而同时有着兰波一般的热情和青春气息。史华慈可说是最后一个重要的美国现代主义诗人，他坚守戏剧化的修辞，日常化的象征体系和繁复幽暗的自我意识。在他最著名的作品《在裸露的床上，在柏拉图的洞穴中》（In the Naked Bed,in Plato's Cave）中，他写失眠之夜，“我”所感知的世界的细节，“我”与那世界之间的亲密而又疏离的关系：
在裸露的床上，在柏拉图的洞穴中，
射进室内的车灯缓缓划过墙壁，
木匠们在紧闭的窗下敲敲打打，
风整夜都在折磨窗帘，
一队卡车费力爬坡，
货物像惯常那样被遮盖得严严实实。
天花板被照亮了，
倾斜的图案缓缓向前移动。
听到送牛奶的招呼声，
他沿楼梯拾阶而上，
瓶子丁丁当当，
我从床上起身，
点上一支香烟，
然后走到窗前。
石头街道
显示着周围建筑物的寂然无声，
街灯警惕性的光线，
马匹的耐力冬夜天空的纯净资本让我两眼疲劳，
将我赶回床去。
在另一首名诗《疲劳而又不幸，你想到了那些房子》（Tired and Unhappy,You Think of Houses）中，他更直接地写到了大萧条年代催发的不同寻常的情绪体验：陷于人生的愤怒之中，年轻人被人生这个梦境折磨着：
疲劳而又不幸，你想到了那些房子
十二月的夜晚那些铺着地毯，温暖的房子，
白色雪片从窗外飘过，
而桔黄色的炉火跳跃。
年轻的姑娘吟唱
格拉克的歌曲，
奥尔弗斯向死神求情；
她的父母在一旁聆听，
点头示意他们的幸福心情
看到时光在她的眼神中重新唤起欢乐：
仆人们奉上咖啡，
孩子们回房睡觉，
老的小的哈欠连天，
赶紧上床，
炉中火焰窜起，
然后成为死灰，
是时候了，
你该振作起来！
打破这个乏味的梦境，
把你的目光转向人群拥挤的地下，
还有倾斜的建筑物重压之下的地方，
地铁人流之中，
衣装齐整或衣衫褴褛的无名听众，
他们环绕着你，
为你的命运敲响警钟，
你像陷于机器之中那样，陷于愤怒！
庞德在一首诗中曾经说过，时代需要有一个形象作它的鬼脸；对于青年知识分子史华慈来说，大萧条的鬼脸显现在一场漫长而没有结果的婚礼的形象中。后来他写了中篇小说《世界是一场婚礼》（The World Is a Wedding），描写他和知识分子朋友们如何在梦想、辩论和百无聊赖中度过大萧条时期，度过自己的青春期。史华慈自己坦白小说中写到的有威廉·巴雷特、哈里·列维（Harry Levin）等好友，但广而言之，他写出了三十年代作为青年人的纽约知识分子的通常形象：极度敏感，嗜读，好斗，对现实不满、却其实与社会隔膜，蔑视资本主义，视金钱如粪土、却有时也不免于渴望社会名声，以为自己胸怀世界、却其实内心脆弱。小说写一群年轻朋友（有作家、哲学家、社会思想家）每周聚在一个年轻诗人家中高谈阔论，一切费用都由尚未失业的、诗人的姐姐承担，这个年龄不小的女子本想在这些小伙子中找到一个如意郎君，却在五年中消磨了希望，她开始感到愤怒，而年轻知识分子们却无人对她在意。他们其实也渐渐丧失了属于自己的希望，他们小圈子的生活变成了他们唯一的现实，他们只生活在自己的话语之中。对于诗人的姐姐来说，世界是一场永远在期待之中的婚礼，而对于诗人和他的朋友们，世界是一场永远不会终止的婚礼：自我与自己结婚。
画家瓦尔科特所画的德尔莫肖像
为“纽约知识分子”确定含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当然给这个群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意识，史华慈在《世界是一场婚礼》的自我讽刺之中却无疑写出了他们更深层的生存状况。但小说真正动人的地方还在于，史华慈写出了那样一种少年气盛的理想主义——那其实与社会主义无关，更多地被一种极端性的个人想像鼓舞，那想像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文学的。虽然“纽约知识分子”群体后来命运多舛，分化成各种思潮（从社会主义到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但史华慈或许真地写出了这个群体的“创世纪”时刻：对于秩序束缚和思想贫瘠的不满，导致一种任性的自我意识，抵制任何盲目顺从和媚俗（无论精神还是物质），而把个体化的文学体验看作文明的救赎。像我在描写特里林时说的，这些年轻人并无心追求权力，而是在文学的世界里想当然地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地下世界”。史华慈写年轻的纽约知识分子在远离社会的文字中斗智的情形，确实像参加一个欢乐的婚礼，大萧条也变成了永远的节日——德尔莫·史华慈把自己看作这节日中的明星，他为之确定了新的风尚，在自我幻想中努力把历史的嘈杂声音排斥在心灵之外。
德尔莫在一九四九年
沙皇的孩子们的谣曲
一九三七年，出生于乌克兰的菲利普·拉夫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热情在《党派评论》上推出了史华慈的《责任从梦想中开始》，不久，他把史华慈引入了围绕《党派评论》编辑部形成的文化圈子，二十四岁的史华慈真正进入纽约的文学界，他的诗歌、小说、评论随即发表在各种有全国影响的著名刊物上。刚刚成立不久的先锋文学出版社“新方向”（New Directions）的创办人、年轻的出版商詹姆斯·劳弗林（James Laughlin）将史华慈看作“美国的奥登”，与他签约出版他之后的所有作品。史华慈从劳弗林那里获得无比的尊重、信任和大量的预付金，随之在他二十五岁生日当天看到了印刷精致的他的第一本书：小说和诗歌合集《责任从梦想中开始》。此书在美国文学界引起的反响，如《洪堡的礼物》所写的那样，使史华慈一夜成名。
很快，史华慈笔下出现精彩的社会描写：一九三七年底在威廉·菲利普斯的纽约公寓中举行的一次派对被他写到一篇题为《除夕》（New Year's Eve）的小说中。《党派评论》的主要编者和作者在小说中全部出场，史华慈不无讽刺地写出每个人的脆弱心态；令人难忘的场景有：菲利普斯沉浸在派对注定失败的不安情绪中；杜万特·麦克唐纳在菲利普斯的卧室里狂打电话，为刊物募集资金；年轻的巴雷特整个晚上都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把他在雪中受寒的脚放在热水池中……而史华慈的自我化身——施拿多，在人群中孤独地自我反省，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参与到大家疯狂而无目的的辩论中去。
《除夕》并非是对“纽约知识分子”的一篇嘲讽文章，可能恰恰相反，史华慈写出那些“大人物”都和他一样，对于现实没有招架之力。这是他心目中整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通常特征，但施拿多的沉思似乎暗示，文学被赋予获取社会尊严和批判性的力量，从而可以希望能征服普鲁佛卢克式小资产阶级的犹疑不定的内心脆弱。然而，在文字与世界之间，究竟有无能量转换的可能？《除夕》描绘得更多是一种社会病症（知识分子病症？）：“那种即将流行的慕尼黑协定后的感性：知觉和情感两方面的彻底无望。”午夜时候，已经到了一九三八年，窗外下起雪来，每个人都紧张不安，感到空虚和压抑。史华慈写道，这群人中的每一个都知道，一个可怕的年头到来了，但同时觉得却无能为力，只有年轻诗人施拿多为整个世界感到忧伤……
德尔莫的杂志照
史华慈的另外一个短篇小说《抽奖》（Screeno）更深切地写出了现实与心灵的奇异关系。这是像《责任从梦想中开始》一样的梦魇小说，故事也发生在电影院里：诗人考尼琉斯因为恐惧于自己创作力的丧失，到电影院里寻求精神逃避，但在电影放映之前，经理跳到舞台上，根据大家的票根举行一次抽奖活动。考尼琉斯一方面感到不耐烦，同时却又幻想得到奖金后可以买五十卷古典文学丛书。当经理念到最后一个得奖号码——也是最大一笔奖金时，考尼琉斯发现正是自己票根上的号码。他上台领奖，经理照例要对他做些即兴问答，首先问到的是他的职业，他感到尴尬，红着脸说自己是一个诗人。观众顿时起哄起来，在经理的催逼之下，考尼琉斯必须为大家朗诵一首诗。但他朗诵的其实是艾略特的诗。故事在此出现卡夫卡式的奇异转折，一个老头粗着嗓子跳上台来，声称自己手中有同样的号码（显然是剧院印重了奖券）。老头破衣褴衫，一看就是东欧犹太人，在台上红着眼睛向经理要奖金，但被经理断然拒绝，被观众无情地嘲弄……此时被催促拿上钱赶紧下台去的考尼琉斯，被老头的焦急、贫穷、泪水和满脸的绝望打动了，他冲动地开始帮老人说话，经理冷漠地说，那只有让你放弃你的奖金。考尼琉斯把钱给了老头，转身向观众吼道：“不要做无情的中产阶级！”观众大喊着“这家伙是个激进分子！”考尼琉斯跑出众声喧哗的剧院，想到要把这件事瞒着母亲，她会说他像唐吉诃德一样愚蠢。他又想到尊严的价钱如此之小，于是在一种欢愉的心情中走进寒冷、混乱的大街，同时吟诵起一首十四世纪的苏格兰诗歌，诗中教谕人们要有世俗的勇气，要快乐、而非忧郁地面对世界。
事实上，史华慈与社会现实的密切接触仅仅只有两三年而已，从四十年代开始，像贝娄笔下的洪堡一样，史华慈开始逐渐陷入精神崩溃——这个过程十分漫长，史华慈在他精心刻画的“创世纪”的史诗背景之下，一点一点失去对自我、对世界的现实感，他如自己笔下的考尼琉斯和施拿多一样，在文学庇护下的自我抒情中得以逃离生活的时代，逃离历史，进入现代英雄的自我想像中。史华慈的文学自我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像他一首题为《沙皇的孩子们的谣曲》（The Ballad of the Children of the Czar）中的一个段落所隐喻的那样——自我与现实本是同谋，自我的满足来自于现实的空洞回应，而现实因之被自我想当然地纳入想像的循环之中，自我是那只追逐自己、把一切都变成自己的弹力球：
弹力球碰上的地面
是另一个弹力球。
别处还有一个世界
贝娄在《洪堡的礼物》中说，“洪堡想要把世界变得熠熠闪光，”却因为自己的材料不足而走向疯狂。这是浮士德式的疯狂。在想像层面上，史华慈把自己看作一个为了重塑世界而生的现代神。但他时时处在紊乱的精神状态。无法克服的焦虑，整夜整夜的失眠，迫使他每天吞食大量的镇静药，而为了写诗，他又需要各种有害神经的兴奋药来保持清醒。在镇静药和兴奋药的交替作用下，史华慈在社交界给人一种“天神”般的奇异光彩，但又有着恶魔般乖张、暴戾的脾性。《洪堡的礼物》里描写的各种不可思议的社交灾难和家庭暴力，大多都真实发生在史华慈的生活中。
最致命的焦虑是关于自己的写作。在第一本书出版之后，史华慈给自己设立了一个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后来却无一能够完成。这导致了更大的焦虑。史华慈在二十八岁生日那天，逼问自己是否比二十八岁的莎士比亚或者二十八岁的但丁更加成功，或者他们也都像他一样具有无法克服的内在冲突。《创世纪》第一卷遭到了奥登的善意批评，从此史华慈不再受到批评界青睐，这使得他几乎陷于不能执笔的绝望境地。
一九四○年到四七年间，史华慈与妻子格特鲁德（Gertrude Buckman）住在麻省康桥，史华慈受聘于哈佛大学，讲授英文诗歌，但他是一个过于散漫的教师，他的教学经验充满挫折，而他与哈佛同事之间的相互敌视确定了此后他处理人事关系的范式。虽然他在哈佛遇到像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这样崇拜他的青年诗人，他却感到远离了文学的中心。在哈佛不开心的教学经历和在康桥的孤寂生活（他于一九四五年离婚）使史华慈无比怀念纽约，以至于在一九四七年春天正当哈佛英文系决定给他提升教授的时候，他突然一时冲动，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回了纽约，一头钻进熟悉的纽约酒吧，决定从此以后再也不回康桥。
德尔莫与妻子格特鲁德
史华慈后来与伊丽莎白·宝莱（Elizabeth Poller）结婚，两人在新泽西买下一处农庄，开始了《洪堡的礼物》中描写的“疯狂”阶段：史华慈在纽约和新泽西之间频繁往来，昼夜不眠地阅读黑格尔，思考世界精神的问题，开始与老朋友们一个一个闹翻，开始变得愤世嫉俗、蛮横无理、动辄就大打出手，同时也渐渐失去早年的文学创造力。年轻的索尔·贝娄在这个时候与史华慈成为朋友，他暗中发起募捐，从《党派评论》的编者、作者和新方向老板劳弗林那里募集到一笔款子，以防生活混乱的史华慈有一天真的会精神崩溃。
德尔莫的第二个妻子伊丽莎白
这一天在一九五七年春天来到。伊丽莎白因为不堪忍受与史华慈的恶劣关系，留了一张纸条声明她与史华慈分手。史华慈在纽约到处寻找妻子，而对妻子不忠的怀疑导致他确信《艺术》杂志的一个编辑将她藏匿起来了。他对那人拳脚相加，一连数日上门威胁。最终警方把史华慈逮捕，送进精神病院。史华慈在骗取了贝娄募集的钱款之后，从医院中逃走。（这一段在《洪堡的礼物》中有精确的描写。）史华慈并且还起草了一份控告书，控告包括索尔·贝娄在内的一连串作家对他的集体精神迫害。此后，从一九五七年秋天起，史华慈开始了他在曼哈顿不同的旅馆和酒吧里孤寂的流浪生活。
《洪堡的礼物》写西特林在洪堡去世前两个月，在纽约的大街上突然撞到他，看到他满脸都是死人的样子，“他灰头土脸，缩头缩脑，病歪歪的样子，满身是土，正在吃一个面包圈，那就是他的午饭。”史华慈的最后十年确实在无名和潦倒中度过，除了偶尔在一些大学里朗诵、演讲，他基本上都孤寂地在酒吧里消磨时光。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一日凌晨，就像《洪堡的礼物》中写的那样，史华慈死于心脏病突发。他死在纽约西四十六街、靠近第六大道的一家廉价旅馆的电梯里。他死后两天都无人来认领尸体，直到七月十四日，《纽约时报》用大量篇幅报道了《责任从梦想中开始》的作者德尔莫·史华慈的死亡。他的老朋友们随即纷纷撰写文章怀念这位“纽约曾经诞生过的最优秀的诗人”。与此同时，对纽约的知识分子圈子感到厌倦、已经移居芝加哥的索尔·贝娄，决定写一本书纪念他的朋友史华慈——六年以后，他完成了《洪堡的礼物》，一部同时关于过去和现在的小说。
洪堡的礼物，那到底是什么？在贝娄的小说中，是洪堡留给西特林的两部电影剧本。正当西特林陷入人生和写作的全面危机的时候，他得到这个礼物，使他没有像洪堡那样从此一蹶不振，而是对生活重新有了一番新的理解——正像洪堡临死之前，在写给西特林的长信的末尾，得意洋洋地说的那样：“我们不是自然存在，我们是超自然的存在。”
这不禁让人想起，德尔莫·史华慈在一九五一年写的一篇题为《现代世界中诗人的天职》（The Vocation of the Poet in the Modern World）的文章中说：“在文明将要遭遇的不可预料的可怕未来之中，诗人必须准备着要超越这个世界、要不可摧毁。他必须把自己奉献给诗歌，即便没有任何其他人会读他的诗作；作为一个诗人，他也必须不可摧毁，直到他作为一个人被毁灭的那一天。在现代世界中，诗歌是疏离的；它因此将牢不可摧，只要每一个诗人的信念和爱永不覆灭。”
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亦庄亦谐地写出了洪堡（德尔莫）作为一个人被毁灭的命运以及作为一个诗人的不朽。笃信灵魂论的西特林对人说，洪堡的失败其实是一次真正的成功，失败是经验意义的，而洪堡像神话中的人物（上帝？）一般，不需要现实经验、环境和历史给于他的“身分”（identity），他的诗人灵魂具有着“存在实体”（entity），他超越现实的限制，存在于尘世之上。对于饱经人世沧桑的西特林来说，他拼命追求来的财富和名声不过是过眼云烟，而洪堡才真正地实现了“美国梦”——作为一个超越现实的真正的梦想者，而不是精于计算的凡夫俗子。
但尽管《洪堡的礼物》几乎要建立一种神秘主义的灵魂论（西特林喋喋不休地自述一种生生不息、循环不已的文明观念和人生哲学），贝娄显然更要表达他面对日益粗鄙化、媚俗化的现代文明的忧虑和思考。或许更应该把“洪堡”理解为人文主义者索尔·贝娄为美国精英文化招魂的法宝——在贝娄连篇累牍关于灵魂沉睡和苏醒的说教之中，其实隐藏着一种文化乡愁：知识分子西特林自认为一直都无法从被物质文化和意识形态催眠的灵魂沉睡中摆脱出来（更不用说那些美国大众了），而洪堡的失眠却可能是因为他的灵魂拒绝入睡，拒绝顺从于尘世的（精神与物质的）征服，他的疯狂也像结论似的强化了他对于现实世界和历史、对于生活和所有他人的失望……
德尔莫在格林尼治村（一九六一年）
从古到今，像洪堡这样的疯狂诗人绝非罕见，尤其还有那些生活在诗和思想的世界、而最终厌世自杀的诗人们。史华慈虽然没有在自杀中得到诗人的荣耀，但在贝娄眼中，洪堡——德尔莫却既真实、又虚幻地用自己被“浪费”了的人生证明了我们生活时代的精神病状，并为这个时代增添了一种悲欣交集的心灵冲突。作为美国世纪的最焦虑的灵魂，史华慈的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树立了又一个“诗人崇拜”的偶像，而更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以自我疏离来挑战生活世界的“规训”——责任、婚姻、家庭和一切世俗伦理的束缚——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现代世界的“怪物”。就像在《洪堡的礼物》中那个令人无比忧伤的段落里，已经丧失一切财产的西特林，在黑手党挟持之下，来到巴黎一家戏院里，观看一部好莱坞抄袭洪堡与他遗落的手稿拍摄而成的巨片，扮演主角（一个食人者）的演员酷似洪堡再世，西特林看到那忧伤的食人者因内心恐怖而发狂，被苏联士兵捆绑、作为怪物展览，整个戏院的观众笑声不绝，而他却禁不住放声大哭——在那个食人者身上，他看到了洪堡被送往精神病院的时候与看护做殊死搏斗的情景，他看到了那个只不过是生活在自我幻想里的洪堡，那个与现实渐渐隔绝、沉没在世界的阴影里面的老友……
于是，爱德蒙·威尔逊在《阿克塞尔的城堡》（Axel's Castle）中批判的那种自我疏离的现代主义诗歌倾向——栖身于古堡之中，阿克塞尔选择梦想，摈弃现实，宁要在死亡中逃往另一个世界——阿克塞尔的不可思议的“天真”选择，通过史华慈的生活、写作，变成一个充满焦虑的噩梦，它不再能够证明梦想的纯洁和高贵，而是在现实中投上一个怪物般的阴影。它在一个秩序日趋良好的世界里变成一个衰朽细胞。它以诗歌的名义在“自然”中书写“超自然——病态”的自我，如史华慈的一部诗剧《别处还有一个世界》（There Is a World Elsewhere）中所写的：“他独一无二的本质是如疾病一样的存在。”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写于纽约